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十八才開始？明星高中的青少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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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譚光鼎. 博士. 人生十八才開始？明星高中的青少女文化. 研究生：崔治中. 撰. 中華民國一Ο一年六月.

(2) 人生十八才開始？明星高中的青少女文化摘. 要. 在現今社會的升學脈絡底下，台灣的明星高中是個特殊且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場域，然而，明星高中的青少女卻是學生文化相關研究中少有作者關心的對象。本研究試圖從英國當代文化中心（CCCS）的文化研究理論為基礎，嘗試描繪明星高中青少女於學校日常生活的文化現象。本研究採用民族誌研究法，以北部一所知名的明星高中（化名為雲端高中）其中的一個班級為研究場域，進行為期七個月的參與觀察，並以田野筆記、訪談等方法進行資料蒐集。結果發現，明星高中的青少女雖然認真於課業，但是並不一定認同學校課程的價值。學校的課業對這些青少女來說，大部分都令人感到枯燥乏味，可是她們依然喜歡來學校與同儕們相處，一起參與學校中大大小小，令人感到快樂愉悅的「慶典」。在升學主義的脈絡下，青少女雖然努力準備未來的大考（包括學測與指考），但是卻對大考以後的未來缺乏想像與規劃。就算一些對未來有自己想法的青少女，往往也因為大考、家庭與學校的限制而有志難伸。本研究縱合研究結果，歸納出以下結論：一、明星高中的青少女，其學校日常文化乃是在升學主義的脈絡之下展開。二、明星高中的青少女面對來自環境的限制，同時表現於抗拒與順應兩方面。三、明星高中的青少女喜歡來學校與同儕們相處，消磨枯燥的課業生活。四、明星高中的青少女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 關鍵字：明星高中、青少女文化、文化研究. i.

(3) Life Begins at 18 years old? The Culture of Adolescent Girls in the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 Chih-Chung Tsui Abstract Under the social context of Taiwan, the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 is an unique, highly sensitive field, but there are few papers concerning the culture of adolescent girl in the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 This study is rooted in the culture theory from Britis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 attempt to depict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adolescent girls’ everyday life in the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 This study adapts ethnographic method, collecting data in a well-known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 located in northern Taiwan, by using th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field note and interview as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for seven month. I found that adolescent girls are working hard on the school academic, but does not necessarily agree with the value of school curriculums. Most of the school class is boring, but adolescent girls still like going to school, getting along with peers. In the context of school environment, although adolescent girls are paying effort on preparing the exam of college enrollment, but they are less idea about the future. Even some girls do have some ideas, but often restricted by the examination, family and school.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In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 the everyday life culture of adolescent girls is under the context of academic-guiding social environment. 2. Facing the restriction of environment, the attitude of adolescent girls is showing both part of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 3. Adolescent girls like getting along with peers for whiling away the boring school time. 4. Adolescent girls are showing uncertainty about the future.. Key words: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 adolescent girls, culture study. ii.

(4) 謝誌「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陳之藩的這句話儘管我們很早就耳熟能詳，然而真的要等到年紀漸長，經歷的事情更多，才能體會到這短短的一句話濃縮了多少人生經驗。人生道路行至此處，佇足片刻回頭望望，我們生命中遇見的每一個人，不論是親人、友人、情人、貴人、仇人、小人…不管這些人是挫折時伸出援手，還是困頓時落井下石，我認為，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成就了現下的我，每一個人都值得感謝。對我而言，完成論文，通過口試，與其說心中有多麼百感交集，覺得心裡一塊巨石終於得以放下，不如說三分的愉悅加上七分的淡定。真的，我長這麼大從沒寫過十幾萬字的文章，當我完成論文送交指導教授，口試當天在愉快的氛圍下教授們笑著恭喜我高分通過，一直到最後反覆修改，終於定稿，我以為我會經歷一段如洗三溫暖般的心情轉折，起碼至少寫完論文最後一個字，我應該要像范進中舉那樣兩手一拍，大喊一聲：「噫！好了，我寫完了！」結果並沒有，當然這是完成一件大事，心情是很輕鬆，不過就另一方面來說，我也有一絲絲惆悵。論文創作儘管會感到煩惱、壓力、疲倦，然而從中獲得自我成長，了解知識浩瀚而得的喜悅遠大於過程中帶來的痛苦。彷彿攀登高山，路途艱辛，然而終於攻頂成功，俯瞰腳下美景的那一刻，心裡卻又不免自問：「下一座高峰在哪兒呢？」，或許這正是我那微妙失落感的來源吧。在此感謝我的爸媽，大學五年，研究所三年雖然不時口頭上念個兩句：「哪時畢業？」仍然持續支持著我，你們是世界上最棒的父母。恭喜我弟弟，服役期間還能考上台大機械所，家人都為你感到驕傲。感謝我的「老闆」譚教授光鼎，對不才如我多有抬舉，萬分惶恐。感謝口試委員張教授芬芬、許教授殷宏，百忙之中抽空給予論文諸多指導，讓我看見盲點，得以持續改進。感謝黃教授鴻文在寫作期間給予解惑與指導，潘教授慧玲給予生活上的關心，湯教授仁燕國科會計畫期間的提攜。感謝半年多來被我打擾的學校老師與學生們。感謝就讀研究所期間認識的每一個人。誠如我所說，因為你們造就今日的我，這部拙作獻給你們，當然，也獻給未來居住在這片土地上，每個懷抱夢想的心靈。. 崔治中 iii. 謹誌. 2012/7/23.

(5) 目次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1. 第二節. 研究範圍‧‧‧‧‧‧‧‧‧‧‧‧‧‧‧‧‧‧‧‧‧‧‧‧9. 第三節. 名詞釋義‧‧‧‧‧‧‧‧‧‧‧‧‧‧‧‧‧‧‧‧‧‧‧‧10. 第三節. 研究限制‧‧‧‧‧‧‧‧‧‧‧‧‧‧‧‧‧‧‧‧‧‧‧‧11. 第二章. 文獻探討‧‧‧‧‧‧‧‧‧‧‧‧‧‧‧‧‧‧‧‧‧‧‧‧‧‧13. 第一節. 主或次？學生文化還是青少年文化？‧‧‧‧‧‧‧‧‧‧‧‧13. 第二節. 我們如何定義文化？‧‧‧‧‧‧‧‧‧‧‧‧‧‧‧‧‧‧‧15. 第三節. 青少年文化研究‧‧‧‧‧‧‧‧‧‧‧‧‧‧‧‧‧‧‧‧‧23. 第四節. 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取徑‧‧‧‧‧‧‧‧‧‧‧‧‧‧‧‧‧‧3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45. 第一節. 研究方法‧‧‧‧‧‧‧‧‧‧‧‧‧‧‧‧‧‧‧‧‧‧‧‧45. 第二節. 研究歷程規畫與實施‧‧‧‧‧‧‧‧‧‧‧‧‧‧‧‧‧‧‧53. 第三節. 研究現場‧‧‧‧‧‧‧‧‧‧‧‧‧‧‧‧‧‧‧‧‧‧‧‧66.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73. 第一節. 女孩們面對的社會環境脈絡‧‧‧‧‧‧‧‧‧‧‧‧‧‧‧‧73. 第二節. 女孩們學校內的日常生活文化‧‧‧‧‧‧‧‧‧‧‧‧‧‧‧81. 第三節. 升學主義在校外生活的延伸‧‧‧‧‧‧‧‧‧‧‧‧‧‧‧‧113. 第四節. 從現在到未來‧‧‧‧‧‧‧‧‧‧‧‧‧‧‧‧‧‧‧‧‧‧119. 第五章. 結論與反思‧‧‧‧‧‧‧‧‧‧‧‧‧‧‧‧‧‧‧‧‧‧‧‧‧131. 第一節. 研究結論‧‧‧‧‧‧‧‧‧‧‧‧‧‧‧‧‧‧‧‧‧‧‧‧131. 第二節. 個人反思與期望‧‧‧‧‧‧‧‧‧‧‧‧‧‧‧‧‧‧‧‧‧137. 第三節. 後續相關研究建議‧‧‧‧‧‧‧‧‧‧‧‧‧‧‧‧‧‧‧‧140. 參考文獻‧‧‧‧‧‧‧‧‧‧‧‧‧‧‧‧‧‧‧‧‧‧‧‧‧‧‧‧‧‧141 附錄一‧‧‧‧‧‧‧‧‧‧‧‧‧‧‧‧‧‧‧‧‧‧‧‧‧‧‧‧‧‧‧146 附錄二‧‧‧‧‧‧‧‧‧‧‧‧‧‧‧‧‧‧‧‧‧‧‧‧‧‧‧‧‧‧‧148. iv.

