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刑人對管教人員接受程度

受刑人接受監禁處遇時，由於實施處遇的監獄本身因素，亦可能影響及處遇結果。

Thomas ＆ Petersen（1997）認為，由於監獄本身具有許多結構因素與特性，包括：物 理的環境設施、監獄所在地、嚴格的組織層級、科層式地溝通模式、權利的分配、固定 的日常活動等，都深深影響著受刑人的在監行為。我們從文獻中發現，學者以鉅觀的觀 點研究監獄結構對受刑人在監行為的影響，常是以機構的矯治哲學係戒護取向或教化取 向作為調查之重點：受刑人若是在以戒護為取向的監獄服刑愈久，對機構就採取愈敵視 的態度，相反的若是在以教化為取向的機構服刑愈久，對機構就愈有正面的態度。同時，

個人基本特質因素並不會影響對機構的態度，例如：重刑犯不見得比輕微犯罪者對機構 有負面的評價。

Grusky（1959）曾檢驗開放式外役監受刑人對監獄的態度，其發現外役監的收容人 領袖（inmate leaders）對監獄有利社會（prosocial）的態度；Beck（1966）複製 Grusky 的研究，調查三所低度管理監獄的目標與犯罪次級文化之間的關係，結果與 Grusky 的 研究一致，受刑人支持機構教化的態度。Street 等人（1966 ）選取四所少年矯正機構—

其中兩所以戒護為取向，另兩所以教化為取向—研究結果發現，在以戒護為取向的機構，

收容少年隊機構有較高的負面評價及監獄化；而在以教化為取向的機構，收容少年不論 對機構或是管教人員都有較積極正面的評價、適應行為與自我意像，並且個人變項（如 年齡、種族、智商、前科、家庭地位與社經地位等）會影響一個人的態度，但若控制個 人基本特性後，機構取向的影響就更明顯。Akers,Hayne＆ Gruninger（1977）採用跨 國性的研究，共選取美國、墨西哥、英國、德國與西班牙等國計 22 所矯治機構進行比 較研究。他們以建築形態、調查分類的方式、作業方式、受刑人與職員比例、受刑人與 外界接觸的限制程度及處遇計畫等層面，判斷區分矯治機構係教化或是戒護取向。其結 果發現，不論任何國家若是愈以戒護為取向，將會使受刑人產生貶抑感與懲罰感，其監 獄化的情形相對的亦比較嚴重。

由以上的研究結果，大致可瞭解，以教化取向監獄的受刑人對於服刑監獄會有較正 面的態度與在監適應；相反的，以戒護取向監獄的受刑人對於服刑監獄會有較負面的態 度與在監適應。因此，監獄實施監禁處遇的取向如何，將會影響受刑人接受監禁處遇之

效果及其在監適應狀況(黃維賢，2013)。唯因本國的矯正體系中，教化或戒護取向之差 異區別不明顯，因此本研究傾向由受刑人對管教人員接受程度著眼。

監所管理人員由於在第一線面對受刑人，其因職務負管教之責，在許多關於受刑人 之事務及生活庶務，有相當的管理權限，也與受刑人生活產生緊密關聯；其工作之繁重 及壓力之大，不言可喻，而管教人員態度，對於其管理方式與受刑人之權益，有直接影 響，也關係受刑人對管教人員的接受程度。

在法務部戒護手冊前言中，對於管教人員應抱持的態度，有明確之描述：『戒護第 一、教化為先』這句話告訴我們收容人管教之良窳，攸關監所囚情之穩定以及整體矯正 工作之成敗，而依法、公正、超然、理性、合理管教是囚情安定不二法則。確保監所之 安全與秩序，是監所工作之首要任務，其中又以戒護工作最為重要，然而戒護人員執行 職務有其一定之權限、範圍及應行注意之義務，並應求其方法正確與適當，否則即構成 不法。蓋監所與收容關係原保有一種法律關係，因此監所與收容人之關係，必須有法令 之依據，基於法治主義之原則，戒護同仁行使公權力對於法律所賦予公權力本旨，應有 正確之認識，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與範圍」。隨著社會結構急遽之變遷、人權意識之高 漲，民眾抗爭手段趨於激烈，監所擁擠與超額收容表 2-2-5、特殊人犯增加之際，戒護 管理亦需與時俱進，同時兼顧收容人之權益，減少疏失及錯誤，乃益顯重要。

矯治人員與收容人是監所內兩大群體，彼此之間是非常密切，應建立符合人性之互 動關係，一所管理良好的監獄，其職員與收容人間的互動關係是良好的，尤其機關首長 必須具備優良管理技術及策略，有能力讓工作人員具有共同之價值觀，努力工作，並且 有共同之願景與決心，維持監獄管理服務最高品質。

