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文獻

國內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的文獻典藏豐富，郭建中與王國臣 (2013)利用最小平方法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及中國內部政策 對投資的影響，Huang and Wang (2013)則是利用 Probit 模型分別研究在 不同規模投資方立場下的投資動機。除此之外，張如慶(2005)還透過誤 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檢驗等多種方法研究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對外直 接投資之間的長期因果關係。

根據被投資國家的發展程度不同，投資的產業類型及投資決策都 將有所差異，周經、張利敏與葛瑤(2015)利用 Heckman 兩階段選擇模 型進行統計檢驗，研究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不同制度環境下對 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影響。

王碧珺(2013)中提及，普遍大眾對於官方公布的中國對外投資資訊 往往會產生誤讀或疑慮，近年也有許多文獻以此為主題進行探討和數 據揭密。另外，國際情勢瞬息萬變，各國爭相和中國簽署區域協定，

無論是以貿易或政治為出發點，都和中國資金息息相關，鄧玉英(2014) 就針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未來的發展和潛在問題進行研究，點出許多 中國內外隱憂。

以下就近年國內文獻，根據發表年度先後，依序進行摘要說明：

張如慶(2005)不同於大多集中在國際貿易與對中國投資的研究，而 是探討國際貿易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關係，使用共整合理論、

誤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檢驗等多種方法,針對 1982 至 2002 年間的相 關資料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進出口貿易為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 之一，存在單向因果關係，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 係,而進口則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不存在長期關係。

王碧珺(2013)指出，官方公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往往會產生 誤讀，作者利用具有代表性的 1500 多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訊息，

試圖揭示一個真實的投資背景。首先，國有企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中的確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體現在投資數額上，

而非在項目數量上，且國有企業的相對重要性正在下降；其次，官方 數據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投資於服務業，但這完全是誤讀，

由於公報公布的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第一目的地的行業分布，並不代 表最終投資的行業，而這很有可能適用於避稅、會計記帳等目的的中 轉地，那些在公報中被稱做服務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實際上最終的去 向主要還是採礦業和製造業；再者，官方數據顯示，2011 年，中國對 外直接投資的 60.9%流向亞洲其他國家，這也是誤讀，如上所述，公報 公布的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第一目的地，並非最終目的地，在投資數 額上，大型項目主要還是位於已開發國家，而中小企業項目則在發展 中國家上略多；最後，大眾普遍認為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減少了當地 居民的就業機會，整體上，大多中國企業至非洲投資，雇用了大量非 洲當地勞動力，但另一種情況是，考慮到大多數非洲勞動力素質和技 能較低，很難達到特定行業雇用要求，想雇用他們也不容易。

郭建中與王國臣(2013)利用最小平方法(OLS)，著重於分析中國大

陸企業海外投資的動機與策略，實證結果支持三大研究貢獻，首先，

中國大陸企業將對外投資目標分別鎖定在已開發國家的市場、石油與 技術以及開發中國家的天然資源。其次，為了降低投資風險，中國大 陸政府透過對外援助(ODA)，穩固與地主國的政治關係，保障其企業在 當地的經營安全。第三，為了使實證結果更加嚴謹，將樣本數據擴大 至 128 個國家，研究區間也拉長到 2003 年至 2010 年，且投資金額採 實際金額，而非簽約金額，使結果更貼近事實。另外，儘管中央政府 政策不鼓勵企業為了降低勞動成本而對外投資，但實證結果亦表明中 國大陸企業對外投資具有明顯的效率尋求動機。

Huang and Wang(2013)文中提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早在經濟開發 初期就已展開，且日益成熟，此文獻旨在針對中國整體及中小企業對 外直接投資的動機進行探討，鑒於中國具有的成本優勢及大量外匯存 底，其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不同於美、日，中國主要利用擴大現有資 產，提高競爭力，確保國內所需資源和生產原物料來源的供應，所以 提升國內生產及收購國外戰略資產為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兩大目的。實 證結果表明，整體而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屬於資源尋求型，其次為 市場尋求型，而以浙江為樣本之中小企業則是以市場尋求及效率為其 主要動機。

鄧玉英(2014)一文中提及，在後金融危機，全球經貿復甦緩慢，但 對於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及外匯存底的中國是否能在全球總體經濟低 迷的情況下，持續擴大內需、穩定就業，作者認為應觀察其內部五項 重要議題的發展，包括(一)政府振興經濟政策的初期效果及未來風險，

(二)貨幣金融手段的操作與金融試點改革評估，(三)經濟成長趨緩的硬 著陸風險，(四)人口結構改變與人口紅利衰減，(五)城鎮化與所得水準

提升，除此之外，積極參與東南亞區域經濟的相關結盟亦是一重要課 題。

周經、張利敏與葛瑤(2015)是採用中國在 2003 年至 2012 年間，

對 48 個被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資料，利用 Heckman 兩階段選 擇模型進行統計檢驗，研究目的是為了瞭解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 在不同制度環境下對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影響。作者們採行過 去文獻鮮少研究的方向，從“制度接近性”視角進行研究。實證研究發 現，中國企業在被投資國為已開發國家進行投資時，具有“制度接近性”

特徵，而在被投資國為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時，則不具有“制度接近性”

特徵。作者認為偏向性特徵要依據被投資國差異化投資環境而有所不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