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一生經歷的時代正是中國最風雨飄搖的時代。當中國飽受欺 凌、戰亂、變動之苦，知識份子皆處心積慮力圖拯救中國。唐文治一生 當中，可說具備多重的身分，他是一位清朝的官員，在清朝滅亡後成為 了清遺民，他是一位崇尚儒學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施展抱負的教育家。
然而，不管擔任何種角色，唐文治都在思考著如何解決的中國面臨的危 機，進而建構成自身的思想脈絡，並且付諸實踐，期望能改善這個社會。
處在晚清民初的時代，國人面臨最大的挑戰自是西方文化的衝擊與 中國文化的回應。該如何調適，中國該往何處去？面對西方學術思想的 傳入，唐文治該如何選擇？學術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是中國自古以來 的傳統，而學術是否有用的問題，也是自清末以來最受注目的一環。如 何有用？自然是在社會民生上有貢獻，然而中國無論是在當時的外交、
經貿關係上，均是處於弱勢的狀態。在此局勢下，若要繼續捍衛中國學 術，不被西學全然取代，則需要有一番應對跟解釋。347學術之有用，乃 為實務之有用，抑或精神之有用？在唐文治服膺的理學路數來看，學理 方面的討論，遠甚於對事理方面的關係。成聖成賢必須從內而外達成，
那麼內心的修養是為根本，而外在事功的表現則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
也代表著「精神」的修為，遠重於「器物」方面的推崇。在唐文治內心 世界的規劃中，中學的學術著重在於「精神」部分的體現，而西學則與 學習「器物」等於畫上等號。對唐文治而言個人的精神、氣節，會左右 個人的舉止行為，甚至影響整個國家社會，如此一來，中學與西學之間 地位的高低立分。
因此唐文治並不排斥西學，但僅止於「中體西用」的框架之中。在 清末庚子事變之後，唐文治轉任於外務部。為了處理庚子事變的善後事
347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淸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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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唐文治先被派往日本遞交國書，後因英國君主即位大典，唐文治也 被派至倫敦恭賀。這兩次出使外國的經驗，著實讓唐文治眼界大開，遊 歷各國期間看到了列強的富庶與安定，以及完善的制度，讓唐文治在回 國之後頗有感觸，也提出不少建議期望政府的改變。只是對於唐文治而 言，在面對西學與中學的抉擇上，還是如同傳統知識份子的選擇般，以 中國傳統的文化做為不可更動的原則。可以學習西方的事物，只是在根 本的思想上，仍要以中國作為根本的基礎，一直以來，西方的思想均只 能停留在「用」的階段。而這種觀點，唐文治一直到晚年，都未曾改變。
既然中國傳統的思想價值才是根本，但卻屢遭攻訐，為了維護自身 所信仰的價值，唐文治便不得不做出回應，一則持續的以文章捍衛中國 既有的學術思想，一則採取國學教育來推廣理念。1907 年唐文治退出官 場後，便轉而投入教育事業，先是進入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擔任校長，後 於 1921 年自行興辦無錫國學專修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是一所以實業 教育為主的學校。唐文治身處其中，將「中體西用」的思想實現在教育 事業上，在課程規畫與配置的過程中，希望能夠達到實業教育與道德並 進的目標。因此除了與工程技藝相關的課程外，更加開一堂國文，並於 星期日開設國文補習班，他主張國文斷不可廢，國文不僅是一國文化的 基礎、精神所在，更是道德培養的根本。五四學潮後，唐文治的學生們 也有許多投入學生運動當中，在唐文治等師長不斷勸說下，事態無法遏 止，讓唐文治深感無力，又逢家中父病、眼疾日深，便於 1920 年遞上 辭呈，回到無錫開辦國學專修館。
唐文治開辦國學專修館，期望能延續國學的命脈，藉此挽救人心，
也是對當時帶抨擊中國傳統學術的浪潮，做出相對應的實際回擊措施。
從晚清以來，中國傳統學術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卻也有不少知識份 子站在替中國傳統學術說話的陣營當中。國粹派自是其中最有力的捍衛 者，對所謂的「國學」辯護。除此之外，1920 年代，正也是在學界吹起
「國故風」的時期，以胡適為首的許多新文化派的知識份子，也展開一 連串「整理國故」的運動。幾乎此時，無錫國學專修館也開辦。可是唐 文治的無錫國學專修館所教授的國學，與胡適的「整理國故」裡面的國 學定義，卻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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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對「國學」的定義與期待不同，因此對於「國學」內在的選 擇，便會出現差異，「國學」到底包含著什麼？屬於中國的學術思想中，
哪些部分可以被包含進入「國學」的範疇當中？對國粹派而言，他們最 終目的放置於排滿革命，以及喚起中國的國族主義精神。因此，在重新 建構國學系統時，著重打破以往定儒學為一尊的狀況。他們打破以往替 專制政權服務的「君學」體系，以區分國家與君主的不同，指出「君學」
乃是以君之是非為是非，大大不同於與本其愛國之忱而主張經世致用的
