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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辨析與定義
一、 歌仔、歌仔先、歌仔冊
本論文以《最新烏貓烏狗歌》、《婚姻制度改良歌》、《自由戀愛勸世歌》、《最新愛 情與黃金歌》四本歌仔冊為考察對象，首先對歌仔、歌仔先、歌仔冊作名詞的辨析與 定義。
據蔡欣欣在〈戀戀國風/博物樂府《六十條手巾歌》析論〉中指出：隨著明清閩、
粵移民的播遷，當地的民歌小調、俗曲歌謠也隨之在臺灣社會流傳，且逐漸衍生發展 出「歌仔」、「念歌」、「歌詩」、「七字仔」、「相褒」、「雜念」、「四句連」、「笑科」與「乞 丐調」等各式名稱與曲調形式，在日治時期的文獻史料中屢屢可見，其中「歌仔」的 名義與源起，歷來引發學者不少論析，或認為昭和十六年（1941 年）稻田尹的＜台灣 の歌謡に就て＞一文，是首次對「歌仔」名詞定義的，其義類同於現今所述「有說有 唱，使用閩南方言的講唱表演」，也即是一般所謂的「七字歌仔」、「四句聯」4。
其後 1958 年吳瀛濤在纂修《台灣省通志稿》時，提出「俗謠」等同於「民謠」，
而「歌仔」則歸屬於俗謠的類別中；爾後又在《台灣諺語》一書中，將「歌仔」再分 為「中國歷史故事類、台灣歷史故事歌、勸世類、情歌、相褒歌、雜類」六小類且加 以說明：
本省在來的民謠，俗稱『歌仔』，係每句七個字，四句為一聯的『七字歌』，因 唱為消遣，也稱為『閑仔歌』，即含有空閑時歌唱之意。歌仔，最簡單的是四句 聯起來，成為獨立的一首歌；另外，較長的，即有編唱故事的，即以幾十首、
幾百首連在一起的長歌，以及男女對唱的『相褒』（互以對唱之意）5。
歌仔為傳統韻文典型的「七字一句，四句一聯」的結構體制，篇幅可長可短，內容或 敘事或抒情，具有著休閒娛樂的功能性，此說法可視為「廣義」的歌仔。
曾子良認為所謂「歌仔」是指流傳閩南一帶，特別是臺灣地區既說且唱，用以敷 衍故事的一種文體；它與彈詞、鼓詞相似，都是上承敦煌變文，下繼宋、元講唱文學，
4蔡欣欣，〈戀戀國風/博物樂府《六十條手巾歌》析論〉，彰師大國文學誌第 17 期，2008 年，12 月，頁 3。
5 吳瀛濤在《台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藝術篇》（台北文獻委員會，1958.6，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影印本第 35 冊）第三章第二節中，將俗謠分為（1）採茶歌、山歌（2）車鼓（3）駛犁歌（4）打鐵廠 仔歌、阿祿仔歌（5）歌仔五類，頁 120-123；後又在《台灣諺語》（台北：台灣英文出版社，1975.2 初 版，1988.4 八版）一書中對歌仔界義，頁 34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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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用一語詞，但所指事物迥異11。）
歌仔冊敘事的草根性與貼近民眾生活、口語化的特色，舉凡社會現象、政治經濟、教 育教化、男女情愛等都有涉獵。如同孔子所言詩經的功能：「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可以說是臺灣文學 的一塊瑰寶，現已有許多有志之士加以開發耕耘，期待未來可以開出更豐碩的結果。
另外，曾子良也提及歌仔的說唱底本12，一般稱為「歌仔簿」或「歌仔冊」；表演 的時候叫「唸歌」。所謂「唸」，是指接近語言聲調的「說」；而「歌」，自然是指唱的 部份。所以「唸歌」，其實就是「半說半唱」、「說中帶唱，唱中帶說」，有時卻像「似 說似唱」的說唱形式，因為它的唱詞都是七字句，所以又叫「七字歌仔」、「台灣七字 唱」13。
二、 現代性
陳芳明先生在《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一中提及「現代性」的定義14：
現代性，是西方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降的產物，基本上是所謂的理性（reason）
的延伸。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的興起，人類日益趨除巫魅，對於無知的學問或信 仰產生強烈的懷疑。凡是被歸類為沒有科學、沒有秩序、沒有系統的事物，大 多一律被視為不理性。因此，一個越講求理性的社會，對於規律、法則的要求 就越高。尤其到了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對於時間、管 理、效率、秩序的要求也大大提升。在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常常 借用理性的名義，而達到控制整個社會的目的。只要現代性越膨脹，則人們所 受的壓抑與控制就越嚴厲。如果資本主義發生在殖民地社會，則被殖民者就越 受到加倍的控制。
現代性(modernity)，絕對是屬於西方文化的觀念。台灣人初視現代性時，已經 淪落為日本統治下的被殖民者。「現代」與「現代性」的觀念，並非孕育於日本 社會內部，而是自明治維新以降，日本人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模仿而獲得的。
11王順隆，〈談閩臺歌仔冊的出版概況〉，《臺灣風物》第 43 卷第 3 期，1993 年 9 月，頁 109。
12歌仔唱本的名詞眾多，本文中皆以「歌仔冊」稱謂。
13曾子良，《臺灣歌仔四論》，(臺北：國家出版社，2009 年 7 月)，頁 3。
