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甲午戰後，知識份子透過各種新機構與新的傳播媒介：新學堂、學 會、報紙，將大量的西學傳入中國，也引發晚清許多士人對於傳統學術 的危機感。1然整個社會價值已逐漸轉向以所謂的西學為主，期待西學 能協助中國走向富強。這般的觀念於五四時達到高峰，傳統文化受到更 加激烈的批判與攻訐。面臨空前危機，在西方學術與文化強烈的攻勢 下，知識份子對於學術知識的選擇，成為這時代的重要課題。
研究者對於儒家文化從晚清到五四的發展，討論不曾間斷。黃克武 沿用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提出的「轉化」與「調適」的分析 架構，討論晚清思想界的兩種走向：指出譚嗣同（1865-1898）「衝決網 羅」的想法與近代中國的革命派均屬於「轉化類型」，抱持高遠理想，
企圖徹底改造現實世界，在中西文化的抉擇上，惟有徹底拋棄舊傳統，
擁抱新文明，中國才得以新生。另一「調適類型」則以嚴復（1854-1921）、 梁啟超（1873-1929）為主，期待能從傳統中，去蕪存菁，加入西方文化 的優點，會通中西再造中國新文明。2調適與轉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 兩種態度，延續至五四，演變成當時「五四」與「反五四」的論爭。可 以這麼說，中國現代的學術發展，都環繞著對於中西文化價值的選擇進
1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收入：周陽山、楊肅獻（主 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頁 27-30。
2黃克武，〈魂歸何處？──梁啟超與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再思考〉，收入鄭大華、
鄒小站（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215-217。關於調適與轉化思想此一分類的研究，可參閱黃克武另外兩本著作《一個 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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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覆辯論，是一場「新」與「舊」、「激進」與「保守」的對抗。3歷 經內憂外患不斷的中國，身處其中的知識份子皆有共同關心的課題：如 何救亡圖存？
因此，對於該用何種思想利器來救國，每個人各持不同意見。一方 選擇與傳統脫離，以為大規模的反傳統、毀棄傳統，是解救中國最快速 的方法。這一派可說是晚清至民初年間，中國知識份子中的思想主流，
並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達到高峰。將徹底改變的目標，自政治轉向至 文化層面，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國舊文化，以西方的價值觀來取代中國舊 有價值觀。而在引進的諸多西方價值觀中，民主與科學成為兩個最至高 無上的選擇，任何會破壞民主、科學在社會上運行的阻礙均得消除掉。
就此，中國傳統文化毋庸置疑是最大的絆腳石，須除之而後快，於是出 現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出現了「禮教吃人」的評語。事實上若深 入去了解，會發現參與這些新文化運動的新知識份子們，並非是針對傳 統本身，而是針對被專制政府統治下，已被曲解、利用的、意識形態化 的傳統。是以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們卻也非「徹底」、「完全」的否定 傳統。4只是，在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下，他們必須以相當強烈的語 氣抨擊傳統，提出「全盤西化」的口號，同時後世也多半以「全盤西化」
的視角來評價他們。
另一方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愛國就必須要保持傳統，傳統才是中國 得救的唯一良藥。5在激進與保守的對抗過程中，後者往往被視為保守 主義者，不過這種保守主義多半屬於「文化保守主義者」，相信中國強 盛的基礎在於是否能設法挽回自家社會文化的傳統。6他們並非一昧固 守社會政治現狀，也未全盤否定西學，而是認為傳統文化絕對有其被保
3從錢穆、余英時等學者的著述中，均表明新與舊、激進與保守的相互拉扯與對抗，是 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一則十分重要的課題。參見錢穆，〈維新與守舊—民國七十年 來學術思想之簡述〉，收入：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九）》（台北：素書樓文教 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頁 17-35；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5），頁 199-242。
4嚴家炎〈評五四、文革與傳統文化的論爭〉，《二十一世紀雙月刊》42 期，1997 年 8 月，頁 131。
5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1987），頁 3-4。
6史華慈（著），林鎮國（譯），〈論保守主義〉，收入：周陽山、楊肅獻（主編），《近代 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2），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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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來的價值。清末面臨外強入侵以來，面對西方與東方兩大文明的衝 突，文化保守主義者便一直找尋如何改變現狀卻又不傷害中國文化的方 法。從十九世紀末葉，馮桂芬（1809-1874）的《校邠廬抗議》開始，至 張之洞（1837-1909）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二十世紀承接其緒 的國粹派、現代新儒家等等的知識份子，他們所面臨的難題，不僅僅是 維護傳統這麼簡單的事情，還得同時對當時現代化這一課題做出適切的 回應。
