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當下的過去與數字後的人─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考掘 - 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研究

棒球被喻為台灣的「國球」，此因棒球場上的勝負（特別是國際間的比賽），

往往受到全民關注，其所牽動國族主義的動能更為可觀。然而，每個世代的台灣人雖關注棒球場上的勝負，但對棒球歷史的考掘工作與意義論述，卻未有相應於棒球成績的進展。較具有研究意義的討論，始自1992 年 8 月 5 日，我國在巴塞隆納奧運棒球賽中奪得銀牌，隔月《中國論壇》以「國家文化台灣棒球文化巡禮」為題，邀集翁嘉銘、晏山農、楊照、段嘉蓀等人，分別從文化、歷史等面向，

討論台灣棒球的發展及其意義。¹在四篇文章的討論中，指出棒球所涉及的政治操弄、國族認同等問題，但多數文章也幾乎認為，斷裂的棒球歷史脈絡，是要為台灣棒球進行辯證與解釋前的基本困境。

翁嘉銘指出如果我們一路探索台灣初期棒球史實，台灣棒球「其實毫無奇蹟」，²楊照也接著指出「改造過的棒球史完全斬斷了淵源自日本的『野球』時代記憶」，楊照認為由於對棒球歷史缺乏認識，棒球成就便以雷同統治者吹捧台灣經濟「奇蹟」的方式，1970 年代以降的台灣棒球發展經驗也被同樣冠上「奇蹟」

的形容。但是，只要了解早年棒球重要人士的生平傳略，就可發現台灣棒球受到日治時期野球傳統的影響，因此「只有把這些來龍去脈忠實還原，歷史才能彰顯出基本的合理性。」³而晏山農認為「我們沒有對棒球的發展進行堅實的歷史考掘，這類未具體掌握歷史脈動的後果，便是看到踏空虛浮的宰制╱反宰制抗爭，

要不就是過度膨脹國家機器的效率。」⁴

上述諸位作者共同指出，由於缺乏台灣棒球歷史脈絡的考究，進行形成定位台灣棒球發展價值的最大障礙之一。1990 年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為

1 翁嘉銘，〈棒球的美麗與哀愁－民心變遷下的台灣棒球史〉，《中國論壇》，32：12（1992.9），

頁27-31。晏山農，〈新認同的配方－台灣棒運的「力脫死」及其顛覆〉，《中國論壇》，32：12

（1992.9），頁32-36。楊照，〈抽離了民族主義之後〉，《中國論壇》，32：12（1992.9），頁37-40。

段嘉蓀，〈誰是王牌－紀錄與棒球史的書寫〉，《中國論壇》，32：12（1992.9），頁 42-44。

2 翁嘉銘，〈棒球的美麗與哀愁－民心變遷下的台灣棒球史〉，頁 28。

3 楊照，〈抽離了民族主義之後〉，頁 38

4 晏山農，〈新認同的配方－台灣棒運的「力脫死」及其顛覆〉，頁 34。

蔡宗信、梁淑玲、林琪雯等人，⁵這些研究當中，重點大多在解釋戰後棒球與認同政治的關連性，因此對於日治時期研究並無太多著墨，而蔡宗信的研究雖已日治時期為重點，但其論文下限為1926 年，然而，1920 年代末期開始，台灣人參與棒球運動才日漸普及，因此該文並無法回應1930 年代台灣人普遍參與棒球運動時代的狀況。

事實上，目前所見，台灣棒球史通史性的書寫，可以筆者與謝佳芬合著《台灣棒球一百年》⁶、曾文誠與盂峻瑋《台灣棒球王》⁷，以上上述四人所共著的《旋動歲月：台灣棒球百年史》⁸為代表，但由於受限於材料的限制，對於日治時期棒球發展的解釋，尚停留在釐清脈絡的層次，缺乏進一步的分析。

高正源的《東昇的旭日》，⁹則是棒球研究中主要的參考材料，作者從 1970 年代末期以來擔任棒球記者，藉著採訪之便，留意了許多日治時期的材料，同時採訪當時依舊在世的耆老，然而，由於該書為了滿足更多的閱讀對象，因此本書書寫具有報導文學風格，情節豐富敘事精采，甚至提出除了嘉農、能高團之外，

少為人知的精采故事，例如台中一中的幼獅隊，與戰後銀行行庫棒球發展的關係，然而，由於該書的書寫並非以呼應殖民分析為目的，因此對於日治時期的相關討論，主要以一則則精采的故事為主。若干區域性棒球史的書寫，則以高雄與嘉義為主，¹⁰不過，此些書籍，對於日治時期的討論，大多不如戰後，甚至可以說類似的書籍，大多以1970 年代以降的棒球史為主。學位論文中對於棒球研究的時間設定，也產生許多關注戰後，但卻忽略日本時代的特性，其原因除了問題意識的原因之外，資料限制應為重點之一。¹¹

現有日治時期棒球史的研究中，多數研究者常依賴諸如1930 年代初期出版的《臺灣野球史》、《臺灣體育史》等書籍，1930 年代以降，台灣人普遍參與棒球運動的階段，反而被忽略。

再者，由於過去台灣棒球史的分析，目的都在強調1970 年代政權對於運動的操弄，並將1945 年至 1970 年視之為棒球不受重視的年代，進而造成 1970 年

5 蔡宗信，〈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 1895（明治 28）年至 1926（大正 15）年為中心〉，國立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1。梁淑玲，〈社會發展、權力與運動文化的形構─台灣棒球的社會、歷史、文化分析--1895~1990〉，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2。林琪雯，〈運動與政權維繫—解讀戰後台灣棒球發展史〉，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

