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旅人的疑問
十餘年前，舊一點的史學家篤信三皇五帝的傳說，新一點的史學家 只是懷疑這種傳說而已……。直等到考古學家的鋤頭把地底下的實 物掘出來，史學界的風氣才發生些轉變。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1
第一節 旅人的疑問
這是一篇探討古代中國的區域史研究，討論的核心地區，是位於今天 河南省西南部與湖北省西北部的南陽盆地。在開始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 談談為何挑選南陽盆地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這得從一段個人的旅行經驗 說起。
2007 年暑假，我與幾位對古代中國文明有興趣的同學，到大陸展開為 期一個月的訪古之旅。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尋找撰寫碩士論文的方向，並 蒐集相關材料。在短短的三十天內，我們拖著行李趕著車，風塵僕僕，走 訪黃河流域各大省分的考古研究所、博物館及考古工地，會晤當地的考古 工作者，上手目驗出土文物。旅程從西安開始，在陝西盤桓數日後，大夥 便轉赴甘肅、山西、河南各省，最後落腳北京。
原本預計結束北京之行後隨即返臺，但大家意猶未盡，想再多去幾個 地方看看。幾經討論，我們決定抽出三天空檔，離開華北，驅車南下湖北 武漢。8 月 27 日晚上 9 時，一行人在霓虹閃爍的北京西站，搭上直達武昌 的 Z37 班次軟臥夜車。12 個小時後，我與友人坐在武漢街頭的永和豆漿店 裡，吃著有點熟悉又不太一樣的早餐。
幫我們點餐的是位女服務員。她那和緩的動作，細軟的聲音，讓我大 為吃驚。前此，我們也曾在北京與太原的永和豆漿店用過飯。店裡的服務 員，不論男女老少，無不扯著大嗓門兒招呼我們，動作直截爽利。在造訪
1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東方雜誌》，第 31 卷第 7 號（1934）；後收入張 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46。
武漢之前，我以為先前所見的一切，就是當代中國的市井性格。這位女服 務員的出現，讓我開始懷疑過去二十多天已逐漸習慣的「中國經驗」。
餐後，在武漢街頭閒晃。那是個多雲的陰天，氣候卻異常悶熱，直到 深夜。穿梭在武漢的街道巷弄內，我全身黏膩，汗如雨下，彷彿置身夏日 的臺北。還記得在北方的日子，雖然白晝暑氣蒸騰，酷熱難當，但向晚時 分，微風徐徐，甚至還帶些初秋的涼意。一夜之隔，竟是兩樣世界。
時光倏乎飛逝，在武漢短暫停留三天後，30 日晚上 9 點，我們搭乘 Z38 班次軟臥列車，兼夜趕回北京，準備搭機返臺。伴隨喀噠喀噠的鐵軌 聲，我躺在異鄉陌生的逆旅，回想過去一個月的所見所聞。毫無疑問，這 段旅程令我感受最為強烈的，是中國不同地域間明顯的差異，尤其是所謂 的「南北之別」。
「南稻北麥」與「南船北馬」，是形容中國南北飲食與交通差異的俗諺，
儘管不盡正確，只反映出部分事實，但兩地在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觀上的差 別，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就自然環境而言，在氣候上，北方屬暖溫帶季 風氣候，冬季嚴寒，一月月均溫低於攝氏 0°C，河湖結冰，夏季則高溫炎 熱，年雨量為 400 至 800 毫米，氣候較為乾燥；南方為北亞熱帶季風氣候，
冬季溫暖，一月月均溫高於攝氏 0°C，河水全年無冰，夏季則潮濕悶熱，
年雨量為 800 至 1600 毫米，氣候相對濕潤。在地貌、植被以及土壤的特性 上，北方自黃河中游以下為黃淮平原，地勢開闊平緩，植被以針葉林與落 葉闊葉林為主，土壤多為富鈣質的黑土；南方則自長江中游以下多湖泊丘 陵，地形破碎支離，植被以常綠闊葉林為主，土壤多為酸性的紅土。若自 人文景觀而論，在農業上，北方多旱田，種植小麥與雜糧；南方多水田，
種植水稻、甘蔗與茶葉。而在交通上，北方由於平原寬廣，陸運興盛；南 方則因河湖密佈，水運便捷。2
大抵而論，中國的北方與南方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然而，令人好奇的 是，在兩地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一條區分彼此的分界線？如果真有這條分 界線，那它該位於何處？而生活在這條分界線上的人們，又過著怎樣的生 活？他們是所謂的北方人？還是南方人？抑或兩者皆非，而自成一格？帶
2 所謂中國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南北差異」，當然只是一種粗略的分別，若仔細探 究，各地區均有其獨特的自然特徵與人文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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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樣的困惑，我開始對中國北方與南方之間的中間地帶，產生濃厚的興 趣。
圖一 中國南北的天然分界：秦嶺―南陽盆地―淮河
（地圖底圖採自 Google Map。另外，以下地圖底圖，除特別說明者，均採自 Google Map）
