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因素

上章曾述開元寺現任悟慈法師，民國 58 年（1969）應前任住持眼淨和尚之 請繼任住持的經過，本節續接針對悟慈法師在住持開元寺過程，於宗教政策限 制，寺院經濟及社區服務等所持的理念與困境，作為論述重點。

一、宗教政策的限制

台灣自解嚴後，學者認為政教關係已從「以政領教」，漸進走入「政教互為 一體」的時代。²⁵⁶亦即這內中的轉變不僅表示解嚴前動輒常受到政治性牽制的宗 教團體，²⁵⁷現為維護傳教權益對於政策之制定，尤其關係宗教發展之切身問題，

已逐漸轉為積極參予（詳見第四章），另一方面嗅覺敏銳的政治人物，也順此潮 流紛紛提出改革口號，如民國 89 年（2000）總統大選時，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 即針對國民黨執政時期，對宗教管制、監督的作風，釋出「宗教政策白皮書」承 諾，以：「宗教一律平等、以服務代替管理、興利重於防弊、宗教事務自治」等 作為競選的訴求重點。²⁵⁸當選的執政期間也果對宗教建物、土地之取得作了適度 改善，並為了徹底解決民國 18 年（1930）不合時宜的「監督寺廟條例」所延伸 問題，也責由內政部成立「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六人專案小組，負責研擬、推 動「宗教團體法」草案，²⁵⁹企圖以此為宗教團體量身定做的草案，解決雙方長期 在行政管理上之困擾。²⁶⁰

不過，雖扁政府有心通過草案之訂立，建立雙方的共識，但據了解直至民國 93 年（2004）5 月，陳水扁再次繼任第十一屆總統之職前，除了當年 3 月敦促立 法院修正私立學校法草案，將神佛學院等宗教研修機構，正式納入高等教育體系

256 見葉永文，《宗教政治論》（台北：揚智文化，2000），頁 143。

257 見林本炫，《宗教團體與政治關係之研究－台灣地區的兩個案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89）。

258 見余政憲，《宗教行政革新服務手冊》（台北：內政部，2003），頁 2。

259 「宗教團體法草案」民國 87 年 9 月由內政部民政司正式公佈，民國 89 年 9 月成立「宗教事 務諮詢委員會」推舉宗教立法 6 人小組。條例內容主要是有關宗教組織、財產、興辦教育、醫 療、公益、慈善與其他社會福利事業等事項。

260 主要為解決：1.宗教用地 2.都市道場 3.神、佛學院 4.納骨塔合法化等多項問題。見余政憲，《宗 教行政革新服務手冊》．「宗教團體法草案」第 20、28、32、33 條，頁 22-24。

外，²⁶¹「宗教團體法」草案擬定之內容，由於立法委員無法達成共識，至今仍懸 擱未成。因此，對宗教團體而言，不僅表示仍需沿用陳舊不合時宜的法規，無法 解除長久宗教事務上獨立的自治權外，對新政府而言，這一波宗教改革行動在無 法建立下，也代表雙方無共識可言，政教之間的衝突也仍隨時有引爆的可能，故 是否可達成「政教互為一體」的雙贏局面，仍有待時間考驗。²⁶²在此為免旁支分 歧，本文無意多作著墨，但歷任當權者（清~民國）為了管理寺廟所頒布的條例，

對宗教團體尤其是對開元寺影響的層面是什麼，在此仍有必要作一回顧與了解。

1. 清代時期政治因素的取向與影響（1863-1895）

從康熙 23 年起，台灣入清版圖達貳百多年期間，清室對台灣治理政策，在 態度上大約可分為前期消極政策（1684-1874）與後期積極政策（1874-1895）。

以前期而言，康熙 23 年台灣雖經征台功將施琅的力主保台，²⁶³正式劃入大清版 圖，但清室對台灣的經營方式，所採取是以防守、封禁為主，如以其中「海禁」

而言，對漢人渡台則是以「三不」；（1）不准攜眷；（2）不准廣東人渡台；（3）

不得落戶開墾，作嚴格限制，影響所及不僅造成台灣人口性別失衡，也倍增百姓 每年春、秋兩季往返兩地之苦。期間雖因政治考量三禁三弛，不過直至同治 13 年（1874）日軍藉用牡丹社事件（1871）犯台後，沈葆禎至台督辦軍務，維持約 一百九十年之久「海禁」才正式解除。

