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歸葬先塋
第一節 士人家族的歸葬
含重要的倫理意義。
本章考察唐代士人如何實踐歸祔先塋。總分為三節。第一節考察士人 家庭宦遊對於祔葬先塋的影響。士人頻繁地遷轉移動，子弟如何實踐葬 親，家族墓地如何歷經延續、移轉、再延續的過程。第二節析論歸祔先塋 如何與孝道連結，嘗試辨識出歸祔背後所牽涉的文化觀念，歸祔行動可能 有那些複雜而深沈的意涵。第三節討論士人葬親遷延多年的現象。將葬事 置於歷史情境脈絡，分析葬事何以遷延，士人葬親可能遭遇什麼困境、如 何化解、社會有何評價。
第一節 士人家族的歸葬
聚族而葬在唐代以前已有悠久的歷史。學者認為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 族居與族葬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3這種風氣一直延續下來，即使經歷 社會變動劇烈的春秋、戰國時期，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居址與葬地相鄰 的傳統，在各國都城仍然延續不絕。4不過所謂的「族」，學者或曰氏族、
或曰宗族、或曰家族，究竟是多大範圍的人群組織，僅依據考古材料其實 難以定論。5一般認為西漢中期已經出現不同姓氏於葬地各成領域的家族 墓地。洛陽燒溝漢墓出現了包括十幾座墓的郭氏塋域，根據出土印章及陶 甕上的文字，其周圍還有吳氏、尹氏、商氏、趙氏等不同家族之墓葬；6
3 見鞏啟明、嚴文明，〈從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考古與文物》1981 年第1 期，頁 63-71；張忠培主筆，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編，《元君廟仰韶墓地》（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3），頁52-84；張忠培，〈元君廟墓地反映的社會組織〉，收入氏著《中 國北方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34-50。不過也有學者持保留的態度，認 為這些祔葬者之間不一定有族屬關係。汪寧生指出同一民族或一文化的葬俗往往因地而 異，且葬俗的形成多受宗教意識所制約，並非直接投射生者生活方式的鏡子；從世界各民 族的例子觀之，同一墓穴的死者未必屬於同一家族。見汪寧生，〈仰紹文化葬俗和社會組織 的研究—— 對仰韶母系社會說及其方法論的商榷〉，《文物》1987 年第 4 期，頁 36-43。關 於運用考古資料解釋中國古代史的反思，可參考杜正勝，〈考古學與中國古代史研究—— 一 個方法學的探討〉，《考古》1992 年第 4 期，頁 335-346。
4 參考邢義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新史學》
6：2（1995 年 6 月），頁 1-41。
5 參考邢義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新史學》
6：2（1995 年 6 月），頁 3。
6 參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洛陽燒溝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座墓。11
河南陝縣劉家渠的東漢墓群，其組成至少包括羊氏、唐氏、劉氏三家。7 漢代碑刻亦見一家父子兄弟數世葬於一地的記錄，或買地作為家族塋域，
皆反映當時家族聚葬的風氣。8敦煌地區的晉墓，更出現以土垣礫石堆疊，
做出區隔家族塋域的方形「墳圈」。9目前魏晉南北朝墓葬的考古發掘，也 在許多地域皆發現家族墓地，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陝西、甘肅、
新 疆 等 地 ；10墓 域 規 模 不 一 ， 有 些 綿 延 時 間 較 長 者 ， 如 麴 氏 高 昌 時 期