(6) 表次表 3-3-1 表 3-3-2. UX 班上下學期課表‧‧‧‧‧‧‧‧‧‧‧‧‧‧‧‧‧‧‧‧ 70 出現在文章中的 XU 班女孩們‧‧‧‧‧‧‧‧‧‧‧‧‧‧‧‧ 71. 圖次圖 3-2-1 圖 3-2-2 圖 3-3-1. 民族誌研究歷程之循環‧‧‧‧‧‧‧‧‧‧‧‧‧‧‧‧‧‧‧53 書寫活動示意圖‧‧‧‧‧‧‧‧‧‧‧‧‧‧‧‧‧‧‧‧‧‧61 雲端高中校園環境與建築配置圖‧‧‧‧‧‧‧‧‧‧‧‧‧‧‧66. 圖 3-3-2 XU 班教室配置圖‧‧‧‧‧‧‧‧‧‧‧‧‧‧‧‧‧‧‧‧‧ 69 圖 4-2-1. 北城國中學生的時間分類‧‧‧‧‧‧‧‧‧‧‧‧‧‧‧‧‧‧88. v.

(7) 第一章第一節. 緒論.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背景一、身為男性：性別意識的開展我想，故事或許可以從我的初戀女友開始，在此我暫且稱呼她叫 Helen（假名）吧。 Helen 是大學時小我一屆的系上學妹，在我大三那年的寒假我倆墜入情網。 Helen 的家庭背景相當優秀，父親是大學教授，母親是學校老師，自己和一個姊姊從小就讀名校長大，家住天母高級公寓，標準來自中上階級家庭的千金小姐。 Helen 當時最大的興趣是聽爵士樂和閱讀女性主義相關書籍。對於那時的我來說，「性別」是多麼理所當然的事情：這世界有男人和女人，男女之間就是會自然而然產生愛情，男人和女人在相處的過程中彼此所扮演的角色，乃至於行為規範，似乎也都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在與 Helen 相處的過程中，我幾乎每天都在接受所謂的「文化衝擊」，因為往往一個不小心就可能誤觸她「女性主義的地雷」，結果就是被她疾言厲色的糾正。舉一個最經典的例子，有一次我到她家作客，她興高采烈的烤了巧克力布朗尼給我吃，還一直對我強調以前從來沒有烤蛋糕給別人吃過。我嚐了一口，覺得味道不錯，於是脫口而出這麼一句：「很好吃，我覺得你可以嫁了。」Helen 當下一愣，不過並沒有表示甚麼，我當時也只是覺得她的心情莫名變得不太好，並不以為意，一直到隔天我和她一起吃飯，她才跟我說：「你說『我可以嫁了』，我覺得不太高興，因為我做蛋糕是為了你，不是為了成為某人的太太。」這件事日後成為我茶餘飯後與人聊天的話題之一，不過一開始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會認為 Helen 根本是小題大作，一直到現在我對社會學理論，乃至於女性主義有愈來愈多的認識與了解，我才慢慢開始能夠體會當初 Helen 會感到不開心的原因是甚麼。和 Helen 相處的日子裡，雖然總是戰戰兢兢，深怕一個不小心被她叮得滿頭包，然而性別意識的種子卻開始漸漸的在我的心中發芽。Helen 擔任過台大女性 1.

(8) 研究社的社長，也選修過許多社會學、性別研究、女性主義相關的課程，在她大三時選修了一堂由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所開的「女性主義理論」，這堂課有一個實踐作業，要求參與的學生以分組合作的方式，去發現一個日常生活中隱而不顯的性別議題。當時 Helen 和她的組員們想到的議題是關於台大游泳池月票的收費標準，而游泳池月票能和性別有甚麼關係呢？原來是因為女性一個月當中約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生理期，而生理期的女性因為陰部相對平時較為脆弱，接觸公共游泳池的池水有感染的可能。雖然生理期亦可使用衛生棉條來享受游泳的樂趣，然而在台灣使用衛生棉條的風氣並不普遍，此外，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中，棉條對於沒有性經驗的女性來說也不太合適。因此，當女性和男性花了同樣的錢買泳池月票，卻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因為生理期的關係無法下水游泳，確實是件值得思考的事情，因此他們主張女性在購買泳池月票的時候應該享有價格四分之一折扣的優惠。 Helen 和他的組員們成立了部落格公開徵詢各方意見，並且舉辦座談會，邀請學生與教授共同參與討論。在這個過程中我不時幫忙她處理一些相關事務，也親自參與座談會，聽聽大家對這個議題的看法。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這個議題所引發的論辯遠比我想像中要來得更加激烈，不僅男學生以嗤之以鼻的態度抨擊女性收費優惠的構想（最直接的意見就是：這麼要求公平，那女生也應該服役當兵），部分女學生也對這樣的優惠不感認同（我原本以為只要是女性都應該會舉雙手贊成）。這個議題持續發酵，甚至在當時的報紙上搏得了一些版面，事過境遷，現在回顧這段往事，雖然那時的活動遭致的批評不會比支持來得少，然而沒有她們努力的「實踐」，許多的事物不會有所改變：台大游泳池現在有了「鵑的卡」（取 gender 的諧音）提供女性使用，是可以在一個月內計次使用二十天的游泳票卡，價格當然也比較便宜。近年來的性別友善宿舍、女性專用球場等，都是學生透過意識到日常生活中隱藏的不合理，加以參與、實踐並爭取改變的機會所造成的結果。Blackmore（1998）曾提到，自我反省（self reflection）以及集體行動的意識（sense of collective action）對於性別改革來說不可或缺，許多跳出來為性別平等盡一份心力的男性可能是因為身為「女性主義的伴侶」或是「女兒們的父親」，在結構與文化上對於女孩、女人的歧視，成為這些男性連結情感的生命經驗，也讓他們更深切的思考如何建構一個更平等的環境，並發揮行動的能量。雖然我和 Helen 早已不再是情侶關係，然而她對我眼界、觀念上造成的衝擊，說是我性別意識開展的啟蒙導師也不為過。 2.

(9) 二、身為觀察者：敏銳度的培養高三那年的暑假，指考放榜，看到成績時我自己都嚇了一跳，分數竟然足夠讓我考上台灣大學（高中時我的成績並不特別出色，大概就是中間值左右）。原本我很想念中文系，因為我高中成績最好，學得最有心得的就是國文，不過家人覺得念中文系「不適合男生」，畢業以後出路也不好，擾攘了一陣子，台大歷史系成了折衷之後的結果，原因是一個在家族中有影響力的親戚覺得，比起文學的「無病呻吟」，史學可以「鑒古知今」，比較具有實用性（當然這也是刻板印象）。當時我心裡覺得：好吧，雖然歷史不是我最喜歡的科目，不過倒也不討厭，雖然對於歷史系到底要念些東西甚麼完全沒有概念，不過船到橋頭自然直，既來之則安之，就念了再說吧！就這樣，我懵懵懂懂離開台南的家，進入了台大歷史系就讀。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大學的第一堂課，是李東華教授的史學導論（李教授於 2010 年 7 月 22 日因急性腎衰竭於台北馬偕醫院辭世，於此謹念教授對學術之貢獻）。李教授相當和藹可親，第一堂課，他很輕鬆的和我們聊天，問我們高中時都喜歡看哪些歷史相關的書籍，於是乎，坐在我左右兩邊的同學們踴躍的提著如黃仁宇、柏楊、余英時、史景遷之類的著作。我心裡很是震撼，第一是這些名字對當時的我而言都很陌生（我依稀記得，當時被寫在黑板上的一串史家名字，我只認識歷史課本上曾經出現的錢穆），因此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相當焦慮；第二是驚嘆我的同學們，真的很多都是對歷史具有相當興趣才來念歷史系的，而我根本就還搞不清楚念歷史的樂趣是甚麼！不過，台大畢竟是個學風自由的地方，儘管歷史讀得一知半解，不過我還是可以選修許多中文系的課，東坡詞、陶淵明詩、國語、左傳、小說選等填滿了我部分的大學生涯。中文系的課我都上得很快樂，也很得心應手，就這樣過著「文史不分家」的大學生活。一直到了大四，因為未來想當老師，所以去考了台大的中等教育學程，開始接觸教育相關的科目。很好笑的是，別人大四都在考慮畢業出路的問題了，我大四卻是社團玩最兇的時候，晚上還跑到民生東路上的一間 lounge bar 打工賺零用錢。當時我翹課翹得兇，因為工作經常要忙到凌晨一兩點才能下班，白天都爬不起來上課，一件我常拿來說嘴的事情就是：雖然我現在碩士念的是教育社會學，但是我大學的教育社會學卻被教授給當掉！大五的時候，因為和社團的人發生了一些衝突，我的人際圈被打散，過去一 3.

