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黃河與長江之間
――周代南陽盆地的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
Between the Yellow and Yangzi Rivers: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Nanyang Basin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李修平 Hsiu-ping Li
指導教授：杜正勝 教授 Advisor: Cheng-sheng Tu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August, 2010
致 我的父親、母親與妹妹
謝 辭
這篇論文的完成，首先得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杜正勝先生。非常謝謝杜 老師四年多來的教誨與啟發，使我能有機會一窺中國上古史的學術殿堂，
並逐漸摸索出研究學問的方法。另外，在寫作的過程中，亦曾多次受到陳 伯楨先生的鼓勵，謝謝陳老師總是熱心而親切地提供協助。同時我也要感 謝王明珂先生與閻鴻中先生同意擔任我的學位論文口試委員，兩位老師的 寶貴建議，點出我在思考上的盲點，使我獲益良多。
其次，為了蒐集寫作材料，我曾兩度至中國大陸參訪。一路上，中國 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吳耀利先生、陳星燦先生、許宏先生與唐際根先 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張弛先生、武漢大學歷史系的徐少華先生與 張昌平先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永慶先生、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的柴中慶先生、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先福先生，以及其他許多未 具名的先進與朋友，您們的盛情款待，總是讓我滿載而歸。在此特別向諸 位致上誠摯的謝意。
再者，感謝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經會與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承蒙貴 單位提供經費，使我能無後顧之憂，順利至中國大陸進行學術交流。
我還得向古偉瀛老師與陳南之助教致敬，謝謝您們願意提供工作機會 給我，讓我能有穩定的經濟來源，可以安心地完成學業。
最後，謝謝家人默默的代禱、四隻小貓的陪伴，以及妳的支持。終於，
在父親八十一歲的生日前夕，我完成了這份禮物，為您祝壽。
2010 年 8 月 17 日午後於臺北公館
摘 要
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自新石器時代起，便是溝通中國北 方黃河流域與南方長江流域最重要的交通通道。然而，在考古學以「文化 核心」與歷史學以「政治核心」為論述架構的典範下，長期以來，以南陽 盆地為主體的研究受到學界忽視。換言之，在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論述中，
諸如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周文化、楚文化，以及在不同國別史的研究 裡，諸如西周史、楚國史、秦國史，或顯或隱，或多或少，都可以見到南 陽盆地的身影。但是，由於南陽盆地是南北雙邊典型考古學文化與政治集 團的「中間地帶」，因此在上述的研究中，南陽盆地的物質文化與歷史發展，
總是被考古學與歷史學一再切割，而我們對南陽盆地的認識，也始終見樹 不見林。必須指出的是，夾在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其實自新石器 時代起，就已經發展出又南又北且獨樹一幟的歷史面貌。當地的歷史發展，
自有其內在理路。因此，本研究的首要目的，便是利用考古材料與傳世文 獻，建構南陽盆地自新石器時代至戰國時期的區域發展史。
其次，根據傳世文獻記載，進入周代以後，南陽盆地先後歷經周王朝、
楚國與秦國的統治，而中國大陸的考古學者，往往依此架構，將南陽盆地 周代的考古學文化，先後區分為周文化、楚文化與秦文化三大階段。這種 以「朝代」或「國別」為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方式，預設具有相同「歷史背 景」的人群，必定使用相同的「物質文化」。特定區域上層統治集團的更迭，
可以是一朝一夕的事，但特定區域物質文化的演變，卻往往必須歷經數十 年甚至數百年的光陰。因此，筆者認為，雖然以「朝代」或「國別」為考 古學文化命名有其合理性與便利性，但政治支配是否真的與物質文化的變 化緊密相連，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南陽盆地恰好位於北方周朝、南方 楚國與西方秦國的「中間地帶」，先後更歷經這三大政治集團的支配，是故，
這個地區正是檢驗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互動關係的最佳場域。
關鍵字：周代 南陽盆地 政治支配 物質文化 中間地帶 區域史
Abstract
Nanyang Basin, between the Yellow and Yangzi Riv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channel to communicat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In spite of being geographically significant, this region were seldom dealt with by historians and archaeologists. The key factor is that Nanyang Basin is neither political center nor cultural center. In fact, we can find different kin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es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related to Nanyang Basin. However, being the middle area of political groups and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ancient China, Nanyang Basi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aterial culture are fragmentary in the scope of our knowledge.
What must point out is that Nanyang Basin has had its own particular history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refore, the first aim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construct regional history of Nanyang Basin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based on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Secondl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texts, the political entities of Zhou, Chu and Qin had ruled Nanyang Basin in succession during Zhou Dynasty, so archaeologists sort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to three periods: the cultures of Zhou, Chu and Qin. Call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fter dynasty or political entities presumes that people who have the same historical background share the same material culture. This area was