6 謝仕淵、謝佳芬，《臺灣棒球一百年》，（台北：果實出版社，2003）。

7 曾文誠、盂峻瑋，《臺灣棒球王》，（台北：我識出版社，2004）。

8 曾文誠、盂峻瑋、謝仕淵、謝佳芬，《旋動歲月：臺灣棒球百年史》，（台北：中華棒球協會，

2006）。

9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台北：民生報社，1994）。

10 蘇錦章，《嘉義棒球史話》，（台北：聯經出版社，1996）與吳建達、崔家齊，《高雄棒球風雲》，（高雄：新視界國際文化，2010）。

11 如同陳嘉謀，〈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 (1945~1968)〉，國立台東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2。陳國勝，〈高雄縣三級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9~2007)〉，國立屏東教育大學體育系碩士論文，2007。

代的棒球歷史，被形容為如同戲劇性般的發展，亦即楊照所指之「棒球奇蹟」。¹² 在此的分析架構下，始終缺乏血肉情節的日治時期棒球史，便複製刻板的殖民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立關係，如同晏山農所指稱以刻板的台灣∕日本的二分法，解釋其中的抗爭與屈從。

綜上所述，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棒球歷史的考掘，再於建立台灣棒球歷史的連續性脈絡，同時，在此脈絡的基礎上，揚棄刻板的抗爭與屈從的解釋，以日治時期台灣歷史發展為背景，提出棒球運動之相關分析課題。

2、數字後的人：行動者是誰？及其動機

日治時期棒球運動的相關史料中，最大宗者為賽會史之資料，亦即呈現競賽過程中，相關之數據，包含得分，以及安打、盜壘、四壞、三振等項目之表現的數據化資料。觀諸以日治時期報紙中的棒球新聞，作為編輯素材的西脇良朋《台灣中等學校野球史》，便可知日治時期報紙媒體中，對於比賽相關統計數字之重視，然而，上述現象除說明日治時期透過公共媒體的傳播，已形成穩定且具有專業性的棒球社群之外，這些數字對於釐清不同層次的棒球參與者之動機與目的，

並無太多幫助。

例如，我們很難從比賽勝負的統計中，解釋兩隊必然有著對應於此的高低關係，此因，特定的兩隊，如何看待比賽、看待對方，才是影響最後結局是否令人滿意的因素，如同1980 年以降，台灣的成棒運動，雖然未曾贏得奧運冠軍，

但台灣球迷自有一套從國際成棒比賽的對壘中，判斷成績優劣的價值，進而構成其維繫運動熱情的動力。換言之，如果僅藉由比賽紀錄的統計數字，缺乏對參與行動者的分析，數字本身並無從理解棒球比賽過程中，不同位置的行動者與棒球的關係。

再者，目前對於日治時期台灣人以運動為休閒的研究中，多數採取的研究途徑，主要為對名人錄性質的《人士鑑》之分析，以呂紹理為例，他選擇由《台灣人士鑑》中，分析345 名台中州的社會領導階層，對於休閒興趣選擇的現象，

345 名中的 28%之娛樂傾向與運動有關，其中 20-29 歲的年齡層為對運動最為有興趣者，或者說明不同教育程度對於運動的偏好，如書房教育出身者喜好靜態活動，而醫師及律師對於運動的選擇中，偏好網球與高爾夫。¹³繼之，林玫君透過類似的途徑，分析台灣新民報分別在1934、1937、1943 出版的《台灣人士鑑》，

則更廣泛的指出，多數選擇登山作為興趣者，多為台北州、台中州的都會人士，

12 相關研究強調 1970 年代棒球受到國家機器的影響而發展，但也造成基礎棒球根基被反噬，相對於此的則是，認為1970 年代之前的棒球發展，特別是戰後初期為冷漠期，如此的分析架構，

對於日治時期持續在民間延續發展的棒球運動（不以得世界冠軍為目的的），較缺乏主體視野的關照。蔡博任，〈躍向世界的野球：戰後台灣基礎棒球發展與國家機器─以美和中學棒球隊興衰（1970~1983）為例的研究〉，成功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13 呂紹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北：遠流，1997），頁 157-163。

年齡層則以30-49 歲者居多。¹⁴此外，黃慧貞也曾分析同一批材料，顯示教育背景的差異對於西方藝術與體育活動選擇的影響。¹⁵

對於三個版本的《台灣人士鑑》，最為詳盡的分析則為林丁國，林丁國從日本人與台灣人、1895 年前後出生、教育程度、島內或島外受教育、居住地以及醫師身分者、傳統日式與西式運動等指標，分析909 位以運動為興趣的台灣社會領導階層。根據分析結果，林丁國指出日治以後出生接受近代教育者，較之傳統社會漢學教育者更能接受新式體育。同時，不分台灣人與日本人，居於北部者對於運動的偏好也居首位。在分析中也指出，總數425 名的台灣人中，選擇棒球的為23 名，佔總數的 5.4%，受過高等與中等教育的台灣人對於棒球的偏好，分別是15 與 7 人，百分比為 8.5%與 6%，接受島外教育者則有 9.2%選擇棒球，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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