(10) 起吃喝玩樂的那群人突然間從我的生活中消失，讓我沮喪低潮了好一陣子。不過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大學的最後一年，雖然生活有點孤單，不過卻是我最能專心於課業上的日子。那時由於九年一貫課程的影響，歷史被併入社會科領域，因此教育學程規定歷史科必須選修地理科和社會科相關領域的課程各七學分，因此我選修了社會學，而開課教授正是前面所提到的范雲，期末的時候同樣也有一個分組的實踐作業，我們那一組所研究的題目是關於「女大學生的服裝風格」。現在回頭來看，那真是一個相當粗糙的報告，雖然引用了一些社會學理論和訪談資料，不過理論和結果的連結真是非常的零散，儘管如此，這堂課卻開啓了我對社會學的興趣。比起初入大學的渾渾噩噩，大學最後一年的真的是收穫豐富。間接因為教育學程的關係，我廣泛接觸了社會學、地理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等學科，加上本身歷史與文學的訓練，讓我的眼界寬廣了許多。現在看來，我認為這才應該是大學教育（特別是人文社會學科）應該有的樣子：博雅教育。打破科系間的僵化刻板的分野，廣泛的接觸各類學科，大學生才有機會將學科知識融會貫通，並培養更宏觀的視野，而不是自我設限於科系範疇所打造的象牙塔之中。此外，打工的經驗也讓我獲益良多。我前後在兩家餐廳當服務生，加起來的日子超過兩年。比起許多大學生想要賺外快時喜歡從事的家教工作，餐廳服務生薪水少，工時長，工作內容又辛苦，不過我認為，在餐廳打工的日子，對我「敏銳度」的提升至關重要。因為來餐廳打工的學生來自各個學校，有大學生、技術學院的學生，甚至是外國來台灣唸語言學校兼打工的學生。和我共事的同伴來自社會各個領域與階層，每個人的背景皆不相同，然而我必須要試著和這些觀念、態度經常大相逕庭的人共同合作，因此自己的思考方式也必須隨時調整。當然，餐廳做為服務業，細節就藏在魔鬼裡，因此我必須觀察客人的一舉一動，了解他們的需求是甚麼：比如說，當我看到一個不停輕聲咳嗽的客人，那給他的水自然就應該是溫熱的，最好再多給他幾張衛生紙；媽媽懷中抱著的小孩正在哭鬧，拿一個小玩具逗弄他經常可以轉移他的注意力。餐廳打工的經驗讓我學會如何觀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以及揣摩人們在不同情境中的需求，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田野觀察者所不可或缺的特質。跨領域的學科知識以及對人際互動的覺察力，都加強了我對於日常社會生活的感知能力，提升我對日常生活大小瑣事的敏銳度。 4.

(11) 三、身為教育工作者：對青少年的關懷老實說，我對台灣教育的現狀雖不至於感到悲觀，但是心中確實是有諸多疑問。離開高中至今也將近十年的時間，當我重新走回學校，看到學生在學校裡的生活，著實讓我感嘆萬千，我們的物質文明一直在進步，現代學生人手一隻智慧型手機已經是司空見慣（在我念高中時，能藏一隻 Nokia 3310 在書包裡，下課時偷偷拿出來玩「貪食蛇」已經是一件很令人羨慕的事情），MP3、平板電腦等 3C 產品也並不少見。然而，學校整體的生活卻離我高中時代相去不遠，課本至今在結構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只是高端課綱改了又改，學生要唸的東西反而愈來愈多。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床，七點半以前要到學校，下午五、六點放學後還要加快腳步前往補習班，近午夜，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這是現代台灣社會許多學生的生活寫照，也是深植於學生心中無以名狀的恐慌與焦慮：在這個制度、結構底下，當你不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會害怕自己無法與其他人競爭，會在那個「好像會決定你日後人生好過與否」的終極考試中鎩羽而歸。台灣的學校教育是否能趕上社會變遷的腳步？教育僵化是許多關心學校教育者近年來大聲疾呼的問題。批評者認為，就算學測與指考取代了傳統的聯考制度，學校教育最主要的目的依然是為了符應升學考試而存在，不斷的將學生送入考場，回答學校教授範圍內的問題，再依成績分發學校。對於好學校的定義在於升學率的高低，能將最多的孩子「推進」好大學，這樣就算功德圓滿。指導教育整體方向的社會高層，似乎也比較喜歡將心力放在枝微末節的議題之上，比如國文課本裡白話文和文言文的比例應該是如何？教科書一綱一本還是多本？綜觀我們所處的社會，我相信應該有更「宏觀」的議題值得我們的教育去追求，去改進。當大學鼓勵學生們發揮獨立思考的能力，公司企業渴求更具創意的人才時，我們回頭檢視現今教育的狀況然後捫心自問：現下的環境真的能培養出具有這些特質的學生嗎？我們身處在一個變動劇烈的時代，在這個世界村中無論發生甚麼事，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短短幾年之間，我們親眼見證了次級房貸風暴、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等事件。我們看到了過去身為世界一級強權的美國現今卻搖搖欲墜，「向右轉」的中國強勢崛起，歐元區則可能面臨分崩離析。我們的社會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年輕人資本薪資漲得很慢，物價卻衝得飛快，生活愈來愈難過。然而，我們 5.

(12) 的學校教育卻是數十年如一日，以不變應萬變，諸多學者遠赴國外取經，呈現其他國家教育的值得借鏡之處，結果在政策面卻經常是淪為紙上談兵。當我們高高在上的課綱為學生訂定了這麼「豐富多元」的能力指標，但是問題依然存在的時候，我們是否應該換一個思考的角度？結果經常是教育改革的口號在檯面上呼天搶地，學生們的學校生活卻沒有因此而改變太多。現今社會有種風氣，認為新一代的年輕人難以管教，或是好吃懶做、抗壓力低，因此將他們貼上「草莓族」（外表光鮮易腐爛）、「泡泡族」（一戳就破）等標籤，殊不知人類行為乃是與環境互動而逐漸建構的結果，而打造現今台灣環境的又是何許人呢？我無意挑動世代之間的矛盾與對立，事實上，社會學談種族、階級、性別等問題，一個基礎的出發點是：儘管我們都被納在「身為人類」這樣的範疇之下，然而個體與個體之間雖有共通之處，更多的卻是差異。我們因為相似而彼此認同，卻也因為差異而相互鬥爭。正如 Harold R. Issacs（引自鄧伯宸譯， 2009：5）在《族群》（Idols of the Tribe）一書中所言：人類的科技愈來愈全球化，政治卻愈來愈部落化；人類的傳播系統愈來愈普及化，對於該傳播哪些東西卻知道的愈來愈少；人類離其他行星愈來愈近，對自己在這顆行星上的同類卻愈來愈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類愈來愈得不到尊嚴，愈來愈趨於分裂。電影《型男飛行日誌》（Up in the Air）裡由 George Clooney 飾演的 Ryan 說過這樣一句話：「我跟我媽一樣，那叫做刻板印象，這樣比較方便。」（I'm like my mother, I stereotype. It's faster.）。人們面對差異時難免會有偏見，我認為，偏見無法被「消除」，你只能透過不斷的學習「意識」到自己的偏見的的確確存在於那裡，那總比「壓根不認為自己有偏見」來得強。回到前面的世代差異問題，在我們貼上標籤之前，是否真的了解那些想要貼標籤的對象？我想要研究青少年文化的目的也在於此，一方面幫助青少年暫時擺脫那些欲加之罪，先「放入括弧存而不論」；一方面透過完整的呈現青少年的現下生活、腦海中的觀念，檢視背後的社會脈絡，我們才能以客觀的立場重新認識青少年的文化。. 貳、形成研究問題從上節的研究背景中，我簡述了關於自身的一些成長經歷，這些人生經驗對我的研究興趣影響至深： 6.

(13) 一、與初戀女友的相處開展了我的性別意識，我也希望在碩士論文中持續關心性別相關的議題。二、從跨領域的學科知識以及從事服務業所培養對於日常生活、人際互動的敏銳度，則讓我希望採取質性研究的取徑以發揮個人興趣與擅長。三、基於對青少年學校生活的關懷，希望站在同理的角度探究青少年文化，給予更多的理解與包容，而不是訴諸刻板印象，一昧將其妖魔化與標籤化。隨著相關文獻的蒐集與閱讀，一篇優秀的碩士論文給我諸多啟發：林昱瑄（2007）《青少女哪吒的生活世界：一群「在玩」青少女的認同形構及其教育意涵》。林昱瑄所研究的是一群都市勞工階級青少女的獨特文化與生活方式，她們是師長眼中的「問題學生」，雖然在外顯行為上抗拒學校文化，然而她們所生產的文化形式卻再製了社會對階級與性別的刻板。這些「在玩」的勞工階級青少女身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抗拒的行為：打架鬧事、恐嚇同學、翹課逃學、儀容不整等等，這些行為就像是一面鮮明的旗幟，標示著「不良學生」的陣營。林昱瑄對於「青少女哪吒」的描述具有極強的渲染力且引人入勝，也揭露了學校教育中經常隱晦避談的青少年偏差行為與犯罪問題，著實為一篇內容精彩，又極富有啟發性的論文作品。對我來說，「青少女哪吒」的生活世界不僅震撼人心也發人深省，那是屬於社會中下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少女，或者更精確的說，部分被認為具有偏差行為青少女的經驗世界。不過「青少女哪吒」也僅能代表部分的現實，畢竟林昱瑄筆下的西街國中顯然不是個適合學生努力用功讀書，追求學業成就的地方，由於當地歷史文化的發展，學校所在的地區龍蛇雜處，地下幫派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是許多學生家長避之唯恐而不及的學校。如果今天研究場域換到其他學校，我相信其所呈現的文化現象會與「青少女哪吒」有很大的不同。現代台灣青少女的學校生活究竟是甚麼樣子？我相信隨著研究場域、對象的不同一定會有很大的差異，然而當我查詢了台灣相關的碩士論文資料，卻發現相關的研究並不如我想像中來得豐富，僅有的幾篇作品也仍有許多待補足的空間。是故，由於個人經驗所形成的性別意識，以及隨著文獻蒐集所獲得的啟發，我欲以質性研究的取徑關心性別議題，我希望將我的研究問題聚焦於探討現今台灣青少女的學校生活文化。在我逐步確定研究方向的同時，我卻苦惱著該如何選定我的研究場域。某個. 7.

