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文獻

周經、張利敏與葛瑤(2015)是採用中國在 2003 年至 2012 年間，

對 48 個被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資料，利用 Heckman 兩階段選 擇模型進行統計檢驗，研究目的是為了瞭解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 在不同制度環境下對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影響。作者們採行過 去文獻鮮少研究的方向，從“制度接近性”視角進行研究。實證研究發 現，中國企業在被投資國為已開發國家進行投資時，具有“制度接近性”

特徵，而在被投資國為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時，則不具有“制度接近性”

特徵。作者認為偏向性特徵要依據被投資國差異化投資環境而有所不 同。

第二節 國外文獻

在國外，關於對外直接投資議題，更早以前大多為探討通過對外 直接投資，國內企業如何利用自身優勢，成長為跨國公司(Buckley and Casson, 1976; Caves, 1971; Hymer, 1976; Kindleberger, 1969)，以及透過 購併，跨國公司如何進入海外的科技研發市場(Dunning, 1998)。

而近十年中國的崛起加上國際貿易興盛帶來高額的外匯存底，也 帶起海外直接投資熱潮，關於中國對外投資的題材，變得十分熱門，

除了延續投資動機方面的研究外，許多理論型文獻也著重在比較不同 經濟體間對外投資的差異性，如：Dollar(2015)研究中主要探討中國與 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差異及特性。

由於許多關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的資料，大都依賴自官方的 統計數據，準確性值得關注，因此 Amighini, Cozza, Rabellotti and

Sanfilippo(2014)透過新數據的研究，提供全面性評估。Demirhan and Masca (2008)則是以發展中國家為樣本，探討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發展中 國家的決定性因素

以下就近年國外文獻，根據發表年度先後，依序進行摘要說明：

Demirhan and Masca (2008)目的是透過估計橫斷面資料的計量模 型，探討在 2000 至 2004 年期間，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發展中國家 的決定性因素。採取 38 個發展中國家為研究樣本。在研究模型中，應 變數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自變數是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增長率、通貨 膨脹率、每 1000 人中使用電話的人數(對數型態)、製造業平均人工成 本(對數型態)、開放程度，風險和企業最高稅率。實證結果顯示，人均 國內生產毛額增長率、每 1000 人中使用電話的人數和開放程度對外國 直接投資流入有著正向顯著關係。通貨膨脹率和企業最高稅率則為顯 著負相關，而製造業平均人工成本正相關，風險為負相關，但是，這 兩者都未達統計顯著。

Amighini, Cozza, Rabellotti and Sanfilippo (2014)發表的研究中提及，

作者們認為許多關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的實證文獻，大都依賴來 自官方的統計數據，並沒有考慮到一些相關的層面，如產業性能、主 權結構等數據，準確性值得關注。因此，作者們採用一種新的企業層 級數據庫(EMENDATA)的數據進行研究，包含多種形態的交易，以及 各種群體結構的資訊。透過新數據的研究，提供中國地域和專業化模 式的全面性評估，也使的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議題，提供了進一步 研究的新途徑。

Dollar (2015) 研究中主要探討中國與美國間對外直接投資的差異 及特性，文中提及中國以往因為將投資重心全放在能源產業，和其他

種種因素，評估美國不適合投資，但近幾年對美國直接投資的金額及 數目快速增加，反之，美國因為智慧財產權及諸多投資限制下，對於 中國直接投資的意願並不強烈。研究顯示，雖然在中國智慧財產權等 法律問題不甚完善的情形下，大多數國家仍受其廣大市場吸引，並相 信這類法律問題將會改善，所以將來中國和美國間的交叉投資議題很 重要，而未來中國對外願意開放的程度也值得關注。

無論是在投資動機、經濟體規模、影響因素或未來發展，國內外 文獻皆典藏豐富，但鮮少有整合不同規模、產業和影響因素的文章，

所以本研究將針對五大產業，除了整體樣本外，又分別對高所得與非 高所得國家的投資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期許能為相關主題研究做出貢 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