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顧 - 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研究

1、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研究回顧

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的討論中，首先嘗試建構棒球歷史脈絡的研究，為蔡宗信〈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 1895（明治 28）年至 1926（大正 15）年為中心〉。該文藉由《運動と趣味》、《臺灣野球史》等重要資料的引用，

交代棒球引入台灣及其初期的發展，然而，殖民地台灣的棒球史研究的分析課題，

除了交代引入棒球的過程，也應側重由台灣人的角度來看待此事，然而，由於台灣人參與棒球多在 1920 年代之後，高峰期則為 1930 年代，蔡文就此問題的討論，

則以台灣人參與棒球運動的經緯為題略論之，蔡文的貢獻在於為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初期發展建立基本的脈絡，而未能就台灣人普遍參與棒球的議題有所回應。

其次，相關的討論中，係以棒球的萌芽、奠基、勃興作為主要的分析概念，雖建立體操科的脈絡性，然而卻也意味著作者的討論途徑，採取演化論的立場，而未能適切的回應，棒球分別與殖民地社會文化和文化治理的關連性。⁹²

繼之，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則關注台灣人在殖民者所開啟的局面中的位置，其中討論了學生棒球與社會人士棒球，以及能高團與嘉農等課題。本文在資料的引用上，有所突破之處在於口述資料的引用，有效解決日治時期棒球文獻記載傳統中，並非以台灣人為主的缺失。然而，本文對於能高團與嘉農的討論，大多僅能用榮耀與傑出來形容，並沒有回應殖民研究分析的實質論述，而社會人士的棒球運動，則以引用 1932 年出版的湯川充雄的《台灣野球史》與田中一二編的《台灣年鑑》為主，從出版年來看《台灣野球史》自然無法回應作者提出的 1945 年的論文討論時間下限，而《台灣年鑑》的資料，多半是賽事的資訊報導。如此一來，此些資料引用下所寫就的棒球史，主要便會集中在賽事與球隊的歷史。⁹³溫勝智的〈台灣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87-2001)〉，

94則在材料與論述上，不脫蔡宗信的討論範圍與觀點。

綜上所述，蔡文與謝文的討論，主要在於資料引用上有突破，例如運動雜誌《運動と趣味》，或者口述歷史的研究，但仍有不足者，除了報紙中豐富的資

92 蔡宗信，〈日據時代台灣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以 1895（明治 28）年至 1926（大正 15）年為中心〉，國立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1。

93 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94 溫勝智，〈台灣地區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87~2001)〉。東海大學歷史學系碩士論文，2003。

料未能充分使用以及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材料尚有待充分開發之外，主要還在於提出的問題意識，未能與殖民研究關心的相關課題有所呼應。

對於資料的引用較為完整的研究，則可以林丁國分別聚焦嘉農棒球與嘉義棒球中的嘉農與嘉中等幾篇文章作為代表。林丁國對嘉農討論，鉅細靡遺的交待了從嘉農成立、「島內制霸」乃至成為台灣傳統強隊的過程，同時對嘉農的重要選手詳加介紹，最終認為從嘉農的案例中，指出台灣棒球運動的條件和環境已成熟，「確實能作到藉由棒球而發揮超越民族的作用，更是台灣經過日本三十年統治之後，內台逐漸融合的一個面向。」同時，也提出三民族的棒球隊，台灣人觀眾對於嘉農中日本球員的表現，當然拍手鼓掌，「對球隊的認同也會延伸到對球員的認同」。並指出觀賽民眾的認同等尚待解釋的問題。⁹⁵續之，林丁國又以〈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1928-1943）〉，說明嘉義市內的兩支棒球勁旅，從嘉義、南部、全台灣乃至全日本甲子園的競賽表現，足以說明日治時期嘉義棒球風氣之興盛，作者並指出嘉農與嘉中的對抗意涵，應該進一步的商榷。⁹⁶另外，在〈日治時期台灣網球與棒球運動的島內外競賽表現〉中以日治時期最為風行的兩項運動為例，說明在運動的合作與對抗中，日本人與台灣人不若平常彰顯，「有助於跨越族群藩籬，促進日臺一體的融合作用。」⁹⁷

林丁國幾篇以嘉農為中心的論文，透過多方資料的引用，說明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幾個面向，作者提出了幾項值得繼續考掘的問題，例如觀眾、運動儀式等課題，除此之外，作者強調日臺二分法、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二分法做為分析概念的商榷性。確實，僵化的二分法不僅無助於理解棒球，更簡化了一九二○年代以降，同化政策所代表的文化治理手段本身的複雜性，換言之，日與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不是不能作為分析概念，而是它應該細緻的被放在不同的關係中被討論，例如不同的行動者位置、不同的同調集團關係、不同的比賽層級，

