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爾說雖然「機構自主」（the autonomy of institutions）獲得高等教 育各個部門的贊同。但是自主不是一項權利，是經掙取得來的。確切 地說是透過負責任的行為和對社會的貢獻而來。美國憲法起草之一的 麥迪遜（James Madison）尤其強調相對自主機構間共享權力（shared power among relatively autonomous institutions）的社會價值，所以透過 制定整體規劃來彰顯機構的自主性並契合加州的福祉。
總括而言，「整體規劃」對於加州高等教育的貢獻主要有四：一、
解決整體社會的問題，不僅止於加州的高等教育四個部門之間的協定 而已。由於基於這個理由，才能獲得州議會和全州人民的支持；二、
滿足一個日益多樣化且日漸強調公平的加州社會的需要，亦即實現普 及的高等教育理想；三、培育高級技術和專業人才，滿足功績社會
（meritocratic society）對高深知識和高級技能的需求；四、滿足現代 工商業社會勞動市場的需求。
如「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在報告中所提出的，「整體 規劃」是基於歷史發展的角度，致力於融合「大眾主義」（populism）
和「精英主義」（elitism），或「平等」與「卓越」的一項獨特的嘗試，
值得其他國家或地區取法。（註 33）
第三節 聯邦贊助大學的實況（1940-1990）
綜觀美國高等教育發展史，可知兩次大轉變的動力多來自聯邦政 府，因為這兩次變革均與國家需要有密切的關係。第一次的是「撥地 學院運動」，其促成高等教育的革新已如前述；其次是追求民主也是一 大助力，因為高等教育廣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子弟。柯爾說民主創造 了新的社會力量，因為在此之前，大學和外在社會的日常生活沒有結
合得如此緊密。另一個塑造美國大學獨特性的是德國大學賦予「撥地 學院」以學術的尊嚴和內容。使德國的智識為重（intellectualism）和 美國的大眾主義（populism）融合在新大學中，亦即純粹的智識和素 樸的實用主義作了成功的結合。
聯邦政府對科學研究的贊助肇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促成第二 次轉變。戰時的麻省理工學院的「林肯實驗室」，芝加哥的「艾哥尼實 驗室」，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勞倫斯放射線實驗室」是聯邦政府經 費贊助實驗室的先驅。當時主要的大學都列名於科技發展和國防武器 研發的名單中。另外柯楠（James Conant）、坎普頓（Karl T. Compton ） 和布希（Vannevar Bush）等人，引領聯邦政府與大學合作。至史波尼 克號人造衛星升空後，又與蘇聯展開科技競賽。美國大學因聯邦政府 贊助研究經費而產生的變革幾與撥地學院的舉措同具力量。（註 34）
聯邦政府與大學的關係是美國高等教育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值 得深入研究。（註 35）據一些大學（如哈佛和普林斯頓）、學術基金會
（如布魯金斯（Brookings）和卡內基），以及政府部門（如「衛生、教 育和福利部」（the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and Welfare）、「總統科 學顧問委員會」（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美國教 育委員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和國會眾議院等針對 聯邦政府贊助高等教育所作的探討，主要的結論是：聯邦政府對於個 別的大學深具影響力，且愈是優秀的大學，愈投向聯邦政府的懷抱。
但未將經費用在二流大學上。柯爾說在 1960 年代，聯邦經費的贊助已 經 進入 第 二 階段 ， 第 一 階段 是 所 謂 「 直 覺 判 斷的 不 均 衡 」（ intuitive imbalance） 時 期 ， 約 自 1940 至 1960； 第 二 階 段 是 「 科 層 的 均 衡 」
（bureaucratic balance）時期，約自 1960 年之後。（註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