一般認為，在中國的地理上，確實存在一條所謂的南北天然分界，即 秦嶺―南陽盆地―淮河一線（圖一）。前面提及的中國南北之別，即是以此 線劃分。然而，與其說秦嶺―南陽盆地―淮河是一條區分中國南北的「分 界線」，倒不如說它是一條「分界帶」。3儘管這三個地理區的自然環境大不 相同，但據考古資料表明，自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以來，這個地帶的考 古遺存卻有著明顯的共性：一方面同時受到北方黃河流域與南方長江流域 考古學文化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卻又獨樹一格。4這種兼容南北又個性鮮 明的物質文化表現，當然與秦嶺―南陽盆地―淮河的所在位置息息相關。
然而，秦嶺―南陽盆地―淮河不僅是中國南北的「分界帶」，還是雙邊
3 一般而言，所謂中國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指的是位於北緯 32˚到 34˚的秦嶺與淮河，
南陽盆地正好夾於兩者之間，緯度與秦嶺、淮河相同，因此本文亦將南陽盆地歸入這 條分界之中。張光直在《古代中國考古學》的〈序言〉中，亦曾提及這條作為「黃河 流域」與「南方落葉林帶」的分界線，而張氏則將其明確定義在「北緯 33˚附近」。
張光直著，印群譯，《古代中國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頁 3。
4 張之恒已對秦嶺、淮河一線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進行初步分析，指出秦嶺、淮 河為「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相互傳播和滲透的中間地帶」，強調其溝通中國 南北考古學文化的角色。張之恒，〈秦嶺至淮河一線史前文化的特徵〉，《中國歷史文 物》2008 年第 5 期，頁 46-50。
的「中介帶」，生活於北方與南方的人群，都必須共同經由這條中間地帶相 互交流。本文所欲討論的南陽盆地（圖二），正是中國南北相互聯繫、交流 的主要通道之一。
圖二 南陽盆地
作為聯繫中國南北的交通要津，在秦朝一統中國之前，南陽盆地在物 質文化的表現上與歷史文明的發展上，均呈現多元而複雜的面貌，可說是 或南或北，又南又北。就考古學文化而言，自新石器時代起，當地曾歷經 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亂石灘文化、二里頭 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與楚文化，最後又受到秦文化的影響；若自歷史的 發展觀之，南陽盆地可能曾是商王朝強盛時期的控制範圍，是周王朝的南 土，春秋早期後成為楚國的北疆，戰國晚期後又納入秦國的版圖。南陽盆 地在物質文化與政治支配的複雜性與多元性，由此可見一斑。但可惜的是，
這個處於溝通中國南北關鍵位置的區域，在古代中國的研究裡，一直處於
「見樹不見林」的狀態。學者往往各取所需，將南陽盆地的考古材料，或 者傳世文獻中關於南陽盆地的記載，割裂在不同的考古學與歷史學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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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至於以南陽盆地這個自然地理區為主軸的研究，仍是一片有待開發 的園地。因此，本文的首要目標，便是利用目前所有能夠掌握到的材料，
試圖更細緻地描繪南陽盆地在秦帝國建立前的歷史發展脈絡。
除了探明先秦南陽盆地歷史發展的內在理路外，更進一步，本文還嘗 試觸及在中國上古史研究裡，一項極具普遍性的議題，即政治支配與物質 文化間的關係。在前述南陽盆地的考古學與歷史學框架中，似乎揭示了一 件「不言而喻」的「歷史事實」，即當進入周代以後，南陽盆地因政權的改 變（周王朝→楚國→秦國），遂促使當地物質文化發生變化（周文化→楚文 化→秦文化）。自總體趨勢而論，這樣的看法大致無誤。然而，在此大趨勢 之下，我們也必須同時認清一件客觀事實：統治階級甚至是國家的興亡，
常是一夕之事；但是物質文化乃至國屬與身分認同的改變，卻非一朝可成，
往往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調整，更何況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原本就是不同的 概念。兩者所涵蓋的時空範圍雖然時常重疊，卻無法遽然劃上等號。
先秦時期南陽盆地錯綜複雜的歷史環境，正好提供一個探索政治支配 與 物 質 文 化 間 相 互 關 係 的 場 域 。 據 文 獻 記 載 ， 春 秋 早 期 的 楚 文 王 時 期
（689-677 BC），南陽盆地已由原先小國分立之局，逐步納入楚國的統治範 圍之內；至戰國晚期的秦昭襄王二十八年（279 BC），南陽盆地再度易主，
成為秦國的領土。在此歷史背景之下，我們可以追問：不同的政權，對於 生活在南陽盆地的人群，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本地傳統，尤其是在物質 文化上的表現，是否因政權的改變而隨之發生變化？物質文化的改變是立 即的，還是漸進的？是全面的，還是局部的？這些變化，又與當時整體的 歷史發展有何關連？透過對先秦時期南陽盆地歷史發展的個案研究，筆者 期待能對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的關係，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5
5 Bruce G. Trigger, Time and Traditions: Essays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5 Bruce G. Trigger, Time and Traditions: Essays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