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生態資訊、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
為了能清楚地描繪周代南陽盆地的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間的交互關 係，本文將以生態資訊、考古材料與傳世文獻，作為研究的基本素材。其 中，又以後兩項為主。然而，該如何運用這兩類性質截然不同的史料，來 討論古代中國的文明走向，則是學者必須設法解決的問題。王國維於 1920 年代提出的「二重證據法」，45時至今日，仍為許多的研究者奉為圭臬。但 僅作為「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的二重證據 法，早已無法解釋許多文獻未曾提及，甚至是與文獻記載相悖的考古發現 與現象。46為克服上述困難，美國學者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建 議：「若要同時採用文獻史料與考古材料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就必須先分頭 將這兩類材料，在各自的脈絡中梳理清楚。」47這是本文處理考古材料與 傳世文獻的基本態度。
45 王國維道：「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
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 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使得為之。」王國維，《古史 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2。
46 關於文字資料引導並限制考古材料的解釋，美國藝術史家貝格立（Robert Bagley）曾 撰文批判。他以商代考古為例，認為學界大多持「安陽中心觀」，除了由於安陽是第 一個被發現的商代遺址外，大量的甲骨文出土，以及不經批判便輕易接受傳統對商代 歷史的觀點，是三個最主要的原因。此外，文字資料與歷史記載不單指示考古學家去 哪裡看，還引導考古學家看出些什麼。然而這樣的作法，往往導致學者竭盡心力去證 成原本的預設框架，至於無法納入此框架的考古發現，不是強加解釋，便是視而不見。
Robert W. Bagley，〈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收入國立故宮博物 院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器物（上）》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 21-124；中譯本：〔美〕貝格立著，任汶譯，許 杰校，〈長江流域青銅器與商代考古〉，《南方文物》1996 年第 2 期，頁 31-45。
47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 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p. 12.另外，英國的藝術史家羅森（Jessica Rawson），曾撰文討論青 銅器與文字材料（包含傳世文獻與青銅銘文）中所反映周人的不同面貌。她的研究方 法正是分頭梳理這兩類性相異的材料，並進一步解釋何以根據不同的材料，會出現完 全不同的認識。Jessica Rawson, “Statesmen or Barbarians? The Western Zhou as Seen through their Bronz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5, 1989, pp. 79-95; 中譯 本：〔英〕羅森著，黃愛梅譯，〈是政治家，還是野蠻人？――從青銅器看西周〉，收 入氏著，孫心菲等譯，《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頁 134-163。
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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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7）；李峰，《西周的滅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64-263。4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編著，《淅川下王崗》（北京：
葬兩大類，其中又以墓葬為主，聚落較少。之所以產生墓葬多而聚落少的 狀況，一則因中國考古學界重視發掘墓葬（尤其是大墓），二則與大陸直到 晚近才開始重視聚落考古有關（詳前文）。
附帶說明的是，許多的考古報告，尤其是簡報，僅提供報告撰寫者認 為重要的資料，材料的甄別亦多存主觀判斷。為求審慎，使用考古報告時 不可盡信，必須採取批判的態度。
三 三 三
三、 、 、 、傳世文獻 傳世文獻 傳世文獻 傳世文獻
至於本文使用的傳世文獻，則包括了《詩經》、《春秋》、《左傳》、《國 語》、《國策》、《史記》等古代文書。由於這篇文章所要處理的核心議題，
是探討政治支配與物質文化的關係，後者既利用考古材料進行分析，前者 則透過傳世文獻進行討論。
在周代長達八百年的歷史裡，自東周以降，始有較豐富的文獻可供參 考。當時的南陽盆地，除春秋早期與戰國晚期外，在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裡，
均受南方楚國的控制。南陽盆地不但是楚國防禦中原各國南侵的軍事重 鎮，更是楚人北上中原的根據地。為清楚描繪楚國在東周時期勢力消長的 趨勢，並進而探討南陽盆地對楚國重要的戰略價值，因此，本文將利用文 獻中對列國戰役的紀錄，辨析上述問題。然而，傳世文獻亦有其侷限性。
吾人僅能仰賴編年式的紀錄，窺探南陽盆地易主的時間，卻無法更深入地 探究政權的嬗代對當地人民所造成的影響。考古材料的加入，則正好彌補 傳世文獻的不足。
第一章 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