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英國這樣種族與階級制度至今仍在社會具有相當影響力之國家,身為牙買 加裔黑人的 Stuart Hall 能在高等學術領域扮演重要角色實屬罕見。事實上,Hall 可以說是英國繼 Williams 以後,在文化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其思想之 廣泛表現於大量與他人合著、合編的書籍,以及單篇散落於各學術刊物的文章之 上(胡芝瑩,2001:25)。Hall 於 1969 年從 Hoggart 手中接下 CCCS 主任的位子,
並在前人的基礎上開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青少年文化的部分。
一、《流行藝術》
Stuart Hall 與 Paddy Whannel 合著的《流行藝術》(The Popular Art)對於當 時英國的流行音樂的分析具有獨到見解,然而書名雖為《流行藝術》,其成書的 原因卻與學校教育有密切關係。在 1960 年代,英國的教師聯合公會(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在一年一度的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聲明,其內容大致是希望學校 重視關於公眾出版品、廣播、電影與電視的浮濫對道德標準的戕害,並呼籲大眾 媒體、家長能共同支持教師在學校的努力,特別是學生經驗的外在世界與學校所 傳授的價值相互衝突的時候(Storey, 1993: 60)。
Hall 與 Whannel 反對將所有流行文化貶為萬惡淵藪的立場(特別是李維思學 派與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以及將時下的年輕人視作「被誤導的世代」(misleading generation)。《流行藝術》強調的一點是:流行文化也可以從內部進行區隔而有 好壞的分別,重點在於培養「苛求的閱聽者」(demanding audience)。一個苛求 的閱聽者會喜愛爵士樂更勝流行音樂,喜愛獨立製片的小眾電影更勝好萊塢的商 業製片(Storey, 1993: 61)。
因此,Hall 與 Whannel 拒斥了兩種教室中面對流行文化經常採用的策略:其 一,以防衛性的態度將所有流行文化貶入次等文化;其二,擁抱流行品味,並期 望最終依然能引領學生往好的方向發展。Hall 與 Whannel 所希望的乃是一種「區 辨的訓練」(a training in discrimination),在流行文化中區別好壞,而不是一味的 反對。儘管 Hall 與 Whannel 不認為在學校教育中對於流行文化文本(text)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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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與實踐,可以作為引領學生未來通往「真文化」的墊腳石,但是他們強調流行 文化與高級文化本身在價值範疇上的不同,因此區分高低優劣是沒有必要的,正 如他們所言:「說 Cole Porter3的音樂比貝多芬差是沒有意義的,儘管他們兩人的 音樂有著不同的價值,但 Cole Porter 的音樂並非是為了創造出可與貝多芬匹敵的 作品卻失敗的結果。」(Hall & Whannel, 1964: 39; Storey, 1993: 62)。
對於那些好的流行文化,正如 Hall 與 Whannel 的書名,他們稱之為「流行 藝術」。如前述 Cole Porter 的例子,流行藝術也不是嘗試成為正統藝術卻失敗的 例子,而是藝術在「流行的範圍」(confines of the popular)內運作的結果(Storey, 1993: 62)。對 Hall 與 Whannel 而言,好的流行藝術可以重建表演者與閱聽者之 間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在現今工業化與都市化社會中已漸漸流失。
Hall 與 Whannel 對於青少年文化最大的啟示在於:討論文本與閱聽者之間的 互動關係相當重要,而要完整的檢視這層關係,深入了解青少年生活的其他面向
-包括工作、政治傾向、家庭關係、社會與道德信仰-則是必需的。舉例來說,
當我們看待青少年的「迷文化」(fan culture)以及其他相關行為時,我們不能僅 將其視作缺乏自信以及理性思考態度的表現,偶像崇拜同時涉及了社會環境塑造 文本的經濟活動、文化產業,以及個人的情緒出口、社交媒介等社會意涵。
Hall 與 Whannel 對青少年文化屏除了欲設立場,以理解與同情的方式來看待 當代年輕人獨特的生活方式。在這個充滿挑戰與不確定的世界,青少年必須處理 關於自身的感情生活與性慾問題,而流行音樂提供了一個情感上的避風港。他們 並不只是文化工業中被剝削的受害者,事實上,流行音樂提供了一個想像空間的 指標,幫助他們建構認同,透過獨特的說話方式、去特定的場所、跳著獨特的舞 步、穿著獨特的衣服等,青少年將自身與成人世界分隔開來,以展現其與眾不同 的態度與價值,特別是反叛與不願輕易服從(nonconformity and rebelliousness)
的部分(Storey, 1993: 64-65)。
二、《透過儀式抗拒》
《透過儀式抗拒:戰後英國的青少年次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是由 Stuart Hall 與 Tony Jefferson 合編的著
3 美國知名作曲家,代表作品如改編自莎翁《馴悍記》(The Taming of the Shrew)的百老匯音樂 劇《刁蠻公主》(Kiss me,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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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書中收錄了多位知名英國文化研究學者的文章,包括 Paul E. Willis、Dick Hebdige、Angela McRobbie 等。書中文章分成理論、民族誌、研究法三個範疇,