棒球的合作與競爭，是彼此辯證的共存關係。嘉農的加油者，在嘉義的現場為嘉農加油，認為嘉中是日本人，確實嘉中棒球隊都是日本人，當然嘉中的台灣人子弟一定不會這樣想，而在此時，最尷尬的則可能是嘉農內的日本人，所幸嘉農內部的價值，不以族群為分野，且已被諸如學校宣稱的「嘉農魂」或者近藤教練所強調的棒球價值給注入。值得注意的是，但當嘉中取得台灣代表權時，支持嘉農的球迷，或許轉而為嘉中加油，繼續為嘉義或者台灣的球隊，在邁向甲子園的路上持續加油。最終，那個曾在嘉義現場希望嘉農擊敗嘉中的球迷，認同甲子園的價值，努力的為嘉中而加油。棒球運動所體現的文化治理手段，就是如此的多元

95 林丁國，〈日治時期台灣中等學校野球運動的發展 ─ 以「嘉義農林」為中心的探討

（1928-1942）〉，收入胡春惠、薛化元主編《中國知識份子與近代社會變遷》，台北：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系，2005。頁 195-212。林丁國，〈從「嘉農」看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的發展〉，

《台灣史料研究》，28（2006.12），頁 67-111。

96 林丁國，〈球都雙雄：日治後期嘉農與嘉中的棒球對抗（1928-1943）〉，發表於嘉義縣政府主辦

「第五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2009 年 10 月 30、31 日，頁 1-37。

97 林丁國，〈日治時期台灣網球與棒球運動的島內外競賽表現〉，《臺灣史研究》，16：4（2009.12），頁 37-80。

與深具彈性。

歷史取向的研究成果中，在材料與問題意識上，最貼近殖民地背景脈絡與日治時期研究傳統的則為Andrea Morris的“Kanō Baseball and 'Triethnic' Identity in 1930s Taiwan”⁹⁸的討論，Morris以嘉農為例，討論 1930 年代同化政策脈絡下，

具有三民族特色的嘉農棒球隊，所涉及之身份認同問題，作者首先提及 1931 年嘉農的成就，距離霧社事件不到一年，因此，三民族的合作，特別是原住民參與這項被視為具有文明價值的運動，更具有特殊意義，也被視為帝國一視同仁價值的具體實踐。作者繼而討論三民族棒球隊進軍甲子園得到第二名的過程中，最終如何成就了帝國的統合（文章中用了Tri-Racial Harmony, Second-Place Finish, One Unified Empire的標題）。作者在最後的結論中，則強調殖民經驗與戰後臺灣歷史的影響。亦即殖民者的同化政策的文化治理手段，竟成為戰後台灣認同，結論指出「說到底，緬懷70 年前嘉農棒球隊的豐功偉業，…關於前殖民者的優越感－

終究說明當今「本土」或「反中國」的台灣政治氛圍。然而，任何有關日本的殖民時代的回顧，皆必須考量到這些殖民地意識形態，在後殖民台灣仍然如此強烈地被傳頌著。」⁹⁹

社會科學取向的研究中，也試圖解釋國家、族群等因素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棒球的發展的意義。首先，梁淑玲的〈社會發展、權力與運動文化的形構─台灣棒球的社會、歷史、文化分析--1895~1990〉，採取Althusser「意識型態國家機器」

的分析理論，將臺灣棒球運動發展置於社會政治史的脈絡中理解，並將日治時期棒球運動的發展分為開端期（1898-1919 ）、蓬勃期（ 1920-1940 ）、中斷期

（1941-1945）等階段，藉此梗概掌握棒球發展的歷史脈絡。同時梁氏也提出「平民觀」的重要性，然而以國家為主體性的討論途徑，不僅意味著作者已然放棄以臺灣人作為討論主體，同時作者藉著臺灣人對於棒球的共同記憶，印證「平民觀」

卻未指出此觀念與殖民者的建構有何差異的討論方式，亦使梁文雖提出一個有意義的問題，卻未見妥善處理。¹⁰⁰

繼之，張力可的〈臺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中，以原住民的能高團為例，指出原住民難以透過自身的文化來建構棒球的意義，同時在殖民者同化邏輯下，能高團等原住民的棒球成就，並非建構屬於自我的主體認同。

然而在張力可的討論中，抵抗依舊在所謂弱者的技藝（art of the weak）以及仿同

98 Andrea Morris,“Kanō Baseball and 'Triethnic' Identity in 1930s Taiwa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Soft Power: Enlarge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Growth of a Pan-Asian Identit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C Berkeley, 5-6 October 2007.

99 Andrea Morris,Kanō Baseball and 'Triethnic' Identity in 1930s Taiwan”p25-26.

100 梁淑玲，〈社會發展、權力與運動文化的形構─台灣棒球的社會、歷史、文化分析--1895~1990〉，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2。

（emulation）的手段中，達到「弱者」台灣人仍可以在「強者」日本人佔據、支配的空間中穿梭的目的，然而此等張力可指稱「有權力就會有反抗」的現象，究竟產生了何種因為抗爭而建構的自我主體，則尚待深究。特別是1930 年代，同化政策最為有力量的部份，不見得是在反抗與認同的框架之中，而在於同化論述透過「說服」被殖民者的過程，進而使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形成協力關係。

林文蘭關注原住民棒球的研究〈棒球作為「原/圓夢階梯」：教育體制、文化創生與社會階序繁衍〉，¹⁰¹作者的研究主要從「狹隘化的升學路徑」、「風險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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