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日據時期左翼論述的轉進：以《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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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台灣日據時期左翼論述的轉進：以《台灣大眾時報》與

《新台灣大眾時報》為例

The Transition of the Left Discours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of Taiwan: the Case Study of Taiwan

People Times and New Taiwan People Times

胡清雅 Chin-Ya Hu

指導教授：林麗雲博士 Advisor: Li- Yun Lin, Ph.D.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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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學院內之學術產製，是個將人知識分子化的過程。於其中，人研習著展演論述的姿態、研習著如何安插入一個相對安全之社會位置討口飯吃。進入研究所至今一千多個日夜，我顯然並未達到社會期待下知識分子之理想型，反而經常性遊走於常規和混亂、紀錄與失憶、理念與幻象、批判與嘴砲、學院與人群間的模糊地域，難以磨合也難以出走。

現實生活與經濟制約使人成為理念失焦的四不像，談抵抗嫌偉大，承認自己就是混學位的邊緣米蟲，窩在電腦前堆疊字數卻苦等不到理論召喚。所以，每個睡不著的夜晚實為矛盾與焦慮所苦，既受困於文字向上的血緣包袱，又同時相信某個積累於身體經驗並隱約成型之理想不該為虛設，人竟在三年中急速老化。或許我將論文之完成誤認為人生某一階段的結束，然而人生並不以階段區分，而是一條選擇向上或向下走的路。

以告解取代謝誌相當難堪。這其實不是什麼感謝文，我也省得一一點名所有親友搞得像在討人情。但我的確感念許多人事物，那些我愛的與恨的、那些該做卻來不及做的、以及那些放棄我與被我放棄的。這些情緒，並不為完成此篇不到萬字的論文，而為自我如何選擇接下來的人生。

於此，研究室、多鬆、米倉、巫雲、一隻貓、已不存在的挪威、唐山、舊黑手、新黑手、樂生各院舍與大樹下、北京皮村、片廠、利物浦旅館大廳、北海岸、

金瓜石、牯嶺街、潮州街、雲和街、師大公園、福和橋下、公館水源、樂生走過的街頭、以及溫州街的家。這些場域，牽引遊走其內外的人們以話語和溫度相互構連，凝聚出種種生活經驗與意識型態之選擇，形塑了現在的、日後的我之所以為我。於是我明白理念構築於自身，端看自我如何選擇自我之生命樣貌。

期許日後，論述之意義不是虛無狀態的延續，亦期許所謂的召喚，將來自經驗而非文字。

最後，感謝在論文歹戲拖棚的收尾期間幾張來自香港、雲南四方街、建設路的明信片，缺席是另一種在場、消失是另一種存有。路不好走，朋友們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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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是台灣日據時期左翼運動團體所發表之重要言論刊物，此二份刊物的生成與論述，與台灣左翼運動之意識型態以及運動策略密不可分。

本文從論述分析的視角，以《台灣大眾時報》(1928 年)與《新台灣大眾時報》

(1930-1931 年)為例，討論其中左翼團體所倡議之「階級鬥爭」意識型態如何形構與轉進。本文認為，日府對台農村產業政策，形構而成台灣日據時期社會之「下層」(base)結構與階級關係，此即是《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所處之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s)，而同時間台灣左翼運動團體之結盟狀態(agent coalition) 亦有所轉變，造成他們所論述的「階級鬥爭」(discourse)產生變化。

本文以《台灣大眾時報》時期(1928 年)，與《新台灣大眾時報》時期(1930 年 -1931 年)作為兩階段討論，分別從「台灣農村階級形構」(以糖業為例)、「左翼團體結盟狀態」(以台灣共產黨、左傾之台灣文化協會、以及台灣農民組合為例)兩方向，討論此二階段左翼團體之「階級鬥爭意識型態」的論述如何轉化。

本文發現，社會脈絡的轉變(1929 年經濟大恐慌造就世界左翼革命理論大興，

以及 1928 年後台灣製糖廠對內剝削加重)，影響到左翼團體之結盟狀態(台灣共產黨方針轉向、農民組合加入論述，以及台灣文化協會被要求解散)，而以上兩層次之影響因素，則具體造成《台灣大眾時報》到《新台灣大眾時報》所呈現之台灣左翼運動「階級鬥爭」意識型態的轉進︰由「體制內」之「政黨代議制度」轉向

「體制外」的「武裝革命」。

關鍵詞：日據時期;論述分析;台共;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階級形構;左翼意識型態;台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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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People Times(1928) and New Taiwan People Times(1930-1931) are

important presses published by the Left groups of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time.

“Class struggle” as a main ideology formed in the discourse of Taiwan People Times and New Taiwan People Times has its meaning switch progressionally with the change of agent-coalition and the social contex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concepts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political economic theories to exam the formulation and transition of the Left discourse during 1928 to 1931.

The interest of the paper includes: (1) In terms of social context, how does “class stratification” of Taiwan form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economic policy on Taiwan sugar industry? (2) In terms of agent-coalition, how do the Left groups form their alliance and develop their social movement strategies? (3) How do (1) and (2) influence the Left discourse on Taiwan People Times and New Taiwan People Times and furthermore result in its transition?

The major finding is: In Taiwan People Times, the ideology of “class struggle”

does not refer to “overthrowing Japanese colonization” as it advocates the legitimation and politicization of the Left movement. However, the Left discourse turns to criticize the idea of legitimation, claiming that the Left movement should be led by the groups of labors and peasants since the left movement itself should be a “class revolution”.

Factors that result in such a transition include: (1) In terms of social context, the Great Depression happened in 1929 resulted in the rising of the Left revolution atmosphere.

Also, the situation of exploitation within Taiwan sugar industry got worse. (2) In terms of agent coalition, Taiwan Peasant Groups started to write discourse on New Taiwan

People Times. Meanwhile, the policy of Taiwan Communist Party changed from

“organizing the capitalist class and 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them” to “criticiz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capitalist class and aiming for the revolution led by the labors and peasants.”

Key words：Japanese colonial time;discourse analysis;Taiwan Communist Party;Taiwan

People Times;New Taiwan People Times;class struggle;social context;the Left

ideology;Taiwan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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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目錄

圖一、台灣日據時期左翼運動與農村階級形構關係圖……… 28 圖二、《台灣大眾時報》時期左翼運動與農村階級形構關係圖………… 65 圖三、《新台灣大眾時報》時期左翼運動與農村階級形構關係圖……… 99 表一、日本全領土砂糖產額、消費額………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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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 1895 年馬關條約清割讓台灣予日本，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長達 50 年。

期間，台灣人民反殖民運動風起雲湧，包括以「台灣民眾黨」為主導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以「左傾文化協會、台灣共產黨、台灣農民組合」為主的左翼「階級運動」；王詩琅認為此二派反殖民運動為「出自對日人統治及日民族的反感，然後再挑起民族意識發展起來」的文化啟蒙浪潮(王詩琅，1980︰

253)。當右翼「民族主義」運動企圖論述「台灣民族意識」以抵抗日本政府「同化主義」，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團體則標榜「階級鬥爭」運動，並於 1928 年提出

「台灣民族獨立」口號，企圖以「階級革命」推翻日本殖民政權。

據此，1970 年以降的台灣知識份子，普遍認為日據時期的台灣社會運動首度標示出「台灣民族意識」與「台灣政權獨立」的台灣本土身分認同，並將台灣日據時期反殖民運動納入民族運動範疇，引發究竟日據時期台灣運動份子的「民族認同」是屬於中國漢民族意識、台灣獨立自主意識、抑或同化於日本身分的激烈辯論。

