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俄羅斯與台灣轉型正義實證
第二節 威權解構與民主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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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威權解構與民主肇建
往昔，傳統、宗教、君權神授及社會歸屬授予非民主統治相當之合法性，迄今，
威權體制治理之正當性，則往往奠基於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322。然意識形態之維 繫，通常伴隨國家官僚體系之僵化、社會經濟失衡之惡化，而逐漸衰耗，泰半時 候，自我更新為威權政體之存亡要題，任一政權若匱缺自我更新之機制反應，則 往往導致該統治合法性之剝蝕323。正統合法性之危機，通常指涉自傳統社會過渡 至現代社會之過程中，不同階級、利益團體對國家政治經濟各方面發展路徑產生 歧異，而隨之所衍發324。面臨統治合法性之剝離，威權政體領導者經常循下述五 種途徑以為因應325：
(一) 拒絕承認合法性之削弱，並堅信能持續掌握權力。
(二) 憑藉逐漸增強之殘酷鎮壓與強制性服從，以取代日益渙散之義務，進而獲 致存續。
(三) 挑發對外衝突，冀圖藉訴諸民族主義以移轉焦點，而恢復統治之合法性。
(四) 裝飾民主合法性之外貌於其政權上。
(五) 專制政體領導者，毅然因勢利導主動終結威權統治，並導入民主體制。
總結上述，威權政體往往於歷經一該政權己身能力所帶至無可避免之幻滅階 段，抑或在社會經過相當程度之轉型發展後，統治合法性與現實間之聯繫將逐漸 鬆動，致使威權體制受迫進行結構性調整，而轉型開啟之萌發，泰半濫觴於物質 之期盼，且循經社會與經濟轉型所帶至之重大演變，亦總為深刻影響其價值體系
326。而對一黨體制之國家言，亦具三要素而決定該政體政治壟斷態狀與否：
(一) 國際社會對該政治體制之態度與作為。
(二) 政治體系中支持者與受排拒者間，政治動員實力及意識型態強弱之差異。
(三) 政治核心菁英間之和諧程度與關係互動327。
同時黨國體制若要維持其統治鞏固，則首先須黨對國家之全然壟斷，即執政黨 之政治菁英循經「民主集中制」之領導模式，而貫穿、滲透國家機構之軍事、官
322 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46.
323 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48.
324 參見孫哲著，獨裁政治學 (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頁 380。
325 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55-57.
326 參見蔡東杰著，台灣與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較研究 (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年)，頁 175。
327 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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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參見 Alfred Stepan, “Democratic Oppos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2(1997), p.662.
330 參見蔡東杰著，台灣與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較研究 (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年)，頁 197-198。
331 參見倪炎元著，東亞威權政權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 (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1995 年)，頁 317。
332 參見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6.
333 參見 I. Deutscher,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59-60.
334 參見 A. R.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18.
335 參見 A. R.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76-79.
336 參見徐桂香著，「俄羅斯聯邦體制及民族分離的挑戰-以韃靼、車臣與喀爾瑪克為例」，蒙藏委員會八十
八年度專題研究 (台北：蒙藏委員會，1999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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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該主要問題表現於經濟層次，而刺激經濟加速發展即為關鍵癥結所在，事實 上，在當時之俄國，經濟成長將對經濟、社會、政治及意識形態等國家內外部層 次，衍發刻不容緩之影響，然由於在蘇維埃體制下，公有經濟皆為國家所控管，
並以行政命令指揮經濟活動，因而若要革新經濟，非同時改革政治體制則不為功
337，循此，爾後戈爾巴秋夫之政策即從著重刺激經濟發展(uskorenie) ，轉向為 促進民主化改革，亦稱體制內改革(demokratizatsiya) ，並同時開啟共黨內部 改革機制，而致使共黨執政末期得以對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多黨體系、
尊重法治及意識形態自由化所默許，另爾，俄國之國際戰略主軸亦始探尋以合作 替代對抗之可能338。
戈爾巴秋夫上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於 1985 年 4 月蘇共中央全 會即首提出「改造」(perestroika)之新戰略準則與基本方針。初始，戈爾巴秋 夫進行改造之主要目的在於克服俄國停滯不前之經濟情勢，藉由建構相關具效能 之機制以加速俄國社會與經濟之發展，稍後，即發覺若僅於經濟場域內進行改 造，則不易收致預期效果，因而，毅然決定同時開啟政治改革，並在社會主義體 制內，而授予人民最大限度之民主339。1986 年蘇共第 27 次代表大會中，戈爾巴 秋夫亦闡示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之指導，並於該次大會中指陳：
(一) 盡善人民代表制度與強化蘇維埃選舉機制之民主化。
(二) 擴充各種職務之選舉制度與徵選機制。
(三) 逐步提升社會組織，譬如工會、各創作協會及志願協會等，在人民社會主 義自治體系之位階，並擴大渠等對國家決策機構之約制作用。
(四) 貫徹政治公開原則，提升人民對政府決議與政策執行成果之理解，並使政 治公開性成為常態。
(五) 深化法制建設，而使法律著實成為經濟改革與社會公平正義體現之基石340。
1987 年元月，蘇共一月全會通過「關於改造與黨幹部政策」之決議案，其中 特別強調「黨內民主」之實行，而循此次決議中，各基層黨組織於黨委員書記選 舉時，全體黨員皆具意見表達之權利，同時各級書記亦律採秘密投票方式產生，
而各級委員會之任一委員皆能推舉候選人，且人數不受限制341，另爾，亦受黨內 民主之影響，對選舉辦法進行修訂，而奠定民主政治之根基，譬如，往昔在政府 與社會之選舉過程皆採同額選舉模式，改革後，則轉變為差額競選機制，同時非
337 參見尹慶耀著，蘇維埃帝國的消亡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頁 193。
338 參見 Stephen White, “Russia’s Troubled Transition,” in David Potter ed, Democratization (Malden, Mass. :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pp.422-423.
