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親子關係、解釋風格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

本節就不同背景變項與親子關係、解釋風格、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進行 整理，以下分述之：

壹、 不同背景變項與親子關係、解釋風格、憂鬱傾向之相關 研究

不同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級與父母婚姻狀況。背景變項與親子關係、

解釋風格、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以下分述之：

一、 性別方面

（一） 親子關係與性別之相關研究

林佩玲（2007）探討大專原住民學生之親子關係，研究發現女性所知覺 之親子關係較男性佳。葉純旭（2012）研究臺灣地區大學生親子關係，研究 結果發現，大學生親子關係具有性別差異，女大學生較男大學生親子關係為 佳。王如芬（2005）研究 1,021 位大學生之親子關係，研究發現與母親親子 關係與父親親子關係皆存在性別差異，女性在與父母之親子關係皆顯著優於 男性。在青少年的研究中，Branje 等人（2010）研究發現女性和母親之親子 關係較男性佳。修慧蘭（2006）研究發現不同性別之受試者其親子關係具有 顯著差異，男性在親子關係中知覺到的父母干涉程度高於女性。而整體而言 男性與母親之親子關係較父親親密。梁太陽（2008）、陳淑芬（2009）的研 究亦發現相同的研究結果，皆指出不同性別受試者在親子關係上具有顯著差 異，女性的親子關係較男性親子關係佳。然而，張高賓（2004）研究發現親 子關係無性別上的差異。張惠琴（2009）研究也發現，不同性別之受試者在 親子關係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 解釋風格與性別之相關研究

Bunce 與 Peterson（1997）的研究發現，解釋風格並沒有性別差異存在。

楊錦雲（2004）研究也發現在正負向事件上的解釋風格不同性別並未有顯著 差異。謝慧屏（2010）的研究也顯示同樣的結果，男女性在解釋風格上沒有 顯著差異。然而，黃鈴淯（2009）研究發現，不同性別之青少年在對正向事 件的解釋風格中，穩定性與普遍性兩向度具有性別差異，女性在正向事件解 釋風格上，較男性更為傾向於穩定與普遍的解釋風格；而在對負向事件的解 釋風格上，穩定性、普遍性與個別性三個向度皆具有性別差異，女性在對負 向事件的解釋上，相較於男性更傾向於悲觀的解釋風格。蔡治平（2011）的 研究結果也顯示男女性在整體解釋風格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在解釋風格的 向度上具有差異，在對負向事件的永久性解釋方式上，女性顯著高於男性，

表示女性面對負向事件時較偏向使用永久性解釋風格。以上研究皆指出女性 較男性具有悲觀的解釋風格，但 Martinez 與 Sewell（2000）的研究發現不同 的結果，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女性解釋風格較男性之解釋風格為樂 觀。

由上可知，多數研究支持不同性別在整體的解釋風格中不具有顯著差異，

但是在解釋風格各向度間，以及對正負向事件所作之解釋風格中，存在性別 差異，但對於男性與女性所傾向使用之解釋風格並沒有一致的研究發現。

（三） 憂鬱傾向與性別之相關研究

Kendler 等人（2003）研究發現失落與恥辱事件會引發憂鬱症，但在性 別上沒有顯著差異存在。許雅惠與辛宜津（2006）以 5,876 位大專學生為研 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憂鬱狀況上並無顯著差異。王 嘉琪（2009）以 666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學生憂鬱狀況，研究結果 發現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憂鬱傾向上並沒有顯著差異。吳元蓉（2006）研究 臺灣中部 1,344 位大學生之憂鬱現狀，研究發現大學男女性在憂鬱傾向上沒

有性別差異。林佩諭（2012）以 997 位大學生為樣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 之憂鬱狀況並無男女差異存在。簡吟如（2009）與朱育萱（2011）同樣以臺 灣地區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與上述研究相同，男女生在憂鬱傾向上 並沒有顯著差異。

但 Song 等人（2008）研究發現香港大學生之憂鬱分數在性別上有顯著 差異，女性之憂鬱分數較男性高；然而在北京之大學生其憂鬱分數在性別上 沒有顯著差異。葉雅馨與林家興（2006）調查 10,882 位 18 歲以上成年人，

研究發現 11.74%的人憂鬱達到嚴重程度，而男性憂鬱比例為 9.66%，女性憂 鬱比例為 12.74%，女性憂鬱比例明顯高於男性；林耀盛、李仁宏與吳英璋

（2006）的研究同樣也發現女性憂鬱狀況較男性高。黃于芬（2007）則以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女性在輕度、中度及重度憂鬱的百分比皆高於男性，

且女性之整體憂鬱傾向顯著高於男性。劉嘉年（2009）調查 23,466 位 20 歲 以上臺灣成年人之憂鬱現況，研究亦發現女性憂鬱較男性高。黃惠貞與姜逸 群（2005）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亦發現大學女性的憂鬱傾向明顯 大於男性。

由上可知，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其憂鬱傾向是否具有性別差異，各研究結 果仍未顯示一致結果，但發現憂鬱具有性別差異的研究結果皆指出，女性憂 鬱傾向比男性高。

