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社會行為的意義與理論基礎

本節說明利社會行為的意義、利社會行為的類型、利社會行為 的理論基礎、利社會行為的發展與利社會行為的測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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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利社會行為的意義

人類與其他物種最重要的區辨之處在於人類的合作性、幫助性 與利他性，被視為人類關係建立的基礎（Fehr & Fischbacher,

2003）。因為「利社會行為」與「利他行為」是意義相近的名詞，故 常被學者交互使用（Bar-Tal, 1982），甚至視為同義詞，但若加以嚴 格劃分的話，兩者間仍有所差異，茲分述如下：

一、利社會行為

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是指任何對他人有益的行動，

例如安慰或救助受傷的人、協助他人完成目標，或即使只是讚許別 人的成就或外貌，而令人有愉快的感覺（Shaffer, 1995），都可稱 之。也有學者認為利社會行為係指行為的結果有利於他人或群體，

並不考慮個體行為的內在動機為何，而以個體行為表現對他人具有 正面結果來判定（趙恕平和鍾志從，2010）。Bar-Tal（1982）則認 為利社會行為是只能增進他人利益的行為，包括合作、助人或交換 等行為。

以兒童發展的角度來說，Schaps 認為兒童的利社會行為是一種 社會能力，其中包含自我成長之意，例如在兒童關心、幫助、瞭解 他人時，同時也能兼顧自己需求，以達到平衡的行為表現（吳佩 靜，2010）。也就是說幼兒表現益於他人的行為時，不僅能站在對 方的立場思考，同時也能兼顧自己的能力與限制，其行為歷程中，

兒童不僅需學習觀點取替能力，也要有能力衡量自己的需求，取之 平衡後，再表現有利他人的行為，這都展現出幼童在認知、情緒、

行為上的成長。而若以廣義與狹義的角度來定義利社會行為時，可 分為：廣意的利社會行為：係指對社會有積極正向的影響力行為，

不管其動機或結果是利己或利人，行為結果有無酬賞或回報，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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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為皆可謂之利社會行為；而狹義的利社會行為：係指能夠增進 他人利益的行為，誠如：奉獻、幫助、合作皆屬之。

二、利他行為

利他行為（altruism）係指行為者完全沒有利己的動機，而是全 然以他人福祉為目的，將焦點放在隱藏於利社會行為之下的動機或 意圖（吳佩靜，2010）。據此觀點，如果行動者的原始動機或意圖 是想提供某人正向的結果，而不管自身的動機究竟為何，那麼這個 行動就可稱之為「利他」（Shaffer, 1995）。而 Bar-Tal（1982）則 認為利他行為是一種自發性的行為，有如正義的道德信念，且不求 外在回酬賞，行為的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換言之，真正的利 他行為，係指對他人的關心更甚於自己，是以協助他人、與他人分 享、撫慰他人等助人行動為目的，不存私心與報酬的利己成分，而 是在於「有利他人」本身。

綜觀上述利社會行為與利他行為之定義與探討，可歸納出兩者 的相似性為：1、正向、利人的社會行為；2、道德表現的行為；3、

外顯的利人行為；兩者的相異性為：相較於利他行為，利社會行為 的範圍較廣泛（羅瑞玉，1997）。換言之，利社會行為除了包含利他 行為外，還包括互惠合作、利人利己、正向積極的社會行為。儘管 兩者在動機與意圖上有些微差異，但其行為的本質都是有益於他人 的。

貳、利社會行為的類型

利社會行為的類型可能因不同的研究目的與內容而有不同的分 類，以下將列舉國內外學者對利社會行為類型的看法，茲分述如 下：

Bar-Tal（1982）認為利社會行為是增進他人利益的行為，包括 合作（cooperating）、助人（helping）或交換（exchanging）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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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Penner 和 Finkelstein（1998）則將利社會行為定義為「個體傾 向於考慮他人福祉與利益的行為」，其行為表現包括關心

（concern）、同理（empathy）和造福（benefit）。Eisenberg、Fabes 和 Shinrad（2006）認為利社會行為表現包括分享（sharing）、安慰

（comforting）、合作（cooperating）、幫助（helping）、稱讚

（complimenting）、同盟（affiliating）、支持（supporting）。

王佩玲（1997）將利社會行為歸納為：分享（sharing）、輪流

（turning）、合作（cooperating）、給予（giving）、幫助

（helping）和照顧（caring）。羅瑞玉（1997）則認為國內外學者在 幼兒利社會行為中探討較多的類型為慷慨（generosity）、安慰

（comforting）、救助（helping）與合作（cooperating）。張春興

（2006）認為利社會行為的表現包括：合作（cooperating）、助人

（helping）、奉獻（dedicating）等。趙恕平和鍾志從（2010）則進 一步將正向人際互動的概念納入利社會行為表現，將幼兒的利社會 行為表現分為幫助（helping）、關心（caring）、分享（sharing）、

合作（cooperating）四種類型。

綜觀上述利社會行為的類型，可知幫助、關心、分享、合作、

照顧（caring）等皆屬於利社會行為。然而，對幼兒而言，較難以判 斷利社會行為與利他行為的內在動機（Eisenberg & Fabes, 1991）。

所以多數兒童發展學者對於幼兒行為的發展，並不會特別區分利社 會行為與利他行為，只要是表現利於他人的行為都被視為利社會行 為與利他行為（Dovidio, 1984）。故本研究採用上述以及趙恕平和 鍾志從對幼兒利社會行為的觀點，將幼兒的利社會行為類型分為幫 助（helping）、關心（caring）、分享（sharing）、合作（cooperating）

四種類型。以鼓勵幼兒在社會互動情中表現幫助他人、關心他人、

與他人分享、與他人合作等正向而積極的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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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利社會行為的理論基礎

