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在歷史學與考古學中缺席的南陽盆地
在探討古代中國文明的論著裡，不論是歷史學還是考古學，僅有少數 文章以先秦時期的南陽盆地為討論的核心區域，而其中又以樊力的研究最 為重要。樊力曾發表一系列的文章，探討河南、湖北與陝西三省交界處的 新石器考古學文化，而南陽盆地正是他研究的重點區域。6樊力不僅清楚地 排列了南陽盆地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序列，而且明確地指出各種考古學文
期（1990），頁 115-130。另外，杜正勝曾討論中國上古史研究裡政治與文化的關係，
認為在〈禹貢〉中所描述的「中國」這個區域裡，自古以來，不論是生態或族群都異 常複雜，文化本質上的多元性是極其自然的。但由於三代以來人為政治力量的強加控 制，逐漸形成一股「表面上」一統化的趨勢。然而，本質的多元性與人為的一統性的 相互激盪，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共向，只是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史觀流行，才把中國的歷 史發展形塑成一個模樣。在這樣的思考底下，杜氏提出了幾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是 政治力量規範文化之成形，還是文化力量在導引政治的統合？有沒有特定的發展模 式？統一化的表層其實包含多少多元的底層？」杜正勝，〈中國古代社會多元性與一 統化的激盪――特從政治與文化的交涉論〉，《新史學》第 11 卷第 2 期（2000），頁 1-39。
本文則嘗試以古代中國區域史的角度，討論政治與文化（尤其是物質文化）間的相互 關係。
6 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 考古學系碩士論文，1993），後發表於《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147-182；〈丹 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存試析〉，《江漢考古》1997 年第 4 期，27-37；〈亂石灘文化初論〉，
《江漢考古》1998 年第 4 期，頁 41-48；〈論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考古》
1998 年第 11 期，76-89；〈論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50-61。
第一章 緒論
7
堂集林（外兩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 209-230。10 杜正勝，〈考古學與中國古代史研究〉，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辰文
在疑古之風方熾的 1920 年代，西方考古學的引進，12促使中國上古史 的研究，邁入一個全新的紀元。兩千年來以傳世文獻為研究基礎的局面為 之改觀，大量經科學考古發掘的地下材料出土，使得學者得以運用新發現 的考古材料，重建古代中國的歷史面貌。雖然學者曾一度視西方考古學為 史學的輔助學門，13而且不論是傅斯年（1896-1950）、李濟（1896-1979）
還是夏鼐（1910-1985），都認為考古學是歷史學的一部分，14然而時至今日，
中國的考古學早已不再只是史學的配角。考古學家除了是「新史料」的發 現者，其觀點與理論，更常常影響史家對中國上古史的理解與詮釋。15被 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曾說，「要建設一部信史，發展考古學是一種必 要的初步工作」；16當代大陸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1909-1997），更力倡
「近代考古學的目標就是修國史」。17兼容歷史學與考古學的治學取徑，無 疑是促進當代中國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推手，也是目前學界研究古代中國文 明的主流方法；但另一方面，中國上古史卻也經常不自覺地受制於考古學 的理論框架，無法超越考古學的學術典範，另闢蹊徑。蘇秉琦所提出的「區 系類型」考古學文化分類架構，正是中國考古學界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
義上的「科學考古」發掘；其次，王氏的研究乃奠基於中國傳統的金石學之上，屬中 國傳統學問的一支，他的研究門徑亦與 1920 年代傳入的西方考古學判然有別。
12 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肇興，大致有兩派說法：其一，以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於 1921 年 對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算起；其二，以李濟於 1926 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 掘，以及其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 1928 年對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作為中 國考古學的開端。嚴文明，〈走向 21 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收入氏著，《走向 21 世紀 的考古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頁 5；李學勤，〈二十一世紀的古代文明研 究〉，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 17。
13 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 29-31。
14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氏著，《傅斯年全集》第 4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頁 289-299；李濟，〈田野考古報告編輯大旨〉，收入李濟總編輯，《田野考 古報告》第 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1；夏鼐，〈什麼是考古學〉，《考古》
1984 年第 10 期，頁 931-935、948。
15 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的 跨世紀反思》上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 23。
16 李濟，〈田野考古報告編輯大旨〉，收入李濟總編輯，《田野考古報告》第 1 冊，頁 1。
17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頁 4。
第一章 緒論
9
