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域之構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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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場域之構成分析

根據 Bourdieu（1992；李猛、李康譯，2008）所述，場域是在某一社會空間 中，由特定的行動者相互關係網絡所表現的社會力量與因素的綜合體。場域作為 一各種力量與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的結構，占據位置的行動者會從中尋求根本基 礎與引導力量，並運用這些策略保證或改善他們在場域中的位置。Bourdieu（1984

∕轉引自高宣揚，2004）更進一步指出，場域的結構之所以會變動，是依據行動 者與行動者，或者，機構與機構間的鬥爭狀況所改變。各個行動者的相互關係網 絡隨著行動者的實際行動而變，其中包含行動意圖、產生此意圖的社會背景與地 位、與其他行動者的權力關係等。

針對場域的研究，至少需分析三個環節。首先，必須分析與權力場域相對的 某場域位置，例如文學場域被包含在權力場域之中，作家或一般性知識分子其實 都是「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集團」；再者，該場域中占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為 了取得場域的權威而競爭，因而發生了種種關係，故需勾畫出行動者之間所占據 的位置之間的結構。如 Bourdieu 在《學術人》中所提出的：「並非政治立場決定 人們對於學術事務的態度，而是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決定了他們在政治、學術問 題的立場」；最後必須分析行動者的慣習（habitus）。所謂慣習，此處理解為：行 動者通過將一定類型的經濟和文化條件予以內化而獲得某些傾向與行動模式。

（Bourdieu，1992；李猛、李康譯，2008）

除了行動者自身在結構中的位置、慣習影響實踐（practice）外，周圍的社 經條件、權力等因素也會影響場域內的行動者，但必須先經過場域這一關鍵性的 仲介環節的特有形式和力量重新型塑。一個場域的自主性越強，能強加場域自身 邏輯與歷史於外在因素上的力量也越強。雖然在文學、藝術、學術等場域中，可 以發現到組成和運作方面都存在著全面性的對應關係（homologies），如均存在 支配與被支配者、搶奪場域內的控制權、行動者間的爭鬥與再生產的機制等，但 在各個場域的體現形式則大不相同，不可彼此規約。這與外在因素要進入影響場 域內的行動者類似，儘管相同的社經條件欲影響場域，但必須要經過各場域自身 特殊的邏輯轉換與呈現後，才能影響行動者的實踐。（Bourdieu，1992；李猛、

李康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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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拒絕中時」的號召

本研究將結合前述場域理論與「拒絕中時」運動，將「拒絕中時」視為引發 文學與學術場域內部規則變動的運動事件。同時，此事件也是場域外部因素，如 政治經濟權力的侵入，所導致行動者試圖捍衛自身權利的集體行動。此一「拒絕 中時」行動號召為該場域內部各階序位置的行動者帶來表態與否的抉擇，迫使每 個場域內的行動者必須拿捏自己在當中的所在「位置」，決定自己的立場並且公 開表態。此外部因素雖同時觸發文學、藝術、學術場域的部分行動者採取「拒絕 中時」的行動，但也因為不同場域中的特殊邏輯，在經過文學、藝術、學術場域 的中介後，而有各自不同的體現，進而影響了場域內行動者的實踐，也解釋了為 何「拒絕中時」運動中，學者與作家的實際表態人數有所差距。然而，行動者判 斷自己是否有資格「拒絕中時」，是否拒絕或保持中立，是否公開表達自己的立 場與見解等等，均是場域內相互關係網絡與慣習等因素交互影響結果。

首先，報業的經營方針改變是最大的觸發因素，言論自由乃是文學、藝術、

學術等場域維持其場域相對自主性不可或缺的要件。馮建三（1993）曾指出，一 旦報業主只是為了謀利，完全放棄了他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不再堅持報紙作為 公共論壇的必要性，或是報業主純然割捨了它承繼自歷史的遺緒，甚至鄙夷報紙 作為一種公共領域形式之說法，那麼，該報上學者批判的空間可能消失，即如公 共議題的報導可能也減少。Rodney（2005）亦指出媒體產業的難題在於經濟生產 會壓縮文化生產的空間。「商業交易」與「職業價值」兩者間使得場域內的行動 者無法作出適當的調和。文化層面與收視（聽）率的拉扯會因為市場競爭而阻礙 了文化生產者的自主性。

