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台灣大眾時報》時期的「階級鬥爭」論述轉進 68
第二節、 《新台灣大眾時報》時期的左翼團體結盟狀態
台灣共產黨成立於 1928 年，台灣農民組合則成立於 1925 年並於 1927 年 左傾，而台灣文化協會則成立於 1921 年且於 1927 年左傾。此三團體為 1930 年前後台灣主要左翼運動團體，在《新台灣大眾時報》階段，台灣文化協會與 台灣農民組合皆以團體名義發論述於《新台灣大眾時報》中，而根據台灣共產 黨之 1928 年之黨綱，台共對於文協與農組又負有指導關係；因此，此三團體 之結盟關係與各自運動位置，將影響到《新台灣大眾時報》當中左翼運動「階
75
級鬥爭」意識形態之論述建立。以下，本文將先討論《新台灣大眾時報》時期，
社會階級形構，進而討論此三團體的運動位置。最後，本文將討論此三團體的 結盟與定位方式，如何影響到《新台灣大眾時報》中「階級鬥爭」的論述呈現。
(一)、1930 年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位置
根據 1928 年台共政治大綱，台灣文化協會是肩負「組織資產階級」、左 為「聯合戰線」統一機關使命的，而文協的任務，是在組織進步資產階級、並 成為聯合戰線中心之後，改組成為「台灣大眾黨」，集結左翼運動各團體成為 一個「聯合戰線」、帶領大眾「進出政治鬥爭」。然而，這樣的聯合戰線想像並 未成功，而文協亦未如預期改組成為台灣大眾黨。文協之任務未竟，在《新台 灣大眾時報》時期的文化協會於是進行內部檢討，發表〈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 任務〉一文，並同時顯現出台灣文化協會如何在 1930 年的台灣左翼運動氛圍 中，形成階級認同、位置於「階級鬥爭」之左翼運動中。
《新台灣大眾時報》三月號〈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一文，即對台 灣文化協會在左翼運動進程中的位置認同，作了檢討與分析。在〈台灣文化協 會當面的任務〉文中，文協對於 1925 年以降的組織內部鬥爭過程進行自我批 判，並認為，文協組成份子具有小資產階級性，不應被賦予「左翼運動領導機 關」之任務，當退下轉型成為「組織進步資產階級」的專門團體，一方面組織 進步資產階級與城市無產者，另一方面則從旁輔助工農組織進行田野調查(台 灣文化協會，1931.3︰26-27)。
台灣文化協會的「小資產階級性」，來自於文協的組成過程。〈台灣文化 協會當面的任務〉首先敘述文協成立至今的內部路線鬥爭過程，大致可分為 1927 年分裂的前後意識形態的轉變歷程。於〈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文 中，文協將 1920-1925 年的文化協會稱作「由台灣土著資本家地主階級握著台
76
灣解放運動指導權」時期(台灣文化協會，1931.3︰19-20)，於此期間，文協之 言論權由台灣本土資產階級77掌握，然而，當資產階級自身的經濟遭到威脅78， 文協的運動策略便出現保守化、合法化之傾向，其中資產階級、地主們甚至提 出「文協不是政治團體此後決不干政治」的主張，作為向日本政府延遲納利的 交換條件(台灣文化協會，1931.3︰19)。如此漸趨保守之運動意識形態，自遭 文協內部左翼份子批判，並具體造成 1927 年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台灣文化 協會當面的任務〉一文認為，1925-1927 年的文化協會，經歷的正是「台灣本 土資產階級」與標榜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左翼運動份子」相互爭奪台灣解放 運動指導權的鬥爭。
然而，在 1927 年左翼知識分子取得台灣文化協會主導權後，文協面臨了 一個困境︰1927 年離開文協的右翼團體組織民眾黨，以「只有民眾黨才能領 導台灣民眾」為口號(台灣文化協會，1931.3︰21)，在原左翼農組、工會以外 另組右翼農民協會、工友總聯盟。對文而言，民眾黨組織工、農聯盟「不但企 圖右翼的大同團結，進一步則欲欺騙廣大的未組織大眾」(台灣文化協會，
1931.3︰21)，於是，文化協會於 1928 年後，開始以「文化協會」名義作為台 灣左翼團體與組織的總基地，鼓吹工農加入文協，企圖結成「台灣大眾黨」79作 為台灣左翼聯合團的組織，以對抗民眾黨的右翼結盟。然而，大眾黨並未如預 期成立，而農民組合、左翼工會等亦未加入台灣文化協會。
針對左翼團體欲以「文化協會∕大眾黨」作為左翼統一戰線主導機關的 失敗，〈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對此提出反省，認為癥結在於「文化協會」
仍屬於小資產階級領導，並未真切達到「工農大眾」作為「階級鬥爭」主體的
77 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工商生產機構幾乎為日本資本把持，台灣「有產者」幾乎清一色為地主階級，以林獻堂為 例，林獻堂為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領導者，提供相當多的資金，其收入來源為稻穀。在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中，基本出 資者的 13 人中，地主佔 8 人、醫生 5 人，而地主之中又有 4 人為林獻堂家族。而台灣文化協會成員除了農民以及知 識青年，還包括地主、醫生、公務員、律師、資本家與日本「御用士紳」等各階層的人，1927 年前文拹主導地位多 由地主、醫生與文協幹部所把持(王郁茹，2007︰15)。