within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entities, but it would be a highly sophisticated question about delimiting a boundary of material culture, which is developed gradually over a relatively long time. Consequently,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is still an ambiguous issue. Nanyang Basin, the middle area among the northern Zhou, southern Chu and western Qin, provides us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Keywords: Zhou Dynasty, Nanyang Basin, political domination, material culture, middle area, regional history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i
謝辭...iii
中文摘要...v
英文摘要...vii
目錄...ix
圖版目錄...xiii
附表目錄...xvi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旅人的疑問...1
第二節 在歷史學與考古學中缺席的南陽盆地...6
第三節 生態資訊、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18
第四節 三層架構...21
第二章 自成一格又四通八達的地理空間...23
第一節 自然環境...23
第二節 交通網絡...27
一、【路徑 1】：南陽至許昌...28
二、【路徑 2】：唐河至信陽...29
三、【路徑 3】：南陽至洛陽...29
四、【路徑 4】：襄樊至荊州...30
五、【路徑 5】：棗陽至武漢...31
六、【路徑 6】：淅川至西安...31
七、【路徑 7】：丹江口至漢中...33
八、【路徑 8】：信陽至武漢...34
第三節 小結――「夏路」不只是條「路」...35
第三章 沒有文字的歷史――新石器時代的南陽盆地...37
第一節 始興期（ca. 5000 BC）――裴李崗文化的輸入...39
第二節 發展期（5000-3800 BC）――仰韶文化影響下的本地風格...42
一、半地穴式或地面式的圓形房址...43
二、仰韶式的墓葬...45
三、特有的埋豬土坑...47
四、兼具北方、本地與南方風格的陶器...47
五、大同與小異...49
第三節 成熟期（3800-2600 BC）――超越南北之別的聚落發展...50
一、大幅改變的聚落佈局...51
二、特徵突出的多間式地面建築...54
三、隨葬豬骨的墓葬與埋豬土坑...57
四、地域特色鮮明的陶器...59
五、本地傳統的堅持...60
第四節 衰退期（2600-2000 BC）――北方勢力的再度南下...61
第五節 二里頭文化與殷商文化...63
第六節 小結――大歷史與小歷史...66
第四章 周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周代南陽盆地的考古材料...69
第一節 地理環境與考古遺存...73
一、南陽...73
二、淅川...77
三、襄樊...81
四、棗陽...87
第二節 「周文化」時期（ca. 1050-678 BC）――多元的區域風格...92
一、有別於豐鎬地區的墓葬結構...92
二、地域色彩漸強的陶器...94
三、層次豐富的青銅器群...100
四、中原風格的玉覆面...116
五、不只有「周文化」的南陽盆地...118
第三節 「楚文化」時期（678-279 BC）――陶、銅器發展上的落差...119
一、逐漸與江陵地區趨同的陶器...120
二、楚式作風的青銅器群...129
三、速變與漸變...148
第四節 「秦文化」影響時期（279-221 BC）――本地傳統與外來因素的交融...149
第五節 小結――考古材料描繪的歷史圖像...153
目 錄
xi
第五章 南土與北疆――傳世文獻中的周代南陽盆地...163
第一節 周王朝的南土...163
一、南陽盆地的諸侯國...164
二、昭王南征與南陽盆地...168
第二節 楚國的北疆...169
一、楚國控制南陽盆地的經過...171
二、楚國北疆的軍事重鎮...173
三、列國侵擾下的南陽盆地...174
第三節 小結――政治中心視角下的歷史...178
第六章 結論――不斷變動的傳統...181
引用書目...185
圖版目錄
圖一 中國南北的天然分界：秦嶺―南陽盆地―淮河...3
圖二 南陽盆地...4
圖三 以「政治核心」/「文化核心」解釋古代中國文明（春秋晚期） 發展的慣用架構...11
圖四 「核心」與「中間地帶」的三種關係...14
圖五 南陽盆地地形圖...24
圖六 南陽盆地北方的邊緣地帶...25
圖七 以南陽盆地為中心的交通網絡...28
圖八 信南高速公路沿途風景一瞥...29
圖九 由南陽盆地向北穿越伏牛山的自然環境...30
圖十 隨棗走廊隨州境內的沿途風光...31
圖十一 秦嶺上的丹江河谷...32
圖十二 從信陽穿越大別山至長江中游的道路...35
圖十三 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分佈圖...38
圖十四 新石器時代南陽盆地區域發展史分期示意圖...39
圖十五 方城大張莊遺址出土陶器...40
圖十六 城背溪圜底陶缽、青龍山三足陶缽與裴李崗三足陶缽比較圖...41
圖十七 雕龍碑遺址一期房址 F11...44
圖十八 南陽盆地仰韶房址（下王崗 F52）與典型仰韶房址（姜寨 F127） 比較圖...45
圖十九 下王崗仰韶文化二期 M300 的二次葬...46
圖二十 下王崗遺址仰韶文化一期與二期遺跡分佈比較圖...47
圖二十一 附杯圈足盤，雕龍碑 F6：15...49
圖二十二 高圈足豆，下王崗 M279：1...49
圖二十三 下王崗遺址仰韶文化三期遺跡分佈圖與房址復原圖...51
圖二十四 八里崗遺址仰韶文化三期與黃楝樹遺址屈家嶺文化遺跡分布圖...52
圖二十五 雕龍碑遺址一期、二期、三期遺跡分佈比較圖...53
圖二十六 雕龍碑 F19 平面結構復原圖與牆體結構復原圖...55
圖二十七 雕龍碑 F15 第 3 號門址的推拉門遺跡與復原圖...56
圖二十八 大河村房址、尉遲寺房址、門板灣房址、青龍泉房址...57
圖二十九 空心陶球，下王崗 F32：6...60
圖三十 南陽盆地二里頭時期與殷墟時期遺址分佈圖...65
圖三十一 南陽盆地周代主要遺址分佈區域圖...72
圖三十二 南陽周代遺址分佈圖...74
圖三十三 丹淅交會川地與順陽川地位置圖、淅川周代遺址分佈圖...78
圖三十四 襄樊周代遺址分佈圖...82
圖三十五 鄧城遺址衛星空照圖...83
圖三十六 棗陽周代遺址分佈圖...89
圖三十七 癟襠錐足鬲、癟襠柱足鬲、紅陶缸...95
圖三十八 豐鎬地區的癟襠錐足鬲、袋足疙瘩鬲、柱足仿銅陶鬲...96
圖三十九 棗陽郭家廟墓地仿銅陶鼎與仿銅陶壺...98
圖四十 【伯多父盨】...102
圖四十一 【伯庸父盉】、【龍紋盉】...103
圖四十二 【史頌鼎】、【毛公鼎】、【垂腹凸弦紋鼎】...104
圖四十三 襄陽王坡 M55 隨葬青銅容器組合...105
圖四十四 【仲爯父簋】...106
圖四十五 襄陽王坡 M1 銅鼎、襄陽王坡 M55 明器銅鼎...107
圖四十六 襄陽王坡 M55 銅匜、【筍侯匜】
...108
圖四十七 襄陽王坡 M55 銅匜紋飾拓片...108
圖四十八 棗陽曹門灣 1972 年立耳銅鼎、棗陽郭家廟 M1 附耳銅鼎...110
圖四十九 曾國附耳鼎的來源...111
圖五十 棗陽郭家廟 M8 銅匜、棗陽郭家廟 M17 銅杯...111
圖五十一 郭家廟 M17 方形銅器座、郭家廟 M17 立鳥銅住首、郭家廟 M21 銅鉞...112
圖五十二 新野 71 年墓銅盆、新野 74 年墓銅盆...113
圖五十三 棗陽郭家廟 M17 折肩扁體銅鬲...115
圖五十四 萬家園 M202、M202 出土玉覆面...117
圖五十五 棗陽周台遺址的折盤豆、折肩盆與折肩罐...122
圖五十六 小口柱足鬲、弦紋常頸壺、仿銅盉、仿銅小口鼎...124
圖五十七 仿銅陶器組合：鼎、敦、壺...124
圖五十八 仿銅陶器組合：鼎、簠、缶...125
圖五十九 矮蹄足陶鼎、高足陶鼎...125
圖六十 陶高柄壺、陶盒...126
圖六十一 襄樊山灣仿銅陶鼎、襄樊蔡坡仿銅陶鼎、棗陽郭家廟仿銅陶鼎...127
圖六十二 鎮平程莊遺址所見敞口寬體陶鼎...128
圖六十三 【王子午升鼎】...130
圖六十四 【鄬子倗尊缶】、淅川下寺 M11 銅尊缶...133
圖六十五 【倗浴缶】、【夔鳳紋罍】...134
圖六十六 【倗鼎】、【獸目交連紋鼎】...135
圖六十七 【蟠蛇紋盞】...135
圖版目錄
xv
圖六十八 【變形蟠蛇紋敦】、【幾何紋敦】...136
圖六十九 淅川下寺 M8 銅盉、【蟠蛇紋盉】
...136