涵蓋內容相當豐富,是欲研究青少年文化者不容錯過的著作之一。
由於《透過儀式抗拒》包含主題極為廣泛,在此我取本書的第一篇,由 John Clarke、Stuart Hall、Tony Jefferson 與 Brian Robert 合著的文章:〈次文化、文化 與階級〉(Subculture, Culture and Class),以幫助我們釐清 CCCS 的學者對青少年 文化的定義。
本篇文章的開頭就強調:本書的研究主題乃是青少年/青少女文化(youth culture),而研究的目的則是將青少年文化視作一個現象,試圖解釋在英國經歷 二次大戰後的這段時間,青少年文化為何會展現出如此的樣貌(Hall & Jefferson, 1976: 9)。本書的副標題「戰後英國的青少年次文化」,顯示了《透過儀式抗拒》
繼承了 Williams 對文化詮釋的理念,重視社會環境脈絡與歷史發展進程與文化 間的互動關係(綜合了社會學、人類學與史學的特色),這也成為日後 CCCS 研 究的重要基調。
在前述關於文化概念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大體上對文化有了一些定義:文化 是不同的社會群體所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模式(life patterns),並且賦予他們的社 會與物質生活(也就是經驗)獨特的表現形式(expressive form)。質言之,文化 是社會群體在處理他們的社會、物質實在時所表現出來的方法與形式,它同時和 實踐有關,當意識到群體生活的存在時,將其客觀化為具有意義的樣貌與形式。
儘管在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之中的群體共享了一些物質條件與歷史背景,然而群體 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對等的,不同的族群與階級畫分出了彼此之間的支配與從屬關 係(可能基於財富與權力的差異),造成了群體之間的生活方式也有了高低優劣 的分別(Hall & Jefferson, 1976: 10-11)。
為馬克思主義注入新血,Hall 等人援引了 A. Gramsci 的「霸權」(hegemony)
概念來解釋不同文化間的可能存在的從屬情形。社會結構與其所代表的意義往往 反應了最具有權力的階級之社會地位與興趣,成為一種支配性的社會文化秩序
(social-cultural order)。這種支配性的文化會將自身定義為文化的主體,其面對 世界的觀點是最自然、最包山包海、最普世皆然的價值。然而對於其他的文化而 言,它們也不必然永遠屈於從屬地位,它們會進入一段掙扎的過程,透過調適、
協商、抗拒,甚至是嘗試推翻霸權的支配地位(Hall & Jefferson, 197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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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Hall 等人而言,現代社會中,最基礎的團體分類即是社會階級,同樣 的,文化的分類與階級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從階級的概念著手,Hall 等人對次 文化(sub-culture)的定義比較中性:一個較大的文化網絡(cultural network)之 下,較小、較為局部、較為分殊的結構。Hall 等人強調,對於次文化的分析不能 忽略其與母文化之間的連結,也不能無視與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之間的 關係,Hall 等人稱之為「雙重的連構」(double articulation)。我援引 Ann Gary 的 話來說明「連構」這個詞對於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引述自許夢芸譯,2008:44):
為了要理論化經驗,「連構」是一個相當實用的概念。經驗可以被理解 為一種論述性的連構場域(site of articulation),透過此種連構場域,主體性 與認同的概念得以被型塑與建構,這與我們如何反身性的發現我們在世界中 所處的位置有關。因此,經驗並非我們生存的真正原始起源,相反的,經驗 僅是我們生存過程中的一部份,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可以連構出認同的意 義。
因此,在面對青少年文化時,Hall 等人提出了幾點文化研究者不容忽視的面 向(Hall & Jefferson, 1976: 13-17):
(一)所有對文化的研究,都必須考量到社會歷史發展的脈絡,以及當時整體社 會環境的狀況。
(二)比起青少年團體的分類,或是他們社會階級的差異,青少年從這個時代中 學習到了甚麼才是更值得關切的事,因此對於意識形態的詮釋(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就顯得相當重要。這與人類學者 Wolcott(1987: 38)所強 調對於文化詮釋(cultural interpretations)的堅持頗有共通之處。
(三)儘管市場與青少年文化關係密切,然而研究者必須穿透市場所呈現出來的 表象,深入社會、經濟、文化的根源。
(四)次文化的概念有助於幫助我們了解在結構之中,次文化與母文化、主流文 化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中可能的掙扎過程。
《透過儀式抗拒》對於青少年文化研究者最重要的啟示在於:從歷史的角度 來看,青少年文化反應了社會變遷的歷程。研究者必須跨越世代間的鴻溝,跳脫 社會對青少年文化既有的道德恐慌,了解青少年如何挪用(appropriation)客體 與商品建立風格(style),進而創造嶄新的意義達成自身目的,以及這些意義在 次文化團體中的運作過程與整體社會脈絡的關係(駱盈伶譯,201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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