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脈絡：文化研究與政經學派的結合

討論媒介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主流有二：從 1960 年代始至今的英國伯明 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以 Raymond Williams 與 Stuart Hall 為代表的文化 研究，著眼於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分析，以及以 Graham Murdock 與 Peter Golding 為代表的媒介政治經濟學研究。此二派皆認同大眾媒介是傳達意識形態的工 具，但文化研究的 Williams 和 Hall 認為「媒介最主要是屬於意識形態研究的 範疇」(Murdock & Golding：1974﹔林淇瀁，1995：42)，而政經取向的 Golding &

Murdock 則認為，大眾媒介「主要是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下，生產與分配商 品的工商業組織」(Murdock & Golding：1974﹔李政亮，2003)，強調必須先掌 握媒介生產訊息的經濟過程，方能充分理解媒介意識形態的產製。政治經濟 學派取向的媒介研究學者如 Murdock 和 Golding 等人則認為，研究大眾傳播現 象，應嚴謹考察媒介結構的經濟組織與大眾媒介的關係與運轉模式，並討論 媒介結構以何種方式提供媒介訊。，因此，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派強調，媒介 文本當中意識形態與文化的建構，需要以文化生產工業的政治經濟結構作為 分析基礎。

1990 年代，美國傳播學界期刊《大眾傳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持續著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對話。政治 經濟學者 Graham 認為，英國 Williams、Thompson、Hoggart 等文化研究學者對 於意識形態、虛假意識的意義討論，實為找出所謂箝制受支配階級意識形態 的機制，而文化研究的論述皆有明確政治意圖：透過對於勞動階級文化的研 究「一方面強化勞動階級的信心，使其能夠對抗優勢、統治階級的支配文化」﹔

並致力於討論「勞工階級在受支配、被束縛的背景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解 放自己命運的革命意識。」(馮建三，2003：99)，Graham 於是認為，文化研究

24 Williams 極為重要的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的下層與上層結構〉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裡，Williams 認為，在一片修 改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中，大家都是對上層結構進行修正，但必須重新思考的 是「下層」(base)的概念。也就是說，Williams 認為「下層」不應該被當成本 質上是統一且通常是靜止的外在客體(Williams，1980︰33)。Williams 認為「下 層是人真實的社會存在」(Williams，1980︰33)，若要理解下層的文化產製，必 須「重新評估『下層』此一概念，要遠離將其當成是一個固定的經濟概念或 技術性的抽象物，而朝向一個在真實社會關係和經濟關係中人的特定活動」

(Williams，1980︰34)。Williams 認為所謂「下層」是一個「動態(dynamic)過程」

(Williams，1980︰34)，企圖擺脫「文化和政經研究何者重要？」的辯論迷思(張 維元，2003︰25)，將這種後設式的提問轉為「人的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

中探討意識形態如何透過語言符號的接合來運作」。Murdock 認為，Hall 提出，意識形態的生產與運作，主要由符號 與語言的特徵所形成，語言即為產生特定意義的仲介物，意識形態是一套將現實加以製碼的系統，在表意的過程中 介入社會議題的鬥爭，形成一「表意的政治學」。相對於文化研究者對於意識形態的強調，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則批 評文化研究者過度重視媒介與國家的關係，忽略了歷史上與政治上資本主義私有制對傳播工具的控制，未從歷史發 展上與政治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對傳播工具的控制中找出癥結，並賦予語意、文意與文本分析太高的權威（林淇瀁，

1995：43-44）。第二場主要論辯戰場為美國傳播學界重要期刊《大眾傳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相關論文刊登於 1995 年的第一期。該專輯主要論文由 Garnham 撰寫，然後分別由文化研究者 Lawrence Grossberg 與 James Carey 以文化研究論者的立場，以及 Murdock 以傳播政經論者的立場，回應 Garnham 的論點，最後 再由 Garnham 回應 Grossberg 與 Carey (馮建三，2003：98-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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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指出下層不該被認知為固化不變的客觀存在，而是具有流動性的人 的社會實踐的具體樣貌。

林淇瀁 1995 年〈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論述之意識形態分析—以《台灣新民 報》系統的「同化主義」表意為例〉一文，試圖將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研究 兩理論取徑相互結合，採取批判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釐清台灣日據時期 右派團體報刊《台灣新民報》系統的政治經濟背景，並同時以文化研究的論 述分析，討論《台灣新民報》系統的意識形態，以映照出日據時期右翼運動 團體對於台灣本土文化論述的面向。