(14) 夜深人靜的午夜，我挑燈撰寫我的研究計畫，卻因為不確定該到哪裡做研究而難以下筆。我停歇片刻，靠在椅背上思考，此時很自然的，大學教育實習的經驗自心底浮現。那是北部的一所明星高中，學校極度重視大學升學，我當時跟著一位資深的歷史老師一起帶著一班高一新生，儘管只待了短短一年的時間，然而卻也見識到了現代台灣高中生活許多有趣的現象。我心想：「如果今天研究場域換到那些所謂的「明星學校」，對象從國中生換成高中生，一定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吧？」暫且跳脫相關的價值判斷，西街國中龍蛇混雜的環境確實孕育了極為獨特的學生文化景觀，然而換個角度，對於那些在我們印象中外表儀容整潔、個性乖巧溫順的明星高中青少女學生而言，學校生活對她們來說真的就像我們腦海裡所浮現的那麼自然而然嗎？她們的學校生活會不會有衝突存在？她們真的完全接受了成人世界的價值體系而毫無抗拒之意嗎？這些都是轉瞬間浮現於我腦海中的問題，我也認為探討這些問題會是件極有意思的事，特別是關於我身為男性的「視角」，或許可以發展出特別的看法也說不定。就當這個概念在我腦中成型的同時，很幸運的，系上師長問我有沒有興趣到一所明星高中做研究，機會難得，我當然也就一口答應了。綜上所述，我的研究目的乃是希望藉重民族誌研究法（ethnographic methods），透過長時間的田野觀察、深度訪談、文件分析等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並從中檢視青少女的學校生活，特別是那些我們心目中「好學校裡的乖女孩們」，其隱而不顯的文化模式，並解析其背後可能蘊藏的意識型態與社會脈絡。藉由「青少女哪吒」的啟發，我將對象從國中生換成高中生，場域則從「在地幫派勢力混雜的草根國中」換到「菁英教育習氣濃厚的明星高中」，試圖建構一幅關於「明星高中裡的青少女學生」之生活圖像，並從中發掘可能的教育意涵與啟示。我的研究問題綜合如下：一、所謂的明星高中，學校的整體環境、相關的社會文化脈絡是甚麼？二、明星高中的女學生與學校環境互動的方式是甚麼？三、明星高中的女學生在與學校環境互動的過程中，產生了甚麼樣的文化？四、明星高中女學生的生活文化具有甚麼教育意涵與啟示？. 8.

(15) 第二節. 研究範圍. 壹、研究對象本研究希望了解台灣的青少女學生－特別是那些在我們印象中就讀明星學校的好女孩們－其學校生活日常，並嘗試描繪其特有的文化圖像。由於高中生已接近成年，行為模式較為固定，口語表達能力也趨近成熟，且即將面臨人生高中升大學的重要轉折點，相信會有許多的「故事」可以探詢，且由於研究者本身對於性別議題的興趣，以及先進們研究的啟發，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台灣高級中學之青少女學生為主。此外，高一學生初來乍到新學校，對環境、師長與同儕較為陌生，還處在適應高中生活的階段，而高三學生升學考試的壓力迫在眉睫，就算研究者有興趣，現實上學校方面也不會允許以其作為研究之對象，因此本研究鎖定高中二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貳、研究場域本研究之研究主題為「明星高中的青少女文化」，借地利與人脈之便，選定了雲端高中（化名）為我的研究場域。雲端高中為台灣北部傳統升學名校之一，每年畢業生能進入所謂明星大學─如傳統的台政清交成─之比例經常名列前茅，位置座落於市區，學生也大多來自於中產階級，或是小康與富裕之家。社會大眾對雲端高中學生的典型印象大多是聰明、自我意識強等。從雲端高中學校網頁一篇關於雲端高中學生精神的文章可以發現，雲端高中的學生具有自由、自主且自信的人格特質，能兼顧讀書與玩樂，且對於自己身為雲端高中的一份子具有高度的認同感。雲端高中為男女合校，在班級組成方面，除了一般男女合班的班級，也有獨立的男生班與女生班。本研究順應學校方便，由學校選定一個一類組的男女合班班級做為我的觀察對象，班級人數 37 人，女生 29 人，男生 8 人，雖然說是男女合班，不過女生佔了絕大多數的人數比例。. 9.

(16)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青少女在人類生理發展階段上，我們將介於「童年」與「成年」之間的階段稱為「青春期」：男女在生理上出現更明顯的性徵發展，也就是一段「性成熟」的過程。以女孩來說，經歷初經來潮，乳房發育，她逐漸具備了生育的能力，更接近一個「女人」。不過青春期在年齡上的區隔也和社會文化有關，比如我們的法律明文規定，與 14 歲以下之人發生性行為乃「強姦罪」，16 歲以下則是「誘姦罪」，這兩個年齡分野乃是社會主觀認為「心智尚未發展成熟」，無法負擔性行為後果的年紀。然而，在世界上有許多社會的青少女可能從未經歷青春期，跟據統計，平均每 10 個嬰兒就有一個的母親是青少女，這種情形在發展中國家更為普遍（鄭玉菁譯，2008：132-133）。本研究之對象為就讀高中的女孩，一般而言，我們習慣將這個生理年齡階段的女孩稱之為「青少女」（teenager girl; adolescent girl），年齡介於 15 歲至 18 歲之間。. 貳、明星高中由於十二年國教已然箭在弦上，一般人所謂的「明星高中」現今更是一個敏感的詞彙。我們很難給「明星高中」一個具體明確的定義，因為就連政府在十二年國教政策上對「哪些學校是明星高中」、「明星高中的定義」、「明星高中入學門檻的標準」等問題，截至我論文完成之日仍無明確答案。林雨潔（2011：8）對何謂「明星高中學生」的定義為「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男生 PR96，女生 PR95 以上且就讀考區前三志願的學生。」這也不是個確切的定義，因為基於各種個人考量或者加分等因素，其中也有「高分低就」、「低分高就」的可能。此外，不用入學考試的國中小，卻也有著「明星學校」的存在。「明星高中」關乎的除了普遍的社會觀感，當然就是「大學升學率」，但是在這人人讀大學的台灣社會，想當「明星」更要讓學生考上好大學。本研究之研究場域「雲端高中」（化名）為考區前五志願的高中，歷年國中基測錄取分數皆在 PR95 以上，不論就社會觀感、錄取成績、升學率而言，都是具有資格被稱為「明星高中」的知名學校。 10.

(17)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的是民族誌研究法，並透過參與觀察、田野筆記、訪談、文件分析等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基於研究法的本質，本研究可能面臨以下限制：一、. 研究者本身是民族誌研究法最重要的資料蒐集工具，而具有跨文化經驗、對社會現象具有好奇心與洞察力，且有流暢文筆足以陳述故事的研究者實為難能可貴（陳鏗任、張育嫻、康翰文、張惠蘭，2006：188）。雖然在前述研究動機中，我自認為對於人際互動有較高的敏銳度，然而研究的成果仍是見仁見智，必須交由專家與讀者評斷，個人無法妄下保證，且由於研究者必須長期浸淫現場，也可能會面臨情感與角色的衝突以及個人偏見的影響，進而影響到資料的詮釋。. 二、. 我身為男性，卻以女性為主要研究對象必定會遭受相當多的質疑：我的性別身分是否會成為研究對象透露資訊的阻礙？或者男性的視角如何能夠客觀的詮釋女性的經驗？這些都是我必須考慮到的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在進入現場以後，並且隨著時間的逐步增加，我的疑慮也逐步減輕，起碼女孩們幾乎都能大方的和我聊天，並且隨著彼此的信任關係加深，我也能碰觸到某些較為私密的話題。關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做為一個質性研究者，在面對資料處理的問題時，不管是性別，還是種族、階級、世代差異等等，都可能造成研究者詮釋資料的限制，但是這並不代表了男性不能研究女性，中產階級白人不能對來自低社經家庭的黑人學生付出關心。如果一個基本假設是「我們拒絕相信存在絕對客觀中立的研究者」，那麼相對比較好的做法是，研究者必須在與資料對話的過程中，同時不斷的與自己的身分認同、價值觀念等自我交談與反思，我們才能在資料詮釋時呈現一個「趨近」於真實的結果。. 三、. 我的研究場域並不是一個純由女生構成的班級，雖然女生佔大多數，不過也有少數幾位男生。雖然在這個班級中男女生的互動很少，他們也不是我一開始設定的研究對象，然而我對於這些男生的經驗世界是缺乏描述的，這或許本研究最大的缺憾之一。. 四、. 質化研究通常針對的是特定的現場，對於大型母群體難以產生科學方法所. 11.