不同派別的學者對利社會行為的假設、定義與研究方法不同，

究竟其是先天具備或後天習得的，邇今始終沒有定論，進而發展出 的理論也有所不同。以下研究者將彙整不同學者對利社會行為的理 論發展，分別從生物學與心理學二方面論之，茲分述如下：

一、生物學上的利社會行為

（一）生物進化的觀點

Campbell（1965）認為利社會行為是一種本能，更是人類本性的 一部分。其觀點假定：人或動物，若彼此能共存並建構一個合作性 的社群，就比較能夠抵抗自然環境中的天敵並滿足自身的基本需 求。如果此假設是正確的，那麼具合作性、利他性的個體，較能夠 存活，且能將基因代代相傳給子孫，其進化的歷程就會偏好以天生 的利社會為動機發展。

生物論者從動物保護、捍衛族存生存的例子中發現，有時為了 救援群體中其他的生命，個體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以保護他者

（沈六，1993）。而人類的利社會行為動機可能決定於遺傳因素，

讓我們較不會對與我們不相關的人施予協助或照料，相對地，我們 傾向選擇安慰、幫助和我們有血緣相關的人（羅瑞玉，1997）。也 就是說，不論是生物或人類對跟自己留個相同血係與自身愈親近者 愈易表現利社會行為。

（二）社會進化的觀點

經由漫長的演進歷程，人類逐漸進化選擇自己本身的信念、技 能和技術，以提升團體的福祉（Campbell, 1965）。並將利社會行為 轉變成社會通則或社會規範的一部分，如最重要的三種規範：社會 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相互性（reciprocity）以及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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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justice)。Hoffman（1981）則以「適者生存」與「同理心」

的觀點解釋人類的利社會行為，指出利他與利己都存於人性之中。

二、心理學上的利社會行為

（一）心理分析論

心理分析論（psychoanalytic theory）之論述源於 Freud，根據 Freud 的觀點，人格的結構是由本我、自我、超我所組成。其中「超 我」（superego）是人格的仲裁者，包括個人的道德戒律與是非善惡 的判斷標準。而超我的發展是內化的父母與社會標準，與心理上的 獎懲感有關，並將之轉換成自我控制，當個體達到超我標準時會感 到榮譽與自尊感，反之，則會感到罪惡感及自卑感。超我對人格的 影響是最嚴苛的，個體的行為受道德原則（moral principle）所支 配，因此，此時個體才會有助人、利他的形為出現（羅瑞玉，

1997）。

超我發展過程中，與「認同」重要他人價值有很大的影響。

Freud 的性心理發展階段中，三到六歲的兒童正處於「性器期」，此 時期男童有戀母情結－「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渴 求母親的愛，女童則有戀父情結－「伊蕾莎情結」（Electra

complex），渴求父親的讚賞與愛。男女童皆有想佔據異性的父親或 母親，但又害怕同性父母較高大、優越又可以處罰他／她，因此，

為了避免被父母處罰所產生的焦慮與罪惡感，便將這種戀親情結轉 換為認同同性父母的行為（丁典祥、李美珠和陳皎眉，1988；黃堅 厚，1999）。藉由認同過程，兒童發展超我「內化」（internalize）

父母的行為、標準、價值觀。因此，當兒童發展出超我，他們可能 基於良心（conscience）譴責，或者是與內化的價值一致而表現出相 符於利社會的規定與原則－社會規範（nor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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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科玉律（the gold rule），進而表現出利社會行為（林清湫，

1999）。

（二）認知發展論

兒童的認知發展隨著年齡增長而愈顯成熟時，利社會行為會愈 明顯（Eisenbeg, Lennon, & Roth, 1983；Kohlberg, 1969）。透過這些 內發的、主動的反應去探索、思維環境中各種事物，從而獲得認知

（張春興，1994），以影響他們對利社會問題的推理及採取有利於 他人之行動的動機。

認知發展論者認為利社會的發展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約出 生後第二年開始，可以看到一些分享、同情的表現，學步兒開始會 因為他人的苦惱而變得苦惱，有時會試圖使苦惱的同伴開心。第二 階段約在三至六歲，幼兒仍相當自我中心，對利社會議題的思考以 自私、享樂為主，能夠造福他人又能獲得回報的行為是值得表現 的。第三階段在兒童中期至青少年前期，兒童已較去自我中心，也 漸漸習得重要的角色取替技巧，會將別人合法的需求作為自己要有 利社會行為的理由，而這個階段同理心也是影響利社會行為的重要 因素。第四個階段青少年開始了解並重視抽象的利社會規範，例如 社會責任規範及金科玉律，這些原則鼓勵他們擴大行善的對象，並 在他們違反這些原則時引發個人要有利社會責任歸因，若忽視自己 的義務，就該感到愧疚或自責。

認知發展論者認為利社會的發展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約出 生後第二年開始，可以看到一些分享、同情的表現，學步兒開始會 因為他人的苦惱而變得苦惱，有時會試圖使苦惱的同伴開心。第二 階段約在三至六歲，幼兒仍相當自我中心，對利社會議題的思考以 自私、享樂為主，能夠造福他人又能獲得回報的行為是值得表現 的。第三階段在兒童中期至青少年前期，兒童已較去自我中心，也 漸漸習得重要的角色取替技巧，會將別人合法的需求作為自己要有 利社會行為的理由，而這個階段同理心也是影響利社會行為的重要 因素。第四個階段青少年開始了解並重視抽象的利社會規範，例如 社會責任規範及金科玉律，這些原則鼓勵他們擴大行善的對象，並 在他們違反這些原則時引發個人要有利社會責任歸因，若忽視自己 的義務，就該感到愧疚或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