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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其他青少年文化相關理論

讓我們再次檢視關於「青少年文化」的概念。學術領域開始積極的討論青少 年文化約莫是在二次大戰後的西方社會,當時包括英國、美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 共享了一種類似的社會經濟環境:經濟快速擴張、就業較為飽和、勞工階級受教 程度提高且經濟富裕,年輕人經濟較為自主、受教育時間延長,面對生活周遭豐 富的物質文化,開始掌握資源以表達自身興趣、喜好、觀念,並建構了一個極為 獨特的文化領域(鄭玉菁譯,2008)。

因此,除了英國的 CCCS,關於青少年文化研究,更早是從美國芝加哥大學

(Chicago University)的一些研究成果逐步發展(CCCS 的研究也受此影響),

而由 CCCS 發揚光大,之後又由美國的一些文化批評學者,如 Henry Giroux、

Douglas Kellner、Deena Weinstein 等人重新加以詮釋(Epstein, 1998: 3)。 一、芝加哥大學的影響

(一)James Coleman

提到芝加哥大學學派在青少年文化的相關研究成果,我們就不得不提 James Samuel Coleman。台灣許多名為「教育社會學」的著作,在青少年文化的相關章 節經常都會提到 Coleman 在《青少年次文化與學業成就》(The Adolescent Subcultur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一文中的研究成果:美國青少年次文化具 有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傾向(陳奎憙,2007:250)。Coleman 以問 卷的方式調查了十所美國中西部的高中,他對於學生的地位系統(status system)

特別有興趣,結果發現美國高中男生傾向自己能夠成為學校中的運動明星,而女 生則是希望自己能成為課外活動的領導者或是最受歡迎的人。學校中的領導團體

(leading crowds)類型不僅和大多數學生心中的嚮往相符合,更成為一股拉力,

將其他學生拉離「傑出學生」的類型。除此之外,Coleman 更大膽的推測,在每 個社會脈絡中,有一些活動能得到較高的社會酬賞,另一些則否,而能得到高酬 賞的活動通常都是高度競爭的。舉例來說,在某學校中籃球運動很重要,因此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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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運動的男生都參與籃球隊,並且相互競爭,理所當然,籃球明星一定是那些最 具有才華與能力的學生。而在同樣的學校中,排球不是那麼重要,競爭的人也少,

因此排球隊裡的明星在運動天分上比起籃球明星可能只是次等(Coleman, 1960:

340-341)。Coleman 這樣的推論要表達的是:由於青少年文化具有反智主義的特 徵,因此身處於這樣的學校氛圍中,導致那些在學業成就上表現良好的學生實質 上也只是二流的人才。

Coleman 的這項研究相當著名,也影響了台灣許多以量化取徑(特別是以問 卷為主的調查研究)研究學生次文化的研究作品。然而,Coleman 本篇研究在男 生的資料雖然具有高度相關,然而對於「女性高成就學生的智商與酬賞系統沒有 直接相關」缺乏解釋,只能做出相當粗陋的推論,且 Coleman 以分類的方式切 割文化整體,於今日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二)、Howard Becker

芝加哥大學學派眾多知名社會學者中,對於 CCCS 影響最深遠的或許就是 Howard Becker。Hall & Jefferson 在《透過儀式反抗》一書中就直言(Hall &

Jefferson, 1976: 5):

就像我們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我們的原點是 Howard Becker 的著作《局 外人》。這本書對我們來說,標示了對於主流社會學的突破,並被其後研究 偏差行為、次文化理論以及犯罪學等領域之社會學者廣為接受。

Becker 的《局外人:偏差行為的社會學研究》(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是讓「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在偏差行為研究領域 奠定地位的最重要著作。建構具有偏差行為的個人或團體是一種動態過程的結果,

具有權力者透過「貼標籤」的方式來區分哪些行為可被接受,哪些行為則不可。

因此,在檢視偏差行為時必須同時分析兩個層面:一個是「偏差行為者」,一個 是「貼標籤者」。除此之外,Becker 對於 Kansas 醫學院學生文化的研究也是相當 有意思的作品(Becker, 1993: 28-35)。

Becker 在文章中一開始就承認,自己在展開研究之前對醫學院學生從入學到 畢業的過程所知甚少。在研究初期,Becker 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跟著實習中的醫 學院學生們一起巡房,並在經得許可的狀況下觀察他們撿查病患的過程。某天早 上的一次例行巡房檢查,一位多話的女性病患和學生們抱怨自己身上的疼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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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不尋常的現象,而 Becker 也注意到學生們似乎不是很認真的看待這為病患。

在應付完這位病患後,其中一位學生脫口而出:「噢,她真是個『crock』。」(Boy, she’s really a crock.)意指這位病患是個「無用之物」。「crock」理所當然是個帶 有貶低意義的詞彙,醫學院學生用「crock」來形容那些老是不停嘮叨、抱怨很 多卻又沒有重大病徵的病患。然而,在此 Becker 關注的不僅僅是「crock」這個 詞彙所代表的意義(通常局外人是不會了解的),更重要的是,如同作者在文章 中提及的,當這群在醫院實習的醫學院學生們將他們每天必須面對的病患分門別 類的時候,他們想要和這些病患保持甚麼樣的關係?因此,當 Becker 持續追問

「crock」代表甚麼意思時,學生感到有點困惑,支吾其詞了一會兒,回答說指 病患患有身心失調之類的疾病(psychosomatic)。然而當例行檢查來到一位患有 胃潰瘍的男性床前,Becker 在結束檢查後再次問學生:「所以他也是個『crock』,