而矯正人員面對人犯時，所扮演的角色包括：

一、提供良好人道及合理的服務。

二、保障所有受刑人人身安全。

三、確保危險受刑人無法脫逃。

四、充分掌握監獄內之紀律與秩序

五、提供正面服務讓受刑人能善加利用在監服刑期間，能為未來出監復歸社會預作準 備(黃徵男，2007)。

所以管教人員態度直接關係受刑人生活，在「監獄受刑人鬥毆違規之研究」中，其 受刑人對管教人員的戒護觀感分析中可區分為：

一、標準不一：受刑人對假釋的核准與否或是生活規定，尤其是抽菸的限制，認為時 常標準不一，甚至要看戒護人員的心情決定，這種標準不一的情形會 造成受刑人很大壓力。

二、是非不明：受刑人對戒護人員過度袒護雜役(現稱服務員)及違規的辦理，認為常 有是非不明的狀況，尤其是當產生鬥毆行為時，常將善意勸架者甚至 將未還手或被欺侮者，一併辦理違規的情形， 深表不滿。

三、共榮共生：受刑人與戒護人員因長期相處而有交情，就像綁在一起的蚱蜢，共生 共榮，主管好，受刑人生活之平靜，受刑人會考慮主管的立場，主管 亦會尊重受刑人的意見。

四、大事化小：部分戒護人員在處理違規事件時，會意圖粉飾太平，採取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的手段處裡或因怠忽職責，或因免遭上級糾正。

五、注意細節：對於監獄內各項生活規定即應遵守事項，在入監之初即向受刑人宣導，

並於舍房內張貼及印製生活手冊堤供受刑人查閱，對於配房、作業、

戒護人員較為謹慎，以免日後衍生事端，假釋權益部分，大都由教誨 師說明。

六、倚重雜役(服務員)：戒護人員藉助雜役管理工場之運作，除了正牌雜役外亦允許 有黑牌雜役產生，部分受刑人認為合理，亦有部分受刑人認為主管授 予，雜役權限太大並不合理。

七、矯枉過正：受刑人認為為防止自殺，將垃圾袋打洞、將竹蓆邊、被套拉鍊拆除或 為了防止賭博、禁止下暗棋，為維持舍房秩序要求靜默、為避免群毆，

連勸架者一併辦理違規而且常有重複處罰的情形發生，此種作為不但 毫無功效亦不合情理。

八、個案處理：戒護人員平時會針對受刑人個人困難，只要個別反應就會逐一處理。

九、禁止群聚：受刑人能清楚感受到戒護人員禁止受刑人搞小團體，避免成群結黨而 衍生事端，會使用各種方法將人犯團體打散，要求個人過個人生活。

十、層層節制：在監內生活常有層層節制的感受，譬如上級透過監視系統或其他訊息 來源，要求戒護人員勤務，而戒護人員會透過雜役(服務員)來管理其 他人 犯，日、夜勤人員會有重複處罰情形出現。

十一、無法申訴：少數受刑人認為沒有申訴管道，雖然有意見箱的設置但若反應意見，

可能會管理更嚴，而影響大家，況且反映後又無法真正解決題。未蒙 其利先受其害，造成受刑人不敢意見反應。

十二、趨近公平：多數受刑人認為目前之管理，雖較以為之嚴格，但較為公平，尤其 在雜役(服務員)管理部分進步最多，在監內花費也較少管理風氣較 為民主、公平。

十三、漸入佳境：整體而言；目前監獄在管理方式，受刑人處遇或秩序等，都較以往 為佳，公開、透明、公平、合理、穩定 (詹益鵬，2008) 。 在研究中，認為受刑人對戒護管理之觀感(即本研究中所探討之受刑人對管理人員 的接受程度)，有助於瞭解各項戒護措施之良窳、盲點、即可修正處；而申訴制度既為 受刑人表達對於處分意見之管道，亦自然受到受刑人對管教人員接受程度影響。故本硏 究中試圖就受刑人監獄化程度與受刑人對管教人員接受程度的關聯，及受刑人對管教人 員接受程度與受刑人採取匿名申訴之方式進行討論。故本研究假設推論：

一、受刑人對管教人員接受程度與受刑人採取匿名申訴意向為負相關。

二、受刑人監獄化程度愈低，則對管教人員接受程度較為正向，而接受程度愈趨正向，

則愈容易採取正規之申訴制度表達意見或問題，反則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