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兩岸關係與文獻回顧
第二節、 兩岸關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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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母公司留在台灣而在中國大陸從事生產工作，因此形成了國際性分工，加強了 國際競爭力、擴大公司的營運。是故，整體而言，與中國大陸的經貿發展並未造 成台灣產業空洞化、增加淨失業率，反而，有利於台灣的產業升級與國際收支（童 振源 2000；吳重禮、嚴淑芬 2001）。所以，根據學者的分析台灣民眾的第二 點隱憂基本上是不需太過憂慮，而第一點隱憂則是點出本研究的重點─台灣民眾 對於兩岸經貿往來的看法是利多？還是弊多？
第二節、兩岸關係理論
在兩岸關係理論的中有三大主要討論兩岸互動的理論範疇：整合理論、分裂 國家模式和博弈理論。整合理論認為經濟與科技的快速發展會對國際社會成員造 成影響，其中整合理論又分為三個主流：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和聯邦主義。分 裂國家理論主要是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個政治上分裂的國家為討論對象，然 後進一步討論並是用於兩岸關係上。最後，博弈理論適用在討論兩造雙方的戰略 目標與政策後果，因此適合用來分析兩岸的談判結構（吳玉山 1999）。因此，
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互動中，本文在整合理論範疇下討論兩岸的互動。
整合理論三個主要流派之一「新功能主義」認為「政治整合非純由經濟與科 技決定，而是政治力互動的結果」（高朗 1999），因為二十一世紀科技的快速進 步（網路發達、交通運輸快速）使得兩岸間的距離開始拉近，此外近幾年來中國 大陸的經濟政策變化相當大，以經濟與對外政策最受其他國家注目，台灣也相當 關注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因此，本文認為新功能主義最能適當的切入當前的兩 岸關係。除此之外，當今也愈來愈多的研究從兩岸的經濟關係角度來看，以「中 國威脅論」最為廣泛，由於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策已逐漸從過去的強硬手段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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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Kang Leng, 1995)。但是，另一方面無法說明中國大陸的經濟惠台政策的完 整成功，因為雖然政策成功影響台灣政府的應對政策，但卻不一定成功的反應台‧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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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指國家的整體國力（含經濟、軍事力量）來看，台灣從過去經濟力量優於中 國大陸的地位，轉變至今日台灣在經濟上逐漸需要依賴中國大陸人力、物資、市 場等，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的權力大小由相對平等轉變到較不平等，從「大小政治 實體模式」來看台灣會受到中國大陸的對內、對外政策而制約。其次，根據修正 後的「大小政治實體模式」，將大國對小國的態度也視為變項放入模型之中，將 其區分為「兼併」（意旨積極圖謀併吞小國）與「羈縻」（意旨只要求約制住小國 的行為，在一定範圍內給予其自由），因此對大國而言，若大國經濟發展落後小 國，則可能採取「兼併」的方式；但若大國的經濟發展超越小國，則併吞小國可 能會對大國經濟造成不利，因此大國會採取「羈縻」的方式。因此，修正後的「大 小政治實體模式」則以國家大小、經濟能力高低為變項，將大國、小國策略劃分 為以下四種：「羈縻」、「兼併」、「抗衡」、「扈從」（如下表 2-3）（吳玉山 1997, 220-222）。
表 2-3 大小政治實體的相對態度 國家能力
經濟發展程度 大 小
高 羈縻 抗衡
低 兼併 扈從
資料來源：吳玉山，1997，〈結論：類比模式對兩岸關係的適用〉，
《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頁 222。
然而，在「大小政治實體模型」中再放入第三影響因素「外力介入」，第三
度以及對於盟友關係的過度依賴。「扈從」會改善小國和強鄰的關係，減少直接受到攻擊的可
能，但是卻會喪失本國外交的主權，成為大國的附庸。（吳玉山 199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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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27-228）。簡言之，在 90 年代「大小政治實體模式」是驗證兩岸關係相 當重要的理論。但是，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發展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再加上美 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也逐漸不同，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愈來愈重，因此而需要更進一步解讀「經濟」在兩岸關係中的影響。
在民主國家選舉中，「經濟議題」是影響民眾投票的因素之一，根據研究西 方國家選舉發現：當執政黨的經濟表現不佳時，會導致執政黨下台(Lewis-Beck 1988,8)。所以，在政黨的選舉競爭中，「經濟表現」可能會成為執政黨的優勢或 議（認同面向）；第二，經濟與安全衝突（利益面向）。Anthony Downs(1957, 1-2)
16 張宗傑，2011，〈100 年 4 月兩岸貿易情勢分析〉，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