二、 年級方面

（一） 親子關係與年級之相關研究

葉純旭（2012）研究也發現，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親子關係上沒有顯著 差異。陳淑芬（2009）研究發現不同年級的受試者在親子關係上沒有顯著差 異。然而，陳淑美（1981）以 2,112 人為研究對象，探討青少年所知覺之親 子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感到父母之拒絕、懲罰、命令等態度隨著年級 增長而有下降的傾向。Branje 等人（2010）以 1,313 位青少年為研究對象，

分成兩組，結果發現年長組親子關係較差。由上述研究可知，親子關係是否 在年級上具有顯著差異，國內外研究仍未顯示一致結果。

（二） 解釋風格與年級之相關研究

楊晴如（2009）在以大學生為樣本的研究中發現，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 普遍性解釋風格上具有顯著差異，四年級學生得分顯著低於一年級學生，但 在其他解釋風格分量表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然而，徐佩君（2000）以國小 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年級之學生其解釋風格沒有顯著 差異。謝慧屏（2010）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不同年級之國中生其 解釋風格並無顯著差異。葉真秀（2004）的研究也發現相同結果，其以高中 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不同年級之學生其解釋風格並無顯著差異。由上述 研究可知，國中小學生之解釋風格在年級上多數研究皆顯示並無顯著差異；

而在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研究發現普遍性的解釋風格有年級上的差異。

解釋風格是否會隨著個體的年齡成長而有所差異，值得深入探討。

（三） 大學生憂鬱傾向與年級之相關研究

吳元蓉（2006）以 1,344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學生憂鬱現況，

研究發現雖然大學二年級學生之憂鬱分數高於大三、大四，大一憂鬱分數最 低，但分數在統計比較後並未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其憂鬱 狀況並無差異。黃于芬（2007）研究亦發現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其憂鬱傾向並 沒有顯著差異。林佩諭（2012）同樣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不 同年級之大學生在憂鬱情緒上沒有顯著差異。但黃韞臻與林淑惠（2009）的 研究發現不同結果，其以臺灣中部地區 1,639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 果發現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其憂鬱具有顯著差異，大三與大四學生之憂鬱狀況 較大一、大二學生低。

三、 親子狀況方面

（一） 親子關係與親子狀況之相關研究

陳淑芬（2009）研究指出，父母維持婚姻關係的學生，其親子關係較父 母離異者為佳。葉純旭（2012）研究發現不同父母婚姻狀態之大學生在整體 親子關係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在親子關係中的情感交流與互動溝通分向度上，

父母為婚姻關係且同居者，其分數顯著高於其他父母婚姻狀態者。

然而，亦有研究指出父母離婚，會提高與母親之親子關係。Riggio（2004）

研究發現若父母離婚，則子女和母親之親子關係會提高，但與父親之親子關 係品質會降低。而相較於完整家庭之子女，離異家庭之子女對與母親之親子 關係較佳也較滿意。Riggio（2004）認為因為父母離婚，而降低了原本家庭 關係中的焦慮，進而促進母親與子女之親子關係。Riggio 與 Valenzuela（2011）

的研究也發現同樣結果，研究以 431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父母離婚與較差 之父親親子關係、較佳之母親親子關係有相關存在。

由上可知，父母婚姻關係完整與否會影響整體之親子關係，父母維持婚 姻關係者其親子關係較父母離異者佳。但在母親與父親個別之親子關係中，

父母的離異不見得會對親子關係有負向影響。

（二） 解釋風格與親子狀況之相關研究

黃鈴淯（2009）將受試者分成雙親家庭與非雙親家庭，研究結果發現兩 組受試者在解釋風格上並無顯著差異。蔡治平（2011）的研究也發現同樣結 果，其將受試者父母之婚姻狀態分成雙親、單親、繼親、隔代教養四類型，

研究結果發現四種類型之父母婚姻狀態的國中生，在解釋風格上並無顯著差 異。

（三） 憂鬱傾向與親子狀況之相關研究

Peretti 與 DiVitorrio（1992）研究指出單親家庭之子女相較於雙親子女，

其社交能力較差，且憂鬱傾向較高。Barber（1994）的研究亦發現相同狀況，

其比較雙親家庭與單親家庭子女之適應狀況，研究發現單親家庭之子女其憂 鬱傾向比雙親家庭高。國內研究也發現同樣結果，李仁宏（2004）研究發現 單親家庭的青少年其憂鬱傾向較高。林耀盛等人（2006）研究發現，單親家 庭之受試青少年，其憂鬱傾向皆較高。蘇吉禾（2009）研究發現，父母離婚 或分居的青少年，其憂鬱傾向較父母仍維持同居婚姻關係者高。楊年瑛與張

其比較雙親家庭與單親家庭子女之適應狀況，研究發現單親家庭之子女其憂 鬱傾向比雙親家庭高。國內研究也發現同樣結果，李仁宏（2004）研究發現 單親家庭的青少年其憂鬱傾向較高。林耀盛等人（2006）研究發現，單親家 庭之受試青少年，其憂鬱傾向皆較高。蘇吉禾（2009）研究發現，父母離婚 或分居的青少年，其憂鬱傾向較父母仍維持同居婚姻關係者高。楊年瑛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