然而，以「民族認同」作為問題意識，討論日據時期台灣運動份子是否建立起台灣主體意識，僅適用於分析日據時期右翼運動對於「台灣民族意識」

的形構，若欲討論台灣左翼團體「階級鬥爭」運動路線的形塑過程，則必須回歸日據台灣政經現實所造就的社會階級結構，分析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如何理解日殖台灣所造就的社會階級形構、進而發展「階級鬥爭」的運動論述與策略。

《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二份刊物是台灣日據時期左翼運動份子的重要言論機關。本文將從「階級」的視角切入，討論《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中，左翼團體如何理解日殖台灣下的社會階級形構、如何結盟，又如何形塑左翼運動「階級鬥爭」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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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緣起

本文將先行簡介「台灣民眾黨」與「左傾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的社會運動背景，再透過 1970 年代至今台灣學界如何從「民族主義」的立場討論日據時期左、右派的運動論述，解釋為何本文欲跳出「民族主義」的框架，轉而從「階級」的立場切入，討論《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的論述轉進。

第一節、台灣日據時期反殖民社會運動概述

台灣反抗殖民運動在 1915 年西來庵革命事件¹後，由「武力抗日階段」走向「非武力抗日階段」²；「非武力抗日階段」又區分為文化啟蒙運動階段 (1919~1927)以及政治運動階段(1927~1937)³(王詩琅，1980：61~64)，所謂文化啟蒙，就是台灣知識份子如何在「民族自決」的思潮下形塑「台灣文化」作為運動主體意識，抵抗日府以「同化主義」、「內地延長主義」⁴的文化同化政策。

在日本同化主義的意識霸權下，台灣非武裝反殖民運動，主要展現二分歧路線：一是「台灣民眾黨」的政治改革路線，二是「左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

台灣共產黨」的階級革命路線(林國章，2004：215)。兩派運動路線的分野，於是暗示了民族主義思想的「理論範型」（thematic）層次：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1 又稱噍吧哖事件，由台南人余清芳主導，地點在台南市西來庵王爺廟。

2 若以台灣總督府施政策略的變化作為分期，研究者多將這段時間分成三個時期：前期武官總督時期（1895 年-1919 年）、文官總督時期（1919 年-1937 年）、以及後期武官統治時期（1937 年-1945 年）。若以台灣人民反抗運動作為分期，

研究者多以 1915 年的西來庵事件當作界限，分成前後兩期：前期自 1895 年至 1915 年，為期二十年，是武力抗日運動時期，後期自 1915 年至 1945 年，長達三十年，是非武力抗日運動時期 (黃秀政，1995：176) 。亦有分割方法為始政時期（1895 年-1915 年）、同化時期（1915 年-1937 年）與皇民化時期（1937 年-1945 年）。

3 亦有其他分期方法。Lamley 將日本治台期分成四階段：(1)入侵和武力抗爭時期（Annexation and Armed Resistance）

（1895-1897）；(2)殖民改良和台灣適應時期（Colonial Reform and Taiwanese Accommodation）（1897-1915）；(3)殖民治理和平時經驗（Colonial Governance and Peacetime Experiences）（1915-1936）；以及(4)戰爭時期（1937-1945）。另外，陳小沖（1999，276-7）則將台灣日據時期分為：(1)武力反抗時期（1895-1915）；(2)民族運動時期（1915-1936）；以及(3) 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1945）。

4 1919 年日本政府改變對台灣策略，解除武力鎮壓政策，改派文官總督田建治郎來台，倡導「內地延長主義」，強調

「台灣乃是帝國領土的一部份，屬於帝國憲法統治之版圖」，統治方針為「要使本島民眾成為純粹的帝國臣民，加以教化善導，以培養對國家的義務觀念」（林淇瀁，1995：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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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的運動路線，是自由主義式的政治請願運動。台灣民眾黨以台灣本土資本家作為經濟後盾，發表《台灣民報》訴求議會請願（本土資本家進入議會）與修法（廢除箝制台籍人士傳播、言論、思想自由的《六三法》⁵）。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期間，台灣本土精英曾向日本政府投交至少 15 次請願書(荊子馨，2006︰90)，要求於台灣本島設置議會，這些請願重點大致有三︰第一，殖民地總督府於台灣同時行使行政與立法權，有違日本憲法分權原則。第二，台灣有必要設立一個由台灣民選之代表組成的特殊立法機構，

以適應台灣特殊之經濟社會情況。第三，既然台灣殖民地已於 1905 年經濟獨立於日府，台灣殖民地的預算編列不應由總督府壟斷(荊子馨，2006︰90)。如此訴求台灣人民政治、法律參與的運動論述，得到台灣本土精英於政治、經濟上的廣泛支持，所謂精英，包括了台灣本土地主、商人、醫生、學生、以及傾向自由派的日本政治人物與學者。

然而，此路線遭到台灣日據時期左翼份子的批判。1927 年後的「左傾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⁶」、以及台灣共產黨等左翼團體，標榜馬克思主義式的「階級鬥爭」運動，認為台灣民眾黨的政治運動具有結構性侷限︰民族主義式的資產階級運動，並未解決日本殖民台灣發展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階級問題，民眾黨標榜台灣人民取得政治資源，僅符合台灣本土中產以上階級的利益，無法總體提升農工階級的政經地位。

此論點反省民族主義的侷限，並將問題意識聚焦於台灣社會的經濟結構︰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並未健全發展資本主義，而是以殖民強權母國—日本資本主義為中心，於日本殖民地—台灣發展勞力、原料輸出之「邊陲—依賴

5 日本政府 1896 年 4 月 1 日起於台灣實施《有關施行於台灣之法律—明治 29(1896)年法律第 63 號》（即所謂《六三法》）。該法條文如下：第一條、台灣總督在其管轄區域內，得制定具有法律的效力之命令。第二條、前條之命令，應經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之議決，經拓殖大臣揍請欶裁。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之組織，以欶令定之。第三條、在臨時緊急時，

台灣總督得不經前條第一項之手續，及時制定第一條之命令。第四條、依前條所制定之命令，制定後須立即奏請欶裁，並報告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如不得欶裁者，總督須即時公佈該命令向將來失效。第五條、現行法律或將來應頒佈之法律，如其全部或一部有施行於台灣之必要者，以欶令定之。第六條、此法自施行之日起，經滿 3 年失效。《六三法》最初公佈有效期限 3 年，但實施後延長 3 次，到 1906 年共存續了 11。此部法令造成的爭議是，從第一條明定台灣總督可以制定一切具有法律效力的各項命令，剝奪人民權利或課以義務（林國章，2004：205-206）。

6 根據農民組合 1927 年 12 月於台中召開的第一次大會，會期間通過決議內涵「在馬克思主義範圍內，加速工農群眾的團結」一項(盧修一，1989︰45)，據此將台灣農民組合認識為左翼運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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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⁷」的畸形資本主義，並因此造就了一批在台灣經濟體系中掌握部份經濟資源的本土新資產階級。新資產階級相對於農工階級，擁有更大的政治與經濟資源，而對新資產階級而言，資源取得必須依附於日本殖民統治下所發展的資本主義結構。因此，日據時期左翼運動團體認為，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右翼運動，難以在運動中強調台灣的政經獨立，更遑論顧及台灣底層農工的政經利益⁸。

