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於 1968 年發生學生暴動，校方委託「卡可斯委員會」
（the Cox committee）來處理，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是由其他學術機構的 教授組成，而非本校教師。在卡克斯委員會的報告書中，詳細列出教 師和學生對於學校和國家的不滿，也描述校方和教師對學生暴動行為 的困惑和處置問題。委員會強烈譴責暴力行為，基於三點理由，一、
暴力行為與大學追求真理的本質相牴觸；二、訴諸肢體強制性行為將 使學生運動失控，升高暴力行為，可用 1965 年哥倫比亞海軍預備軍官 示威及 1968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2 日的暴力事件證明；三、大學的存 續有賴整個大學統體成員揚棄暴力，因為任何團體如果訴諸暴力來解 決事情，不但癱瘓大學的正常運作，也迫使校方召喚軍警介入，致使 大學喪失學術自由。委員會強調要使運動不流於暴力，還是決定在學 生。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暴動事件告一段落之後，許多學生被停學。報 告書最後建議實施「參與式的民主」，讓學生參與學校事務。此報告書 的「參與式的民主」和勸導的處理方式遂成為美國學界在學生暴動之 後的主要共識。四所大學學生暴動時，校方的處置方式如表 3-1。
表 3-1 四所研究型大學學生暴動，校方的處理方式
資料來源：Clark Kerr, The Gold and Blue: A Personal Memoi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49-1967, Vol.Two: Political Turmo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2001）, pp.224-225.
1960 年代的學生運動除了因公民權之爭、反越戰以及對大學不滿 而起外，也興起了一股反文化運動（the countercultural movement），其 主要訴求是從中產階級的主流文化以及成人所「建立」的道德約束中 解放出來，他們疏離父母的價值觀，不再信任三十歲以上的成人，學 界於是產生了一個新名詞「代溝」（generation gap），其反抗的對象不 是政府當局，活動的方式主要是個別的，目的是個人滿足的快樂主義，
而不是追求政治理想，所以時常以嬉皮的髮型（hippie hairstyles）、浪 人的打扮、古怪的舉止和污穢的言詞來標榜其疏離感，也與「性」、「藥 物」、「流行音樂」等相聯。此外，反文化學生都有虛無主義的傾向，
時常以縱火或製造垃圾（trashing）來破壞校園，喜好無政府狀態，所 以要求學習內容不須結構化，必修規定及沒有分數就能取得修業證 明。學生政治活動與反文化運動也有交集的時候，當激進學生暴動失 敗之後，也會加入反文化運動的行列，沉溺於快樂主義的嘗試中，不 過追求個人享樂的學生對政治活動通常都採取作壁上觀的態度，或只 是寄予同情而已。
到了 1970 年代，越戰結束，不再徵調學生上戰場之後，學生激憤 的情緒平靜下來，學生運動隨之結束。但此時因石油禁運危機，產生 經濟蕭條，就業市場顯示博士學位供過於求，其他工作也幾近飽和狀 態，高等教育的消費提高，聯邦政府的補助減少，於是學生又開始正 視 其 課 業 ， 而 產 生 了 新 的 世 代 ， 稱 為 「 自 我 的 世 代 」
（”me”generation），指的是專注於自己將來的前途，努力找到理想 工作。（註 62）
綜觀 1960 年代的學生運動，對置身高等教育的人來說，好像一趟 遍佈荊棘之旅。而從事學運的學生也感到空虛，覺得毫無所獲，但是 卻喚起了學界人士和大眾對高等教育問題的重新省思。而在 1960 到
1970 這段學生運動時期，尤其是 1965 到 1975 年，柯爾特別稱為高等 教育的「紛擾時期」。（註 63）對於高等教育主要產生了以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