林淇瀁發現，台灣日據時期右翼運動所號召的「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形 態，是被日本皇民政策、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所收編的。也就是說，「同 化」做為一符號爭霸（hegemony）工具，日本政府提出「同化主義」包裝「內 地延長政策」，建構「台灣為日本疆土的延伸」論述、合理化日本政權行使於 台灣的正當性。然而台灣民眾黨的知識份子如蔡培火等，卻未全然否認日本 政府所提倡之「同化」，僅對「日本化的同化」提出反對，其政治訴求卻是提 倡台灣「地方自治」、「進入議會」等「合法性運動」。針對《台灣新民報》迎 合日本同化主義的現象，林淇瀁認為，此為受制於《台灣新民報》經濟結構 的結果。《台灣新民報》由台灣本土小資本家（民族資本家）提供經費，因此 在論述上受制於台灣本土資本家的政治傾向，而這些台灣本土資本家正是受 惠於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的「新資產階級」，如此的階級位置，使他們產生迎合

「皇民化」政策的「錯誤意識」（falseconsciousness）（林淇瀁，2005：53）。

根據林淇瀁所採取的分析架構，本文則企圖討論日據時期台灣左翼團體

（左傾文協文協、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組合）之言論刊物《台灣大眾時報》

與《新台灣大眾時報》。但不同於林淇瀁以「同化主義」一詞的意義轉進作為 分析焦點，本文欲焦點於《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中的「階 級鬥爭」一詞，並討論「階級鬥爭」論述意涵的轉化。此分析希望能理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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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日據時期左翼團在論述「階級鬥爭」時，是基於何種社會位置與結盟關係，

並擴大討論這些論述團體之所以如此定義「階級鬥爭」意涵的社會脈絡為何。

本文將分析《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中「階級鬥爭」的 論述意義轉進，並從兩報刊 1928-1931 年所處之社會脈絡，討論當中左翼論述 團體的結盟狀態，並觀察這些情境因素，如何、為何造就《台灣大眾時報》

和《新台灣大眾時報》中「階級鬥爭」一詞意涵於的轉化與轉進，進而討論 這些轉化的意義為何。

此分析邏輯是，相對於《台灣新民報》系統在爭奪「同化主義」一詞的 意義詮釋過程中，所顯示出台灣新資產階級親日同化政策之意識形態，台灣 左翼論述並未認同日本政府所提出之「同化主義」，反之，《台灣大眾時報》

與《新台灣大眾時報》顯示出，日據時期左派論述所提倡的是「階級鬥爭」、

「結合工農階級」、「打破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箝制」等「反同化」口號，並 認為左翼運動必須標榜「階級先於民族」，以連結台灣工農階級、抵制日本帝 國資本主義剝削²⁴。本文欲討論，日據時期左派運動，如何從「民族主義運動」

的理論範疇轉進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範疇下的「階級運動」。本文並認為，

左翼「階級運動」並非僅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移植，亦非陳芳明所認為的「狂 左」、「盲左」，而是在日據台灣社會情境中，經歷過「民族先於階級」抑或「階 級先於民族」的內部辯論後方漸進形成的，更是具有台灣當代經濟、政治結 構基礎的。

《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所代表的，不僅是日據台灣的 左翼運動組織、台灣共產黨的宣言性論述，亦包括當時左翼、台共對於日據 時期台灣社會的結構性觀察、批判，以及在他們的觀察與批判後，發展出「階 級革命」的運動論述。這些過程的釐清，對於我們理解台灣日據時期社會階

24 台灣作為農業島國，日本資本主義對於台灣土地迫徵、糖業壟斷、農民奴工化的事實，是當代最為嚴重的社會問 題，而此社會問題實屬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問題，因其同時還創造了台灣新資產階級作為中層買辦，台灣生產力、

生產機器擁有者階級的產生。此階級形構，奠定台灣以農業的原料、勞力輸出、依賴發展關係中的殖民地資本主義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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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矛盾與衝突，非常重要。因此，欲了解台灣日據時期左翼為何最終走向

「階級先於民族」的鬥爭路線，必須回歸其論述，討論台灣日據時期左派如 何討論、界定台灣社會的「階級」問題，而在他們的認知中，「階級」的內涵 如何轉化、如何與左翼運動團體之路線接合，又如何與當代日本帝國資本主 義∕中國封建制度的結構性壓迫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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