相對於台灣民眾黨自由主義式的民族運動論述，日據時期台灣左翼團體認為，「階級問題」更重於「民族問題」，並強調反殖民運動應以「階級革命」

為號召，結合台灣底層工農階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本土地主、新興資本家的層層剝削。1928 年，左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台灣共產黨所領導的左翼運動，於是組織「台灣大眾時報社」發行《台灣大眾時報》，標榜「階級鬥爭」、宣揚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意識，並在 1930 年底再度發表《新台灣大眾時報》，確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以農工為主體」的「階級革命」。

第二節、問題意識的脈絡：從「民族認同」到「階級鬥爭」

以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為理論路線的台灣本土反殖民運動，是相對於日本政府官方「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論述所形構而成的台灣本土「民族主義」（nationalism）⁹。但必須續問的是：以「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作

7 根據 Andrew Websler，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社會的控制方式，典型包括強化稅收、壟斷農礦工業原料、進行對殖民地開發的企業垂直整合、頒布法制管轄殖民地的文化社會活動、透過殖民地就有社會領導階層充當統治者與生產者仲介，以上的經濟、社會、文化控制使殖民地社會形成一個「依賴關係」(chain of dependency)，將資本主義由發達的母國核心，將殖民地的經濟剩餘價值向外轉移到富有國家，也就是 Immanuel Wallerstein 口中世界資本經濟體系由核心到邊陲的層級分工模式，是個不平衡的發展關係。以台灣為例，台灣是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發展的社會，而在 20 世紀上半葉，台灣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必定是處於依賴發展的邊陲位置。當帝國殖民主義(日本政權)與經濟侵略(資本主義結構事實)密切結合互為因果(或者該說，殖民主義的本質就是資本主義)，一般的社會主義理論，便主張脫離邊陲經濟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打破依賴發展鏈條，因它一滴不剩地結構性轉移殖民地社會的剩餘價值。依照左派觀點，最政治正確的破壞資本依賴連結的，就是農、工階級等普羅大眾的集體反動，消除位居殖民地、殖民母國間的上層買辦階級，或乾脆發動革命，根本性地改變統治結構。

8 此論點已由林淇瀁於 1995 年發表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化論述之意識型態分析〉一文中得到佐證。林淇瀁則認為，「台灣民眾黨」的政治改革路線提倡議會請願，經濟提供者為台灣本土資本階級。換句話說，正因為「台灣民眾黨」的運動主體為知識份與台灣本土小資本家，才會選擇以進入日本殖民母國政治體制、以政治參與作為運動訴求，並於日後接收日本政府於「非武官統治時期」所提倡的「同化主義」，認可日本政權於台灣的正統性，並訴求在日本政權下取得政治地位。

9 荊子馨解釋，無論是「台灣民眾黨」或是「台灣共產黨」、左傾後的「台灣文化協會」所提出的反殖民運動，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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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論範型，日據時期台灣本土反殖民運動、民族主義運動的特定歷史脈絡與政治性質是什麼？而此二派台灣反殖民運動，如何處理「台灣」作為政治與文化的「獨立主體」，以抵抗日本殖民政權的強制性政治統御？

回應此提問，台灣右翼運動在「民族自決」運動思潮下，企圖以論述台灣「民族」與「文化」的「主體性」，以抵制日本在文化與民族認同上的「同化政策」。相對於右派，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團體則企圖將問題意識導向日台政經結構所造成的「階級」問題上。換言之，台灣日據時期右翼民族運動的認同主體是「文化」與「民族」上的，而左翼運動的運動認同主體，卻是「階級」的。此差異，顯示一個重要事實︰右翼運動的台灣意識，旨在建立台灣民族與文化主體，而台灣左翼運動的台獨主張，卻是從「階級」意識出發，

強調建立台灣人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權力主體。以下分別就二派所持意識型態與運動路線進行討論。

從日據時期台灣反殖民運動左、右兩派各持的意識形態觀之，首先，自由主義概念範疇下的「台灣民眾黨」，強調人民自決權、法律平等，而其運動目標則為「法律平等」與「地方自治」，但在法政結構上爭取台灣人民權利，

只能在帝國既有的政治架構下運作，也就是認同日本政府統治正當性，在追求台灣地方自治。因此在「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同盟」、「台灣議會期成同盟」的「議會請願運動」論述裡面，從未明確提出「台灣獨立」的身分認同，甚至在形構台灣民族文化的過程中，游移於中國漢民族文化身份與日本政治身份之間，形成台灣份認同上的「錯誤意識」(林淇瀁，1995︰49-54)。

相對於右派，台灣 1920-1930 間的左翼運動者從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擷取理論和經驗，提出馬克思主義作為運動意識型態，為殖民地人民徹底解

政治動壽命很短，文獻更是付之闕如，難以有系統、不間斷地發展臺灣本土民族主義論述或政治哲學，而其政治意識形態也無法構成一部臻於「範型」（paradigmatic）形式的民族主義思想演化史。但，隸屬於日本帝國或漢民族這個大標題之下，台灣本土的反殖民運動論述，的確具體察覺並說出「台灣人」是一支具有獨立性和（半）自主性的「民族」。因此，荊子馨使用「新民族主義」來描繪台灣日據時期 1920-1930 間的台灣反殖民運動，並依此討論其與日本、

中國的文化、經濟論述中所展現的依賴性與關係性。（荊子馨，2006：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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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人民自決、階級平等的理想，描繪出一個左翼運動目標：以「階級鬥爭」

追求資本社會的結構轉型與政治解放。這樣的運動論述，旁徵世界左翼運動如第三國際的殖民地抗爭策略，提出日本殖民對台產經政策與台灣既存封建制度，造成台灣社會階級的形成以及農民貧弱化、佃農化、農工化的階級壓迫；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團體，於是策劃了國際主義式的、以階級為基礎的階級運動。只是，這樣的「階級鬥爭」論述，儘管宣示了台灣政治主權的獨立自主，卻因強調「階級先於民族」而放棄對於台灣民族文化主體的論述，更未處理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社會、中國半殖民地社會的歷史事實，如何影響台灣民族的身分認同。

日據時期台灣右翼民族主義運動提出「台灣文化與民族自主」的身分認同，而左翼則提出「台灣獨立」的政治訴求，這些針對台灣文化、政治主體的論述¹⁰，從日本殖民至今，非但是台灣殖民、後殖民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界的論戰焦點，更是一直以來台灣政客們挑動族群意識的政治語言。以下，

筆者將簡單討論台灣近代相關日據時期文獻與歷史研究，並解釋本文為何欲針對《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兩份日據時期台共刊物當中，「階級鬥爭」一詞的意義轉進作為分析焦點。

(一)、「親中派」、「台獨派」論戰

目前台灣對於日據時代左派、共產黨史料的蒐整，以陳芳明作品最為大量，其《謝雪紅評傳》、《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皆以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作為焦點，並透過人物小傳與史料評論，希冀建立起一套「左翼史觀」討論「台灣作為一殖民地社會」，陳芳明並相信，台共作為日共的民族

10 荊子馨提出，以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觀看台灣之於日本政權的反殖民性，可以形成三種文化與政治策略：第一，