14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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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治理台灣，為了使殖民體制在最短期限內鞏固地位，日本人在台灣推 動現代化可謂不遺餘力。如果現代化可以視為一種論述，則這樣的論述在一九 二年代的台灣已經產生影響了。
對殖民地臺灣而言，1920 年代是頗具關鍵性的歷史階段。社會學家陳紹馨曾經指出，
在 1921 至 1925 年之間，臺灣社會變遷有了重大的轉折。他說，這段時期「交通發達，
人民的流動性增高。農產加工品的生產增加，生產力提高，人民的日常生活消費量也 略增。人民的態度開始改變，漸願意採取各種新生活方式。漸多用機械(腳踏車、汽車 之類)，西醫人數超過中醫，初等教育也漸普及」15。這裡所書的新生活方式，乃是指 現代化生活而言。這種生活方式的改變，無疑是資本主義逐漸在島上臻於成熟的一種 反應。現代化生活為臺灣人民所接受時，所謂「世界潮流」、「現代文明」等等的概念 與名詞，就成為當時社會的流行語言。
此外，因為本文亦著重於日治時期「自由戀愛」風氣的探討，所以也要釐清「戀 愛」譯詞的現代性。了解日文「戀愛」的含意，與中國「戀愛」的意義有何不同？日 本的戀愛觀與中國的戀愛觀如何碰撞，並且影響日治時期的臺灣。清地ゆき子研究指 出關於“love”的中文譯詞，1925 年章錫琛在其創刊的雜誌《莽原》寫道：
在中國的文字上，一向沒有相當於英文“love”的意義的字。近來雖然勉強從 日本來翻譯，用戀愛這字來代替，然而一般卻仍然沒有關於這字的觀念16。
由此可見，當時的知識份子認為“love”的對譯「戀愛」來源於日文。另外，關於日文
「戀愛」一詞的成立及其概念的普及，至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在詞源史研究方面，
廣田榮太郎和飛田良文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編輯出版的英華字典中，「戀 愛」用作“love”的對譯，進而被援用至日文中，出現於明治初期的啟蒙書籍及戲曲翻 譯中。而柳父彰的研究表明：明治中期（1880 年代末至 1890 年代初期）的《女學雜誌》
中，知識分子們針對該詞的意涵展開了激烈的議論，使得該詞成為一個社會上頗為流 行的詞語。此外，佐伯順子和平石典子的研究進一步指出：該詞包含了「高尚的精神 性」的意義而得以流行、普及。
另外，柳父引用主持《女學雜誌》的巖本善治（1863-1942）針對《谷間的姬百合》
15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 年)，頁 127。
16章錫琛，〈駁陳百年教授 一夫多妻的新護符〉，《莽原》第 4 期，1925 年 5 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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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而撰寫的〈批評 谷間的姬百合 第四卷〉中一節，即「譯者必須最清正地譯出『ラ ーブ』（戀愛）之情，必須將有不潔之感的日本通俗文字加以潔淨，妥善處理，指出：
「“love”和日本通俗意義上的「戀」不同。因此有必要創造出和“love”相對應的新詞。
由此而來的正是『戀愛』一詞。」明治二年代以《女學雜誌》為中心的雜誌對「戀愛」
展開了眾多議論與評價，該詞得以廣泛流傳；知識分子們也從該詞獲得各自言論上的 支持，倍增勇氣，因而使用該詞也漸漸成為當時一種時髦的行為。更重要的是：促使
「戀愛」一詞流行起來的原因當中還有來自於基督教的影響。
而在中文的「戀愛」意義，則可從梁啟超說起，梁啟超因戊戌變法失敗亡命日本，
此期間他通過日文資料真正接觸西方思想，並創辦《清譯報》。在談論「戀愛」時，他 列舉莎士比亞的戀愛描寫，稱「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 一瑟士比亞」。在此，「戀愛」作為名詞，其義為「男女相愛」。再者，通過 1900 年以 後在日本的中國文人所撰寫隨筆和小說的調查，可以確認：「戀愛」一詞意義範圍縮小，
專指男女之情。如前所述，日本在 1900 年代以後，「戀愛」一詞已經得以傳播流行，
而且「戀愛」的「高尚精神性」得以倡導。那麼可以推測，中國文人們對「戀愛」一 詞的使用極有可能是參考日文「戀愛」的用法。
而另一方面在中文語境下，知識分子們也試圖賦予「戀愛」一詞新的詮釋，即「高 尚的精神性」。從當時胡適和周作人等知識分子在《新青年》上針對「自由戀愛」和「貞 操問題」而展開討論中便可窺見一斑。在中國，人們對於「自由戀愛」之意義的理解 卻是來之不易的。知識分子關於「自由戀愛」的議論一直延伸至 1920 年代的《婦女雜 誌》上。其中也涉及到當時舊態依然的貞操觀、結婚觀、以及蓄妾等諸多問題17。
從以上清地ゆき子研究論述可以得知，日本「戀愛」一詞的由來與意義及對中國
「戀愛」觀念的影響是很深遠的。釐清日人對「戀愛」一詞的定義，應該可以初步了 解日治時期臺灣島民的戀愛觀有何不同之處。
本文從「現代性」的角度切入剖析與考察《最新烏貓烏狗歌》、《婚姻制度改良歌》、
《自由戀愛勸世歌》、《最新愛情與黃金歌》四本歌仔冊。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殖民主 義的擴張下，「摩登」觀念也跟著傳播到亞洲等第三世界。在殖民主義的第三世界，摩
《自由戀愛勸世歌》、《最新愛情與黃金歌》四本歌仔冊。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殖民主 義的擴張下，「摩登」觀念也跟著傳播到亞洲等第三世界。在殖民主義的第三世界，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