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台灣大眾時報》時期的「階級鬥爭」論述
第一節、 《台灣大眾時報》時期的農村與階級形構
本文關心在於，台灣日據時期的台灣社會「下層」(base)形構成的社會脈 絡(context)，如何、又為何影響到台灣左翼團體(agent)在組織路線以及發表論 述(discourse)，進而導致左翼團體「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意義轉進。因此，
於此章節中，本文將先行討論《台灣大眾時報》時空背景下，日本殖民政府在 台灣進行資本主義式產業規模化政策，所造成的社會分層與階級結構，再討論 當代左翼團體如何結盟，與為何於《台灣大眾時報》提出「階級鬥爭」論述，
而這樣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代表意義又是什麼。
第一節、《台灣大眾時報》時期的農村與階級形構
陳映真認為，日據時期的台灣屬於「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型態，日本 殖民下的台灣資本主義並未健全發展，而是以殖民母國(日本)為中心，於殖民 地(台灣)發展勞力、原料輸出的「邊陲—依賴」形態之畸形資本主義，並造就 了在台灣經濟體系中掌握一定政經資源的本土新資產階級出現(陳映真，
2002︰8-10)。本文認為，「邊陲—依賴型態」的殖民地資本主義開發，在台灣 社會當中的實質意義，是指日本總督府針對日對台灣米、糖原料需求，而搭配 發展出的台灣米糖業產業政策。而所謂本土新資產階級的出現，則關係到台灣 左翼團體如何認知「台灣本土地主、資產階級」在農村結構中的位置，並進而 底定階級運動之路線。以下，本文將先討論「邊陲—依賴型態」的帝國資本主 義如何政策性地運作於台灣蔗糖農作產業，並形構出台灣農村的階級，進而討 論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將如何具體展現於台灣 1928 年間左翼團體的運動方針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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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府對台灣產業政策與農村階級形構
日本殖民台灣，推行產業化政策的首要重點，在於台灣的蔗糖產業。以下，
將分成日本總督府對台糖產業政策，與政策所造就的台灣農村階級形構兩部分 來進行討論。
1、糖業剝削︰扶植台灣糖業，確保蔗糖原料來源
日本學者探討日本殖民主義發展過程，主要論旨多涉及日屬殖民地的「資 本主義化」，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即以馬克思原始累積 (primitive accumulation)26概念，解釋日據時期台灣糖業產業化與產業化過程中農 民的土地問題，並將日本殖民支配視同為「資本逐步滲透、消滅台灣本地傳統 生產方式，再以資本主義僱傭生產關係取而代之的過程」(柯志明，2003︰3)。
其所強調的，即是日本政府據台後，為提升台灣農村生產力，以民族政權將殖 民地資本主義化，並轉化台灣農村的生產關係。此關係到日本作為殖民母國，
將台灣作為農產原料取得地，並進一步發展壟斷式資本主義的過程。
日殖台灣初期，日本本土製糖業正經歷將粗糖加工成精練砂糖的產業的 轉換過程，但日本國內小規模的粗糖原料工業，並不足以供應精緻糖業的生產 規模，因此粗糖原料來源，大多為國外的砂糖市場，因此國外進口的砂糖量比 例漸增27。在日本殖台前，日本本土的砂糖消費量為每年 400 萬擔，但於日本 當地生產糖量僅為 80 萬擔，大部分仍仰賴國外輸入(鄧瑋羚，2007：139)。因 此，日本欲發展本土精糖業，首任要務便是確保日本本土粗糖的原料供應。
日本本土的砂糖原料不足，突顯台灣作為日本砂糖工業原料來源的特殊
26 馬克思提出「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關係」，而「資本關係的創造過程，不外就是勞動者同他所有的勞動條件分離的 過程。此過程一方面把社會的生活資料和增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則把生產者轉化成為工資僱傭勞動者。所 謂原始累積，不外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 (柯志明，2003︰2-3) 。
27由外國進口的砂糖量佔日本國內砂糖總消費額比例提高，從 1880 年的 54%上升到 1894 年的 72%，成為日本國際收 支巨額入超的因素之一。為解決粗糖原料不足的問題，日本政府曾試著在 1880 年於北海道設立官營製糖場，1888 年 則在札幌成立製糖會社，但最終皆營運不良，分別在 1895 年與 1897 年關閉(鄧瑋羚，200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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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日本而言，發展臺灣糖業有至少三項利益：第一，台灣作為粗糖原料提 供地，可因應日本製糖業轉型的原料需求。第二，台灣既有已經普及並具有相 當規模之傳統製糖業，將吸引日本資本主義移植現代化糖業到台發展。第三，
日本殖台初期，台灣民間反抗運動盛行，台灣總督府的軍費支用日益增加，並 全仰賴日本政府的補助金，造成日府沈重負擔28。台灣總督府若積極推動台灣 殖民地展業政策—糖業，台灣總督府將可藉此增加歲入，以達台灣財政獨立。
1.1、扶植而後壟斷︰日本總督府對台的兩階段糖業政策
