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以「國學」為中心的辦學事業
第二節、 國學教育的理念：唐文治實踐救亡的方法
清末以來，中國傳統學術的價值不斷受到挑戰，自也出現不少維護 者，認為中國學術具有其保存的價值，諸如清末傳統的知識份子、民初 的國粹派、五四前後活動的學衡派、甚至是之後的新儒家，便是試圖為 傳統學術辯護的一群，這些被統稱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基本的核 心觀念，多半承襲張之洞「中體西用」一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可 以說是一面大旗，一種『體、用』二分的公式，281期望能在此「體」、「用」
的模式下，找尋一種合理融合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方法。無論是以章 太炎、鄧實、黃節為代表的國粹派、抑或是之後的學衡派、新儒家，這 些文化保守主義皆承接其緒、日益深化。自晚清至民國這樣的觀念由單 薄到厚重演進，最終目的在於追求一條包含中國本身特色的「現代化」
歷程。282因而他們擁有著同樣目的，試圖去證明中國學術之「有用」， 無論是實質上或是精神上，但在這前提之下，卻又各自發展出對傳統文 化價值的不同詮釋。另一方面，除卻這些文化保守主義者，接收西方文 化的新文化知識份子的陣營裡，也並非對中國的傳統學術進行全然的漠 視與排斥，而是投入了不小的關注與心力。即胡適在 1919 年開始，以 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身分，就「整理國故」的問題提出系統性的主張，延 伸出學界一連串討論的課題，帶領著接下來的整理國故運動，這也是一 種對於中國傳統學術價值的選擇與詮釋。由於在中西學術間的爭勝，往 往會與國家間的競爭扯上關係，因此無論何門何派，必須要剷除中國學 術內的缺陷，去蕪存菁後，建構出「國學」，以展現出中國學術「有用」
的價值。因此，怎麼樣的學術內涵，才配得上「國學」二字，各家各派 的看法，與唐文治對國學的觀念，到底有何不同之處？
281艾愷，《文化守成主義論: 反現代化思潮的剖析》（台北:時報，1986）頁 252。
282何曉明，〈文化保守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孔孟學報》，第 81 期（2003.09），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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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二字本身所代表的定義，實際上很模糊。雖然古代時已有 此二字，但意思是是國家級的學校，與近代賦予國學的意義有很大的落 差。近代對國學一詞所具有的概念，乃轉借自日本。283但是「國學」所 涵蓋的範圍，卻是眾說紛紜，始終沒有共識。在晚清至民初，西學挾帶 著船堅砲利強勢的入侵中國的學術界，也掀起了一場中西學的爭論。然 而，學術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而學術是否有 用的問題，也是自清末以來最受注目的一環，如何有用？當然是在「經 世致用」上能有貢獻，然而放眼中國在當時的軍事、外交、或是經貿關 係上，均是處於弱勢的狀態。因此在中西學之間的競爭中，無疑地，中 學便容易被貶為「無用」的一方，造成中學的逐漸衰微，不過同時也激 發了許多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284
這種危機意識促使許多知識份子開始另闢他徑，捍衛中國學術，使 之不被西學全然取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在庚子事變後，知識份子 對朝廷失去信心之餘，卻也更強烈地感受到帝國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威 脅，促使民族主義高漲，必須尋求一個可以讓全民認同的共同象徵。因 此「國學」一詞的使用，取代了「中學」，中學逐漸等同於舊學，被賦 予了保守、僵化、落伍等負面意涵。而「國學」乃是在剷除「中學」內 部的缺陷，去蕪存菁後，所建構出的觀念，代表著「國粹」，試圖找尋 並展現出中國學術「有用」的一面。285這樣經過篩選的「國學」，必須要 好好保存、發揚，因為它不僅「有用」，還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特色，代 表著中華民族。清末民初許多國學的倡導者，往往會將學術的存亡，等 同於國家民族的存亡。其中以國粹派為最。他們抱持著一種「國有學則 雖亡而復興，國無學則一亡而永亡」286、「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287 的想法，提出「保種、愛國、存學」的口號，而「存學」中的「學」，
283 國學本為日本江戶時代興起的一門學問，主要是對日本的古代典籍進行文獻學的研 究，以探明日本固有有文化。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頁 5
284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淸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三聯書店，2003）， 頁 2-7。
285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淸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頁 2-7。
286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收於：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第 1 年第 7 期（1905），（揚州市：廣陵書社， 2006），頁 94。
287黃節，〈國粹學報敘〉，收於：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第 1 年第 1 期（1905），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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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國學」。因而「國學」二字，對清末民初的許多知識份子而言，