78 文中以林獻堂受台灣銀行催繳利息為例(台灣文化協會，1931.3︰19)。
79 此即為台共政治大綱所指稱的「大眾黨」，亦為台共於 1928 年賦與文協之任務。
77
事實80。1929 年後的文協於是認為，1927-1929 年台灣左翼運動陷入停頓期，主 因在過於倚賴「以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作為主體」的文化協會、誤把「小資 產階級的集結體『文協』代替無產階級的指導」(台灣文化協會，1931.3︰21)，
而以知識份子佔多數的文協成員，即便宣講「階級鬥爭」口號，仍易流於「觀 念論」(台灣文化協會，1931.3︰21)。
1929 年底文化協會召開第三次全島代表大會，確立「文協作為無產市民 青年學生等的小資產階層的一個大眾團體」，「是反對殖民帝國主義的過程中，
揪合在工農團體組織之外的」(台灣文化協會，1931.3︰21)。換句話說，文化 協會在《新台灣大眾時報》時期，明確地自我定位為工農團體之外的、以小資 產階級、知識精英為主體的一個文化機構，並明言必須將組織形式從「地方分 權」轉為「中央集權」(台灣文化協會，1931.3︰22)，意即降低文化協會自主 權力，聽從無產階級中央指導機關的領導。
〈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一文，自述了文協從 1925-1930 年的組織狀 況與內部路線爭議，與其如陳芳明所言這是一個「文協左傾」的過程，不如理 解此為一個「文協在左翼運動中逐漸確立自我階級位置」的歷程。文化協會一 開始由左、右派人士共同組成，設定為一個「台灣反殖民運動的聯合陣線」， 卻在 1927 年轉變為「以工農團體為組織對象的左翼聯合陣線」，又再度於 1929-1931 年間將自己定位成為「左翼陣營中獨立於工農團體的小資產階級∕
知識份子階層的大眾文化」團體，這個過程代表一個重大的意義︰文協不再自 我認知為台灣反殖民運動的「指導機關」，而是以「進步小資產階級、知識份 子」為主體的、聽從無產階級中央領導的從屬組織(台灣文化協會，1931.3︰
24)，其任務在於「作為純粹的文化機關」、進行「調查事業」(台灣文化協會，
80 〈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一文指出，當時的台灣左翼團體過重倚賴小資產階級，把小資產階級的集結體「文 化協會」代替無產階級作為團體指導者，其運動的組織方式，皆是以「小資產階級」為主體，向「工農大眾」進行 演講，但在文協的組織型態上卻採取「地方分權」，具有過濃厚的無政府特性，使得所謂「階級鬥爭」的運動方針淪 為宣講的口號而非實際深入地方工會、農會進行有系統的組織(台灣文化協會，1931.3︰23)。
78
1931,3︰27)，並絕對支持工農團體。換言之，文協的目標與定位，是作為工農 團體的論述輔助者，進行工農運動相關的田野調查，在論述與行動上給予工農 運動必要的聲援。
從〈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觀點，《新台灣大眾時報》時期的文協，
對於「階級鬥爭」運動之認知是︰文化協會不應作為左翼運動領導團體，因文 協並無法免除自身組成階級之菁英性質，而消解精英性的方式，是在組織形式 中消解文協做為聯合戰線之領導，將領導權交由無產階級中央，而其他團體轉 而各就自己的階級位置81進行組織，再形成左翼戰線聯盟。因此，文協既然確 認自己為「進步小資產階級與知識精英」的組織，其綱領應針對此階級的「一 般大眾」而設定，例如抗稅、抗租、確立住屋權、水電費減免等(台灣文化協 會，1931.3︰28-30)，並聲援同為左翼陣營工農團體的運動、並就知識精英專 業進行台灣問題調查，以提供工農團體論述基礎。
由此觀之，《新台灣大眾時報》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對於左翼運動之策 略仍存有「聯合戰線」的想像，而這個「聯合戰線」則是由一個文協以外的「無 產階級指導中心」來領導。此與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對於左翼運動「階 級鬥爭」意識型態之理解、對於左翼運動策略之想像有何出入？ 以下，本文 將就台灣農民組合於《新台灣大眾時報》所發表之重要文章〈台灣農民組合當 面的任務〉與〈台灣農民組合當面的運動方針〉二文，觀察此時期的台灣農民 組合如何所思考、論述「階級鬥爭」。
(二)、台灣農民組合「階級鬥爭」運動方針的再確認
台灣農民組合的運動路徑，與台灣農村階級形構關係緊密。1925 年台灣
81在〈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中，文化協會明確指出，過去文協綱領中「獲得罷工權之鬥爭」、「獲得七時勞働制 之鬥爭」、「廢止少年工女工危險作業之鬥爭」、「工人負傷罹病中工資全額支出之鬥爭」、「國家負擔生命及失業保險 之鬥爭」、「女工產前產後四週間休養及工資全額支給之鬥爭」、「確立耕作權之鬥爭」等(台灣文化協會，1931.3︰31)，
應交由工會及農組提出，而非由文化協會提出。
79
農民組合積極組織台灣佃農、農工並策劃抗爭，造成 1927 年農組內部民族資 產階級、地主階級相偕離開農組，是為農民組合的「左傾」。1928 年後日本對 台製糖原料需求達飽和，又適逢國際糖價下跌，台灣糖廠對內剝削加劇，此深
農民組合積極組織台灣佃農、農工並策劃抗爭，造成 1927 年農組內部民族資 產階級、地主階級相偕離開農組，是為農民組合的「左傾」。1928 年後日本對 台製糖原料需求達飽和，又適逢國際糖價下跌，台灣糖廠對內剝削加劇，此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