(18) 要求的精確敘述，也不適合對母群體做過多的推論（李美華等譯，1998： 474），且研究結果很難由其他研究者所複製。五、. 台灣的學校環境相對來說是較為封閉的場域，教室空間對於上課教師來說是私密、不願輕易對外開放的，對於明星高中來說，這種特質更為明顯。研究者做為學校的「外來者」，顧及研究倫理，勢必必須和觀察班級的導師以及所有科任教師進行接洽，並徵求進入現場的機會。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樂於和研究者分享其上課的內容，因此研究者很難進行全面性的觀察，勢必造成資料的流失。. 六、. 本研究根據研究倫理之自願與公開原則、保密原則、公正合理原則與公平回報原則進行（陳向明，2002：295-305）：在進入現場前徵得學校方面的同意，並讓現場所有學生了解我正以研究者的身分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研究中關於學生的言談、活動記錄一律以匿名呈現。此外，我除了以研究者的身分與他們相處以外，我也不時的從中抽離，以一個過來人分享我自己的求學經驗，且拜社群網路發達之賜，離開現場後我依然能和許多學生保持連絡。然而眾口難調，每個學生並非都能以開放、分享的心態面對自己不甚熟悉的社會研究歷程，我只能盡量以同理、共情的態度考量學生的立場與利益，不求完美，但求不違心。. 12.

(1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青少年文化在台灣教育研究領域並不算是新興的議題，且在社會學領域有其歷史淵源，其中也經歷過研究典範的移轉，理論內容的反思與批判，至今已累積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本章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先就青少年「次」文化的概念進行解析；第二節以英國文化研究的歷史發展脈絡定義「文化」這個大哉問；第三節爬梳英國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與青少年文化相關之研究；第四節解釋以文化研究做為一個主要的研究取徑，並綜合其他青少年文化相關研究做為參照。. 第一節. 主或次？學生文化還是青少年文化？. 早期的社會學研究論及青少年文化，多半以「青少年次文化」（adolescent subculture）稱之，將其視為來自母文化（parent-culture）的附屬產物。「青少年」乃是基於研究對象多是正值青春期，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少年，而學生族群為隸屬於大社會中的次級團體（subgroup），因此關於他們特殊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經常被認為與主流文化相異）稱之為「次文化」。陳奎憙（2007：245）定義青少年次文化為：「青少年同儕所獨具的價值、行為、觀念態度與生活方式…表現在年輕人的髮型、服飾、語言、民歌、舞蹈、交通工具、兩性約會方式，甚至是偏差行為方面。」譚光鼎（2010：332）引述 Janssen、Dechesne、Knippengerg 等學者的定義，認為青少年次文化是其生活方式的總合，包括規範、價值觀、各種實際事物，不僅由青少年社會所共享，也是行動的指引。然而，有趣的是，既然以年齡區分族群，那麼成年人理所當然也是整體社會底下的族群之一，然而我們卻從未聽過學術研究以「成人次文化」來形容成人社會的價值規範。如果將成年人的文化以母文化視之，那麼「成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現今社會的成年人必定也經過青少年的時期，那麼他們青少年時期的所展現的文化模式到了成年後就消失殆盡了嗎？由此看來，「次文化」這樣的稱呼多少帶有一種世代對立、衝突，或是價值判斷的意味，如林昱瑄（2007：11）所言：「成人世界鮮少能夠以正向、能動的面向來看待與理解青少年的文化現象， 13.

(20) 反而只見一些『青少年問題社會評論』不斷的建構青少年作為一種社會問題的根源。」個人認為，在我們檢視青少年的生活世界時，也不要忘了現在的成年人也曾經歷過青少年時期，而青少年文化所反應出來的現象理所當然也與社會整體息息相關，而非無中生有。因此，秉持著相互學習、理解的態度，本文捨棄「次」這種可能隱含著貶抑立場的稱呼，而以「青少年／青少女文化」取而代之，並期待一種更寬闊、同理的研究視角。此外，教育研究領域因涉及教育議題，因此多以「學生文化」作為研究之主題，而學生文化與青少年文化又有何差別？黃鴻文（2003：9）在其著作《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中指出，如果就從屬的團體而言，青少年包含了學生團體，因此涉及的領域較為廣泛，舉凡青少年生活的每個層面都可以是青少年文化研究的範疇。而學生文化乃是「學生在學校適應過程中所形成的概念系統，尤其是學習層面」。在台灣，因為政府義務教育政策與社會風氣的影響，幾乎所有的青少年同時都具有學生的身分，因此青少年生活中的各種「素材」理所當然也可能被「挪用」至學校，成為學生文化的一部份。黃鴻文從「抗拒」的角度舉例說明，如果研究者發現學生不服從師長的教導，他可能是抗拒成人文化，也可能是學校適應的一部份。如果學生對於家長或者其他有權威的長輩皆是如此，那麼顯示青少年與成人文化之間有所衝突，為青少年文化的特徵，反之，如果只對學校師長如此，那麼就是學校適應的問題，與學生文化相關。黃鴻文所舉之例子當然有其立論與參考之處，然而就我的觀點而言，我認為現實生活場域中兩者往往很難完全加以區分。我傾向將「學生」當作在「青少年」這個年齡階段被賦予的社會身分（當然這個身分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影響層面極廣），其內在價值與概念或許與學校生活有關，或許與整體社會脈絡有關。本研究關心的議題為明星高中之青少女學生在學校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展現，「青少女」代表了她們的生理年齡與性別，「學生」則代表了她們目前的社會身分。我認為「青少女文化」更貼近她們處在這個人生階段所展現的文化意涵，不只是學校，也包括了其生命經驗中的社會歷程，也提供了我一個更全面的視角檢視其日常生活文化。. 14.

(21) 第二節. 我們如何定義文化？. 在更深入探討學生文化之前，雖然不免老調重彈，但我還是必須面對關於定義的問題。於是，一個最基本，卻也最模稜兩可的大哉問硬生生擋在我面前：甚麼是文化（culture）？對社會科學稍有概念的人都知道，當你翻閱一百本書查詢各家學者對於文化的的定義，能找到的答案肯定不只一百零一種。引述陸揚（2002：11）的說法，關於甚麼是文化，是一個「好回答又不好回答的問題」。說它好回答，是因為累積至今已經有不少學者巨擘嘗試給予文化一個明確的定義，幾位學者的定義是經常被引用的，比如人類學家 Edward Burnett Tylor（1871）的經典定義：「…一複雜整體，包括了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做為一名社會成員所習得的能力與習慣。」Alfred Kroeber 與 Clyde Kluckhohn 分析了一百多種不同的文化定義，歸納出九種關於文化基本的概念，它們分別是：哲學的、藝術的、教育的、心理學的、歷史的、人類學的、社會學的、生態學與生物學的（陸揚，2002：13）。又或如 Raymond Williams 所言，「文化乃日常之事」（culture is ordinary）（方佳惠，2003：45）。說它不好回答，乃是文化所含範圍之大，鋪天蓋地，無所不包，就算上述學者對於文化的範圍有所界定，然而每個範疇仍是一片汪洋，難以具體說明，這也使得欲對人類文化進行研究的有志之士，一開始就彷彿陷入五里迷霧，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在此，我試圖以文化研究發展的歷史脈絡為基礎，特別是英國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y，簡稱 CCCS）的學術演進作為我探究文化議題的核心理論。在此我將爬梳「文化」這個概念如何從社會菁英的傳統走進到社會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之中，並且在本節末段說明我為何要選擇 CCCS 作為文獻探討的主軸。. 壹、文化：社會菁英的傳統早期知識份子對於文化的定義偏向菁英主義，認為人類生活中那些最美好、最高尚的事物才足以代表文化。1869 年，英國著名的詩人、社會與文學批評者 Matthew Arnold 在其著作《文化與無政府狀態》（Culture and Anarchy）中指出， 15.

