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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兩國之規定可知，美國與台灣之 α1、α2 及 β1 分別相等。然依推論 1 顯示，β1 與 β2 並不影響寬恕政策之成效，因此兩國三階段模型皆可應用於圖 3-5，也就是當 α1 = β1 = 1 的情形，從而畫出下圖 5-1：
圖 5-1 美國、台灣之三階段模型
若看圖 5-1 縱軸部分，由於 α2 = 0 使三階段模型中水平線 πc
− π = (1/2)(2 – α
1 – α2)F + D = 0.5F + D 恰等於二階段基本模型 πc− π = (1/2)(2 – α)F + D = 0.5F
+ D。故以美國與台灣的例子而言，其二階段基本模型與三階段模型之結果會完 全一致，如同前述推論 3 所示。0 1 𝜆
1 − 𝐹 𝐹 + 𝐷
𝜋𝑐 − 𝜋 = 𝜆(𝐹 + 𝐷)
○x1
○x2 𝜋𝑐− 𝜋
𝜆𝑋= 1 − 0.5𝐹 𝐹 + 𝐷 0.5𝐹 + 𝐷
○x2
○x1
○x2
○x3
○x5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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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規定，圖 5-3 中三階段模型的水平線為 πc
− π = (1/2)(2 – α
1 – α2)F + D= 0.25F + D，而二階段基本模型為 πc
− π = (1/2)(2 – α)F + D = 0.5F + D，故與歐
盟的結果類似，日本所訂定的寬恕政策，其二階段基本模型相較於三階段模型亦 可能有更多申請適用寬恕政策的情形發生，亦如同命題 4 所述。綜合以上美國、台灣、歐盟及日本四個國家或經濟體針對寬恕政策的規範，
並放入二、三階段模型所呈現之結果，我們可以簡單歸納出以下兩點：
第一，由於訂定之 α1 = 1 皆相同，四個國家或經濟體所制定的寬恕政策皆 符合推論 2 中「使寬恕政策具穩定性的情況增加至最大」的情形。
第二，以三階段模型而言，存在 α2 之國家或經濟體如歐盟及日本，其可能 申請適用寬恕政策的情況會比不存在 α2 之國家或經濟體如美國及台灣來得多，
如同命題 4 所述。
因此，若以寬恕政策的有效性以及申請適用之可能性高低作為依據，日本所 制定的寬恕政策將優於或無異於歐盟的政策，而歐盟的政策又優於美國和台灣的 政策。而就各國法規以本模型之設定而言，適用寬恕政策而減免的罰款可能總額，
以日本最高（為開始調查前之最高減免金額 1.5F），歐盟及台灣次之（1.3F ~ 1.5F）， 而美國減免之罰款總額則最少（F）。此外，若將本文與王智賢等 (2016) 所得之 結果進行比較，可發現以寬恕政策實施之有效性而言，兩者幾乎相反。王智賢等 (2016) 認為美國的政策優於台灣及歐盟，而台灣及歐盟的政策又優於日本。若探 究其原因，本文認為或許可從以下三個面向切入探討。首先，是否將第一階段，
也就是廠商選擇聯合與否納入考量可能是決定性因素，就如同本文前述推得之三 階段模型所示，由於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廠商於第一階段即可能選擇不聯合，因此 部分第二、三階段之結果將不具影響力，換句話說王智賢等 (2016) 所得之部分 結果在本文三階段模型下將不會產生政策成效之優劣。其二，本文為了建立一個 更一般化且具可比較性的模型，故將聯合廠商對市場造成之損害 D 設為一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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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數，然而美國實際之寬恕政策規定，符合申請寬恕政策資格之廠商，其對市場 造成之損害可由三倍降為一倍，並非一固定常數，因此得出之限制式將與本文有 所不同。最後，王智賢等 (2016) 在探討政策成效時主要將各階段分別進行獨立 探討，而本文則嘗試將三個階段合併探討，因此在政策成效的解讀上可能會有些 許不同。
另外一項值得探討的問題是，除美國係針對第一家告發廠商給予罰款免除而 非以調查前後做為區分外，其餘三個國家或經濟體皆給予 β1 與 β2 明確數值，
這與本文所得之推論 1，即 β1 與 β2 不會影響寬恕政策實施成效之結論有明顯 不同。本文雖無法針對此部分取得足夠證據力，但此差異之探討或許要回歸三階 段模型之模型假設：假設當有廠商向執法機構提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時，執法機 構即能進行調查並且確實調查成功。然現實中，即便有廠商提出申請並提供相關 事證以協助調查，執法機構卻未必能調查成功並給予廠商相應之裁罰。此情況可 能歸因於證據或調查能力不足等因素，因此對執法機構而言，若保留 β1 和 β2
可增加於前一階段未提出申請之廠商，在開始調查後選擇提出申請並提供相關事 證之誘因時，便可增加執法機構調查成功之機率。因此雖然理論上 β1 與 β2 不 會對寬恕政策實施之成效造成影響，但實際上多數國家或經濟體在制定相關規定 時，仍會選擇保留 β1 與 β2，以盡可能彌補證據或調查能力不足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