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晚近的體育運動史的考察，相關研究逐漸累積，從學校的體育課 研究，也開始擴及不同的運動項目，例如鄭人豪對於日治時期游泳運動的討論 中，從游泳運動在學校與社會的發展面向，乃至從台灣人的角度，討論了對於游 泳運動態度的轉變，然而，本文的討論架構，依循著萌芽、發展、躍進與質變等 演化式的討論取向，都是預設了戰時體制必然為「質變」的成見，事實上，歷史 研究的分析，主要在呈現不同時代背景特性下，引入游泳運動者與受容者之間的 互動關聯，至於具有價值性的躍進與質變，並無法提供一套解明上述課題的分析 架構。115
以上關於台灣體育運動史的研究成果，說明體育運動的討論，不僅走出學 校教育史的框架，拓展了具有體育與運動意涵的討論面向，進而碰觸休閒、大眾 文化等相關特提，並從社會史途徑，考慮不同運動參與者，作為社會行動者的意 義，並由文化治理與認同政治的分析概念中，釐清日治時期體育運動所引發的身 分與游移認同的問題，此皆對本文的討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體育運動史研究的資料問題與研究方法 1、資料應用與分析概念
112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頁 294-330。
113 金湘斌，〈日治初期台灣初等學校運動會之歷史考察（1895-191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114 謝仕淵，〈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運動會與地方社會（初探）〉，《臺灣歷史學會會訊》，16
（2003.5），頁 18-30。
115 鄭人豪，〈日治時期台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一般來說，日治時期體育史研究的分析概念與討論立場，常可見研究者預 設1920、1930 年代為高峰期，進入戰爭則為質變，如此的討論取向，一方面預 設進化論式的「現代化」觀點，如同在東亞現代史的研究中，便出現「傳統與現 代」、「挑戰與回應」等分析架構，亦即以西方中心為觀點，觀察東亞世界在現代 化過程的受容狀況，然而，此分析觀點最為人詬病者，便是對東亞內部的歷史與 文化因素缺乏深刻討論。116相同地，傳統的體育史分析，也面對類似分析上的窠 臼。117
再者，誠如研究中國近現代體育史的Andrew Morris曾指出，體育史研究如 果僅能以政治史的框架為框架，如此體育史研究並當無主體性可言。118以此概念 為主，本文對於資料應用與研究方法之關係，雖參酌日治時期台灣史研究的重要 框架，例如政治社會取向的無方針、同化與皇民化等歷史分期的說法，但此些研 究陳說，並討論的前提，而必須檢視棒球運動分析的主體與行動者回應之間的相 互關係。
因此本文的方法意識，乃採取將殖民體制中文明化與殖民地化並存卻不衝 突的邏輯，概念化為殖民主義，並將運動置於現代性（modernity）的觀點下檢視，
強化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互動關係，將運動視為一種意識型態與權力結構的辯證 過程，從而顯現不同媒介所形塑之多元性，及各種不同身份的行動者在運動中所 體現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正如同以印度「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開創殖民史研究新格局的學者們，提出「反殖民的媒介與動力事實上是 可以主動積極，不一定受限於當時強勢文化主導」的見解。119從而顯現殖民主義 下運動所體現的現代性意義。
事實上，歷史研究方法須針對資料特性予以考量，掌握資料產生的脈絡，
116 這方面的反省可參考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譯本：柯文著、林同 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117 相關的討論，例如蔡禎雄，《日據時期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台北：師大書苑，1995）
一書，以「傳入」、「探索」、「確立」、「變質」的階段式討論，雖建立體操科的脈絡，
然而卻也意味著作者的討論途徑，採取演化論的立場，遇戰爭遂以「變質」稱之，當體操科 法規建構日趨完整時，而殖民政策又逐步呈現差異化統治時，作者的解釋正如「本時期內臺 灣人初等學校體育科，已有飛躍性的進展，它的歷史意義是值得肯定，因此吾人不能一味的 批評日本帝國主義對臺灣學校體育之推展，毫無貢獻。」而戰爭期間體操科便稱之為「變質 與終結」一般，作者的詮釋不僅較難析解體育對於勞動力供給以及殖民政治差異框架，所呈 現殖民統治下作為壓抑（政治的差異性）以及作為生產（體能的提升）共存的現象，泛價值 論的歷史詮釋更凸顯現代化觀點在歷史詮釋上的窮困，因此無從解釋殖民體制矛盾但卻不失 邏輯的政治特色。
118 毛岸俊，〈1909-1919 年「教育雜誌」體育文章分析的初步〉，《中華民國體育學會體育學報》
21（1996.6），頁 47-58。
119 林文淇，〈殖民主義與法律：《印度之旅》對後殖民理論的省思〉，《中外文學》24：3（1995 年 8 月），頁 62。關於「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理論與主張，可參考 Guha Ranajit 主編的Subaltern studies ( Delhi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所涉及之行動者立場與策略等問題，藉此建構分析概念與資料間的對應關係，體 現事件的過程與意義。因此，本文的研究認為資料應用與分析概念之間，必須考 量時代背景所形成的特性，與行動者動機形構與特質之相互關係。