(22) 文化與人類的求知慾有關，是以公正無私的眼光去審視一切事物，是對完美的熱愛，是包括文學、藝術在內人類一切最優秀的思想之大成，象徵著「美好與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韓敏中譯，2002）。Arnold 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菁英文化的代表之一，他的理念之後被英國李維思學派（the Leavis circle，主要包括 F. R. Leavis 與 Q. D. Leavis 夫婦的思想）以及 Denys Thompson 所繼承，他們認為「文化永遠是由少數人在保存」（Leavis and Thompson，1977: 3），擔心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奠基於工業化、民主化與資本主義消費模式－將導致文化與社會的終結，原因在於大眾盲目的迷失於廉價、缺乏思考的感官娛樂中（特別是從美國輸入的電影、漫畫、小說、廣告等），對真正美好的文化不屑一顧，進而動搖了社會菁英的權威地位。李維思學派對大眾文化提出強烈、嚴厲的批判，就此而言，源自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其概念與李維思學派頗有異曲同工之處。法蘭克福學派聚集了一群任職於法蘭克福社會科學研究院（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猶太裔學者，他們在一九三零年代因為希特勒（Adolf Hitler）與納粹主義（Nazism）的崛起被迫流亡到美國，暫居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直到 1949 年才重回法蘭克福。也因為如此，納粹主義的殘酷不仁與美國紙醉金迷的大眾文化都深深的影響了這群深諳且支持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學者如何建構他們對文化的概念（駱盈伶譯，2010：55）。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兩位巨擘：Theodor Adorno 與 Max Horkheimer，於 1947 首次提出「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用以解釋大眾文化從製造到消費的過程。Adorno 與 Horkheimer 認為，文化工業具有兩大特性，其一是文化同質性（cultural homogeneity），其二是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作為資本主義下如同商品一般的流行文化，其消費的結果早在被生產之時就已決定。資本主義下的勞工階級工作環境枯燥且痛苦，然而具有權力的統治階級利用文化工業吸納那些在一開始具有原創性與反抗特性的文化（Adorno 以爵士樂與電影為例），並將其轉化為一系列標準化、流動快速、千篇一律又單調乏味的商品。消費者（在此特別指勞工階級）在消費的過程中雖然能夠短暫的滿足慾望與夢想，不過這種慰藉終究會轉為失望，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消費者是被操弄的一群人，他們只著眼於眼前的享樂（逃避資本主義工作環境下的痛苦），卻不會批判現狀與思考改變的可能性。法蘭克福學派與李維思學派不同之處在於其政治立場的差異。李維思學派擔. 16.

(23) 心大眾文化將導致無政府狀態（anarchy），社會與文化的權威將隨之崩潰，法蘭克服學派則將文化工業中盲從的群眾視為受害者，文化商品剝奪了消費者的批判意識，造成政治冷感，進而鞏固了統治者的權力。總而論之，儘管法蘭克福學派亦認同某些真正偉大且正統的文化，不過在政治立場上的關懷卻與李維思學派大相逕庭。不管是 Matthew Arnold、李維思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他們對於文化的概念都與階級、權力息息相關。所謂「正統」的文化是由社會上少數的特權菁英所保存（李維思學派稱之為「開明的少數人」，enlightened minority），需要受到保護與尊崇。一般社會普羅大眾所擁有的，充其量只是不入流、難登大雅之堂的靡靡之音，只能提供短暫的耽溺與慰藉，人們不僅無法從中獲得智識的長足進步，反而限制了創造與批判能力的發展。這些「高級文化守護者」彷彿站在高山之上，低頭俯瞰腳底下的芸芸眾生，感嘆他們的荒蕪與貧瘠（張君玫譯，2001：37）。. 貳、大眾文化的崛起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開展徹底顛覆了人類原有的生活方式，其改變之大，使得那些生活在工業發展之初的知識份子們，對於人類文化的存續莫不憂心忡忡，進而大聲疾呼。然而，這些人口中所謂的「高雅文化」，彷彿是社會特權階級所豢養的奇珍異獸－不管是文學、藝術、音樂作品，或是上層階級的繁文縟節－用以昭示下層人民彼此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然而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高度發展，教育普及、大量製造的工業產品、快速流動的資訊等因素，都使得勞工階級智識能力提高，生活品質改善，階級意識也逐漸形成。對於勞工階級來說，他們的生活方式、品味、習尚等，難道就真是一片荒漠，是文化衰敗的象徵嗎？難道過去那個社會大眾普遍皆是文盲的時代，真的如那些文化批評者口中，是和諧、質樸且美好的「黃金時代」嗎？. 一、Richard Hoggart 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創立者，同時也是第一任主任的 Richard Hoggart，在 1957 年出版《識字能力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一書，對英國勞工階級日常的生活方式、品味、興趣，甚至是說話方式進行了生動且詳細的描述。如 17.

(24) 同書名，Hoggart 希望了解由於英國義務教育的普及－順應當時工業的發展，許多人認為英國的繁榮來自於受教育的勞工階級－大眾的讀寫能力提升對勞工階級的生活造成甚麼影響（駱盈伶譯，2010：86）？ Hoggart 出生於英國北部 Leeds 市的一個勞工階級家庭，《識字能力的用途》的內容正是奠基於他對勞工階級的認同以及兒時生活的回憶之上，這樣的成長背景讓他有別於李維思學派傳統對大眾文化嚴厲的批判與譴責。相反的，對於勞工階級及時行樂、重視當下、歡欣鼓舞（the immediate, the present and the cheerful）的日常生活，Hoggart 認為，它們也可以是一種「充分富有的生活」（The full rich life）（Hoggart, 1961: 110）。正如 Hoggart 所言：「當我們更深入的檢視勞工階級生活之同時，我們也更能接近勞工階級核心的生活態度。」（Hoggart, 1961: 32）因此，Hoggart 對於勞工生活所包含的各種文化元素提出了詳細的描述與分析，從流行音樂、雜誌、酒吧與俱樂部，甚至是主婦們忙裡偷閒的下午茶，並從中勾勒了英國勞工階級的文化樣貌：重視家庭與鄰里、寬容與自由的價值觀、為當下而活、對未來抱持著進步主義的觀點、感受力強且懂得自我解嘲等，展現了英國良好的清教傳統（陸揚，2002：59）。儘管 Hoggart 本人並沒有明確指出，然而在《識字能力的用途》一書中對勞工階級生活鉅細靡遺的描述以及他本身勞工家庭出身的「局內人觀點」，頗符合民族誌研究所強調的「參與觀察」與「厚實描述」的研究方法，使得《識字能力的用途》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特質（駱盈伶譯，2010：89）。雖然 Hoggart 在《識字能力的用途》一書中重新賦予了英國勞工階級文化正面積極的價值內涵，然而在面對 1950 年代以降從美國輸入的大眾娛樂卻抱持著負面的觀感。在這邊要特別說明，Hoggart 以「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或譯為流行文化）來指稱自己年少時期，1930 年代以前的勞工階級文化，是一種「充分富有的生活」，而新一代英國勞工階級年輕人的文化則以「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稱呼之。Hoggart 在兩個討論新興大眾藝術的章節分別以「來自棉花糖世界的邀請」（Invitation to a Candy-floss World）以及「閃亮包裝裡的性愛」（Sex in Shiny Packet）1稱呼之（Hoggart, 1961: 171, 202）。Hoggart 對牛奶吧（milk-bars）裡的點唱機男孩（Juke-box boy）有生動精彩的描述，但是我們可以明顯的從字裡行間發現 Hoggart 對這種娛樂形式隱約抱持著不以為然的態度：. 1. 指的是隱藏在炫目、迷人的封面之下，強調暴力與色情的大眾出版品，如雜誌和小說。 18.

(25) 牛奶吧並非一種快速服務的咖啡廳（cafe），讓一些趕時間的人可以更迅速的用餐。我認為這些牛奶吧─現今在英國北部擁有一萬五千名居民以上的城鎮中至少都能找到一家─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已經成為每晚聚會的重要場所。也有一些女孩會去牛奶吧，不過大多數的消費者都是十五歲到二十歲之間的年輕小夥子，他們穿著垂肩式西裝（drape-suits），繫著圖案領帶，呈現一種美國式慵懶、無精打采的樣子。這些男孩多半無法負擔太多杯的飲料，然而他們來牛奶吧最主要的目的，是將一個又一個的銅板投進點唱機中。點唱機總是有一打以上的唱片可供選擇，你只需要找到你要的唱片標題，接著按幾個按鍵便成。廠商大約每兩個禮拜就會更新點唱機裡的唱片，幾乎都是來自美國的音樂。年輕人或者擺動著他們的肩膀，或者眼神就像 Humphrey Bogart2一般穿過高腳椅子而來，無所顧忌的凝視著眼前的一切。很可惜的是，Hoggart 對於新一代年輕人的生活方式的見解很明顯的帶有主觀成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有色眼鏡，以至於他對英國新興大眾文化抱持著較為悲觀的態度。因此，John Storey（1993: 51）就認為，Hoggart 無法將他在處理 1930 年代通俗文化時所獲得的見解，延續至他對 1950 年代大眾文化的論述之上。儘管如此，Hoggart 在《識字能力的用途》中肯定勞工階級文化（雖然只是部分）正面價值的態度仍然擴展了文化研究的領域，並為後續的相關研究開啟了一扇便利之門。. 二、Raymond Williams Raymond Williams 出生於英國威爾斯（ Wales）一個稱作 Llanfihangel Crucorney 的小鎮，父親是當地的鐵路信號員。Williams 和 Hoggart 一樣，都具有勞工階級家庭的成長背景，然而與 Hoggart 不同的是，Williams 對文化的定義更加的具體清晰（界定文化的具體概念正是 Williams 傾其一生之力的工作），對於文化所包含的範疇以及大眾文化的價值，Williams 也比 Hoggart 眼界要來得更加開闊。 Williams 是文化研究領域承先啟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現今談論文化研究的書籍很少能不提 Williams。馬克思主義對 Williams 影響至深，受唯物主義史觀的 2. 1930 年代美國好萊塢知名男演員，銀幕上以堅毅不屈的硬漢形象聞名，代表作品如《北非諜影》（Casablanca）。 19.