而前述清朝對台灣防禁的結果，也攘成台灣民亂最頻繁時期，如 1721 年朱 一貴、1786 年林爽文、1862 年戴潮春等大小規模不一的反抗事件，次數頻繁可 說幾乎已達「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地步。²⁶⁴影響所及（1）在經濟上，

清朝肅清反變，或民眾起義時傾家盪產，招集人馬所投下費用，及民亂期間波及 之處，交通、生產等癱瘓，導致經濟發展受到影響；（2）在社會治安上，清朝未 重視民亂起因，妥善治理安憮，導致民怨叢生進而聚眾滋事，嚴重威脅社會的秩 序；（3）在文化上，由於經濟、社會治安的影響，百姓在生活無保障下，首當其 衝文化發展即受限制。²⁶⁵當然此時期其他政策，亦有其他影響台灣發展，不過上 述政策取向，確已為台灣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261 見＜宗教學院授學位 完成立法＞，載自《佛音時報》（2004.3.），1 版。

262 見鄭志明，＜台灣解嚴後的政教關係＞，收入《第四屆『宗教與行政』國際學術研討會》（台 北：真理大學，2003），頁 1-18。

263 見高拱乾，《台灣府志》．藝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227-228。

264 此期間民變次數從康熙 23 年至光緒 14 年（1684-1888）為止，據陳昭馨，《台灣省通志》人 民志．人口篇，（台中：台灣省文獻會，1964），頁 193，估計約有 70 次；張炎，＜台灣反清 事件的不同性質及其分類問題＞，載自《台灣文獻》26 卷 2 期（台中：台灣省文獻會，1975），

頁 83，估計為 116 次，謝妮玲，《台灣清代民變的研究》（台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

頁 109，估計 73 次。

265 見林再復，《台灣開發史》（台北：三民書局，1990），第 4、5 章。

清朝後期積極治台的濫觴，則肇因 1858 年天津條約台灣被迫開港通商，與 同治 13 年（1874）日軍的犯台，清朝不得不警覺台灣的重要性，因此才推派沈 葆禎至台積極從事「開山撫番」建設，繼之光緒 2 年丁日昌又進一步來台拓展經 營，隨之又有台灣第一任總督劉銘傳力陳台灣建省，實施「自強新政」才奠定台 灣邁上現代化之發展。²⁶⁶

從上已知清治台期間，因「時」制宜，造成政策上前後極大轉變，於此情況 對宗教的管理，是否也因「地」制宜，另與中國內地有不同待遇？以下繼之探討。

清室所制定的宗教政策，除對僧、道剃度、受戒、收徒等立有嚴格限制外，

其他條例影響最多層面，則是寺廟興修與財產管理二項。首先在興修寺廟之規 定，本文曾於開元寺榮芳和尚住持事蹟裡，提到清室對於寺廟管理在興修上，分 有「官設壇廟」與「民設寺廟」兩種管理方式。屬於「官設壇廟」之類性質，興 修與維護皆由官方主導，故影響社會層面並不多。另屬「民設寺廟」範圍，雖立 有嚴格管理制度，但清初基於台灣正值移民屯墾之時，信仰不僅具有安定民心，

也有移風易俗作用，只要不涉及「淫祠邪祀」，清室大多採取不干涉態度。至清 末，台灣經過沈葆禎等人的努力積極治台，在經濟提昇與生活安定下，民設寺廟 不僅數量更形增多，對地方民心也有凝聚之力，為善加利用助益施政，地方政府 除自動積極鼓勵百姓興修，更特設專司方便管理，甚至對有歷史之名剎、古廟為 表示崇敬，也主動題名送匾。²⁶⁷故清室對民廟修建，雖曾訂定＜戶律戶役篇＞條 例，規定：「凡寺觀庵院，除現在處所外，不許私自刱建增置，違者僧道還俗，

