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象徵權力

在文檔中 「拒絕中時」運動的文化場域分析 - 政大學術集成 (頁 23-26)

第二章、 知識份子的行動與自主

四、 知識與象徵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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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知識與象徵權力

以上所指稱的知識分子的類型,指出的多為「分類特徵」與「應然責任」。

幾乎都對知識分子預設了一定崇高的道德情操,且期待他們有所作為,能改善社 會現實。毫不質疑知識分子為何行動、以及行動的目的為何,對於知識分子掌握 的文化權力或引導能力,亦少有警覺。

傅柯(Foucault,1977;1980)認為,期待知識分子對意識或論述負有責任,

本就是該社會的權力(power)系統的運作環節。這也解釋了大眾為何不質疑知 識分子的原因,即是「權力」系統的運作使之看似理所當然。傅柯指出,左派知 識分子的言論時常被視為具有主宰真理的能力甚至成為普遍原則的代言人,且期 盼能夠透過自身的道德良知,擔起普遍型原則的確立之責。現今知識分子的勞動 並非在一種普遍的條件下,而是在各個部門中(如醫院、大學、家庭等),這使 得他們能夠更敏銳的察覺到社會鬥爭的存在。知識分子因為確實感受到抗爭是一 種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雖然循著不同的方式,可是卻與普羅階級面臨到了相同的 敵人,例如跨國公司、司法與警察機關等等,這些原因都使知識分子越來越貼近 社會大眾。但也因為抗爭深入日常生活,每個人的特定活動開始成為政治化的基 礎,跨領域的知識連結成為可能。行政官員、醫師、社工、社會學家等,除了在 自身領域的鑽研外,也可透過彼此的交換與援助,來參與知識分子政治化的整體 過程。

傅柯(Foucault,1977;1980)亦指出,知識分子經過或連結學術系統,大 學與教育成為了知識分子中心,並交叉匯聚成一有利位置。以往,知識分子是「普 遍價值的承載者」,但現今由於知識分子的專業與分工化,特殊性(specific)的 知識分子已然出現,並且占據特定位置。當中,對於知識的態度,也從普遍價值 的討論轉換成為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傅柯認為,真理並不外在於權力,每個社會 都有自身特殊的真理規格模式(regime of truth)與一般政治學(general politics), 例如論述型態、賦予價值的技術、辨識哪些為「真理」的人的身分等,這些都牽 涉到了權力的展現。因其一般政治學的緣故,特殊性知識分子的位置亦擁有了一 般性的意義。於是,在地、特殊的鬥爭不被單純視為專業領域的紛爭,各領域的 知識分子也才能在真理規格模式上進行操作與鬥爭。

除了傅柯對於權力關係的討論,Bourdieu(1988)也提出更關鍵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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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問題,他認為這無法脫離「如何界定誰可以被允許來定義知識分子」這個 問題。Swart(2006∕陶東風譯,2012)更進一步指出,「知識分子」的標籤是象 徵資本的形式之一,而「標籤」的正當性就是來自鬥爭。換言之,由誰來定義知 識分子以及提出知識分子應有何責任,已經是一種「象徵權力」的展現。

由前述討論可見「知識分子」角色的矛盾。知識分子雖身處結構之中,但往 往被置入一個超然的地位,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懷抱理念與使命改變社會。然而知 識分子既是生活於社會,就難以避免的生活於結構。Bourdieu(1990∕轉引自黃 厚銘)認為社會就是一種遊戲,而社會制度就是遊戲規則,每個參賽者都必須遵 循規則,以手上的籌碼爭取最大利益。知識分子所參與的科學活動,都是制度的 一種。當中知識分子對於語言、文字的掌握,在遊戲當中相當重要。手握這些象 徵權力的知識分子們,也極度容易涉入呈現社會世界的正當權力遊戲當中。

Bourdieu(1992)認為,「對於社會學制度的真正反身性與批判性分析,是科學 進展的前提條件」。因此他提倡反身性的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對自己所 身處的場域以及自己的學者身分作許多的分析與研究,增加對理論生成背景的社 會因素理解。

而知識分子之所以有確立社會價值、確認正當性的象徵權力,則來自於各式 各樣的「資本」。Bourdieu(1986)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

資本以客觀、內化的方式,耗時累積並有潛力再製造利潤,以相同規模或更大的 規模再製自己,鞏固自己的存在,且以客觀形式呈現,而這些資本即為基礎性的 社會權力。象徵資本意指,當各種不同類型的資本被社會成員感知,並且承認為 正當,它們也就具有了象徵資本的形貌。Bourdieu(1987)亦提到象徵資本是一 種信譽,會被分與那些獲得足夠認可的人,而讓這些人能夠將這些認可強加在其 他人身上。象徵資本的持有即為象徵權力的基礎,而在社會中發生的象徵權力的 衝突即為象徵鬥爭。人們手中所掌握的象徵資本的總數,最終成為衡量各個社會 階層以及隨之而來的象徵或個人的鬥爭力量總匯集的根據(高宣揚,2004)。

Bourdieu(1987)指出,象徵鬥爭的目的在於爭奪某種權力,該權力能夠生 產出正當的世界觀,並使他人接受。施為者會投入先前鬥爭所獲得的象徵資本,

例如學位、文憑的頭銜等,可能是由法律保障的類型,讓人有權享用獲得承認的 好處。象徵鬥爭會採取兩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個人的行動,是一種自我展示的策 略;二是集體的行動,即為示威遊行,展示一個群體的成員與力量。而群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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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需要象徵權力的授權與群體認同的建立,Bourdieu(1985∕轉引自 Swart,

2006)強調,群體的起源與存在,不僅產生於群體代言人的自身利益,或產生於 群體領袖與追隨者之間的聯繫,在這個過程中,被委託的代表從群體那裡接受成 為群體代表的權力。

Bourdieu(1987)認為,不管是個體的、集體的象徵鬥爭,都循著其特定的 邏輯運作,而這邏輯與自身所處場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針對知識分子,Bourdieu

(1989)表示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他們必須屬於一個知識上自主的、獨立於經 濟與政治的場域,並遵守這個場域的特定法則;另一則是在超出他們領域的政治 活動中,展示他們在自己領域的專門知識與權威,因為他們的專業知識越強,獨 立性也隨之增高,他們通過批評現存權力來宣稱這種獨立性的傾向就越大,無論 他們採取什麼立場,這立場的符號有效性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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