(26) 影響，Williams 進而提倡一種「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的概念。簡言之，Williams 希望藉由馬克思主義駁斥傳統英國將文化視為精神、心靈、意識與思想的定義（如前述 Arnold 所言，文化是「美好與光明」即是典型代表），打破所謂「高雅」與「低俗」文化之間的藩籬，以擴展文化可研究對象的範疇（像 Williams 本人對大眾傳播媒體就極有興趣），前述「文化乃日常之事」就是此價值之最佳體現。除此之外，Williams 同時也要極力避免馬克思主義論者可能產生的偏執（如前述 Ardono 的「文化工業」概念）。 Williams 的研究興趣是如此之廣，社會學者、歷史學者、文學家、政治與文化評論家等標籤都難以概括其畢生的工作（駱盈伶譯，2010：128－129），因此我們很難簡單的化約理解其複雜的思想體系。不過，我們可以透過檢視 Williams 相當重要的兩本著作－《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與《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有助於我們更清楚的定義文化的內涵。在《文化與社會》一書中，Williams 開頭就指出，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之間，有幾個英語字彙隨著社會發展而躍居重要位置，這些字彙或許是首度進入日常用語之中，或許是原本就普遍使用，時至今日卻有了新的意義。有五個關鍵字（keywords）在這個時期顯得特別重要，它們分別是工業、民主、階級、藝術與文化（industry, democracy, class, art, culture）（Williams, 1958: xiii）。Williams 嘗試藉由探索這些關鍵字的內涵，建立一幅關於人類社會、經濟、政治生活變遷的地圖。這些關鍵字中又以文化的定義最為複雜，或者說，關於文化的內涵本來就是與工業、民主、階級以及藝術的發展連動的。文化原本的意義是「照護自然之物的成長」（tending of natural growth），也就是照顧農作物與動物，後來延伸至人的訓練過程（process of human training）。到了十九世紀，關於文化的內涵有了本質上的改變，Williams 提出了關於文化的四層意義（Williams, 1958: xvi）：（一）關於心靈的普遍狀態或是習慣（a general state or habit of mind），此與人類美善（human perfection）的觀念密切相關。（二）就社會整體而言，關於智識發展的普遍狀態（a general state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a society as a whole）。 20.

(27) （三）關於藝術的普遍內容（the general body of the arts）。（四）關於物質、智識與心靈所構成的整體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 material,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Williams 認為，關於文化的概念直接的反映了人們日常生活的變化，為了因應這樣的改變，人們也必須重新調整其教養與行為模式，因此，文化不是一個既定的結論，而是一個進程（Williams, 1958: 295），也因為如此，當我們看待文化時絕不能忽略社會環境的變化與歷史發展的進程。 Williams 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延續了他在《文化與社會》裡的工作，在第二章〈文化分析〉（The Analysis of Culture）中，Williams 進一步定義關於文化研究的三個範疇（Williams, 1961: 41）：（一）意識的（idea）：文化是人類美善的狀態或過程，與某些絕對的、普世的價值有關。（二）文件的（documentary）：文化是人類智識與想像力作品的整體，這些作品鉅細靡遺的的記錄著人類的思想與經驗。（三）社會的（social）：文化是對於某種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意義與價值不只存在於藝術及學科知識中，也隱含於制度與日常行為之上（這一點對於社會科學研究來說相當重要）。 John Storey（1993: 51）在其著作《文化理論與流行文化導論》（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中提到：「Williams 對於文化研究的影響是如此傑出，其涵蓋的工作範圍更令人折服。因為 Williams 的貢獻，我們對文化理論、文化史、電視、出版品、廣播、廣告等領域才能有進一步的理解。」必須再次強調的是，我們很難簡單的將 Williams 畢生對文化的見解化約成簡單的概念，不過，在此我們可以將 William 視為英國文化研究的一個轉捩點，他不僅對文化概念提出了具體的定義，更將文化視為「尋常之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複雜且充滿生命力，且與時俱進。Williams 擴充了文化研究的範圍，以意識的、文件的、社會的範疇區分文化研究的領域，就此而言，不管是刻意尊崇少數菁英文化或是將大眾文化邊緣化，都不是明智之舉（駱盈伶譯，2010）。Williams 打破了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藩籬，使得文化研究的領域更加豐富多元。 21.

(28) 參、文化：更寬廣的眼光在本研究中，我嘗試以英國文化研究（特別是 CCCS 的傳統）的一套路徑來定義文化。當我們從 Arnold、李維思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一路檢視到 Hoggart 與 Williams 時，我們可以發現關於文化的視野愈發開闊與寬廣。文化不再是菁英份子用以區別人的才智優劣、品格高低，維持優勢階級對下層階級宰制關係的工具，關於人類智識、心靈、美學的精粹理所當然是文化的一部份，然而對於不同種族、性別、階級的人來說，他們自成一套的生活方式也是文化。Arnold 與李維思學派視為社會痼疾的大眾文化，至今也沒有造成他們口中堅稱的無政府狀態。 Adorno 眼中僵化老套，腐蝕心智能力，只能激起慾望使人逃避到虛妄夢想中的爵士樂，如今也早就登堂入室，與古典樂同在世界最高級的音樂廳中演奏，成為人們口中高雅文化的一部份。當時令 Hoggart 皺起眉頭，覺得那些隨著流行音樂搖擺的勞工階級年輕人可能智力低下，而他們的服裝品味、生活態度，也被資本主義吸納，成為服裝設計與高級時尚（high fashion）中的重要元素。正如 Williams 所說，文化是一個進程，是不斷改變的狀態，因此對於文化研究者而言，在面對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時，除了忠實呈現其面貌之外，在梳理脈絡並進行詮釋的過程中，時時刻刻去檢視自己可能存在的偏見就顯得格外重要。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將可以更寬闊、包容的態度來面對青少年文化。在教室中，大半的師生衝突來自於對彼此的文化的認知有限，而幾乎每個教室裡或多或少都會有令教師感到頭痛的學生，他們對於學校價值與教師權威的反抗、抵制經常被歸類為「偏差行為」（deviation behavior）來看待。的確，部分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學者可能在面對學生抗拒行為時，視之為對學校期望的衝突，並過份賦予外顯抗拒形式的政治性價值（Alpert, 1991）。然而，如果我們從文化的角度出發，教師或許可以用更客觀、理性的角度看待學生文化，將它視為一個生機蓬勃，隨時代發展不斷演進的歷程，反映了人們對社會變遷的思想與感受（thought and feeling）（Williams, 1961: ix）。若是教師能培養文化研究者的眼光，某一天當學生們提起他們平常聽的音樂，看的漫畫，去哪裡逛街，崇拜怎麼樣的偶像時，教師可以不再用輕視的口吻說：「有時間搞這些東西，為什麼不好好念書？」而是能以雅俗共賞的態度，跨越阻礙師生相互了解的藩籬，去認識、欣賞學生的生活方式，就算偶有衝突摩擦，相信教師也能以同理心處理師生之關係。. 22.