尤其是國粹派的成員而言，不僅僅只是「中國的學術」這麼簡單而已，
還包含了政治認同、文化象徵、民族存亡的意義在其中。
相對於國粹派定義下的「國學」，是經過揀選的純粹而優良的「國 粹」，並且可以與歐化或西學同時共存，新文化派對「國學」的看法，
則又是完全不同的詮釋了。對於新文化派的知識份子而言，「國學」並 非「國粹」，頂多僅能用「國故」來表示。1920 年代出現的「整理國故」
運動中，一開始便是將「國學」定位在「國故學」的位置上，即是「研 究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288。研究者試圖採取學術的眼光來看待 國學，同時對國故從事「系統的整理」、「科學的研究」，以期「再造文 明」，創造與以往不同的「新國學」289。
對唐文治而言，「國學」的價值卻與此二者有所差異。但在國粹學 派鼓吹國學、國魂、國粹的同時，唐文治應該也有受到這一觀念的影響。
在唐文治的文章當中，不僅曾經出現「國粹」二字，290更不只一次的在 文章當中，呼籲要保存中國學術，要發揚國學。中國的學術有其價值存 在，若屬於中國學術思想無法存留，則國家亦不復存矣。但不同的是，
唐文治對「國學」的期待，除了保存中國的民族性之外，更重要的還是 回歸到「正民心、救民命」這六個字，從個人修為的道德培養，進而帶 動國家社會的強盛。用這六個字簡單的交代了唐文治認為拯救中國的唯 一法則。而這些法則，僅有在「國學」中，才能獲得。國學的內容不但 充滿了古聖先賢所留下的智慧與應對之道，還配合著中國的歷史發展及 風俗民情，成為無論是政治上、社會上、或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依循法則。
在這「世道衰微，邪說橫行」的時代，唯有「國學」足以導正一切，將 社會回歸正軌。
既然「國學」具有這麼重要的功效，那如何在教育上加以實踐，則 成為一重要的課題。一開始，由郵傳部辦理的上海實務學堂，交由唐文 治擔任校長之時，朝廷對學校的定位放置於實業教育，因此唐文治在辦
288胡適，〈發刊宣言〉，《國學季刊》，第 1 卷第 1 號，頁 7。
289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台北：政大歷史系，1999），頁 253-256。
290〈英軺日記序〉，《茹經堂文集》初編，卷四，頁 45b-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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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程中自然著重實業教育的發展。以此做為前提下，唐文治還試圖能 在實業教育人格培育的教育拔河中，取得一個折衷點，能夠使兩者並行 發展，未有偏廢，更重要的是能夠不違背自己抱持的教育原則。待唐文 治一上任，除了著手將廢弛已久的校務加以整頓外，並於 1908 年著手 調整學堂辦學的方針，主張辦理上海實務學堂的走向為：「其大要在造 就專門人才，尤以學成致用，振興全國實業為主，並極意注重中文，以 保國粹。」291。並致文至交通部，商討教學宗旨：
居今世而言教育，教育唯有先以注重道德為要點。本校長於本學 期開校時宣布，教育宗旨首提國民資格為訓，以為有民而有國，
必人人成其為民，而後可自成為國，茲事必從教育始，即從學生 始，各項科學知識經驗必須完備方為國民之資，起居飲食言語動 作一切品行皆有法律程式方為國民之格。道德並非空談，唯以人 格核之而後事事乃歸於實。292
在 1909 年，唐文治在辦學初期撰寫的〈學校培養人才論〉一文中，
不僅在文中指明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天下之人才將盡出於學校，天下 之言政治、言學術、言外交法律，為農工商諸實業者，將盡出於學生天 下之所仰賴者，非學生而誰賴？」293也提出了道德教育實為實業教育基 礎的看法。294
唐文治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中的教學宗旨有三：實業、人格、國文
（國文即是國粹）。因此在設計實業科系與課程時，唐文治先是配合國 家當時對人才的需求，積極設立工科專班，將鐵道班改辦鐵路專科、擬 訂增設電機、郵政、航海專科。隨後上奏請准擴充專科的經費，奠定上 海實業學堂在改名為上海交大前，便開始轉型走向工科發展的雛形，最 終的目的乃為改制為工科大學。295接著，著意於師資的物色，譬如在設
291〈咨呈重訂章程和宗旨〉，《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 1896-1927(第一卷)》，頁 144。
292唐文治，〈致交通部公函商討教育宗旨〉，《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 1896-1927(第一 卷)》，頁 161。
293〈學校培養人才論〉，《茹經堂文集》第二編，卷三，頁 675-676。
294〈學校培養人才論〉，《茹經堂文集》第二編，卷三，頁 679。
295唐文治，〈條陳本學堂辦法〉，《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 1896-1927(第一卷)》，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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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性課程之外，且這堂國文課是唐文治最為重視的一門課。事實上，
從 1908 年開始，唐文治便安排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於週日設立國文補習 課，由自己親自上課。因「苦無國文教受善本。爰隨講隨編，普論大義，
分才性、理氣等凡二十餘門。」298他便自編講義《國文大義》。另外，
每年在近孔子誕辰之際，舉辦一次全校的國文大會考，由學子自由參
每年在近孔子誕辰之際，舉辦一次全校的國文大會考，由學子自由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