兒玉源太郎在 1898 年就任台灣總督後，將獎勵糖業視為振興台灣產業的 首要任務29。然礙於台灣既存傳統糖業仍多由本地資本經營，總督府於是透過 法律權力，階段性操作臺灣糖業獎勵政策，以增加日本資本與台灣本地資本在 糖業上的競爭力，進一步壟斷台灣蔗糖原料的供給並促進新式糖業的產生。
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糖業發展政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發展與保護 時期」﹔第二階段為「壟斷與併吞時期」。第一階段，日府對台灣的產業方針 是以「糖業獎勵政策」為主軸的「殖興產業」。首先，台灣總督府極力改良台 灣傳統糖業的生產過程、生產品質與甘蔗品種，1900 年在台北農事試驗場種 植夏威夷種苗並分給台南、台中、宜蘭、台東各廳糖廍30，1901 年引進新加坡 種苗並加以改良(鄧瑋羚，2007：143)，同時更在 1902 年致力於台灣蔗糖業的 產具改良，自美國進口小型壓榨機器，並引進煎煉法改良砂糖生產速度與品 質，為新式的製糖產業打下生產規模的基礎。其次，台灣總督府於 1902 年 6
28 1896 年台灣年度總歲入的 965 萬円中，來自日府的補助金便佔有 694 萬円；而 1905 年的 1128 萬円中，則有 596 萬 円來自日府補助 (矢內原忠雄，1929：76) 。
29 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創社業者在回顧公司成立初期狀況時曾表示：「當時，台灣產業的主要產品為米、茶、砂糖和樟 腦…而在稻米方面，如欲一躍而提高到得以增產的集約式經營，則為時尚早。然而，砂糖與稻米不同…當時可改良 的餘地很大，只要不斷改良品種，不僅可能增產…而從防範遏止進口的國家大局看，毋寧說大大勃興製糖業才是緊 急而又必要的。」(鄧瑋羚，2006：140)。
30 糖廍本為清朝末年先民在蔗田附近所建茅草屋，用以製糖，稱做糖廍(蘇軍瑋，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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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頒布「台灣糖業獎勵規則」31給予糖業財政補助和保護，政策性地扶助 新式糖業發展，並逐漸淘汰台灣傳統糖廍。
然而，「台灣糖業獎勵規則」將工業化、資本化台灣傳統製糖業的政策過 程，對台灣本土糖業資本而言，卻具有相當高的排除性。總督府依據「台灣糖 業獎勵規則」給予製糖會社和製糖所補助，但針對「購買新式製糖機器」的補 助，卻獨給改良糖廍。此政策目的，原在於促進台灣傳統糖廍發展成為改良糖 廍，但本土改良糖廍卻礙於規模尚小，無法於日本總督府接下來的獎勵規定中 得到補助繼續發展。1907 年後，總督府將糖業補助重點轉向振興蔗作，補助 對象包括肥料、蔗苗的無償供給與補助、修築灌溉排水工程的工程費用等項 目。但此時期的補助資格，卻提高到「12 小時內可消費 1 萬 2 千貫(450 噸)以 上的原料機械的粗糖製造業者，以及 2 千 4 百貫(9 噸)以上的精糖製造業者」(鄧 瑋羚，2007：146)，這些條件遠超過台灣本土製糖業者的產值能力，尤其對於 上一階段僅進行機具改良(甘蔗榨汁機工程機械化)的台灣本土改良糖廍而 言，更難以滿足上述規定。因此，「糖業獎勵規則」後期的補助對象，僅適用 於日資發展的新式製糖工廠，相對壓減了台灣本土傳統製糖所、改良糖廍的生 存空間。
台灣總督府推動台灣糖業工業化之第二階段為「壟斷與併吞」。1905 年，
台灣總督府頒布「製糖廠取締規則」用以限制台灣本地資本開設糖廠32，而「製 糖廠取締規則」中更明定「原料採取區域制度」一條，規定在某區域內的甘蔗 產料屬於某糖廠的固定原料，在未經許可前不得運出區域之外、不得供給其他 糖廠作為原料、亦不得供作砂糖以外成品的製作原料。此規定目的在於限制蔗 糖工廠的原料地域範圍、確保糖廠的原料來源、避免各糖廠為爭奪原料而擾亂
31 本法案來自於 1901 年擔任總督府殖產局局長的新渡戶稻造於 1901 年 9 月向總督府所提出的「台灣糖業改良意見書」
(鄧瑋羚，2007：144)，此意見書認為，台灣的糖業收入有助於台灣總督府的財政獨立，並建議兩種改良台灣糖業方 式：第一，設立現代化的大型製糖工廠，促進台灣糖業的資本主義規模化﹔第二，改良台灣傳統糖廍，將舊式糖廍 資本規模化(鄧瑋羚，2007：144)。由新渡戶的政策建議書可看出，日本在台灣發展糖業，主要是依賴將製糖業工業 規模化，而非振興農業。
32 「製糖廠取締規則」首先明定，凡要設立全部或其中部分應用新式機械的製糖廠者，必須獲得台灣總督府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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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價。「原料採取區域制度」的制定，在於確保糖業資本家購買原料無虞，更 顯示日府藉著台灣總督府的國家權力，保障來台設資的日本資本家，協助其雙 重壟斷台灣本土蔗糖產業的生產和原料。
從 1901 年「台灣糖業獎勵規則」到 1905 年「製糖廠取締規則」之政策走 向看來，可發現日府最初雖鼓勵並扶植台灣傳統糖業成為改良糖廍，但當改良 糖廍的產量達到足以確保日本與台灣的原料供應後，總督府政策便轉向吸引日 資新式糖業工廠的進入。接著，當所有新式糖廠糖產量皆達供應需求後，日府 便進一步廢除對於改良糖廍的獎勵，鼓勵日資進駐台灣投資粗糖業，致使當初
從 1901 年「台灣糖業獎勵規則」到 1905 年「製糖廠取締規則」之政策走 向看來，可發現日府最初雖鼓勵並扶植台灣傳統糖業成為改良糖廍，但當改良 糖廍的產量達到足以確保日本與台灣的原料供應後，總督府政策便轉向吸引日 資新式糖業工廠的進入。接著，當所有新式糖廠糖產量皆達供應需求後，日府 便進一步廢除對於改良糖廍的獎勵，鼓勵日資進駐台灣投資粗糖業，致使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