圖七十 【棄疾簠】...142
圖七十一 【鑲嵌龍紋 】
...143
圖七十二 淺盤銅豆、方形蓋銅豆...143
圖七十三 九連墩 M1、M1 出土晉系銅器：銅鼎、銅圓壺、銅鑑...144
圖七十四 九連墩 M2 銅鼎局部紋飾、山西侯馬鑄銅作坊出土陶範紋飾復 原圖、2003 年山西侯馬鑄銅作坊出土的陶範...144
圖七十五 九連墩 M1 銅鑑鑑耳出土晉系銅器、山西長治分水嶺 M126 鑑耳...145
圖七十六 九連墩 M2 銅立鳥盆、九連墩 M1 銅高柄壺...146
圖七十七 【獸紋人形足方座】、【鳩柱房屋模型】...147
圖七十八 雙耳陶罐...150
圖七十九 銅鍪...151
圖八十 【四葉立鳥銅鏡】...152
圖八十一 楚方城...175
附表目錄
附表一 南陽盆地新石器時代已發掘遺址文化序列...68
附表二 南陽盆地周代遺址分期表...155
附表三 南陽盆地「周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156
附表四 南陽盆地「楚文化」時期墓葬出土青銅容器統計表...157
第一章 緒論
十餘年前，舊一點的史學家篤信三皇五帝的傳說，新一點的史學家 只是懷疑這種傳說而已……。直等到考古學家的鋤頭把地底下的實 物掘出來，史學界的風氣才發生些轉變。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1
第一節 旅人的疑問
這是一篇探討古代中國的區域史研究，討論的核心地區，是位於今天 河南省西南部與湖北省西北部的南陽盆地。在開始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先 談談為何挑選南陽盆地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這得從一段個人的旅行經驗 說起。
2007 年暑假，我與幾位對古代中國文明有興趣的同學，到大陸展開為 期一個月的訪古之旅。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尋找撰寫碩士論文的方向，並 蒐集相關材料。在短短的三十天內，我們拖著行李趕著車，風塵僕僕，走 訪黃河流域各大省分的考古研究所、博物館及考古工地，會晤當地的考古 工作者，上手目驗出土文物。旅程從西安開始，在陝西盤桓數日後，大夥 便轉赴甘肅、山西、河南各省，最後落腳北京。
原本預計結束北京之行後隨即返臺，但大家意猶未盡，想再多去幾個 地方看看。幾經討論，我們決定抽出三天空檔，離開華北，驅車南下湖北 武漢。8 月 27 日晚上 9 時，一行人在霓虹閃爍的北京西站，搭上直達武昌 的 Z37 班次軟臥夜車。12 個小時後，我與友人坐在武漢街頭的永和豆漿店 裡，吃著有點熟悉又不太一樣的早餐。
幫我們點餐的是位女服務員。她那和緩的動作，細軟的聲音，讓我大 為吃驚。前此，我們也曾在北京與太原的永和豆漿店用過飯。店裡的服務 員，不論男女老少，無不扯著大嗓門兒招呼我們，動作直截爽利。在造訪
1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東方雜誌》，第 31 卷第 7 號（1934）；後收入張 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46。
武漢之前，我以為先前所見的一切，就是當代中國的市井性格。這位女服 務員的出現，讓我開始懷疑過去二十多天已逐漸習慣的「中國經驗」。
餐後，在武漢街頭閒晃。那是個多雲的陰天，氣候卻異常悶熱，直到 深夜。穿梭在武漢的街道巷弄內，我全身黏膩，汗如雨下，彷彿置身夏日 的臺北。還記得在北方的日子，雖然白晝暑氣蒸騰，酷熱難當，但向晚時 分，微風徐徐，甚至還帶些初秋的涼意。一夜之隔，竟是兩樣世界。
時光倏乎飛逝，在武漢短暫停留三天後，30 日晚上 9 點，我們搭乘 Z38 班次軟臥列車，兼夜趕回北京，準備搭機返臺。伴隨喀噠喀噠的鐵軌 聲，我躺在異鄉陌生的逆旅，回想過去一個月的所見所聞。毫無疑問，這 段旅程令我感受最為強烈的，是中國不同地域間明顯的差異，尤其是所謂 的「南北之別」。
「南稻北麥」與「南船北馬」，是形容中國南北飲食與交通差異的俗諺，
儘管不盡正確，只反映出部分事實，但兩地在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觀上的差 別，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就自然環境而言，在氣候上，北方屬暖溫帶季 風氣候，冬季嚴寒，一月月均溫低於攝氏 0°C，河湖結冰，夏季則高溫炎 熱，年雨量為 400 至 800 毫米，氣候較為乾燥；南方為北亞熱帶季風氣候，
冬季溫暖，一月月均溫高於攝氏 0°C，河水全年無冰，夏季則潮濕悶熱，
年雨量為 800 至 1600 毫米，氣候相對濕潤。在地貌、植被以及土壤的特性 上，北方自黃河中游以下為黃淮平原，地勢開闊平緩，植被以針葉林與落 葉闊葉林為主，土壤多為富鈣質的黑土；南方則自長江中游以下多湖泊丘 陵，地形破碎支離，植被以常綠闊葉林為主，土壤多為酸性的紅土。若自 人文景觀而論，在農業上，北方多旱田，種植小麥與雜糧；南方多水田，
種植水稻、甘蔗與茶葉。而在交通上，北方由於平原寬廣，陸運興盛；南 方則因河湖密佈，水運便捷。2
大抵而論，中國的北方與南方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然而，令人好奇的 是，在兩地之間，是否真的存在一條區分彼此的分界線？如果真有這條分 界線，那它該位於何處？而生活在這條分界線上的人們，又過著怎樣的生 活？他們是所謂的北方人？還是南方人？抑或兩者皆非，而自成一格？帶
2 所謂中國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南北差異」，當然只是一種粗略的分別，若仔細探 究，各地區均有其獨特的自然特徵與人文風貌。
第一章 緒論
3
著這樣的困惑，我開始對中國北方與南方之間的中間地帶，產生濃厚的興 趣。
圖一 中國南北的天然分界：秦嶺―南陽盆地―淮河
（地圖底圖採自 Google Map。另外，以下地圖底圖，除特別說明者，均採自 Google Map）
一般認為，在中國的地理上，確實存在一條所謂的南北天然分界，即 秦嶺―南陽盆地―淮河一線（圖一）。前面提及的中國南北之別，即是以此 線劃分。然而，與其說秦嶺―南陽盆地―淮河是一條區分中國南北的「分 界線」，倒不如說它是一條「分界帶」。3儘管這三個地理區的自然環境大不 相同，但據考古資料表明，自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以來，這個地帶的考 古遺存卻有著明顯的共性：一方面同時受到北方黃河流域與南方長江流域 考古學文化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卻又獨樹一格。4這種兼容南北又個性鮮 明的物質文化表現，當然與秦嶺―南陽盆地―淮河的所在位置息息相關。
然而，秦嶺―南陽盆地―淮河不僅是中國南北的「分界帶」，還是雙邊
3 一般而言，所謂中國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指的是位於北緯 32˚到 34˚的秦嶺與淮河，
南陽盆地正好夾於兩者之間，緯度與秦嶺、淮河相同，因此本文亦將南陽盆地歸入這 條分界之中。張光直在《古代中國考古學》的〈序言〉中，亦曾提及這條作為「黃河 流域」與「南方落葉林帶」的分界線，而張氏則將其明確定義在「北緯 33˚附近」。
張光直著，印群譯，《古代中國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頁 3。
4 張之恒已對秦嶺、淮河一線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進行初步分析，指出秦嶺、淮 河為「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相互傳播和滲透的中間地帶」，強調其溝通中國 南北考古學文化的角色。張之恒，〈秦嶺至淮河一線史前文化的特徵〉，《中國歷史文 物》2008 年第 5 期，頁 46-50。
的「中介帶」，生活於北方與南方的人群，都必須共同經由這條中間地帶相 互交流。本文所欲討論的南陽盆地（圖二），正是中國南北相互聯繫、交流 的主要通道之一。
圖二 南陽盆地
作為聯繫中國南北的交通要津，在秦朝一統中國之前，南陽盆地在物 質文化的表現上與歷史文明的發展上，均呈現多元而複雜的面貌，可說是 或南或北，又南又北。就考古學文化而言，自新石器時代起，當地曾歷經 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亂石灘文化、二里頭 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與楚文化，最後又受到秦文化的影響；若自歷史的 發展觀之，南陽盆地可能曾是商王朝強盛時期的控制範圍，是周王朝的南 土，春秋早期後成為楚國的北疆，戰國晚期後又納入秦國的版圖。南陽盆 地在物質文化與政治支配的複雜性與多元性，由此可見一斑。但可惜的是，
這個處於溝通中國南北關鍵位置的區域，在古代中國的研究裡，一直處於
「見樹不見林」的狀態。學者往往各取所需，將南陽盆地的考古材料，或 者傳世文獻中關於南陽盆地的記載，割裂在不同的考古學與歷史學框架中
第一章 緒論
5