發邊緣充軍，尼僧、女冠入官為奴」，及「民間有願刱造寺觀、神祠者，呈明該 督撫，據題奉旨，方許營造。若不俟題請，擅行興造者，依違制律論」等之令，

268然皆以台灣歸屬特例，而不嚴格執行。

其次，對寺產管理，清室態度就不似前述放任為之。對寺產置、售，除戶部 則例規定：「各省叢林古剎，舊經報官入冊齋田，不許私相受賣，違者治罪。凡 有續置，亦令報明地方官，申報上司載入清查冊，其庵觀茶亭社廟淨室等處產業，

令該住持開據數目，赴州縣呈明立案」之辦法外，乾隆 31 年（1766）對寺產管 理者身分，也頒令條例：「檀越名色，其士民施捨之田產，修建之寺廟，但除僧 尼道士經營，禁自受賣」作為管制，另對無住持者則以：「有寺無僧，其田歸官 充公」處之。不過對「有寺無僧」之令，肇因台灣寺廟內部，另發展一套「董事」

266 此為同治年間在中國所推行的洋務運動之擴展，「自強新政」內容可見，林再復，《台灣開發 史》，第 4 章。

267 有關台廟在清代發展與採取態度，詳細內容可見陳瑞堂，《台灣寺廟法律關係之研究》（台北：

司法行政部秘書室，1974），頁 2-3。

268 席裕福、沈師徐輯，1982，《皇朝政典類篡》，卷 379，刑 11，戶律戶役條（臺北：文海，1982），

頁 10926-1027。

（或稱首事或經理人）、「爐主」等為主的管理廟產系統，²⁶⁹其中「董事」一職又 可代表寺廟管理寺產，故值遇「有寺無僧」之況，倒還沒發生田產被沒收之事。

而前述情況以開元寺而言，前章也提過開元寺自清康熙 29 年（1690）由官 方主導倡修成立，至同治年間榮芳和尚住持以前，凡遇寺年久失修頹垣毀瓦景 況，一向由清士大夫階層維修，為護剎也常置設田園作為香燈。如台灣知府蔣元 樞，乾隆 43 年（1778）4 月重修該寺時曾立＜恩憲大人蔣捐買園業碑記＞，記 載當時原有額園寺產 52 甲，因被蔣元樞本人捐置他用剩 44 甲 4 分半後，蔣元樞 又增買七筆園業作為寺產，並責成「董事」陳朝樑立碑憑記。²⁷⁰可見源自官員的 捐置，不但使開元寺擁有龐大寺產，且立碑之人是以「董事」陳朝樑為代表，由 此推知至少在乾隆 43 年前後，開元寺是比照台灣一般寺廟舊例，設有「董事」

等職位負責管理。

故開元寺在此期間，或由於受到清室士大夫階層護持，與「董事」等之管理，

並無寺產紛爭出現。不過，進入日據政權輪替之隙，清律已無規範效用，台灣總 督府初期也尚未健全宗教政策，據前章內容顯示，就曾發生開元寺第 37 任住持 寶山常青在有機可乘下，不經董事協議通過，為私利即串通日人變賣寺產，²⁷¹導 致開元寺無法維持的困境，也是開元寺有史以來，首次面臨的財務危機。

並無寺產紛爭出現。不過，進入日據政權輪替之隙，清律已無規範效用，台灣總 督府初期也尚未健全宗教政策，據前章內容顯示，就曾發生開元寺第 37 任住持 寶山常青在有機可乘下，不經董事協議通過，為私利即串通日人變賣寺產，²⁷¹導 致開元寺無法維持的困境，也是開元寺有史以來，首次面臨的財務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