利用「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來解釋不同區域考古學文化的互動過程；蘇秉琦與嚴文明分別以「滿天星斗」及「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結構」，作為理解古
地區」與「湖北和鄰近地區」。20當年，南陽盆地的考古學文化內涵，尚處 於混沌不清的狀態。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拓展，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南陽 盆地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已從原先模糊的狀態逐漸明朗。即便如此，由於 南陽盆地不屬於特定考古學文化的「核心地區」，出土的遺跡與遺物亦不具 備「典型特徵」，因此南陽盆地始終無法受到考古學界的重視。21
中國考古學界著重探討「文化核心」的態度，亦對上古史的研究帶來 直接影響。當考古學家關心「文化核心」的典型特徵時，歷史學家則側重 論述「政治核心」的歷史發展。這股風潮，在歷史時期的三代研究中尤其 明顯。有別於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方式，進入歷史時期後，中國 的考古學文化，多以傳世文獻中的「朝代」或「國別」命名。22這種命名 方式，背後蘊含著一項理論預設，即分屬不同朝代、國別與族屬的人群，
必定具備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因此，梳理不同系統的考古學文化特徵，
也就成為歷史時期考古學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這股以「朝代」或「國別」
為核心的考古學研究，促使大量的上古史論著，亦將「朝代史」與「國別 史」作為首要的討論課題（圖三）。當然，以「政治中心」為主題的歷史研 究，豐富了我們對古代中國區域特性的認識，然而無可避免地也讓史家忽 略一些亟待開發的領域。以東周時期為例，釐清「楚文化」與「晉文化」
的特徵，是考古學研究的焦點；而探討「楚國」與「晉國」的歷史，則是 史學研究的重心。至於本文所欲探討的南陽盆地，因為地處楚文化／楚國 與晉文化／晉國的中間地帶，既不具備考古學文化的典型特徵，又不是國 家的權力中心，自然不受學界關注。
上述考古學界與史學界重視「核心」的研究態度，是導致南陽盆地不 受學界重視的關鍵因素。此外，以「省」為單位的考古發掘現況、關注重 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以及過去對聚落考古學方法的忽視，亦是 重要原因。
20 蘇秉琦、殷瑋璋，〈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 年第 5 期，頁 12-16。
21 嚴文明即認為，儘管南陽盆地及其南方的襄樊谷地與東南方的隨棗走廊，在新石器時 代的考古學文化相當發達，但由於這些地區是中原與長江中游的中間地帶，並未具備 一個穩定且有自身特色的發展譜系，難以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區，因此將這些地區置 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體系中討論即可。嚴文明，〈序〉，收入張弛著，《長江中下游地 區史前聚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II。
22 王仁湘，〈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收入氏著，《中國史前考古論集》（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3），頁 141-150。
第一章 緒論
11
圖三 以「政治核心」/「文化核心」解釋古代中國文明（春秋晚期）發展的慣用架構
（採自孫華，〈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幾個問題〉，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 的跨世紀反思》下冊，頁 327。）
二 二 二
二、 、 、 、以 以 以 以「 「 「 「省 省 省 省」 」 」 」為單位的考古發掘 為單位的考古發掘 為單位的考古發掘 為單位的考古發掘狀況 狀況 狀況 狀況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考古工作的執行狀況，是以「省」為發掘與研究 的基本單位。除了中央層級的研究機構，可以直接對特定的考古遺址進行 發掘外，幾乎所有的考古工作，則全權交付給各省的文物考古研究所負責。
這樣的分工方式，一方面，各省可以視實際工作的需要，有效率地運用人 力與物力，並對該省內部的考古遺址，進行較為全面的掌控；但另一方面，
畢竟「省」是人為劃分的行政單位，本非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區，因此當碰 上跨省分的發掘工作或研究時，往往各省分頭進行，無法兼顧全局。
南陽盆地內的考古工作，即遭遇上述窘境。南陽盆地地跨河南與湖北 兩省，雖然在自然景觀上是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域，但卻分屬豫鄂兩省管轄，
因此對於南陽盆地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總是一分為二，也使得在實際 的研究成果上，我們經常看到以「豫西南地區」、「鄂西北地區」、「南陽」、
「淅川」、「襄樊」為題的論著，卻始終罕見以「南陽盆地」為中心的研究。
三 三 三
三、 、 、 、關注 關注 關注 關注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 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 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 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
儘管作為自然地理區的南陽盆地，鮮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盆地內仍 發現許多受人矚目的考古遺址，諸如淅川下寺墓群，與最近發掘的棗陽九 連墩墓群。這些重量級的遺址，及其伴出的精美文物，一方面展現古代精 緻的工藝之美，反映當時上層社會的物質文化與生活水平，同時在學術研 究上，更每每成為考古學家及藝術史家關注的焦點。至於盆地內發現的小 型墓葬與聚落遺址，以及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聞問者甚寡。
儘管作為自然地理區的南陽盆地，鮮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盆地內仍 發現許多受人矚目的考古遺址，諸如淅川下寺墓群，與最近發掘的棗陽九 連墩墓群。這些重量級的遺址，及其伴出的精美文物，一方面展現古代精 緻的工藝之美，反映當時上層社會的物質文化與生活水平，同時在學術研 究上，更每每成為考古學家及藝術史家關注的焦點。至於盆地內發現的小 型墓葬與聚落遺址，以及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聞問者甚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