討論。至於以南陽盆地這個自然地理區為主軸的研究，仍是一片有待開發 的園地。因此，本文的首要目標，便是利用目前所有能夠掌握到的材料，
試圖更細緻地描繪南陽盆地在秦帝國建立前的歷史發展脈絡。
除了探明先秦南陽盆地歷史發展的內在理路外，更進一步，本文還嘗 試觸及在中國上古史研究裡，一項極具普遍性的議題，即政治支配與物質 文化間的關係。在前述南陽盆地的考古學與歷史學框架中，似乎揭示了一 件「不言而喻」的「歷史事實」，即當進入周代以後，南陽盆地因政權的改 變（周王朝→楚國→秦國），遂促使當地物質文化發生變化（周文化→楚文 化→秦文化）。自總體趨勢而論，這樣的看法大致無誤。然而，在此大趨勢 之下，我們也必須同時認清一件客觀事實：統治階級甚至是國家的興亡，
常是一夕之事；但是物質文化乃至國屬與身分認同的改變，卻非一朝可成，
往往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調整，更何況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原本就是不同的 概念。兩者所涵蓋的時空範圍雖然時常重疊，卻無法遽然劃上等號。
先秦時期南陽盆地錯綜複雜的歷史環境，正好提供一個探索政治支配 與 物 質 文 化 間 相 互 關 係 的 場 域 。 據 文 獻 記 載 ， 春 秋 早 期 的 楚 文 王 時 期
（689-677 BC），南陽盆地已由原先小國分立之局，逐步納入楚國的統治範 圍之內；至戰國晚期的秦昭襄王二十八年（279 BC），南陽盆地再度易主，
成為秦國的領土。在此歷史背景之下，我們可以追問：不同的政權，對於 生活在南陽盆地的人群，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本地傳統，尤其是在物質 文化上的表現，是否因政權的改變而隨之發生變化？物質文化的改變是立 即的，還是漸進的？是全面的，還是局部的？這些變化，又與當時整體的 歷史發展有何關連？透過對先秦時期南陽盆地歷史發展的個案研究，筆者 期待能對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的關係，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5
5 Bruce G. Trigger, Time and Traditions: Essays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15-121.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的關係，是研究古代 中國文明學者不斷反思的問題。有別於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中國歷史 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方式，多與政治勢力有直接的關係，舉凡商文化、周文化、晉 文化、楚文化、秦文化，莫不將特定時空範圍內的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中可對應的 朝代與國名相連接。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以「朝代」或「國名」所命名的考古學文 化，其實意義相當含混，蘇秉琦與杜正勝均曾撰文檢討。蘇氏認為，「楚文化」所論 及的「楚」，內含地域、國家、民族與文化四個概念；杜氏則認為，「夏文化」也至少 包含夏代、夏朝和夏人（或夏族）三層意義。由此可見，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是不同 層次的討論範疇，不可一概而論。蘇秉琦，〈從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江漢考 古》1982 年第 1 期，頁 3-8；杜正勝，〈夏文化可能討論嗎？〉，《新史學》第 1 卷第 2
最後，回到本文的開頭。這是一篇探討古代中國的區域史研究。空間 範圍既已限定，時間範圍亦需加以說明。本文將以周代（ca. 1050-221 BC）
作為討論的主要時段，一則因此時的傳世文獻較為豐富，二則因南陽盆地 內曾出土大量周代的考古材料。分頭疏理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當有助於 探明兩周時期南陽盆地的歷史軌跡，以及盆地內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的 交互關係。然而，本文不僅研究周代的南陽盆地，還將討論的時間上限，
回溯至遙遠的新石器時代（當然，新石器時代的南陽盆地，僅可論其物質 文化的表現；至於政治支配的變化，由於材料限制，暫不處理）。之所以採 取這樣的論述方式，除了可以更全面地關照南陽盆地不同時期的歷史演變 外，還能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位於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南陽盆地，其在中 國歷史發展上的特殊性與普遍性。
第二節 在歷史學與考古學中缺席的南陽盆地
在探討古代中國文明的論著裡，不論是歷史學還是考古學，僅有少數 文章以先秦時期的南陽盆地為討論的核心區域，而其中又以樊力的研究最 為重要。樊力曾發表一系列的文章，探討河南、湖北與陝西三省交界處的 新石器考古學文化，而南陽盆地正是他研究的重點區域。6樊力不僅清楚地 排列了南陽盆地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序列，而且明確地指出各種考古學文
期（1990），頁 115-130。另外，杜正勝曾討論中國上古史研究裡政治與文化的關係，
認為在〈禹貢〉中所描述的「中國」這個區域裡，自古以來，不論是生態或族群都異 常複雜，文化本質上的多元性是極其自然的。但由於三代以來人為政治力量的強加控 制，逐漸形成一股「表面上」一統化的趨勢。然而，本質的多元性與人為的一統性的 相互激盪，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共向，只是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史觀流行，才把中國的歷 史發展形塑成一個模樣。在這樣的思考底下，杜氏提出了幾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是 政治力量規範文化之成形，還是文化力量在導引政治的統合？有沒有特定的發展模 式？統一化的表層其實包含多少多元的底層？」杜正勝，〈中國古代社會多元性與一 統化的激盪――特從政治與文化的交涉論〉，《新史學》第 11 卷第 2 期（2000），頁 1-39。
本文則嘗試以古代中國區域史的角度，討論政治與文化（尤其是物質文化）間的相互 關係。
6 樊力，〈豫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及其與鄰近地區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 考古學系碩士論文，1993），後發表於《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147-182；〈丹 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存試析〉，《江漢考古》1997 年第 4 期，27-37；〈亂石灘文化初論〉，
《江漢考古》1998 年第 4 期，頁 41-48；〈論屈家嶺文化青龍泉二期類型〉，《考古》
1998 年第 11 期，76-89；〈論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類型〉，《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4 期，頁 50-61。
第一章 緒論
7
化間的傳承與演變關係，為本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再者，馬保春則以 歷史地理學的角度，析論南陽盆地作為湖北、河南與陝西三省間「文化交 流通道」的重要性，指出南陽盆地在古代中國地理上的特殊意涵。7此外，
有些通論性的文章，則論及「部分」的南陽盆地，但討論的範圍僅限於河 南省的西南部，至於湖北省的西北部則付之闕如。8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 南陽盆地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研究中缺席呢？為說明這個問題，以下，讓 我們先簡單回顧百餘年來中國上古史的研究走向。
進入二十世紀後，在中國上古史的領域裡，由於新材料、新觀念、新 方法的出現，興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王國維（1877-1927）利用河 南安陽殷墟發現的甲骨卜辭，考辨商王世系，證明《史記．商本紀》記載 的可信度 ，9使得中國的「信史 」可上溯至殷商時期 ；隨後，以顧頡 剛