對吧?」學生瞅著 Becker,彷彿他是個傻瓜似的,旁邊聽到對話的學生連忙澄清:

「他不是『crock』,他是真的患有潰瘍。」

事實上,「crock」背後所隱含的意義遠比它字面上代表的意思更加豐富。醫 學院學生在剛進入醫學院就讀時通常會有較高的理想性,對於自己未來將成為醫 生,並肩負起拯救生命的責任有著很高的自我期許。然而,醫學院的現實面卻是 每天有著上不完的課,念不完的書,寫不完的報告,因此學生們每天都感到超量 工作而分身乏術,因此在醫學院的日子,學生們必須將自己懸壺濟世的理想延後 到畢業之後,並且對時間精打細算,「如何用最少的時間學最多的東西」是醫學 院學生們所必須面對最重要的課題。而「crock」通常沒有明顯的病症,對學生 來說,「crock」並非真正生病(雖然「crock」們都會覺得自己身上每個徵狀都很 重要),而處理「crock」的問題不僅會浪費大量時間,自己在醫學上的知識卻幾 乎毫無斬獲,Becker 其中所描述的一句話相當傳神:「檢查病患要花時間,但檢 查『crock』卻要花上一輩子。」此外,接受嚴格科學訓練的醫學院學生都希望 能展現所謂的「醫學奇蹟」(medical miracle),當然這並不容易,也沒有哪個醫 生有把握每次都能成功,不過在醫院實習時看著病人慢慢康復,對學生而言或許 是最大的回報之一。然而,你卻不能從一開始就沒生病的人身上獲得這種體驗,

在「crock」身上無法施展醫學奇蹟。質言之,「crock」代表的不僅是沒有大病卻 窮緊張、愛絮聒的病患,它更與醫學院學生身處於這樣的環境中,對於時間、自 我期許、知識價值等觀念有強烈的連結。對 Becker 來說,「crock」可說是在研究 場域中引領他通往一個更廣闊意義世界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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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對於青少年文化的討論

(一)Donna Gaines

Donna Gaines 是美國的社會學者,但某方面來說她更像一位新聞工作者,她 於 1990 年出版的《青少年荒漠:郊區孩子們的困境》(Teenage Wasteland:

Suburbia’s Dead End Kids),以民族誌的方式記錄了紐澤西郊區青少年的生活史,

卻也頗具報導文學的味道,相當值得一看。Gaines 的研究從受派報導一則關於紐 澤西 Bergenfield 郊區青少年的自殺事件開始:四位有用藥習慣的青少年,被認 為可能由於受不了學校以及社區的壓力而崩潰,進而把一台開著引擎的雪佛蘭 Camaro 停進一個密封的廢棄車庫裡,最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Gaines, 1990)。 在這起事件中,雪佛蘭 Camaro 並非毫無象徵意義,Camaro 對於來自低中產 階級家庭的青少年來說不僅是一台酷車,更是優越的象徵。自殺事件之後,美國 父母陷入一種自殺潮的恐慌,認為青少年很可能是受了媒體的不良影響。然而 Gaines 指出,這些青少年是美國被遺忘的世代,他們看到了在 1980 年代美國的 經濟衰退與製造業外移,父母因此丟了工作,過去那些對未來生活的保證瞬間變 得搖搖欲墜。當時的美國青少年心中存在著一種「身心俱疲的疏離感」(alienation of exhaustion),對未來抱持著宿命論(fatalism)的看法。在一些和 Bergenfield 類似環境的美國郊區,青少年共享著一些共通點,他們有著類似的服裝穿著,

T-shirt、法蘭絨襯衫、運動鞋或馬丁大夫靴,只是他們酷愛黑色。他們聽的音樂,

像是鞭笞、工業、死亡金屬樂與垃圾搖滾,總是如此刺耳又無情。Gaines 認為,

美國青少年的疏離、憤怒甚至是自殺行為,是他們身處於荒漠中無力的抗拒

(Epstein, 1998: 14-16)。

(二)Henry Giroux

Henry Giroux 是一位務實主義者,也是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的奠 基者之一。在《教育中的理論與抗拒》(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一書 中,Giroux 吸納了 Gaines 所描述的宿命論與疏離,並將其強化為「抗拒」

(resistance)。

抗拒的地點可以在學校,可以在街角,並被視為掙扎(struggle)的場域,

藉以挑戰霸權文化(hegemonic culture)的支配地位。Giroux 的抗拒概念脫胎於 Robert Merton 偏差行為理論中的「儀式主義」(ritualism),他認為,當我們在處 理個人行為做為一種表現次文化認同的抗拒時應非常謹慎,因為不管是行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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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風格、對音樂的選擇等,青少年可能不只是為了要將自己疏遠於霸權文化與成 人文化,更可能是對於近代歷史事件中兩者的共謀(complicity)一種全然的否 定。青少年從消費主義(consumerism)與大眾媒體(mass media)中獲得抗拒的 手段,而當一小搓「確實」的抗拒發生了(舉例來說,1970 年代在英國、美國

裝風格、對音樂的選擇等,青少年可能不只是為了要將自己疏遠於霸權文化與成 人文化,更可能是對於近代歷史事件中兩者的共謀(complicity)一種全然的否 定。青少年從消費主義(consumerism)與大眾媒體(mass media)中獲得抗拒的 手段,而當一小搓「確實」的抗拒發生了(舉例來說,1970 年代在英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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