（501-640）的張氏墳院，一直延續到唐代，歷時約二百年，墓域之內至少 有六十五
聚族而葬本與安土重遷、聚族而居的生活形態具有密切關連。然而家 族聚葬既成風俗，人們即便卒於異鄉，往往亦希望歸葬舊墓。士人家庭因 宦遊而離開鄉里，死後歸葬舊墓的現象，自兩漢即有不少事例，12但應該只 是士人階層中的少數。魏晉南北朝由於時代動盪、政治分裂，歸葬舊塋可 能遭遇政權隔絕的困難，暫時不論。隋唐復歸統一局面，南北不再隔絕，
然而由於仕宦體制的變化，士人與鄉里的關係不若漢代緊密，士人群體更 為普遍地捲入離鄉宦遊的生活，士人家庭隨官遷徙，家人卒於異鄉的情形 更加常見；但是從唐代史料觀之，士人平生四處宦遊，對於死後葬處多半 仍以祔葬先塋為願。元稹有一首詩寫於返鄉祭墓之後，末云：「未死不知 何處去？此身終向此原歸。」13凸顯士人宦遊如浮萍一般漂流無方，但死後 歸葬先塋，仍是主要的選擇；許多唐代墓誌顯示，士人子弟面臨父母喪亡 於遠地，即使困難重重，也並未放棄實踐葬親於先塋的子道。唐代士人家 庭的歸葬，相較於以往可能成為更普遍的時代問題。以下先利用一個新出 資料豐富的家族為個案，呈現唐代士人與家眷經常卒於異地的現象，以及 士人家庭實踐歸葬先塋的執著。
7 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墓〉，《考古學報》1965 年第 1 期，頁 107-168。
8 參考劉增貴，〈從碑刻史料論漢末士族〉，收入《傅樂成教授紀念論文集：中國史新論》（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333-334。
9 參考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晉墓〉，《考古》1974 年第 3 期，頁 191-199。
10 參考徐蘋芳，〈中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陵園和塋域〉，《考古》1981 年第 6 期，頁 525-527。
韓國河，〈論秦漢魏晉時期的家族墓地制度〉，《考古與文物》1999 年第 2 期，頁 58-74。
11 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國以來新疆考古的主要收 穫〉，《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 177。
12 參考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印書館，1933 年初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歸葬」一節，頁129-138。
13 元稹撰，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8，〈別孫村老人〉，頁 94。
一、范陽盧氏大房正言系的歸葬實踐
盧慶方（即盧溥）14出身范陽盧氏北祖陽烏大房。元和十五年（820）
為了將父母、繼母歸葬洛陽萬安山先塋，他從京師遠赴桂林、建安、金陵 三地迎柩而歸。慶方之父士珩以進士擢第入仕，平生宦遊足跡遍及陝虢、
鄭滑、浙西三府，以及蜀州、建州、蘇州等地，墓誌言其自蘇州長洲尉辭 官後，並未回到故鄉洛陽，反而往南方遊歷近二十年，於元和十五年卒於 桂州之旅館。15士珩前娶清河崔氏，後娶滎陽鄭氏，兩人皆先士珩而歿；
崔氏權窆於金陵、鄭氏則權窆於建安，皆是士珩曾經任職的地方，顯然妻 子因隨夫之官、歿於任所，遂就地權葬。士珩半生宦遊遷轉於異鄉，夫妻 三人卒於三地，皆距離洛陽相當遙遠，對子孫來說，實踐歸祔必然是一大 考驗。16
慶方乃前夫人崔氏所生，面對散於三地的先人棺柩，他首先「自京師 詣桂林」，營護父親棺柩而來，根據《元和郡縣圖志》記載，長安至桂州 的距離達三千七百零五里，回程至洛陽也要三千四百五十五里；17隨後「復
14 根據盧士珩墓誌，前妻生一子名慶方，後妻無子；可知士珩之嫡生子只有慶方。然而另有 盧溥墓誌，謂盧溥乃士珩之塚嗣，前代世系皆合，慶方與溥應當是同人異名。見盧士玫，〈唐 故蘇州長洲縣尉范陽盧府君（士珩）墓誌銘並序〉；盧儔，〈唐故登仕郎蔡州司士參軍上騎 都尉范陽盧府君（溥）墓誌銘並序〉，收入《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西安：三 秦出版社，2006），頁 336-337，383-385。