http://cweb.trade.gov.tw/kmi.asp?xdurl=kmif.asp&cat=CAT322，檢索日期：2011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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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體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認為人的行為都是經過理性算計的，而經濟學者眼中 理性的人是會極大化利益、極小化成本達成目的，因此經濟學者能夠透過預測的 方式知曉目標。所以，Down(1957, 14-15)將經濟學的理性預期模型假設帶入他的 理論模型中，他認為政府行為是需要獲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因此藉由假設民眾 是理性行為者而預測政府的行為或政策方向。同樣地，吳玉山（1999, 179-181）
提出的「選票極大化模式」是指在選民偏好成常態分布的情形下，政黨政策會向 分佈高峰移動，會產生這種現象是因為政黨希望將選票極大化17。因此，政黨會 基於選民的偏好來選擇政策。所以，政黨的政策會因為選民對兩岸關係的偏好而 產生改變，再加上台灣的大陸政策可分為兩個主要面向：統獨爭議以及經濟與安 全。因此，政黨的政策目標是獲得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因而會探詢大部份民眾對 兩岸政策的意見來爭取選票。所以統獨爭議、經濟利益與政黨三者會相互影響。
在經濟學中定義理性的個人有以下五種行為：(1)在面對眾多選擇中總是可 以做出決定，(2)可以將所有的選擇依其偏好排序，(3)他的偏好排序是具有遞移 性，(4)他的偏好排序是由高至低，(5)在相同情況下他總是做出相同選擇(Anthony Downs 1957,6)，具備這五種行為才稱為其為理性的個人。然而，根據 Hardin(1995, 15)在討論理性抉擇與認同時，認為理性的民眾會作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而若 這個選擇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過高，則民眾會愈不願意做這個選擇。因此，在理性 個人的假設下，台灣民眾在面對統獨抉擇時會有偏好順序，在兩岸關係的兩大重 點：安全與利益中作出最適當的決定。並且，根據 Hardin 的假定理性個人會做 出成本最小、獲利最高的選擇。
與理性抉擇模型相對的是「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Sears 等人（1980）
17 請參考：陳陸輝、耿曙，2009，〈臺灣民眾統獨立場持續與變遷〉，《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P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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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經濟學理論的理性個人行為指出投票抉擇是個人自利算計的結果，而人的自 利行為必須是與以下幾個目的相關：(1)滿足個人物質生活，(2)考量到個人的社 會經濟地位，因此，Sears 等人認為人的「自利行為」必須排除長期個人利益的 計算，只能是中、短期的利益考量。因此，「符號政治」與理性抉擇模型最大的 不同點在於：不一定要滿足個人的利益(needs)，並且「符號政治」強調早期接收 的刺激或認知所形成的觀念與後期的態度一致，例如：幼童從小對共產主義接收 到的資訊是負面消息，那麼會導致他討厭共產主義。所以，「符號政治」認為在 社會化過程中所學習的知識、接收的資訊、信仰等會形成一條線索，在未來面臨 某個狀況或議題時便會影響到他的態度，例如一些重要的政治傾向：政黨認同、
左右派意識形態、民族主義以及種族偏見(Lau, Thad A. and Sears 1978; Sears, Hensler and Speer 1979; Sears et. al, 1980)。「符號政治」原先應用於分析選民的投 票行為，Sear 等人（1980：670-672）在研究中發現選民對政策的支持與否，往 往與個人的利益無關，但卻發現選民個人的左右派意識形態、政黨傾向或種族偏 見會影響他對政策的支持。所以，依據 Sears 等人的研究來看，若以民眾的自利 行為作為「理性」判斷，而民眾的社會化過程經驗為「感性」判斷，本文將要看
「理性」與「感性」對民眾在兩岸關係的統獨立場上的支持程度。
徐火炎（2004）將符號政治理論應用至台灣，以台灣心、中國情作為情感政 治的因素來看民眾的投票抉擇。若進一步討論「台灣心」、「中國情」可連結到 Carl G. Jung(1960a,1960b)的「情結」(complex)概念，他認為「情結」是存在于個 人潛意識中的一種有組織且互相關聯的情感、想法、記憶或印象，而這種心理現 象是環繞著一種創傷性事件之特定印象與記憶所形成的，並不同於一般意識型態 中所謂的「態度」。因此，「台灣心」、「中國情」以及「省籍情結」等詞都隱含 Jung 所提出的概念。Jung(1960b)將超越個人而集體存在的一種「情結」稱為「集 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這種「集體潛意識」是指依據前人過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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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經驗（包含文化、種族等）所遺留下來的潛在記憶，同時他也認為這對一般 具有共同生活經歷的人群而言，在潛在的記憶中一定有共通性。以「台灣心」、「中 國情」為例，這兩類人在集體潛意識中分別有「台灣」、「中國」的生活經歷。本 文將 Jung 提出的「集體潛意識」概念與 Sears 等人的「符號政治」概念相連結，
本文認為具有共同集體意識的個人，其本身內在的潛意識會在無意識下與其態度 連結，這類型的潛意識將會對他本身的態度造成影響。
因此，本文想更進一步從情感政治因素影響下的感性層面來探討感性因素對 統獨立場抉擇的影響。過去研究中，從理性與感性層面來探討民眾對兩岸交流速 度的態度（Keng et. al 2006；黃冠博 2006；陳陸輝等 2009），感性層面（省 籍認同、身分認同、政黨認同、台灣意識）對於交流速度快慢的看法較理性層面
因此，本文想更進一步從情感政治因素影響下的感性層面來探討感性因素對 統獨立場抉擇的影響。過去研究中，從理性與感性層面來探討民眾對兩岸交流速 度的態度（Keng et. al 2006；黃冠博 2006；陳陸輝等 2009），感性層面（省 籍認同、身分認同、政黨認同、台灣意識）對於交流速度快慢的看法較理性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