339 參見畢英賢著，新蘇聯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 年)，頁 47。
340 參見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等著，蘇聯興亡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682。
341 參見李玉珍著，「共產黨」，收錄於畢英賢主編，蘇聯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 年)，
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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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亦可成為候選人，此舉可謂爾後多黨政治之肇基342。
蘇共第 19 次代表全國黨代表會議於 1988 年 6 月所召開，會議中，戈爾巴秋夫 提出「關於蘇共第 27 次代表大會決議之執行成效與改革深化進程任務」之專題，
報告中即指陳，政治體制改革為整個進程所不可逆轉之關鍵與保證，並強調公開 性、民主化及社會主義多元表徵為革新之必要條件343，並遵循此次黨代表決議，
俄國政治改革之任務涵蓋下述幾要項：
(一) 給予俄國社會儘可能、廣泛的自治場域。
(二) 創設一靈活運作之機制，以回應各階層與社會組織之利益與意志。
(三) 確保裨益每一民族與部族自由發展之充要條件。
(四) 加速社會主義法制、律法與秩序之強化。
(五) 明確劃分黨與政府之功能，亦即實踐「黨政分離」模式。
(六) 建構效能機制，以確識社會各階層皆能發展與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及自治則
344。
1988 年 11 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對憲法進行修訂，並於此次增修案中，
始創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為國家最高之權力機構，進而由人民代表相互 選舉出「最高蘇維埃」，而為人民代表大會之常設立法與監察機關345，修繕後之 憲法，使俄國政權機關之構成與權能呈現出若干新貌：
(一) 新設人民代表大會，而以代置往昔之蘇聯最高蘇維埃：
(二) 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蘇聯最高蘇維埃，並定每年開會兩次，會期為 3 至 4 個月。
(三) 創設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以作為國家元首，並擴充其權限。
(四) 另設立「護憲委員會」，該成員由人民代表大會自政法專家中所遴選，任期 為十年，負責研議法律草案悖逆憲法與否346。
1989 年 3 月，俄國實行首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之普遍選舉，此次普選為俄國 史上第一次自由選舉，亦為俄國民主化之肇基，而就俄國政治制度言，此為一項 關鍵之變遷，1989 年 5 月 25 日俄國首屆人民代表召開第一次大會，過程中戈爾 巴秋夫以 2128 對 87 之票數懸殊比例，受選為改制後第一屆最高蘇維埃主席347，
342 參見洪茂雄著，戈巴契夫評傳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 年)，頁 64-65。
343 參見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等著，蘇聯興亡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688。
344 參見畢英賢著，新蘇聯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 年)，頁 50-51。
345 參見 Yurii A. Tikhomirov, “Problems of Ec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in Russian Federation,” in Jeffrey W.
Hahn ed,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72.
346 參見龍舒甲著，「政府」，收錄於畢英賢主編，蘇聯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 年)，
頁 284。
347 參見畢英賢著，新蘇聯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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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無庸置疑，改制後之最高蘇維埃已然非共黨之橡皮圖章，健全之國會實為 法治國家之基石，而俄國議會民主之嘗試，亦驗證戈爾巴秋夫之民主改革進程
348。1990 年 2 月之蘇共中央全會，推出新政治綱領，並同意修改憲法，廢除共黨 一黨專政之陳規，而確立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制，進而衍發列寧式政黨之 根本質變，同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亦通過憲法增修案，允許多黨制之合法存續349， 而於拋棄共黨一黨專政之同時，戈爾巴秋夫亦決定為確保國家發展穩定、加速重 建步伐，並使各政府機構在實行民主化過程中能維持正常營運，應實施總統民選 且賦予充足之行政權限，因而，強調「總統制」亟需刻不容緩地肇構，順此，1990 年 2 月 27 日，俄國通過一項憲法增修案，而確立總統制之實行，同年 3 月 14 日，人民大表大會即審議通過「關於創設蘇聯總統及蘇聯憲法(基本法)修訂與補 充法」，並於翌日票選戈爾巴秋夫為蘇聯首任總統，逕於當日就職350，另值得注 意的為，總統制之實行不僅為俄國政治體制改革之里程碑，亦使得立法權和行政 權分離，而與司法權鼎足而立，逐漸形塑三權分立之民主政治象徵，同時，亦對 黨、政功能與權限做出劃分、區隔351。
二 葉里辛主政時期之政經轉型
俄國經過戈爾巴秋夫 6 年之改革歷程，逐漸侵蝕既存之舊體制，最終導致蘇聯 之解體，並促成世上最後一個帝國之終結352，而蘇聯之共產體制衰亡之主因，或
俄國經過戈爾巴秋夫 6 年之改革歷程，逐漸侵蝕既存之舊體制，最終導致蘇聯 之解體，並促成世上最後一個帝國之終結352，而蘇聯之共產體制衰亡之主因，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