2、日治時期棒球運動的文獻史料
日治時期的棒球文字史料，多數為反應在台日本人的棒球活動之資料。其 中，任職於台灣日日新報，1927 年起擔任台灣體育協會野球部幹事的湯川充雄，
於1932 年出版的《台灣野球史》120，為統括台灣1930 年代以前台灣棒球發展的 重要著作，同屬日治時期台灣體育通史性質的則為竹村豐俊編纂、臺灣體育協會 出版的《台灣體育史》，121也是廣為研究者使用的材料。此外，諸如《運動と趣 味》與《台灣運動界》等，則為雜誌類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史料。122
其他如以各機關為主，則為《台灣鐵道》、《台灣遞信協會雜誌》、《台灣警 察時報》、《台灣稅務月報》、《台法月報》等機關刊物為主，123此類刊物刊末皆有 幾頁的「雜報」、「地方欄」性質的單元，各單位的棒球發展狀況大多揭露於此。
124或者在學校校刊、校友會誌等資料中，例如《瑞穗》（嘉義農林學校）、《旭陵》
（嘉義中學）等，也反映學生棒球的發展狀況。此外，台灣總督府的公文類纂中，
則有關於1935 年前後，臺灣體育協會及其支部推廣地方棒球事務的相關檔案。125 大宗記載棒球運動發展的資料，則為報紙報導，包括《臺灣日日新報》、《臺 南新報》、《臺灣新民報》，以及在日本發行的報紙《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
皆有許多棒球運動的報導，單一報紙的報導內容甚至超過上萬筆。126而根據筆者 對現存1921 至 1937 年間《台南新報》的翻閱查詢，則有為數相當豐富的棒球相 關資料。媒體熱衷於報導棒球，除反映棒球的普遍性，也與日治時期媒體常為棒 球賽的主辦單位有所關聯，例如，主辦中等學校優勝野球賽的《朝日新聞》，對 此賽事非常重視，因此給予大幅報導，127相對的，競爭對手的《讀賣新聞》就不
120 湯川充雄，《臺灣野球史》，（台北：著者自印，1932 年）。
121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台北：台灣體育協會，1933 年）。
122 日治時期台灣體育史料的簡析，可參照林玫君，〈日治時期台灣體育史料簡析〉，《台灣教育史 研究會通訊》9（2000.5），頁 2-16。
123 根據台灣分館的「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查詢，各雜誌棒球報導的筆數，分別為《台 灣鐵道》（182 筆）、《台灣遞信協會雜誌》（177 筆）、《台灣警察時報》（45 筆）、《台灣稅務月 報》（39 筆）、《台法月報》（39 筆）。2010 年 8 月檢索。
124 相關雜誌期刊對棒球的報導，以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的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為例，有 上千筆的資料。
125 1935 年前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體協各支部的檔案大致完整。以台南為例，則有〈體 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10880 冊 17 號、〈體育協會台南支部經費ニ對シ州費補 助認可指令案〉，10861 冊 2 號、〈台灣體育協會台南支部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指令第七八五 六號）〉，10824 冊 13 號。
126 以提供標題與關鍵字檢索的報紙檢索系統為例，大鐸版的《台灣日日新報》約有 10137 筆棒 球資料，漢珍版則為11088 筆。2010 年 8 月檢索。
127 以 1936 年的《朝日新聞 台灣版》為例，5 月起由於各地預選賽即將舉行，朝日新聞便以「中
可能熱衷於此賽事的報導。
上述資料中，有助於掌握諸如殖民地棒球制度的框架、比賽舉行、勝負關 係等訊息，少部份則是以作者署名，闡述棒球價值、抒發心得與感想的內容。然 而，一般情況下，日治時期的棒球文字資料，由於出版時間、出版單位性質等主 客觀因素的影響，導致我們無法透過上述史料，詳細掌握台灣人參與棒球的全貌。
舉例來說，台灣人參與棒球的時間始於 1920 年代左右，此後約在 1930 年 代左右開始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臺灣人參與棒球運動進入高峰期，例如 1931 年以台灣人為主體所成立的高砂野球聯盟，128另一個案例則是1933 年元月，由 台北萬華在地本島人所組織，擁有5 支軟式棒球隊的聯盟。129此外，各地亦有許 多台灣人參與棒球例子。
然而，研究者所慣用的《臺灣野球史》、《臺灣體育史》等書，分別出版於 1932 與 1932 年，專業性的運動雜誌，如《運動と趣味》與《台灣運動界》，則 僅能反映台灣人尚未普遍參與棒球的1910 年代中期的狀況。因此，透過上述研 究者慣用以及專業運動雜誌，並無法反映台灣人參與棒球運動的狀況。
即便是1930 年代中後期出版的史料，也未必關注台灣人的棒球發展，日治 時期台灣棒球比賽的舉辦，常由臺灣體育協會與台灣日日新報共同合作辦理，其
即便是1930 年代中後期出版的史料，也未必關注台灣人的棒球發展，日治 時期台灣棒球比賽的舉辦，常由臺灣體育協會與台灣日日新報共同合作辦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