然而當中國思想趨向逐漸激進，這一群人便慢慢被歸類為「落伍」、
「食古不化」的老學究，「保守」在中國也無形中成為具有負面意涵的 形容詞。只要被冠上此一「頭銜」，難免就會被一些新文化派的學者大 肆抨擊與批判，想盡辦法在報章雜誌上，極盡所能的對這股反對勢力進 行嚴詞批判。但反過頭來想，新文化派的大力攻擊，不也正表明這一群
「文化保守主義者」，實際上仍占一席之地，不可否認他們對當代的中 國或思想學術上仍具有一定的價值與影響力的。
這群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力圖在中西文化交相激盪的過程中，為 中華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尋求一條穩健道路，他們不排斥改革，甚至 提倡改革，卻並非全盤的破壞與徹底的重建，而是有選擇性的改變與維 護。於是在維護上，基於一種對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這一群文化保 守主義者，開始從事對國學的提倡。他們將西方傳入的學術分科系統運 用在國學上，大都從事新式文教事業，從私人書院式的學堂向大眾社會 宣傳國學的精粹，7唐文治便可劃歸於這一類型的知識份子中。
唐文治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但在思想的層面似乎 並未有太大的影響力。這位經歷新舊兩個時代的學者，生活於中國最劇 烈變化的時代，前半生貢獻於傳統的科舉與官場之中，後半生則沈浸在 用教育實踐理想的世界裡。人生中絕大部分，唐文治都在為發揚國學而 努力，1921 年唐文治 57 歲，在雙眼全盲的情況下，於無錫開辦了國學 專修學院，主要教授傳統儒家經典與理學。8 令筆者好奇的是，唐文治
7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8-9。
8關於無錫國學專修學院發展與內容的較詳細相關研究，請參見：陳其昌，〈無錫國學 專修學校簡史〉，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無錫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 員會（編），《無錫文史資料》5，（無錫：出版者不詳，1983），頁 36-39；張尊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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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擁有的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信念與情感，可以讓他在戰禍不已的 1920
～1950 年，以及眼盲不良於行的身體狀況下，堅持辦學，堅持對國學 的傳佈。如同時期堅持走舊學路子的學者一般，唐文治並非從未接觸過 西學，也不是否認西學的價值。相反的，他於晚清時期便因外務部工作 之需曾遠赴日、英、美、法等國辦理外交事宜，1907 年於商部任職之 際，更被派去擔任上海工業專門學校的校長。9身為一位工業學校的校 長，必定接觸不少與西方科學技術有關的學問，可見唐文治對西學的接 觸機會並不少，即便如此，他最終卻仍選擇了國學來當作一生的志業。
唐文治最後選擇以發揚國學為重心，背後的原因為何？其中一個很 重要的原因是「救亡」。然而，令筆者感興趣的，首先，既然目的是想 要「救亡」，那麼，唐文治一定會先有一個預設的理想世界。所以，唐 文治心中理想的國度，其模樣到底如何？或者說，希望將這個國家社 會，變成何種的樣貌？
再者，唐文治為什麼會選擇用「國學」教育，來做為「救亡」的方 法？從清末到民國，是一個西學與國學互相拔河的時代，我們從歷史的 發展趨勢中，可知大眾對西學的態度，是從排斥到接納，從接納到信奉。
更有相當多的知識份子，選擇了「轉化」的這個路數，在思想上逐漸激 進。但同樣的，也有許多知識份子，則選擇以「調適」作為主要的方法，
不願意全盤推翻既有的制度與思想，僅願意部分的改變，唐文治便選擇 了此道。但是同樣選擇了「調適」，能接受的程度仍會有所不同，有些 僅只願意停留在「中體西用」的層次，像是張之洞、曾國藩等人；有些 卻已經能接受了教育與政治制度的調整，如鄭觀應、嚴復、梁啟超等人。
那麼，唐文治的思想中，有其接受西學的部分，也贊成中國需要一定程
十年代的無錫國學〉，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 會（編），《無錫文史資料選輯》19，（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頁 156-163；
黃漢文，〈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收入：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江蘇文 史資料集粹．教育卷》（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5），頁 120-144；陸汝廷，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述略〉，《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蘇州，2000.04）： 頁 107-112；陳平原，〈傳統書院的現代轉型－以無錫國專為中心〉，《中國大學十講》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 66-69；唐屹軒，《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 66-69；唐屹軒，《無錫國專與傳統書院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