（1893-1980）與錢玄同（1887-1939）為代表的疑古學派，藉由「層累造 成說」，解構漢代以來，以儒家聖王思想為典範的古史觀。10儘管兩造對於 中國古代歷史的理解南轅北轍，前者「信古」，後者「疑古」，各自對當時 的史學界帶來極大的影響，但從研究方法上來看，雙方均以傳世文獻與文 字史料為研究的基本素材。11
7 馬保春，〈早期鄂豫陝間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 年第 5 期，頁 31-38；馬保春、楊雷，〈新石器時代晚期鄂豫陝間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江漢 考古》2007 年第 2 期，頁 42-51。
8 安金槐，〈河南南陽地區在我國考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收入氏著，《安金槐考古文 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頁 37-42；楊育彬、孫廣清，〈從考古發現談南 陽在華夏古文明中的歷史地位〉，收入南陽市博物館編，《學術研究文集――紀念南陽 市博物館建館四十週年（1959-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45-78；許順 湛，〈史前民族融合在豫西南地區的反映〉，收入南陽市博物館編，《學術研究文集―
―紀念南陽市博物館建館四十週年（1959-1999）》，頁 36-44；李陳廣，〈南陽地區楚 文化的發現和研究〉，《中原文物》1992 年第 2 期，頁 38-42。
9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收入氏著，《觀 堂集林（外兩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 209-230。
10 杜正勝，〈考古學與中國古代史研究〉，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辰文 化，1992），頁 4。一般以為，顧頡剛所謂的「疑古」，即全盤質疑中國古代（尤其是 先秦以前）歷史的真實性，並認為中國古史只是「層累地造成的」。然而，只要重讀 顧氏的〈古史辨自序〉，我們將會發現上述的講法僅論及顧頡剛「疑古」的一面。顧 氏在〈古史辨自序〉中曾坦言，他所做的工作，僅是破壞「文獻」內的「偽古史」系 統，而非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歷史。其次，顧頡剛認為，若要重建古史，就必須仰賴對 出土材料進行研究，但他自認能力有限，無法勝任，所以顧頡剛能做的，只是盡其所 能，推翻故紙堆中的「偽古史」。換言之，顧頡剛所謂的「疑古」，實是懷疑「傳世文 獻」中記載的古史，而非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歷史。顧頡剛，〈古史辨自序〉，收入氏著，
《走在歷史的路上――顧頡剛自述》（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1-112。
11 當然，王國維研究的甲骨卜辭是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但獲取甲骨的方式並非嚴格意
在疑古之風方熾的 1920 年代，西方考古學的引進，12促使中國上古史 的研究，邁入一個全新的紀元。兩千年來以傳世文獻為研究基礎的局面為 之改觀，大量經科學考古發掘的地下材料出土，使得學者得以運用新發現 的考古材料，重建古代中國的歷史面貌。雖然學者曾一度視西方考古學為 史學的輔助學門，13而且不論是傅斯年（1896-1950）、李濟（1896-1979）
還是夏鼐（1910-1985），都認為考古學是歷史學的一部分，14然而時至今日，
中國的考古學早已不再只是史學的配角。考古學家除了是「新史料」的發 現者，其觀點與理論，更常常影響史家對中國上古史的理解與詮釋。15被 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曾說，「要建設一部信史，發展考古學是一種必 要的初步工作」；16當代大陸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1909-1997），更力倡
「近代考古學的目標就是修國史」。17兼容歷史學與考古學的治學取徑，無 疑是促進當代中國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推手，也是目前學界研究古代中國文 明的主流方法；但另一方面，中國上古史卻也經常不自覺地受制於考古學 的理論框架，無法超越考古學的學術典範，另闢蹊徑。蘇秉琦所提出的「區 系類型」考古學文化分類架構，正是中國考古學界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
義上的「科學考古」發掘；其次，王氏的研究乃奠基於中國傳統的金石學之上，屬中 國傳統學問的一支，他的研究門徑亦與 1920 年代傳入的西方考古學判然有別。
12 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肇興，大致有兩派說法：其一，以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於 1921 年 對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算起；其二，以李濟於 1926 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 掘，以及其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 1928 年對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作為中 國考古學的開端。嚴文明，〈走向 21 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收入氏著，《走向 21 世紀 的考古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頁 5；李學勤，〈二十一世紀的古代文明研 究〉，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 17。
13 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 29-31。
14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氏著，《傅斯年全集》第 4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頁 289-299；李濟，〈田野考古報告編輯大旨〉，收入李濟總編輯，《田野考 古報告》第 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 1；夏鼐，〈什麼是考古學〉，《考古》
1984 年第 10 期，頁 931-935、948。
15 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的 跨世紀反思》上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 23。
16 李濟，〈田野考古報告編輯大旨〉，收入李濟總編輯，《田野考古報告》第 1 冊，頁 1。
17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頁 4。
第一章 緒論
9
一 一 一
一、 、 、 、從 從 從 從「 「 「 「區系 區系 區系 區系類型 類型 類型 類型」 」 」 」的提出到重視 的提出到重視 的提出到重視 的提出到重視「 「 「核心 「 核心 核心」 核心 」 」的研究 」 的研究 的研究態度 的研究 態度 態度 態度
為了釐清並建構古代中國各地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蘇秉琦建議以地層 學與器型學為基礎，運用當時所能掌握到的考古材料（主要是利用陶器），
依「區」、「系」、「類型」三個層次，將中國境內所有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發 現，按時間先後次序，搭建成有系統的時空框架，並分為六大區域。18在 這六大區域中，不但有具代表性的「典型遺址」，同時也包含數個特徵鮮明，
但自整體而論，又與典型遺址關係密切的「區域類型」。雖然蘇氏提出的六 大區域考古學文化體系，隨著新出土的材料而有所修正，不過「區」、「系」、
「類型」的分類架構，仍為現今的大陸考古學家所沿用。在此學術背景之 下，探明各考古學文化「核心地區」的「典型特徵」，成為中國考古學的研 究重心之一；至於兼含數種考古學文化的遺址，因為不具「典型特徵」，是 故較不為學界所重視。19南陽盆地內的考古遺址多屬後者。1980 年代初期，
亦即蘇秉琦提出六大區域的架構時，南陽盆地曾同時被列入「陝豫晉鄰境