附屬於日本帝國結構下，以法律途徑爭取政治自治，換言之，即為臣屬於日本帝國，在民族論述上無力抵抗日府同化政策。第二，統一於新興的中華民國，於民族、文化論述上建立與中國的連結性。第三，追求獨立，並分成以中國作為民族認同獨立於日本政府，以及堅稱台灣主權兩種（荊子馨，2006：88）。此三種政治傾向，顯示了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精英們用以區隔、抵制日本同化主義，所發展台灣「民族認同」的兩個趨勢︰中國祖國派，與台灣自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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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實與中共清楚畫界，陳於是批評中國共產黨企圖「控制、領導、分化」

台共，導致台共日益走向極左路線，最終成為「盲左」而招致滅亡（陳芳明，

1998：212）。

陳映真、杜繼平等已於 2002 年對此論述提出批判。批判重點在於，首先，

陳芳明提出「左翼史觀」解讀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但此「左翼史觀」卻未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性質論」¹¹作為基礎。陳映真認為，相關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樣貌的討論，必須緊扣各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如金融資本輸入∕輸出形式、掠奪殖民地原料、獨占殖民地市場等發展過程（陳映真，2002：8-10）。陳映真認為，陳芳明稱其評論為「左翼史觀」，但在馬克思社會型態發展理論中，就從未有任何理論將一個社會階段稱之為

「殖民地社會」；而所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經結構討論，卻未見於陳芳明的論述之中，因此，陳映真批評陳芳明的左翼史觀並不具物質基礎。

另外，杜繼平以〈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一文，批評陳芳明解讀台灣日據時期的左翼史料，過於服膺「台獨」政治意識(杜繼平，2002：231)。杜文批評陳芳明的左翼史觀是「台獨史觀」，原因有三。第一、強調台灣人的「受壓迫命運」，而壓迫政權除了殖民時期的殖民母國日本，還有承接日本繼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第二、處理台共歷史時獨捧謝雪紅時，過於神話謝雪紅作為台灣「民族鬥士」、「台灣反抗精神代表」，以強調謝雪紅不是「中共」

以塑造謝作為「台灣民族英雄」的獨立自主性。第三、切割台共與中共的關係，強調台共是日共的台灣民族支部，而中共卻是阻撓、控制、甚至造成台共分裂的元兇（杜繼平，2002：267）。

綜合杜繼平、陳映真的批評，陳芳明對於日據時期左派史料的解讀主要

11 根據陳映真的解釋，社會性質論認為，一個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有其獨特性質和型態，而與之相映的就是「生產關係」，馬克思並依此將人類社會依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演化，分類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

這是以西方獨立資本主義社會做為發展前提。19 世紀中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帝國主義，輸出資本，並掠取他國他民族的工業原料，強佔其市場並傾銷商品，並以此累積資本與再生產。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擴張，而其表象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控制，就是強權政治統治與經濟搾取，因此被統治的國家便具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性質。

(陳映真，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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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漏有二。第一，陳芳明重要貢獻在於左翼史料的文獻整理與左翼人物的立傳，但其所謂「左翼史觀」並非透過「左翼」觀點分析台灣日據時期的政經結構與左翼人士的論述方向，亦並未針對當時政治、經濟狀況做出結構性分析，與陳芳明所認知的「社會性質論」的分析視角不甚相同；換言之，陳芳明所稱的「左翼史觀」，實際上為「觀左翼史」。第二，陳芳明對於台灣日據時代的左翼人物、團體、言論的立論，過於服膺於「台獨」意識形態，如《謝雪紅評傳》、《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等論述，皆過於切割台共與中共、過於吹捧謝雪紅作為「台灣民族英雄」的神聖形象。

然而，相對於陳芳明，陳映真、杜繼平的批判亦有所缺漏。首先，陳映真對於陳芳明的批評亦過於泛親中意識形態。陳映真認為陳芳明對於日據時期左翼論述的解讀過於武斷且具「台獨意識」，然而，陳映真對於日據時期的台灣社會分析也具有相當強烈的「中國意識」。於陳映真文中，中國總以「祖國」作為意像和源引，其中相當多的台灣社會性質分析，亦是以中國社會的社會性質分析作為源引基礎。這樣的分析方式，則忽略台灣作為日本政權殖民下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之前，台灣社會階級結構當中已存有封建型態的階級壓迫，而此源自於中國傳統社會中央封建制度下的台灣地紳階級。

因此台灣本土地紳階級，實非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控制下的自生「新資產階級」，而是中國封建體系政權的遺物。台灣「半殖民‧半封建」的封建壓迫，

與其如陳映真所論是「帝國主義強開中國門戶、以強權通商，使資本主義生產、商品和金融資本破門而入，瓦解中國傳統自給自足的封建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陳映真，2002：8-10)，不如說是中國封建制度在日本殖民系統下轉型成為殖民地資本主義，造成階級壓迫。

再者，儘管陳映真以馬克思的社會性質論作為分析方法，批評陳芳明缺乏對於日據時期台灣社會的政經結構分析，但陳映真的回文如〈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等，亦缺乏對於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階級形構過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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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產業壓迫結構多加分析，並以此作為討論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團體論述的基礎。簡而言之，陳映真等並未於論戰中多加解釋「階級差異」所造成的社會壓迫、與因應社會壓迫而起的台灣左翼民族反抗運動的結構性情境為何，

但階級問題卻是日據時期左、右派運動論述路線分歧的基礎原因。

陳映真、杜繼平對於陳芳明所論述「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史觀」，爭論焦點多圍繞在「台共究竟是中共或日共？」、「中共對於台共究竟有無領導？」等，

而此番論戰末，又以互控對方為「台獨派」與「親中派」做結。論戰於此，「台獨派」、「親中派」兩頂帽子所反映的爭辯焦點實為，第一，「親中派」如何處理「中國漢民族意識」與「台灣意識」的糾結關係？第二，「台獨派」如何建立「台灣特殊性」，明確切割「台灣意識」與「中國漢民族意識」？以下，本文將簡介二派辯論重點簡單討論¹²，提出本文問題意識。

「親中派」對於日據時期台灣漢民族意識形態的論述，以歷史學家王曉波作為代表。他認為，「台灣意識」的生成與發展是以「漢民族意識」作為自然共識（王曉波，1988：12），而日據時期知識分子之所以有「中國統一」、「歸順日府但強調台灣自治」、與「台灣獨立」三種政治傾向，其差別在於對於「中國漢民族意識」的認同強度不同，而非對於「台灣意識」的認同。王曉波認為，中國漢民族意識，是台灣人民在日本統治與同化政策的現實與困局下，

一個「自然」成為台灣反抗運動、殖民運動的「理想」與「政治工具」。因此，

王曉波將台灣認同的觀念歸納入一個更大的「中國漢民族意識」的認同策略下¹³，認為日本殖民下的台灣知識份子所論述的「台灣民族意識」，並非特殊化

「台灣民族」的具體存在，而是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所展現出的「殊相」¹⁴，

12 本文並未企圖對所謂統、獨、左統、左獨史觀進行價值評判，而是希望理解、檢視此二派學者對於台灣日據時期反殖民運動潮的看法，希望本文對於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論述的分析，能跳脫統獨意識型態，理解當時左翼團體選擇「階級鬥爭」作為運動意識型態之原因與意義。

