第三章 兩岸品牌併購發展趨勢
第二節 兩岸品牌併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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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兩岸品牌併購趨勢 壹、 全球化下兩岸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趨勢
全球化來臨，國際間資本流通不再有國界，跨國貿易及投資行為越來越普 遍。企業除了利用出口貿易的方式開拓海外市場，直接至海外投資、建立跨國 企業的模式逐漸增加，如何在全球市場進行佈局、整合及分工，成為企業永續 經營所不可或缺的策略考量。而國際直接投資（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IDI）4又與國內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息息相關，甚至影響國際地位，因此近年 來是各國政府皆重視的經濟活動。無論各國內國法規、政策，國際間的投資協 定與條約也隨著該趨勢相繼而生，台灣和中國大陸政府亦不例外。除了制定了 關於企業對外投資的法規，配合內國的經濟結構發展、外匯存底狀況和國際態 勢，階段性地修改相關的法規和政策走向，做出相應對策，降低風險並增加發 展機會。
一、兩岸對外投資政策發展背景
(一)、 台灣
根據經濟部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年報，台灣最早的對外投 資記錄始於 1959 年對馬來西亞 10 萬美元的投資，當時「獎勵投資條 例」的推動，開啟了 1960 年代以後的投資潮。而以 1959 年到 1969 年為 起步萌芽期。當時，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台灣之經濟發展尚在 起步階段，人才、資金、技術、外匯等各種資源極為缺乏。因此重心以
「外資引進」為主，對外投資的審核條件嚴格且案例不多。直到 1965 年 發展「出口擴張」，建立三個加工出口區，台灣始進入經濟起飛，並以開 拓國外市場為動機對外直接投資，奠定了往後對外投資活動的基礎開 端。就投資區域而言，主要分佈在亞洲地區，以東南亞和香港為首。
4 國際直接投資（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IDI）：係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IDI）及外人 直接投資（Inward IDI）之累積計數。其中，海外直接投資亦稱為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指透過控制目標企業部分產權或直接參與經營管理以獲取利潤的資本對外輸 出；國際貨幣基金（IMF）則將其定義為，企業未達持續性之利益，直接參與經營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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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出口導向時期，國內對外貿易轉向順差，外匯存底大幅增加，
於 1972 年修正並更名相關法規為「對外投資審核處理辦法」，放寬條件 及對外投資範圍，投資區域已擴及於其他洲，但仍以東南亞地區為主。
1970 年到 1979 年屬於台灣對外投資緩增期，投資金額有明顯之增加趨 勢，亦擴大了投資業別。此外，受到期間二次石油危機的影響，致使投 資動機轉為取得原料及天然資源、建立海外行銷據點為主。尤其致力於 石化工業的投資與發展，深遠地影響國內產業、經濟與就業結構，促進 生產提升。
1980 年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已達一定規模，邁入對外投資的 成長期。然而，面對石油危機衝擊過後價格依舊高昂的生產成本，以及 新台幣升值下進出口的停滯。台灣面臨經濟轉型的壓力，政府呼籲國內 企業必須掌握當前經濟環境轉變之契機，積極爭取國際合作，朝向技術 密集工業、高科技產業發展，帶動工業升級。故，在以「自由化、國際 化、制度化」為經濟政策最高指導原則之下，無論金融制度、對外貿易 及投資都更加自由化。將「對外投資審核處理辦法」修正並更名「對外 投資及技術合作審核處理辦法」，再次放寬投資標準，藉以鼓勵與輔導國 內產業轉型，升級為資本及技術密集產品之生產，投資區域也轉變為以 技術來源國美國為主。1987 年則公佈之「管理外匯條例」，大幅放寬資 本管制以及解除經常帳的外匯管制，使外匯自由化。在國內政策的影響 下，台幣瞬間大幅升值，伴隨著貿易順差創下歷史新高以及累積的龐大 外匯存底，對外投資金額更明顯倍增。
1991 年，我國始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然而，僅從 1991 年至 2015 年 4 月投資金額達約 1473 億美元，規模遠大於所有對外投資的 924 億美 元，顯示自開放後台灣對外投資高度集中於中國大陸。隨著 2002 年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 WTO 後，不僅與國際接軌，提供持續經濟改革、改善經 濟環境與政策革新的動力，更有助於國內企業拓展市場的機會，帶來面 對國際競爭，應加強自身競爭力的警惕。在此時空背景下，政府陸續制 定或修正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公司法、企業併購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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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六法，直接或間接提供一般企業及金融服務業 併購整合的工具，期能提昇台灣企業在全球化之後的國際競爭力（李禮 仲，2002）。
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有主要國家企業海外併購（Cross-border M&A Purchases）及對外新設投資（Greenfield FDI）兩種模式。台灣併購與私 募股權協會黃日燦理事長指出，台灣因為腹地較小，企業多為外銷導向 的經營型態，在全球化競爭之下，海外併購自然是企業擴張版圖的重要 手段之一。然而台灣企業規模通常較小，併購交易經驗與資金籌措能力 較薄弱。因此，建議政府可以適度建立產業政策，提供中小企業更多資 源，輔導企業轉型以及協助中小企業與外國企業協商併購與投資及相關 資金的籌措等事宜。亦可透過法令的修改與鬆綁，開放更多併購交易方 式的選擇，增加企業在海外併購活動的彈性和交易架構設計的空間。並 且在避免造成國內產業過大衝擊之下，持續參與經濟自由化、加入區域 經濟整合的行列，使企業更加順暢地購過併購或投資取得新的市場機會 與成長動能（劉于甄，2015）。