18 這六大區域，包括陝豫晉鄰境地區、山東籍鄰省一部分地區、湖北和鄰近地區、長江 下游地區、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以及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 地區。至於該如何建構中國考古學的時空框架，蘇秉琦認為，首先，挑選若干處的「典 型遺址」進行科學挖掘，以獲取可供分析的「典型材料」；其次，以「典型材料」劃 分「文化類型」，並在較大的區域內以「文化類型」比較其他遺址的文化內涵，進而 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最後，以「區、系、類型」為分類層次，搭建中國考古學的時 空框架，並從中尋繹各文化的內含與彼此間的互動關係，以達到恢復歷史原貌的目 的。蘇秉琦、殷瑋璋，〈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 年第 5 期（北 京），頁 10-17。附帶一提的是，蘇秉琦提出的新石器時代「六大區域」說，對古代中 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帶來深遠的影響。前此，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探討，大多採取「一 元起源論」，即認為古代中國的文明，乃興起自一中心地域，之後則以輻射狀向外傳 播，逐漸形成今日我們所認知的中國。但在蘇氏的研究裡，卻顛覆「一元起源論」的 說法，取而代之的是「多元起源論」。隨後，佟柱臣、張光直與嚴文明亦採用「多元 論」的看法，惟分區的方式不同於蘇秉琦。佟柱臣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分 為七個中心，並強調這些文化中心其來有自，可以上溯至舊石器時代晚期；張光直則 利用「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來解釋不同區域考古學文化的互動過程；
蘇秉琦與嚴文明分別以「滿天星斗」及「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體結構」，作為理解古 代中國文明的發展模式。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多中心發展論和發展不平 衡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規律和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 年第 2 期，頁 16-30、39；張光直著，印群譯，《古代中國考古學》；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 講》（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頁 47-52；蘇秉琦，〈滿天星斗〉，收入氏著，《中國 文明起源新探》，頁 85-106；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 年第 3 期，頁 38-50；〈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 年第 1 期，頁 10-16。
19 大陸學界在面對「非典型」的考古遺址時，除非是形態特殊，有獨立成為一支新考古 學文化的必要性，否則通常僅是將該遺址的考古文化，在分析其內的文化因素後，便 拆解至現有的框架中，較少再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地區」與「湖北和鄰近地區」。20當年，南陽盆地的考古學文化內涵，尚處 於混沌不清的狀態。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拓展，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南陽 盆地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已從原先模糊的狀態逐漸明朗。即便如此，由於 南陽盆地不屬於特定考古學文化的「核心地區」，出土的遺跡與遺物亦不具 備「典型特徵」，因此南陽盆地始終無法受到考古學界的重視。21
中國考古學界著重探討「文化核心」的態度，亦對上古史的研究帶來 直接影響。當考古學家關心「文化核心」的典型特徵時，歷史學家則側重 論述「政治核心」的歷史發展。這股風潮，在歷史時期的三代研究中尤其 明顯。有別於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方式，進入歷史時期後，中國 的考古學文化，多以傳世文獻中的「朝代」或「國別」命名。22這種命名 方式，背後蘊含著一項理論預設，即分屬不同朝代、國別與族屬的人群，
必定具備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因此，梳理不同系統的考古學文化特徵，
也就成為歷史時期考古學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這股以「朝代」或「國別」
為核心的考古學研究，促使大量的上古史論著，亦將「朝代史」與「國別 史」作為首要的討論課題（圖三）。當然，以「政治中心」為主題的歷史研 究，豐富了我們對古代中國區域特性的認識，然而無可避免地也讓史家忽 略一些亟待開發的領域。以東周時期為例，釐清「楚文化」與「晉文化」
的特徵，是考古學研究的焦點；而探討「楚國」與「晉國」的歷史，則是 史學研究的重心。至於本文所欲探討的南陽盆地，因為地處楚文化／楚國 與晉文化／晉國的中間地帶，既不具備考古學文化的典型特徵，又不是國 家的權力中心，自然不受學界關注。
上述考古學界與史學界重視「核心」的研究態度，是導致南陽盆地不 受學界重視的關鍵因素。此外，以「省」為單位的考古發掘現況、關注重 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以及過去對聚落考古學方法的忽視，亦是 重要原因。
20 蘇秉琦、殷瑋璋，〈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 年第 5 期，頁 12-16。
21 嚴文明即認為，儘管南陽盆地及其南方的襄樊谷地與東南方的隨棗走廊，在新石器時 代的考古學文化相當發達，但由於這些地區是中原與長江中游的中間地帶，並未具備 一個穩定且有自身特色的發展譜系，難以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區，因此將這些地區置 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體系中討論即可。嚴文明，〈序〉，收入張弛著，《長江中下游地 區史前聚落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II。
22 王仁湘，〈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與程序〉，收入氏著，《中國史前考古論集》（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3），頁 141-150。
第一章 緒論
11
圖三 以「政治核心」/「文化核心」解釋古代中國文明（春秋晚期）發展的慣用架構
（採自孫華，〈中原青銅文化系統的幾個問題〉，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中國考古學 的跨世紀反思》下冊，頁 327。）
二 二 二
二、 、 、 、以 以 以 以「 「 「 「省 省 省 省」 」 」 」為單位的考古發掘 為單位的考古發掘 為單位的考古發掘 為單位的考古發掘狀況 狀況 狀況 狀況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考古工作的執行狀況，是以「省」為發掘與研究 的基本單位。除了中央層級的研究機構，可以直接對特定的考古遺址進行 發掘外，幾乎所有的考古工作，則全權交付給各省的文物考古研究所負責。
這樣的分工方式，一方面，各省可以視實際工作的需要，有效率地運用人 力與物力，並對該省內部的考古遺址，進行較為全面的掌控；但另一方面，
畢竟「省」是人為劃分的行政單位，本非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區，因此當碰 上跨省分的發掘工作或研究時，往往各省分頭進行，無法兼顧全局。
南陽盆地內的考古工作，即遭遇上述窘境。南陽盆地地跨河南與湖北 兩省，雖然在自然景觀上是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域，但卻分屬豫鄂兩省管轄，
因此對於南陽盆地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總是一分為二，也使得在實際 的研究成果上，我們經常看到以「豫西南地區」、「鄂西北地區」、「南陽」、
「淅川」、「襄樊」為題的論著，卻始終罕見以「南陽盆地」為中心的研究。
三 三 三