13 王曉波以林獻堂為例子，講述當代反殖民運動中的智識份子的中國漢民族意識如何展現，包括引用林獻堂拒穿和服、拒說日語、倡議保持漢文，並強調台灣政治與文化上的地方自治等，即便林獻堂的運動路線走的是政治保守主義、主張認同日本殖民統治正當性下的穩健政策改革，但王曉波認為，林獻堂在文化上堅持漢民族傳統，是台灣仕紳唯一能抵制日府同化政策的文化武器（荊子馨，2006：97）。

14 「一切的事物必須在普遍的『共相』中包括具體的『殊相』，並且，在具體的『殊相』中亦能表現普遍的『共相』。

中國漢民族意識為一項中國漢民族的意識反映之共相，故祖國意識為一項日據台胞的意識反映，惟具體的台灣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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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證明日據時期知識份子主張「台獨」作為民族文化論述，更遑論以「台灣民族獨立」作為反殖民運動的政治企圖。王曉波總體結論認為，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意識」，儘管猶豫並且稀薄，卻必定和「中國漢民族意識」糾結不清的（荊子馨，2006：99）。

王曉波在「中國漢民族意識」框架下討論「台灣意識」的地緣特殊性，

與陳映真的論點類似。陳映真同樣認為台灣的民族認同是一種「身分認同中的差異」，他認為台灣的文化認同並非僵化的身分認同，而是由「中國認同」

轉變而來，是在大中國意識與日本同化政策下彈性且流動的民族自覺與出路。但王曉波、陳映真將「台灣民族意識」作為「中國漢民族意識」共相下的殊相，其實忽略一個重要事實︰林獻堂、蔣渭水等右翼運動份子所表述的

「台灣意識」，即便在文化心理上具有糾結的中國性，但在日殖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卻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荊子馨，2006︰101)，更是屬於中產以上知識分子、士紳階級的階級條件。王曉波、陳映真將文化保守主義視為中國漢民族意識存在的証明，其中隱含的階級問題，卻在「文化認同」的框架下模糊掉了。

(二)、民族認同以外：「階級問題」

王曉波、陳映真並未否定日據時期台灣意識的生成，但卻將之定調為「大中國意識下」的特殊在地意識。相對而言，「台獨派」作為台灣意識擁護者，

則堅持台灣人民在文化與政治權力的獨立性，否認台灣與中國存在有機關係

（荊子馨，2006：101）。「台獨派」並進一步認為，台灣的殖民歷史，實造就台灣不同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促使台灣人民發展出自主的台灣意識。此論可以宋澤萊、史明、陳芳明等為論述代表。

宋澤萊於《台灣人的自我追尋》一書強調，若欲討論台灣人民的民族意

項存在，而必有其『殊相』之意識的反映」（王曉波，19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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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則必須先行討論台灣的社會經濟條件，因為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係」

與「物質基礎」，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共同體的基礎特徵(宋澤萊，1988：

51-56)。因此，欲理解「台灣意識」從何而來，必須先理解台灣社會「上、下層結構」的歷史變遷，即台灣的「經濟基礎」以及「政治、文化」的歷史變遷。宋澤萊進一步申論，日本殖民體系造就了台灣人民發展「台灣意識」的歷史情境，這個歷史情境來自於社會情境的轉變：第一，日府的殖民經濟政策將台灣資本主義化，產生了台灣本土資本家，促成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引進。第二，日府殖民經濟造就台灣農奴結構，無產階級形成，進而發起以農、

工階級為主體的反殖民運動（宋澤萊，1988：56）。宋澤萊認為，台灣人在反抗殖民經濟壓迫的過程裡，逐漸發展出自主意識，不但希冀從日本殖民政權中解放出來，亦期望脫離中國封建體制與沙文主義。

然而，宋澤萊的分析有幾點矛盾。首先，台灣本土資本家的角色，在台灣左、右派反殖民運動中具有不同意義。台灣本土資本家，是右派議會請願運動的運動主體與思想引介者，同時亦是社會運動的經濟提供者。換言之，

台灣資本家，一方面是殖民經濟中的「親日府者」、「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卻又強調台日社會、文化、民族的差異，要求日府在政治結構中「准許」台灣地方自治。因此，台灣資本家、留學生、知識分子，儘管在日殖台灣時期扮演民族主義思想引進者的角色，卻在「從殖民地情境中解放出來」的政治論述上顯得保守而歸順。

右翼的保守論述，被以「階級鬥爭」作為論述的左翼運動團體，視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分裂。台灣農工階級、無產階級所面對的壓迫結構，除了日本帝國政府，同時更包括台灣本土地主、買辦階層等，而上述「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與日府殖民經濟體系休戚與共、難以分離的，尤其這些在殖民政經結構中得利的台灣本土資產階級，還傳承自台灣農村既存的

「地主—佃農」封建制度。因此，左翼反殖民運動多以左翼知識分子、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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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奴工為主體，台灣本土民族資產階級如地主、買辦階級等，則大多加入運動訴求相對保守的右派反殖民運動。

第二，宋澤萊強調必須「討論台灣上、下層結構的歷史變遷，才能理解台灣自主意識的發展過程」，但卻未清楚說明台灣意識的特徵除了「反中國與反殖民」外，與其他層次的上層結構（如宗教、社會實踐、政治制度等）有何關連，亦未曾仔細探討所謂經濟關係的變遷，如何影響台灣意識形構過程中的過度與轉換(荊子馨，2006：104)。宋澤萊「理想中」的台灣意識，固定不變地以「文化、民族獨立於中國，經濟、政治獨立於日本」為鬥爭目標，那麼這樣的台灣意識是固化的、不變動的、絕對存在的，甚至是神聖化的。如果宋澤萊想証明的，是台灣的殖民環境造就並生成了「台灣意識」，而台灣意識又會隨著台灣政經狀況變動，則必須以台灣社會與經濟經的「歷史過程」

作為基礎，討論台灣意識如何生成與轉化。換句話說，就是建立一個「台灣意識」轉化的「歷史論述」。

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台灣中心觀點的台灣史。

史明於《台灣人四百年史》前言中明確寫道：「筆者要站在四百年來從事開拓、

建設台灣而備受外來統治的立場，來探索『台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史明，1980：1)。史明堅持台灣人民的主體與中心性，

並將台灣主體以外政權視為「外來統治」，其抵抗對象，除了台灣殖民時代的日本帝國政權，亦包括中國與國民黨將台灣歷史邊緣化的官方論述。史明認為，即便中國南方與台灣具有相當程度的語言、宗教、民俗等文化傳承，但自然地理(台灣海峽)與歷史過程(殖民時期)已將台灣與中國區隔開來，並形成各自的社會發展脈絡(荊子馨，2006：105)。史明為強化台灣人的主體性，除了特別強調台灣是一個區隔於中國的獨立社會，同時更將台灣與中國於歷史和社會發展中的差異，解讀為「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關係，中國於台灣史中所扮演的腳色，是「封建」與「殖民」的「前現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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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造成台灣與大陸在社會經濟情境差異的歷史原因，究竟是什麼？

史明認為，就是日本的殖民過程︰日本殖台期間的對台經濟政策，促使台灣資本主義化與現代化，並透過這樣的經建過程，使台灣脫離中國的封建體制¹⁵。史明認為，日府於台灣實施的殖民地開發模式，即是台灣已存在「資本主義」