中國時報易主後，現今的主事者蔡衍明擁有雄厚的經濟資本，接手過程中時 常發生報業方針爭議。因蔡衍明不將報紙視為社會公器，反視為私人集團利益或 立場的維護工具，各方輿論常常以過往「文人辦報」的中時創辦人余紀忠為例，

來勸說蔡衍明改變辦報風格。此外，「拒絕中時」的社會運動也涉及蔡衍明可能 親中的「中國因素」。由此可見，此次政經場域的象徵暴力過度干預言論自由，

如蔡衍明稱「天安門事件沒有死那麼多人」，或如無預警解聘員工、誣指反對者 聘請走路工事件等，已經威脅知識分子言論自由與象徵權力的集體利益，於是出 現了「拒絕中時」運動。而象徵暴力與干預除了影響評論時政的學術場域以外，

在中時從事文化象徵建構的作家與藝術家亦大受影響，因此在分析中也將文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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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場域的行動與關係網絡納入討論。

此外，由於副刊人員大幅緊縮，壓縮了原先報紙文化生產的空間，也壓縮了 文學行動者的文化自主性。如此更是彰顯前述 Bourdieu 所言，知識分子是「統 治階級的被統治者」。知識分子儘管擁有文化資本，是支配秩序中的一員，但終 究會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對抗統治階級。此乃因為知識分子必須維護他們認定的

「正確的價值」，例如民主價值、言論自由等以維持其場域自主性，如此進行一 連串投書與統治階級進行象徵鬥爭。

「拒絕中時」的象徵鬥爭從 2012 年 2 月開始，以捍衛台灣民主為主要訴求 的「拒絕中時」到『你好大，我不怕』901 反媒體壟斷大遊行，逐漸發展為四大 訴求：『要新聞專業、要旺中道歉、要 NCC 監督、反媒體壟斷』。在近七個月之 間，旺中集團不斷透過其政經優勢侵犯知識分子的集體利益，從 2012 年 1 月 20 日蔡衍明的天安門事件失言、2012 年 5 月 1 日主編蔡其達無故遭解聘、2012 年 7 月 27 日旺中集團所影射的黃國昌走路工事件到 2012 年 8 月 9 日記者游婉琪因 不滿強制改稿而辭職，越來越多知識分子表態加入「拒絕中時」，並且撰文批評。

其中可看出雖然最後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都「拒絕中時」，但每個人拒絕的原因 不盡相同，對抗的策略與時機、考量、慣習模式也有所不同。

拒寫中時與 Bourdieu 所分析的 1968 年法國學運相較，有其相似之處。知識 分子們走向同一信念的大旗之下，砲口一致對外，為了相同的利益而進行動員。

但「拒絕中時」的運動目的並非是要成為一個「普遍性」的危機，此運動停留在 知識分子階層而並未繼續擴散。知識分子們必須決定是否表態而成為「集體的一 員」。除了信念之外，行動者必須根據自己在場域內的「位置」決定採取何種的 鬥爭策略與行動。行動者占據的位置亦與行動者在場域中所擁有的「資本」與「權 力」息息相關。對外，則是與政經場域進行象徵鬥爭。這鬥爭並非單純為「外部 鬥爭」，外在因素可透過場域的特殊力量中介再重新型塑，進而影響場域內的實 踐。同時，這個危機也帶來了場域內部秩序的規則重整與階級變動。1968 年，

法國知識份子透過創立新的市場、設立新的職務、修改擁有高級位置的條件或資 格等重拾自身資本；對於面臨「拒絕中時」的知識分子來說，時空背景以及媒改 與學生運動的不同，又將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因應之，進而實踐。

Bourdieu 透過資本、慣習、場域等概念，分析了知識分子的行動目的以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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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環境運作邏輯。脫離知識分子「應有社會責任」的思考，開闢出反身性的討 論。在 Bourdieu 的場域研究中，知識分子的鬥爭是為了維護場域相對自主性、

象徵產品的變化動力來源、重整場域內的階級等。但在 Bourdieu 的研究中較少 論及知識分子內部的協商過程、場域內外的互動策略與選擇。本研究欲探知的 是，是否內部的競逐是動員的必要過程，行動者是否還有其他的互動樣態。簡言 之，是更進一步的討論知識分子行動中的異質性，試圖找出更細微的內部因素，

例如除了「位置」之外，各種「關係」的考量等等，進而回應或補充 Bourdieu 對於知識分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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