(29) 第三節青少年文化研究壹、承先啟後：Stuart Hall 與 CCCS 像英國這樣種族與階級制度至今仍在社會具有相當影響力之國家，身為牙買加裔黑人的 Stuart Hall 能在高等學術領域扮演重要角色實屬罕見。事實上，Hall 可以說是英國繼 Williams 以後，在文化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其思想之廣泛表現於大量與他人合著、合編的書籍，以及單篇散落於各學術刊物的文章之上（胡芝瑩，2001：25）。Hall 於 1969 年從 Hoggart 手中接下 CCCS 主任的位子，並在前人的基礎上開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領域，特別是青少年文化的部分。. 一、《流行藝術》 Stuart Hall 與 Paddy Whannel 合著的《流行藝術》（The Popular Art）對於當時英國的流行音樂的分析具有獨到見解，然而書名雖為《流行藝術》，其成書的原因卻與學校教育有密切關係。在 1960 年代，英國的教師聯合公會（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在一年一度的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聲明，其內容大致是希望學校重視關於公眾出版品、廣播、電影與電視的浮濫對道德標準的戕害，並呼籲大眾媒體、家長能共同支持教師在學校的努力，特別是學生經驗的外在世界與學校所傳授的價值相互衝突的時候（Storey, 1993: 60）。 Hall 與 Whannel 反對將所有流行文化貶為萬惡淵藪的立場（特別是李維思學派與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以及將時下的年輕人視作「被誤導的世代」（misleading generation）。《流行藝術》強調的一點是：流行文化也可以從內部進行區隔而有好壞的分別，重點在於培養「苛求的閱聽者」（demanding audience）。一個苛求的閱聽者會喜愛爵士樂更勝流行音樂，喜愛獨立製片的小眾電影更勝好萊塢的商業製片（Storey, 1993: 61）。因此，Hall 與 Whannel 拒斥了兩種教室中面對流行文化經常採用的策略：其一，以防衛性的態度將所有流行文化貶入次等文化；其二，擁抱流行品味，並期望最終依然能引領學生往好的方向發展。Hall 與 Whannel 所希望的乃是一種「區辨的訓練」（a training in discrimination），在流行文化中區別好壞，而不是一味的反對。儘管 Hall 與 Whannel 不認為在學校教育中對於流行文化文本（text）的介 23.

(30) 紹與實踐，可以作為引領學生未來通往「真文化」的墊腳石，但是他們強調流行文化與高級文化本身在價值範疇上的不同，因此區分高低優劣是沒有必要的，正如他們所言：「說 Cole Porter3的音樂比貝多芬差是沒有意義的，儘管他們兩人的音樂有著不同的價值，但 Cole Porter 的音樂並非是為了創造出可與貝多芬匹敵的作品卻失敗的結果。」（Hall & Whannel, 1964: 39; Storey, 1993: 62）。對於那些好的流行文化，正如 Hall 與 Whannel 的書名，他們稱之為「流行藝術」。如前述 Cole Porter 的例子，流行藝術也不是嘗試成為正統藝術卻失敗的例子，而是藝術在「流行的範圍」（confines of the popular）內運作的結果（Storey, 1993: 62）。對 Hall 與 Whannel 而言，好的流行藝術可以重建表演者與閱聽者之間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在現今工業化與都市化社會中已漸漸流失。 Hall 與 Whannel 對於青少年文化最大的啟示在於：討論文本與閱聽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相當重要，而要完整的檢視這層關係，深入了解青少年生活的其他面向－包括工作、政治傾向、家庭關係、社會與道德信仰－則是必需的。舉例來說，當我們看待青少年的「迷文化」（fan culture）以及其他相關行為時，我們不能僅將其視作缺乏自信以及理性思考態度的表現，偶像崇拜同時涉及了社會環境塑造文本的經濟活動、文化產業，以及個人的情緒出口、社交媒介等社會意涵。 Hall 與 Whannel 對青少年文化屏除了欲設立場，以理解與同情的方式來看待當代年輕人獨特的生活方式。在這個充滿挑戰與不確定的世界，青少年必須處理關於自身的感情生活與性慾問題，而流行音樂提供了一個情感上的避風港。他們並不只是文化工業中被剝削的受害者，事實上，流行音樂提供了一個想像空間的指標，幫助他們建構認同，透過獨特的說話方式、去特定的場所、跳著獨特的舞步、穿著獨特的衣服等，青少年將自身與成人世界分隔開來，以展現其與眾不同的態度與價值，特別是反叛與不願輕易服從（nonconformity and rebelliousness）的部分（Storey, 1993: 64-65）。. 二、《透過儀式抗拒》《透過儀式抗拒：戰後英國的青少年次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是由 Stuart Hall 與 Tony Jefferson 合編的著 3. 美國知名作曲家，代表作品如改編自莎翁《馴悍記》（The Taming of the Shrew）的百老匯音樂劇《刁蠻公主》（Kiss me, Kate）。 24.

(31) 作，書中收錄了多位知名英國文化研究學者的文章，包括 Paul E. Willis、Dick Hebdige、Angela McRobbie 等。書中文章分成理論、民族誌、研究法三個範疇，涵蓋內容相當豐富，是欲研究青少年文化者不容錯過的著作之一。由於《透過儀式抗拒》包含主題極為廣泛，在此我取本書的第一篇，由 John Clarke、Stuart Hall、Tony Jefferson 與 Brian Robert 合著的文章：〈次文化、文化與階級〉（Subculture, Culture and Class），以幫助我們釐清 CCCS 的學者對青少年文化的定義。本篇文章的開頭就強調：本書的研究主題乃是青少年／青少女文化（youth culture），而研究的目的則是將青少年文化視作一個現象，試圖解釋在英國經歷二次大戰後的這段時間，青少年文化為何會展現出如此的樣貌（Hall & Jefferson, 1976: 9）。本書的副標題「戰後英國的青少年次文化」，顯示了《透過儀式抗拒》繼承了 Williams 對文化詮釋的理念，重視社會環境脈絡與歷史發展進程與文化間的互動關係（綜合了社會學、人類學與史學的特色），這也成為日後 CCCS 研究的重要基調。在前述關於文化概念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大體上對文化有了一些定義：文化是不同的社會群體所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模式（life patterns），並且賦予他們的社會與物質生活（也就是經驗）獨特的表現形式（expressive form）。質言之，文化是社會群體在處理他們的社會、物質實在時所表現出來的方法與形式，它同時和實踐有關，當意識到群體生活的存在時，將其客觀化為具有意義的樣貌與形式。儘管在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之中的群體共享了一些物質條件與歷史背景，然而群體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對等的，不同的族群與階級畫分出了彼此之間的支配與從屬關係（可能基於財富與權力的差異），造成了群體之間的生活方式也有了高低優劣的分別（Hall & Jefferson, 1976: 10-11）。為馬克思主義注入新血，Hall 等人援引了 A. Gramsci 的「霸權」（hegemony）概念來解釋不同文化間的可能存在的從屬情形。社會結構與其所代表的意義往往反應了最具有權力的階級之社會地位與興趣，成為一種支配性的社會文化秩序（social-cultural order）。這種支配性的文化會將自身定義為文化的主體，其面對世界的觀點是最自然、最包山包海、最普世皆然的價值。然而對於其他的文化而言，它們也不必然永遠屈於從屬地位，它們會進入一段掙扎的過程，透過調適、協商、抗拒，甚至是嘗試推翻霸權的支配地位（Hall & Jefferson, 1976: 12）。 25.

(32) 對於 Hall 等人而言，現代社會中，最基礎的團體分類即是社會階級，同樣的，文化的分類與階級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從階級的概念著手，Hall 等人對次文化（sub-culture）的定義比較中性：一個較大的文化網絡（cultural network）之下，較小、較為局部、較為分殊的結構。Hall 等人強調，對於次文化的分析不能忽略其與母文化之間的連結，也不能無視與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之間的關係，Hall 等人稱之為「雙重的連構」（double articulation）。我援引 Ann Gary 的話來說明「連構」這個詞對於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引述自許夢芸譯，2008：44）：為了要理論化經驗，「連構」是一個相當實用的概念。經驗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論述性的連構場域（site of articulation），透過此種連構場域，主體性與認同的概念得以被型塑與建構，這與我們如何反身性的發現我們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有關。因此，經驗並非我們生存的真正原始起源，相反的，經驗僅是我們生存過程中的一部份，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可以連構出認同的意義。因此，在面對青少年文化時，Hall 等人提出了幾點文化研究者不容忽視的面向（Hall & Jefferson, 1976: 13-17）：（一）所有對文化的研究，都必須考量到社會歷史發展的脈絡，以及當時整體社會環境的狀況。（二）比起青少年團體的分類，或是他們社會階級的差異，青少年從這個時代中學習到了甚麼才是更值得關切的事，因此對於意識形態的詮釋（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就顯得相當重要。這與人類學者 Wolcott（1987: 38）所強調對於文化詮釋（cultural interpretations）的堅持頗有共通之處。（三）儘管市場與青少年文化關係密切，然而研究者必須穿透市場所呈現出來的表象，深入社會、經濟、文化的根源。（四）次文化的概念有助於幫助我們了解在結構之中，次文化與母文化、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中可能的掙扎過程。《透過儀式抗拒》對於青少年文化研究者最重要的啟示在於：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青少年文化反應了社會變遷的歷程。研究者必須跨越世代間的鴻溝，跳脫社會對青少年文化既有的道德恐慌，了解青少年如何挪用（appropriation）客體與商品建立風格（style），進而創造嶄新的意義達成自身目的，以及這些意義在次文化團體中的運作過程與整體社會脈絡的關係（駱盈伶譯，2010：183）。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