的証明，亦為台灣「現代化」的契因，更顯示台灣已經脫離「半封建、前現代」的中國社會。於是，台灣統治政權由中國替換到日本，所代表的意義是，

台灣已從「封建的殖民社會」轉向成為「現代化的殖民社會」。

史明的觀點，把「現代化」當作判別台灣與中國差異的指標，而度量兩地「現代化」的指標即是「資本主義化」¹⁶，此觀點與陳芳明類同，認為日本殖民體系實際上促成台灣資本主義化，因此台灣於日據時期已經存在資本主義，而這樣的資本主義，是一個催生「台灣意識」(台灣人脫離中國社會並發展主體意識)的必要之惡。順著這樣的邏輯，史明對於日據時期左、右派運動論述亦有所批評，史明認為，日據時期左右派運動所提出之民族論述，皆混淆了中國與台灣的現實社經區隔，也就是說，以中國文化、祖國意識作為台灣民族意識的號召，實為台灣與中國在文化、血緣上親近性所造成的「虛幻的、理想性的」幻想，若將此「幻象」解讀為「中國意識」的存在，是忽略了台灣的「現實」身份︰台灣在日本殖民期間已經與大陸產生了經濟上的、

政治上的區隔，形成一個「不同範疇的單一社會存在」(荊子馨，2006︰108)，

這造成了日據時期反殖民運動論述在民族意識上的混淆。

除了民族意識的混淆，史明認為日據時期台灣左、右派反殖民運動論述分別有所疏忽。史明舉出，右派的議會改革運動忽略了殖民體制下的社會階級分層，因此無法動員普羅大眾形成翻轉政體的運動；而左派則無條件接受馬克思主義、共產國際的論述，盲目強調「階級解放」，卻忽略「台灣社會現

15 日本政權於台灣殖民期間，將台灣作為米、糖等初級農業原料的出口地區，並藉由法規、各式農業補助政策先將台灣農業規模化，再以日資壟斷台灣原料的資本與市場，確保殖民母國的原料與勞力來源。

16 史明列出台灣與中國的差異比較，如兩地農民人口數、現代產業從業人口數、工業部門人口比例、農工業的每人平均生產毛額等，並認為台灣民富差距擴大與中產化，主因是殖民經建帶來的資本主義發展，此與停滯在前現代的中國是不一樣的（荊子馨，20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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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歷史過程」（荊子馨，2006︰109）。因此，史明認為，日據時期台灣反殖民運動論述，都僅停留在「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抽象理念，脫離了台灣現實。

針對史明評論日據時期台灣反殖民運動的觀點，荊子馨認為，史明是以結果論反觀運動，卻未深究當時左、右派運動的歷史限制是什麼；意即，「議題不在於它們為什麼沒有將台灣社會的特殊性考慮進去，而在於它們為什麼無法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實踐？」（荊子馨，2006︰111）。台灣與中國具有歷史與文化上的親近性，但台灣在地理與政經環境上作為日本正式的殖民空間，「親中派」、「台獨派」激烈辯論下的「台灣意識」，似乎無法化約為中國漢民族意識，亦無法縮減為特殊的、獨立的、具有自主性的民族主體意識。

(三)、問題意識：從「民族認同」走出「階級」的路

總觀「親中派」與「台獨派」論述，焦點有二。第一，殖民地情境塑造了台灣的民族認同(無論是台灣自主意識，或是將民族認同包羅入中國漢民族意識)。第二，日本殖民經濟體系、中國封建體系，造就了台灣的社會階級結構，並產生階級壓迫。

第一點將台灣殖民期間反殖民運動的論述，納入民族主義範疇來談，卻無法避免地落入「台灣是否自成民族」的死胡同中，「親中派」如王曉波舉台灣殖民期間右派運動的文化論述為例，認為日據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展現了台灣殖民體制下根深柢固的中國性，卻忽略了當時的文化傳統主義，事實上代表了台灣仕紳、地主階級的文化條件與政治利益。日據時期台灣底層階級如農奴、農工，所受到的階級壓迫實來自於日府的殖興產業政策與中國封建體制交互作用下的雙重壓迫，文化保守主義、漢民族意識並無法與當代左派運動的「階級革命」論述相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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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映真、杜繼平等儘管以台灣殖民時期的左翼運動論述為分析，卻與陳芳明同樣陷入「台共」究竟是「親中共」或是「親日共」的路線之爭，未焦點於台共論述如何討論「階級意識」與「民族意識」、台共的「階級鬥爭」

論述究竟奠基於何種的社會脈絡之上、以及左翼團體最終要求文協解散的原因與思想轉變又是什麼。這些提問，是了解當代左派如何處理「民族意識」、

「階級意識」的基礎。

針對第二點，「台獨派」如宋澤萊、史明、陳芳明等，則將日本政府殖台灣期間所發展的經濟體制，視為台灣脫離大中國意識的契機：日府的帝國資本主義促進台灣資本主義化，除了造就台灣新資產階級的運動經濟基礎，亦促使台灣形成有別於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特殊歷史環境；這個「獨屬於台灣」的殖民歷史，醞釀了台灣人民的「台灣意識」與主體性。但同樣的，

這樣的「台灣意識」，並未解釋當代左、右派運動的論述限制：右派運動份子的自由派議會改革路線，實受制於運動主體在日帝國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經濟利益，導致右派路線必須在承認日府「統治正當性」前提下，保守地退求日府統治政權提升台灣人（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治位置」（修法、議會改革、

台灣地方自治等），這樣的右翼運動論述，實為排除底層農奴階級利益的。相對於右派，左派運動份子主張「階級鬥爭」，強調以農奴、工人為運動主體推翻帝國主義與資本結構，但「台獨派」卻未分析左派運動如何談論「民族」

與「階級」，或為何強調「階級先於民族」。具體而言，陳芳明在處理日據時期組派論述時，將他們的「階級革命」歸納為「盲左」，但更應細部追究的是，

日據時期左翼團體提出「階級先於民族」的判斷與運動策略為何、如何形構而成。

「台獨派」與「親中派」以民族主義觀點分析日據時期左、右派運動的可能性，辯論焦點卻停滯在台灣∕中國認同的糾結對立上，非但唯心，更是一種維護自己政治傾向的論述策略。以民族主義的視角分析日殖台灣社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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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意識形態，其實模糊（或躲避）了帝國主義於台灣造就的殖民經濟體系中，

最為尖銳的「階級關係」。於此，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是，對於日本殖民期間台灣運動的分析，應從民族主義的角度跳脫到殖民主義，並從日本帝國殖民主義體制下台灣社會的「階級關係」作為社會脈絡背景，方能理解當時左翼運動的論述進程與轉化。

最重要的是，台灣日據時期左翼份子強調「階級先於民族」，因此所主張之「台灣獨立」，並非指稱「建立一個台灣自主文化主體」，而是「台灣獨立於日本」，以「階級鬥爭」的運動策略反對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壓迫。這樣的「台灣獨立」問題意識，所強調的是「政治與經濟」上的自主，而非「文化主體」上的「台灣民族」論述建構。因此，台灣左翼團體並未如台灣民眾黨企圖於《台灣民報》上形構「台灣民族」的身份認同。在《台灣大眾時報》