三、 、 、 、關注 關注 關注 關注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 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 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 重點遺址與重點文物的研究取徑
儘管作為自然地理區的南陽盆地，鮮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盆地內仍 發現許多受人矚目的考古遺址，諸如淅川下寺墓群，與最近發掘的棗陽九 連墩墓群。這些重量級的遺址，及其伴出的精美文物，一方面展現古代精 緻的工藝之美，反映當時上層社會的物質文化與生活水平，同時在學術研 究上，更每每成為考古學家及藝術史家關注的焦點。至於盆地內發現的小 型墓葬與聚落遺址，以及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聞問者甚寡。
然而，站在純粹的研究立場，無論是大墓、小墓或聚落遺址，無論是 精緻的青銅器、玉器，或是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石器，這些出土材料，
都共同組成了古代中國物質文化的不同側面，理應具備同等的價值。若吾 人期待對古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獲得較為全面的認識，就必須同時將 這些材料納入研究之內。因此，就南陽盆地的研究而言，不應只關注部分
「明星遺址」，更應當照看全局。
四 四 四
四、 、 、 、對聚落考古 對聚落考古 對聚落考古 對聚落考古學 學 學 學方法 方法 方法 方法的忽視 的忽視 的忽視 的忽視
過去，對於聚落考古學（settlement archaeology）方法的忽視，使得大 陸考古學界僅重視對特定遺址的發掘，而不太關注對自然地理區的討論，
因此，更談不上以南陽盆地為主體的考古學研究。23
西方的聚落考古學肇興於 1940 年代，若以美國考古學家哥登．威利
（Gordon R. Willey, 1919-2002）於 1953 年發表的〈秘魯維魯河谷聚落形態 之研究〉（“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a Valley, Peru”）一文算 起，至今則已發展超過 50 個年頭。至於將聚落考古學帶入中國的學者，則 是知名的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1931-2001）。1962 年，張光直主編《聚落
23 必須說明的是，過去的中國考古學界並非不發掘聚落遺址。1954 年至 1957 年對西安 半坡遺址的發掘工作，便是首次針對特定聚落遺址所進行的考古工作。然而，直到 1980 年代，中國考古學界一方面僅關注個別重點遺址的發掘，鮮少做區域性的探索；
其次，研究的課題則多集中於探明聚落所反映的社會性質與發展階段，諸如該遺址屬 於母系還是父系社會，而當時人類的財產分配為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等議題。這與今日 學界強調全景式的聚落考古學大異其趣。張弛，〈史前聚落與房屋的研究〉，收入嚴文 明主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新石器時代考古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8），頁 41-58。
第一章 緒論
13
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一書，24便力倡以聚落型態作為新考古學 研究的方法，成功奠定他在西方考古學界的地位；1984 年，張氏受邀至北 京大學考古系講課，首次將聚落考古學引入中國；251990 年代初期，大陸 的考古學家才第一次利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對湖北石家河的遺址群，進行 小範圍的調查；1995 年以來，在中外學者的合作之下，於山東日照、河南 鞏義、內蒙古赤峰、河南安陽與河南靈寶等地，展開一系列的區域系統調
查；262000 年以後，大陸更正式啟動以聚落考古為研究依據的「中華文明
探源工程」。至此，聚落考古漸成為中國考古學界研究的重點課題。27 所謂的聚落考古學，其研究的基本單位是「聚落」，而非「考古學文化」。 相對於傳統考古學著重於分析遺址的文化屬性，聚落考古學則強調研究聚 落本身。在實際工作上，除了對個別遺址進行深入的發掘外，聚落考古更 重視「系統區域考古調查」（systematic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survey）。28至 於探討的議題，則包括聚落與外在自然環境的關係、鄰近地區不同聚落間 的相互關係、聚落本身的佈局型態，與同一遺址內不同時期聚落的變化。29 很明顯地，這是一種全景式的研究方法，不僅關心遺址內的考古學文化屬 性，更著重探討聚落與外在自然環境的有機連結。期待在可預見的未來，
大陸的考古學家能以聚落考古學的方法，對南陽盆地進行深入的探索。
五 五 五
五、 、 、 、中間地帶研究 中間地帶研究 中間地帶研究 中間地帶研究的萌芽 的萌芽 的萌芽 的萌芽
雖然在種種主客觀的因素之下，我們鮮見以南陽盆地為中心的研究，
但是近些年來，部分學者卻開始探討一項與本研究同質性極高的課題，筆 者逕稱之為「中間地帶研究」。以下，筆者將嘗試說明何謂「中間地帶」，
24 K. C. Chang ed., Settlement Archaeology (Palo Alto: National Press Books, 1968).
25 張光直，〈前言〉，收入氏著，《考古學專題六講》，頁 3。
26 方輝，〈對區域系統調查法的幾點認識與思考〉，收入氏著，《海岱地區青銅時代考古》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頁 1-3。
27 王巍，〈聚落型態研究與中華文明探源〉，《文物》2006 年第 5 期，頁 58。
28 或稱「全覆蓋式考古調查」（full coverage archaeological survey），即俗稱的「拉網式 調查」。陳星燦、劉莉、李潤權、﹝美﹞華翰維（Henry T. Wright）、﹝英﹞艾琳（Arlene Miller Rosen）著，〈中國文明腹地的社會複雜化進程――伊洛河地區的聚落型態研 究〉，《考古學報》2003 年第 2 期，頁 162。
29 K. C. Chang,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rchaeology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Rethinking Archae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後者中譯本 見張光直著，曹兵武譯，《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以期拋磚引玉，求教於方家。
所謂的「中間地帶」，指的是夾雜在兩個或多個「核心」之間的地區。
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審視，「中間地帶」亦即各「核心」的「邊緣」或「外 圍」。「核心」可以是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文化的，甚至是認同的；
也可以是自然環境的、物質文化的，乃至精神層面的。而夾於「核心」間 的「中間地帶」，或者兼被各「核心」影響，或者不受任何「核心」掌控。
大抵而言，「核心」與「中間地帶」的關係，可簡單表示如圖四：
圖四 「核心」與「中間地帶」的三種關係
左側的中間地帶，介於核心的影響範圍之外，可能處於真空狀態，也可能 獨立發展為另一型態；中央的中間地帶，則位於核心的分界上，雖然仍兼 受雙方影響，但看似壁壘分明，關係緊張對立；右側的中間地帶，則兼備 雙邊核心的因子，或者產生「過渡」現象，或者形成雜糅雙方、兼容並蓄 的特殊型態。
必須說明的是，除了真空狀態，中間地帶都會受到核心的影響，只是 程度深淺不一。再者，隨著內外條件的改變，中間地帶可能遊走於上述三 種模式之中，有可能獨立成為另一個核心，或者整併至強勢的核心之中。
最後，這種核心與中間地帶的關係並非是平面的、單層次的，而是立體的、
多層次的。核心可能同時兼為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的核心，因此夾於 核心間的中間地帶，在不同的層次上，便可能表現出不同的模式（比如某 中間地帶在政治上強烈受到兩邊核心的左右，在經濟上則必須同時部分仰 賴兩造的協助，但在宗教與文化上卻全然不受干涉）。筆者必須強調，上述 三種「核心」與「中間地帶」的關係，僅是作為思考問題的切入點，並非
第一章 緒論
15
理論。採取這樣的思考方式，將有助於理解南陽盆地在中國地理、歷史，
以及物質文化上的特殊性。
逯耀東（1933-2006）〈試釋論漢匈之間的甌脫〉一文，可算是中間地 帶研究的開山之作。逯氏認為，在《史記》與《漢書》〈匈奴列傳〉中所載 的「甌脫」，即塞普爾（Ellen C. Semple, 1863-1932）在《地理環境之影響》