(二)、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由於政治體制偏向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國內企業經濟活 動與發展深受政府政策的影響，因此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範 圍及特徵與其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和社會發展計畫息息相關，甚至帶有官 方主導的政治色彩。
1978 年提出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對非洲等國家或地區之投資，都是 由政府主導的援助項目，並不屬於真正的對外投資。故在此階段，中國 並未有任何政策鼓勵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1979 年 8 月中國國務院頒 布「關於經濟改革的十五項措施」，第一次把「出國辦企業」作為國家政 策。陸續發布了關於投資審批程式、管理原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中涉 及外匯、境外金融機構等管理之法規。在改革開放初期（1990 年之 前），發展任務著重於行政審批體制化和外匯管理的建立，又加上審核較 為嚴格，因此投資總額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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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中國政府在十四大報告中指出「要積極擴大中國企業對外投 資和跨國經營」，1997 年十五大報告中，更指出「要鼓勵能夠發揮我國 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 源』」。自十四大首次提出「走出去」政策，又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影 響，鼓勵企業向外發展，以擴大出口與累積大量外匯存底。此後，便進 入調整規範階段，著重在完善對外直接投資之法律體系，並明確指示中 國企業要依據其優勢，利用國外資源與市場，引導企業持續且更加理性 地對外投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金額開始明顯增加。
2001 年底，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運用其組織架構，
促進經貿體系與世界經貿市場規範接軌，並積極吸引外資投入創新驅動 國內產業發展。2002 年中國政府在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引進來』
和『走出去』相結合，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不斷提高對 外開放水準」；2007 年在十七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要創新對外投資和 合作方式，支援企業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開展國際化經營，加快 培育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積極開展國際能源資源互利合作，採取 綜合措施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對外投資成為政府平衡國際收支、保 障能源和戰略資源及加強品牌行銷的策略。並以「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 向目錄」，分類出鼓勵、允許和禁止等三類投資項目，也對於投資國別、
投資領域進行方向性指導，提供產業對外佈局之建議。而根據 2010 年的
「十二五」規畫之內容，提倡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高端 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七個產業為戰略性新興產 業。可見，獲得已開發國家先進技術和科技能量，也是「走出去」、「引 進來」戰略之目的。
2015 年初國際投資圈發生兩件大事，第一是中國大陸成為外國直接 投資第一大流入國，首度超越美國；其次是中國成為資本輸出大國，從
「中國製造」邁向「中國投資」的新格局。近期中國大陸政府的一系列 政策，更是給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發展強勁有力的支持。例如，新《境外 投資管理辦法》的實施將對外投資「審批制」改為「備案制」，便利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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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操作;同時，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籌設亞洲投資銀行、廣建自由貿易區等新 型區域合作架構，加深了與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從而為中國 大陸企業提供了全球化發展和投資的政策紅利。同時，亦鼓勵企業將全 球化與產業創新兩大戰略相互配合，企圖進一步主導全球產業規格與標 準等關鍵性措施，培養全球化發展的長期核心競爭力。讓中國在國際政 治經濟舞臺上，展現影響力加快中國大陸企業全球化的發展進程。
中國企業在政府野心勃勃地引導下，正積極地在全球價值鏈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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