與《新台灣大眾時報》中，台灣左翼團體的論述重點，是左翼運動意識型態的必要性，與運動進行策略；換言之，台灣左翼團體基於日據台灣的「下層」

社會結構所形構出的「上層」意識形態，並未展現於「台灣民族的身分認同」

的論述中，而是展現於「左翼運動的運動方針與組織策略」上。因此，欲討論日據情境下台灣左翼份子如何形塑左翼階級運動之「意識形態」，必須焦點於他們對於運動方針與組織策略的論述。

想要釐清「階級」意識如何生成並被日據台灣知識份子討論，最直接而重要的文獻，便是《台灣大眾時報》（1928 年）與《新台灣大眾時報》（1930-1931 年）。因此，本文將焦點於《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中關於「階級鬥爭」論述，討論 1928 年-1931 年間台灣左翼團體如何觀看當時台灣階級形構、其左翼團體之結盟狀態為何，而以上兩點因素，又如何影響兩報當中所呈現的左翼「階級鬥爭」意識型態與運動論述的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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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當代針對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史料論述的分析並不多，而相對於日據時期右派議會請願路線的文獻整理與分析，近代對於日據時期左翼運動的史料整理分析更顯缺乏。

本文認為，若僅以「台共究竟為中共或日共」的路線之爭理解台灣日據時期左翼運動的論述轉折，即便具有相當高的史料蒐集、開啟詮釋角度的意義，卻未明確針對日據時期台灣社會政經結構、階級形構、剝削情況作出台灣日據時期左翼論述的分析。此論戰並無助於我們理解台灣日據時期農民奴工化、殖民母國資本壟斷本土產業發展中所產生的階級壓迫，亦無助於理解當時台灣共產黨、台灣左翼運動人士等知識份子如何觀看台灣階級形構，進而發展左派論述與運動策略。

因此，本文欲以台灣日據時期的農村階級形構作為論述分析的基礎，將

《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相關「階級鬥爭」論述作為分析對象，

討論台灣左翼論述是如何發展？又，組織、宣傳、教育為日殖台灣左翼團體的重要工作，那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團體的結盟狀態，如何影響他們「階級鬥爭」意識型態的塑造？更重要的是，左翼團體對於台灣日據時期的社會階級形構的認知是什麼，而這樣的認知，又如何造成左翼團體運動論述與策略的轉向。

在此，本文將簡介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團體所發表的重要刊物《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的生成背景與歷史意義，並解釋以本文以此二份刊物作為分析焦點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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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的緣起與歷史意義

《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是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團體藉以宣傳思想、深化在地組織、引介世界左派潮流與論述的喉舌刊物，此二份刊物的生成與論述，與台灣日據時期的社會階級形構、左翼運動方針密不可分。

本章欲先簡介《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的生成背景，而後討論《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兩份刊物的歷史意義與重要性。

(一)、《台灣大眾時報》簡介

1927 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蔡培火、蔣渭水離開文協組織台灣民眾黨，

並發表刊物《台灣民報》作為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的喉舌刊物¹⁷。分裂後的新文協以「階級鬥爭」為口號，積極鋪展「階級先於民族」的左翼運動意識型態，

是為台灣當代左翼反殖民運動的核心組織。1928 年，台灣左翼團體成立「株式會社台灣大眾時報社」創辦《台灣大眾時報》，此份刊物成為日據時期左翼陣營用以發表、鋪陳左翼論述與思想，並批判右翼「民族主義」運動路線的論述媒介。

《台灣大眾時報》印刷編輯部設於東京，刊物在東京編印完成後輸入島內，而《台灣大眾時報》的總支部則設於臺北、台中、台南三處（陳芳明，1998：

199），前後共發行十期，而負責人與印刷者則以蘇新掛名。《台灣大眾時報》

的主要組織成員如王敏川、賴和、連溫卿、翁澤生、蘇新等，都是當時台灣主要的左翼思想者，更是《台灣大眾時報》當中的主要寫手與記者，而創刊號的諸多致賀團體，也都為當時台、日的左翼組織與工農團體，可見《台灣

17 據蘇新回憶，「1927 年春天台灣文化協會的左右派鬥爭表面化，右派退出了文協。但右派份子佔領了從前文協的機關報《台灣民報》。因此，左派雖然爭取了文協，卻失去了宣傳工具，所以不得不另創機關報。」(蘇新，1993：42)，

此為左翼份子對於右派退出文協並創辦《台灣民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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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時報》足以代表台灣 1928 年代左翼運動論述機關。

概觀 1928 年左翼陣營於《台灣大眾時報》所發表的論述，可大致分為前後兩期；前三期在舖述並建立共產主義、階級鬥爭思想的「論述」，標示出左翼知識份子政治主張，而後七期則以「報導」為主，內容多為當時台灣、中國、與日本等地的左翼運動概況（陳芳明，1998：200）。以下，本文將簡單介紹《台灣大眾時報》的刊物內容。

《台灣大眾時報》為週刊，共出版十期¹⁸，除了創刊號、第二號、與第五號為特刊外，《台灣大眾時報》週刊內容可分為社說、評論、時事、論壇四個部分。社說與評論撰寫主體為「台灣大眾時報社」，每期發刊皆有社說與評論兩專欄，內容主要為當時左翼運動主張；時事部分為報導，報導內容為各地大小相關農、工議題與事件；而論壇部份則為特約撰稿，撰稿者為蔡孝乾、

楊貴、洪石柱、連溫卿、黃石輝、簡吉、莊泗川等人，這些人或為左傾文化協會成員，或為台灣農民組合成員，在《台灣大眾時報》的論壇中皆以本名發表文章。

《台灣大眾時報》時期的社論、論壇、以及時事報導，宗旨在於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受壓迫的台灣人民」的喉舌，宣揚「台灣解放」的左翼運動理念(台灣大眾時報，1928.3.24︰2)，並積極將 1928 年前由台灣「士紳階級」所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朝向以「大眾利益」為優先的「階級解放」運動邁進。因此，《台灣大眾時報》的論述策略，除了批判右派民眾黨的「民族主義運動」、樹立左翼「階級鬥爭」運動的正當性，另外就是致力於報導日本殖民政權對台灣造成的社會壓迫問題(工、農運動為主)以集結台灣左翼運動力量。

在《台灣大眾時報》創刊團體為台灣大眾時報社，從台灣大眾時報社的

18 包括創刊號(1928 年 3 月 24 日)、第二號五一紀念特別號(1928 年 5 月 10 日)、第三號(1928 年 5 月 18 日)、第四號五一爭報號(1928 年 5 月 21 日)、第五號(1928 年 5 月 28 日)、第六號(1928 年 6 月 4 日)、第七號(1928 年 6 月 11 日)、第八號(1928 年 6 月 25 日)、第九號(1928 年 7 月 2 日)、第十號(1928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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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人員看來，《台灣大眾時報》的主要論述者是 1927 年左傾後的台灣文化協會，而文協中諸多成員則與 1928 年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成員身分相互重疊，可見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共產黨成員為《台灣大眾時報》的論述主導者。在《台灣大眾時報》時期，並無以台灣農民組合為發文團體的文章刊登於《台灣大眾時報》中。