「國學」。因此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發展先是批評了一回，主張漢 學滿足於繁瑣考據，「剿襲成說，從脞無用」；宋學復空談心性，「固陋 寡聞，閉目塞聰」。二者無實無用，不足稱之為學，「近三百年之天下，
謂之適於無學之世可也。」348他們將近三百年來中國流行的考據學與理 學擺設在「君學」的位置上，理當棄置，再恢復中國文化本來的面目，
主張將未受汙染的純正且建全的中國文化發揚光大，即是復興先秦時期 包含儒學的諸子學、著手創立新史學以重新建構中國學術內涵。
新文化派則不然，對於「國故」並沒有什麼學術之外的期待，甚至 是需要被改造、被拯救的。349以毛子水為例，便將國故視為是「過去的、
已死的東西」，在今日世界學術上，「佔不了什麼重要的位置」。350既然將
「國學」定位在「國故學」的學術研究區塊，必須以科學的精神來重新 整頓，那國學所包含的範圍相形之下，就更顯寬廣。自古以來中國人民 生活相關的一切內容，均可當作學術研究的材料，盡情的加以運用。因 而在整理國故運動中，將所有學術均放在平等的角度觀看，把民間的小 說、歌謠等的研究價值，等同於自古代以來地位始終高高在上的經學研 究，致力於「國學」研究範圍的開拓，譬如：民俗研究、考古調查、檔 案整理、方言調查等。351桑兵曾指出，近代國學的研究中，無論是形式
348鄧實，〈國學保存論〉，《政藝通報》，1904 年第 3 號。轉引自鄭師渠，〈晚清國粹派 的文化觀〉，《社會的轉型與文化的變動：中國近代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頁 91-92。
349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頁 73-74。
350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第 1 卷第 5 期，1919 年（台北：東方文化 書局印製，1972），頁 732-734。
351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頁 31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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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內容都跟過往產生重大的差異，如：以經學為主體的格局逐漸解 體，開始以現代西學分類的分科模式出現。清代以前，各種專門之學均 是經學的輔助工具，但在 1920 年代的國學研究風潮中卻被突破，不僅 學術按照現代西學規劃重新分類，譬如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社會 學、歷史學等等，還開發了不少傳統學術界並未注意到的部分，將其劃 歸為國學研究的內容，像是北大國學門的方言、歌謠、考古、風俗等學 會之開設就是很好的例子。352
1920 年代，正是「整理國故運動」開始風行的時期，各大學紛紛跟 隨潮流設置以國學為重點的研究機構，如：北京、東南、廈門、清華、
燕京、輔仁、東北、西北、大廈、中國、齊魯、正風等校皆是，地方上 也出現許多國學專修館，其中又以無錫國專最為有名。只是各大學的國 學研究所對國學的態度，以及具有開拓新視野的學術研究風潮，與唐文 治的國學教育，並無直接影響的相關。無錫國學專修館的成立，比「整 理國故」風潮還要早一年，更何況唐文治所認為的「國學」範疇更是大 異其趣。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無錫國學專修館辦學的主要課程內容可 知曉，他內心的「國學」仍未脫傳統的窠臼，始終以經學、理學、與文 學為主軸。對於當時候的國學研究風潮，曹聚仁曾語帶嘲諷的語氣評論 道：
即以「整理國學」一事而論：北京大學之國學研究所，以「國學」
為幟；無錫之國學專修館，亦以「國學」為幟；上海同善社之國 學專修館，亦以「國學」為幟；三者雖同標一幟，其實三者必不 能並立。……北京國學研究所之「國學」，賽先生之「國學」也；
無錫之國學專修館，冬烘先生之「國學」也；上海之國學專修館，
神怪先生之「國學」也。353
同樣是「國學研究」，性質仍有所差異。各大學成立的國學研究院 等機構，多半是站在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待教學，那是因為他們不認為 國學對於救亡會有什麼作用，因為真正的價值，是放在研究國學的方
352 桑兵，《晚清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20-21。
353曹聚仁，〈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收入：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上冊，（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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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學。
而唐文治的國學專修館，卻對國學抱持著政治上的期望，站在「正 人心、救民命」的基礎上，進行辦學活動。嚴格說來，因為新知識份子 對於這些「舊知識」，已然不抱有任何期待。他們也具有很強烈的政治
而唐文治的國學專修館，卻對國學抱持著政治上的期望，站在「正 人心、救民命」的基礎上，進行辦學活動。嚴格說來，因為新知識份子 對於這些「舊知識」，已然不抱有任何期待。他們也具有很強烈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