15 元稹於元和九年作〈盧頭陀詩並序〉，詩序曰盧頭陀「本名士衍，……弟士玫，則官閥可 知也」，又曰「為吏所搆，謫官建州」，與盧士珩墓誌比對，士衍即為士珩無疑。元稹記士 珩失蹤後出家，其子為了尋父，「積歲窮盡荒僻」，終於在衡山佛舍尋得。見《元稹集》，卷 18，〈盧頭陀詩並序〉，頁212-213。盧士珩墓誌由其弟士玫執筆，然墓誌中並未言及出家之 事。不過合元詩與墓誌觀之，士珩被家人找到之後，仍然遊歷在外，並未返家。見《全唐 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唐故蘇州長洲縣尉范陽盧府君墓誌銘並序〉，頁336-337。
《全唐文補遺》錄撰誌者名盧士玟，據元稹詩序，以及趙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北 京：中華書局，1998），頁 510 說明，應改為「士玫」。盧士玫於兩《唐書》有傳。見《舊 唐書》卷162，頁 4247-；《新唐書》，卷 147，頁 4763。
16 關於歸葬如何具體操作的記載很少，最關鍵的是如何運送遺體。大曆十三年（778）六月，
司戶參軍郭瑤卒於汴州，其家舊里在河南府，「炎蒸之月，欲遷厝而難為；跋涉長途，匪嚴 凝而不可」，等到十一月才發引來歸。見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大曆074，頁 1813。
此誌乃誌主從兄所撰，指出喪家避免氣候炎蒸時運送遺體，應是實情；炎熱不宜遷祔應該 是顧慮新屍的保存狀況。不過若冬月移棺，途中風霜雨雪，可能倍加辛苦。中晚唐時有孝 童楊牢往來洛陽、河北迎歸父喪，「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身著 單薄粗縗的孝子在寒冬中行旅運棺，喪親之痛與行旅之苦在在考驗孝子的身心。見《新唐 書》，卷118，〈李中敏傳附李甘傳〉，頁 4291。歸葬有新喪、舊亡之別，若屬於亡歿已久之 遷葬，氣候條件或許較為寬鬆；久喪之遺體除了棺柩載運的形式，唐代亦見起骨、墨記骨 節，盛於練囊或竹籠負歸的例子。見《太平廣記》，卷 166，〈氣義一．吳保安〉，頁 1217 引《紀聞》；吳保安正史有傳，見《新唐書》，卷191，〈忠義上．吳保安〉，頁 5509。此條 史料承賴瑞和教授賜知，謹致謝忱。
17 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917。
於金陵、建安迎二妣之柩，同載萬里，達於故鄉」，這段路程從洛陽至建 安為三千八百三十五里，由建州經衢州、歙州、宣州至潤州約一千七百八 十里，18最後自潤州返回洛陽約一千八百一十里。兩趟運柩回鄉的來回距 離合計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五里，約相當於六千四百五十三公里。19單單只 就三處歸柩的往返距離而言，已不難想像歸葬過程之艱辛。慶方的叔父在 士珩的墓誌中總結曰：「向非至性所感，神明扶持，則何以濟哉！」20以為 順利完成遠程歸祔，乃因孝子之至性感動神明；這樣的評語既突顯萬里葬 親可視為人子孝行，也反映遠程歸葬相當困難，人力之外還需要神道庇
於金陵、建安迎二妣之柩，同載萬里，達於故鄉」，這段路程從洛陽至建 安為三千八百三十五里，由建州經衢州、歙州、宣州至潤州約一千七百八 十里，18最後自潤州返回洛陽約一千八百一十里。兩趟運柩回鄉的來回距 離合計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五里，約相當於六千四百五十三公里。19單單只 就三處歸柩的往返距離而言，已不難想像歸葬過程之艱辛。慶方的叔父在 士珩的墓誌中總結曰：「向非至性所感，神明扶持，則何以濟哉！」20以為 順利完成遠程歸祔，乃因孝子之至性感動神明；這樣的評語既突顯萬里葬 親可視為人子孝行，也反映遠程歸葬相當困難，人力之外還需要神道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