《台灣大眾時報》僅為期一年，在 1928 年 7 月 9 日發表第十期之後，《台灣大眾時報》即遭日本政府查禁導致停刊。直到 1931 年「台灣大眾時報社」

方再度創辦《新台灣大眾時報》，繼續台灣 1930 年的台灣左翼運動論述。

(二)、《新台灣大眾時報》簡介

《台灣大眾時報》於 1928 年發行，卻在同年 7 月遭台灣總督府「嚴加取締、絕對不允許輸入台灣島」¹⁹，導致出刊 10 期後休刊。1930 年底「台灣大眾時報社」再度研擬《台灣大眾時報》復刊，並於 1930 年 12 月以《新台灣大眾時報》為名重新出刊。只是，1931 年日本政府積極防堵台灣左翼思想的蔓延，並於 1931 年底強力掃蕩全台共產黨與左翼組織，《新台灣大眾時報》在日府掃蕩下再度休刊。

《新台灣大眾時報》是月刊，於 1930 年 12 月發行創刊號，地點仍設在東京「株式會社台灣大眾時報社」，前後僅發行了五期²⁰。《新台灣大眾時報》與

《台灣大眾時報》的相異點有二，第一，《新台灣大眾時報》中論述文章的內容與篇幅明顯增加許多²¹，而對於左翼活動的報導對象，則更擴大到世界無產

19 「在一九二八年，東京曾發行著我們被壓迫大眾的武器大眾時報，被台灣官憲，藉台灣特別新聞紙令的取締，不許設定取次人及發行，嚴加以極端干涉，絕對禁止輸入台灣，竟陷於休刊的窮境了。但是我們無產大眾，仍是不撓不屈的鬥爭，而急切地熱烈要求我們時報能得再建，是以這次再有新大眾時報的出現。」(新台灣大眾時報，1930a.12.︰

2)。

20 包括創刊號(1930 年 12 月)、三月號第二卷第一號(1931 年 3 月)、五月號第二卷第二號(1931 年 5 月)、六月號第二卷第三號(1931 年 6 月)、以及七月號第二卷第四號(1931 年 7 月)。

21 《台灣大眾時報》的篇幅一期約 15~20 頁，但《新台灣大眾時報》單期篇幅卻增加到 70~120 頁不等，除了文章數目明顯增多，文張篇幅亦增長許多。原因之一是《新台灣大眾時報》是月刊，而《台灣大眾時報》則是週刊，因此月刊較週刊之刊物內容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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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運動。第二，《新台灣大眾時報》當中所有作者名字皆為筆名，但以團體名義發表論述的，除了台灣文化協會，還增加了台灣農民組合，且農民組合所刊登文章、宣言的份量相當重。

此兩點轉變，顯示出 1930 年後的台灣左翼團體結盟狀態。由第一項轉變，

可見《新台灣大眾時報》的論述走向，深受 1928 年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影響。

1929 年世界經濟大恐慌，國際左翼革命思潮大興，台灣共產黨在第三國際的革命論述洗禮下，判定台灣左翼運動於 1930 年後必需以「武裝革命」的方式進行「階級鬥爭」。此直接造就《新台灣大眾時報》當中多篇文章重申世界資本主義已面臨崩盤，積極發表論述引介蘇俄、世界殖民地、無產階級運動的革命狀態，並認為台灣的「解放運動是國際的，是要和世界無產階級握手」(新台灣大眾時報，1930.12︰2)。

第二點則顯示，台灣農民組合在 1930 年後左翼運動中是極為重要的核心團體之一。《台灣大眾時報》中論述者皆為個人，其餘則是以「台灣大眾時報社」、台灣文化協會作為發表主體的社論與社說。然而《新台灣大眾時報》中，

台灣農民組合正式以團體名義發表文章與宣言，顯示《新台灣大眾時報》不再是文協專屬機關報，而更像是一個左翼運動團體共有的論述平台。此暗示，

台灣文化協會於 1930 年前後已不再是台灣左翼運動論述主導機關，而當時台灣左翼運動方針，則是傾向與農民運動更進一步的結合。

(三)、小結

《台灣大眾時報》到《新台灣大眾時報》所論述「階級鬥爭」的「階級主體」與「鬥爭對象」，並非固化而一層不變的。《台灣大眾時報》以「批右派、團結左派」作為論述路線，而其中批鬥的對象是從文協分裂出去的右派民眾黨政治運動，但相對而言，「左派」的運動主體並未明確標示，而台灣農民組合亦未於《台灣大眾時報》中以團體名義發表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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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台灣大眾時報》是 1930 年「台灣大眾時報社」所出的刊物，其「階級鬥爭」概念的定義與內涵，較《台灣大眾時報》清晰許多，同時，台灣農民組合開始加入《新台灣大眾時報》論述團體的行列，顯示《新台灣大眾時報》時期，台灣農民組合的位置於台日據時期組左翼運動團體的結盟壯派中，

漸趨重要，更顯示出，台灣農民、農工階級已確立成為左翼團體所認知之「階級鬥爭」運動的主體之一，。

日據時期左翼運動的「階級鬥爭」論述，從《台灣大眾時報》到《新台灣大眾時報》，是經由「民族主義」轉向「階級鬥爭」的，更是一個經由「民族先於階級」轉化到「階級先於民族」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所指向的台灣左翼團體結盟狀態是什麼？具體影響左翼團體結盟狀態與運動論述的日據台灣社會情境又是什麼？本文認為，討論台灣抗日時期的民族反抗運動論述，不該忽略台灣左派運動之發展軌跡，而這個軌跡，需以台灣日據時期左翼團體

「如何論述階級鬥爭」作為討論核心，觀察當代左翼對於「階級」概念的定義轉化，以了解台灣日據時期左翼份子如何理解並討論台灣的殖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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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論脈絡與分析架構

第一節、理論脈絡：文化研究與政經學派的結合

討論媒介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主流有二：從 1960 年代始至今的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以 Raymond Williams 與 Stuart Hall 為代表的文化研究，著眼於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分析，以及以 Graham Murdock 與 Peter Golding 為代表的媒介政治經濟學研究。此二派皆認同大眾媒介是傳達意識形態的工具，但文化研究的 Williams 和 Hall 認為「媒介最主要是屬於意識形態研究的範疇」(Murdock & Golding：1974﹔林淇瀁，1995：42)，而政經取向的 Golding &

Murdock 則認為，大眾媒介「主要是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下，生產與分配商品的工商業組織」(Murdock & Golding：1974﹔李政亮，2003)，強調必須先掌握媒介生產訊息的經濟過程，方能充分理解媒介意識形態的產製。政治經濟學派取向的媒介研究學者如 Murdock 和 Golding 等人則認為，研究大眾傳播現象，應嚴謹考察媒介結構的經濟組織與大眾媒介的關係與運轉模式，並討論媒介結構以何種方式提供媒介訊。，因此，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派強調，媒介文本當中意識形態與文化的建構，需要以文化生產工業的政治經濟結構作為分析基礎。

1990 年代，美國傳播學界期刊《大眾傳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持續著批判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對話。政治經濟學者 Graham 認為，英國 Williams、Thompson、Hoggart 等文化研究學者對於意識形態、虛假意識的意義討論，實為找出所謂箝制受支配階級意識形態的機制，而文化研究的論述皆有明確政治意圖：透過對於勞動階級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強化勞動階級的信心，使其能夠對抗優勢、統治階級的支配文化」﹔

並致力於討論「勞工階級在受支配、被束縛的背景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解放自己命運的革命意識。」(馮建三，2003：99)，Graham 於是認為，文化研究

台灣日據時期左翼論述的轉進：以《台灣大眾時報》與《新台灣大眾時報》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