（Influence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一書裡所論及的「邊荒」，是草原 民族間為減少戰端與衝突所設的緩衝地帶。類似的緩衝地帶，亦存在於漢 人與匈奴人之間。30
王明珂對羌族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則是探討族群認同上中間地帶的重 要作品（儘管王氏強調這是一種「邊緣研究」）。在論述「華夏邊緣」形成 的過程時，王氏發現，位於今日中國西南部的「羌族」，是 1960 年代中國 民族劃分之下的產物。所謂的「羌族」，是一群生活在漢族與藏族之間，但 既非漢族又非藏族的人群。他們雖共享類似的歷史記憶，諸如「弟兄故事」
及「祖先英雄傳說」，但在服飾、宗教及語言等方面，則出現近漢則漢化、
近藏則藏化的過渡現象。31
童恩正（1935-1997）所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則屬於另一種 型態的中間地帶研究。所謂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將中國分成農耕與游 牧兩大地區，東起大興安嶺，向西經過陰山山脈與賀蘭山脈後，最後南折 四川西部通向雲南西北部的橫斷山脈。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儘管在此 地生活的群族各異，但由於相似的生態環境，促使這條文化傳播戴上的人 群，發展出類似的物質文化，並共同以畜牧或半農半牧維持生計。32這是 一種探討生態環境、物質文化與生業活動的中間地帶研究。
上述的研究成果，是分別從歷史學、人類學與考古學來討論中間地帶 的重要作品。此外，近年來亦陸續出現與本文研究區域――黃河與長江之 間的南陽盆地――息息相關的論著。賈漢清以位於湖北省宜城市南部的顧 家坡墓地為例，探討「文化交叉地帶」的武裝衝突現象。該遺址位於南陽
30 逯耀東，〈試釋論漢匈之間的甌脫〉，收入氏著，《從平城到洛陽》（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1979），頁 273-283。
31 王明珂，《華夏邊緣》（臺北：允晨文化，1997）；《羌在漢藏之間》（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2003）。
32 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收入文物出版社編輯部 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 17-43。
盆地的南方，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早段（3300-2600 BC）。除了出土的陶器帶 有融合南北文化的獨特風格外，在墓葬中還發現不少多人二次合葬墓，且 在男性墓中隨葬大量的石鉞與骨鏃，部分墓主甚至可能死於人為暴力。賈 氏在比較同時器周遭的考古遺址後認為，「文化交叉地帶」部落衝突的激烈 程度遠遠高過「文化中心地帶」。33
徐少華則以歷史地理的取徑切入，結合歷史文獻、考古材料與實地考 察紀錄，剖析「周代南土」的歷史發展。所謂的「周代南土」，在時間上包 括西周、春秋、戰國三個階段，空間上則涵蓋南陽盆地、淮河中上游及淮 北汝潁地區。除了考辨、整理該區域諸小國的起源、族姓、地望、文化等 議題外，徐氏還進一步放寬視野，將前述研究成果置於楚國歷史的發展脈 絡中，尋繹楚國北部疆域的變遷過程。34
陳昭容則從性別的角度，利用青銅器銘文與傳世文獻，分析位於中原 大國及荊楚勢力間的「漢淮地區」諸國，其與周王室、黃河流域各國、長 江流域各國，以及彼此之間的婚姻關係。陳氏認為，西周時期王室與淮漢 諸國聯姻，主要是為了鞏固王國南土；進入春秋時期，隨著國際局勢的流 轉，夾於南北兩大勢力間的漢淮諸國為求自保，除了彼此透過通婚相互連 結外，更積極與當時勢盛的國家聯姻，或是北方的齊、晉，或是南方的楚、
吳。35婚姻不僅是「居大國之間」諸小國求生存的政治籌碼，更是被迫屈 服於現實的具體表徵。
除了前述不同學科與課題對「中間地帶」的探索之外，其實自 1985 年起，大陸已出現極少數的學者，嘗試利用「三個中間地帶」的架構，對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文化進行討論。這種觀點，成為大陸考古學界分析 史前文化隱然成形的暗流。雖然在不同地區發掘的考古工作者，或多或少 都曾察覺到中間地帶的特殊現象，但在「區系類型」理論強烈的影響之下，
以「三個中間地帶」為核心的論述，始終未獲得應有的重視。佟柱臣、36魏
33 賈漢清，〈從顧家坡墓地的發掘看史前時代文化交叉地帶的部落衝突〉，《華夏考古》
2004 年第 4 期，頁 77-86、96。
34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35 陳昭容，〈從青銅器銘文看兩周漢淮地區諸國婚姻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第 75 本第 4 分（2004），頁 635-697。
36 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三個接觸地帶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綜合研究之 一〉，《史前研究》1985 年第 2 期；後收入氏著，《中國考古學要論》（福州：鷺江出 版社，2004），頁 416-437。
第一章 緒論
17
京武37與張之恒38均曾撰文探討此一課題，並分別稱這些地區為文化的「接 觸地帶」、「交匯帶」或「過渡地帶」。這三處中間地帶，指的是中國東半部 三座東西向的山脈，即陰山、秦嶺與南嶺，及與這些山脈同緯度的河川或 地區，而這些中間地帶，又將中國分成北方、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南方 四大地理區。儘管這三位學者均嘗試討論中間地帶的特性，分類方式大同 小異，卻反映不同時代對中間地帶研究不同的認知：1985 年，佟柱臣著重
「接觸地帶」的「分界性」；1998 年魏京武突顯「交匯帶」的「融合性」；
2008 年，張之恒倡議「過渡地帶」的「獨立性」。這種由「分界性」到「融
合性」，再到「獨立性」的發展歷程，對本研究頗具啟發。
再者，有的研究者開始關注考古學文化上的中間地帶，39或探討地理 中間地帶與考古學文化的關係，40或討論中間地帶的物質文化，41或分析氣 候變遷對中間地帶的形成與影響，42或開始初步討論相關的理論。43更有考 古遺址的發掘，是為了探明中間地帶的過渡現象而展開的。44這些論著，
都已經開始正視「中間地帶研究」這個議題，也為本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
儘管如此，有意識的「中間地帶研究」仍受主流學界忽略，而這正是本文 亟欲探索的方向。
37 魏京武，〈中國史前文化的多樣性與融合性――論中國文明形成的融合性〉，收入《遠 望集》編輯委員會編，《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週年紀念文集》（西安：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 27-39。
38 張之恒，〈生態環境對史前文化的影響和中國史前文化的三個過渡地帶〉，《考古與文 物》2008 年第 2 期，頁 33-37、112。
39 宋豫秦，〈夷夏商三種考古學文化交匯地域淺談〉，《中原文物》1992 年第 1 期，頁 11-19；張正明，〈淮漢之間――周代的一個文化交錯地帶〉，《中原文物》1992 年第 2 期，頁 1-4；石興邦，〈橫亙東西的淮漢中介文化帶――青連崗―下王崗文化傳統〉，《長 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6）；〔日〕
宮本一夫著，張國碩譯，〈從交錯地帶看社會集團的地域性和文化交流〉，《華夏考古》
2006 年第 3 期，頁 106-112。
40 張之恒，〈秦嶺至淮河一線史前文化的特徵〉，《中國歷史文物》2008 年第 5 期，頁 46-50。
41 李學勤，〈論漢淮間的春秋青銅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頁 54-58。
42 韓茂莉，〈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形成與氣候影響〉，《考古》2005 年第 10 期，頁 57-67。
43 宋豫秦，〈生態過渡帶之人地關係芻議〉，收入周昆叔、宋豫秦主編，《環境考古研究》
第 2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13-16。
44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駐馬店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編著，《駐馬店楊莊――中全新世淮河 上游的文化遺存與環境信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