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與台灣轉型正義之比較研究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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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立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碩士論文指導教授：王定士博士. 俄羅斯與台灣轉型正義之比較研究政治大. 立.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研究生：江子揚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五月.

(2) 謝誌自完全商學背景，跨入區域政經研究趨向的俄羅斯研究所就讀，即預告了碩士學涯的驚奇與不凡。在研究所求學期間，收獲許多以往未曾接觸的知識與議題，「俄國史」、「蘇聯史」的課程讓子揚對俄國歷史發展軌跡，得以清晰且全盤地了解俄國史觀的脈絡；「國際經濟研究」、「國際政治研究」兩門課的修習厚實了對環環相扣、牽一髮動全身的全球政經局勢變化，更深入的理解與掌握；「初級俄語」、「中級俄語」不僅能夠學習到第三外語，更難能可貴的是，在俄籍老師全俄語授課的環境下，彷彿身處俄國，如沐春風，此等皆再再地使子揚吮指回味。本論文得以完成，幸賴老師們的提攜與愛護。洪美蘭老師的諄諄教誨，讓子揚對俄羅斯及中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與轉型進程，得以一窺堂奧；魏百谷老師在能源議題上的專業，讓子揚更能貼近全球能源市場發展的外廓；林永芳老師在政治與社會學域深厚的學識，往往給予子揚在面臨研究瓶頸時，關鍵的開門鑰；當然，子揚最感激的莫過於指導教授王定士老師，王老師總是亦師亦友、親切地教導子揚，在論文撰寫過程，細心、逐字逐句地指正用語、格式及邏輯上的缺失，所有的一舉一動，子揚皆感念在心。此外，感謝我的口試委員彼薩列夫老師，遠從淡江大學前來，在口試過程中，給予我許多難能可貴的俄方觀點，讓我能更多元地來檢視論文架構；對民主化研究有深厚涵養的李酉潭老師，提供我許多關於民主轉型更深入且扎實的指導，讓我的論文充實而不流於空洞。在論文撰寫過程碰到資料不足時，感謝莊國榮老師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文獻資料，並不吝啟迪我相關概念與導正脈絡，在此，子揚對各位老師們，致上個人最深的敬意。.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i n U. v. 在碩士班求學過程，也感謝許多曾照顧過我的學長、學姊，當然，所有的同學們，嘉恩、嘉瑜、奕超、孟融、雅韻、其翰、家賓、煥宇，及法律系摯友義欽，謝謝你們陪我渡過這段美好的時光。. engchi. 最後，感謝一直以來無怨無悔愛護我的家人。爸爸、媽媽、弟弟、外婆、大姨、小姨、姨丈，謝謝您們的鼓勵與支持，對我而言，您們是我最大的精神支柱與幕後功臣，對您們的謝意絕非隻字片語得以形容，真的謝謝您們。學海無涯，現今不若一葉扁舟，要想在汪洋中穩抵彼岸，唯有勤勉不懈的學習與自我充實，方可達成，在此，子揚深深以為自勉。子揚誌於政治大學俄羅斯研究所 2010 年夏暑.

(3) 摘要本論文主要透過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以探析「轉型正義」行為模式之創制與發展，並循比較政治研究途徑對俄羅斯及台灣實踐「轉型正義」之特性，進行異同比較。檢視 20 世紀下半葉，諸多威權政體相繼歷經民主轉型過程，對前朝政權系統性斲害人權等罪愆之施暴者與蒙難者該如何處置，往往為此等轉型國家之嚴峻挑戰；「轉型正義」即泛指新興民主國家面對該挑戰時所採取之各項措施。相關對以往威權罪愆之回應，現今，國際間已啟動轉型正義機制之國家，大多循經刑事訴責、公共遺却及真相委員會等三途徑以進行。. 政治大. 本論文認為，歷經民主轉型，俄羅斯發生轉型正義之動因乃為深化與維持民主體系，遏止威權復辟之可能，並擇取「祛記憶」途徑以進行，在實踐作為層面則因集體遺却與政治冷漠，而遭所侷限；台灣發生轉型正義之動因為深化與維持民主體系，遏止威權復辟之可能，並擇取一類似於「真相委員會」途徑以進行，在實踐作為層面則受到國家認同與族群分立等情境所制約。. 立. Nat. n. al. er. io. sit. y. ‧. ‧ 國. 學. 關鍵詞：民主轉型、正義價值、轉型正義、俄羅斯、台灣. Ch. engchi. i. i n U. v.

(4)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behavior patterns through new 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 and to compare the similar and different features that “transitional justice” practiced in Russia and Taiwan through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roach. Recall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many authoritarian regimes have bee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regime of former victims of systematic human rights of battle sins of the perpetrators and how to dispose of those battered, often for this and other challenge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transitional justice "that refers to the new democracies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various measures taken. The relevant authority of the past sins of the response, now, internationally, the nations that begun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mechanism, great majority, through the prosecution channel, the amnesia channel and the truth commissions channel to proceed..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This author argues in this study that, after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factor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Russia is to deepen and mainta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guarding against the possible of authoritarian of restoration, and to choose the ”disremembering” channel. The practice is restricted by collective amnesia and indifferent of politics; the factor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is to deepen and maintain the a ldemocratic system, guardingi vagainst the possible of authoritarian of restoration, and nsimilar to the "truth C hto choose a channel U e n gbyc some h i situations like national commissions ". The practice is restricted identity and ethnic division.. n. er. io. sit. y. Nat. Key words: democratic transition, just value, transitional justice, Russia, Taiwan. ii.

(5) 目次第一章. 緒論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1 第二節假設命題與研究架構……………………………………………6 第三節文獻述評與研究方法……………………………………………10. 第二章. 轉型正義形塑與理論建構第一節轉型正義概念與意涵……………………………………………23 第二節轉型正義與民主轉型……………………………………………29 第三節轉型正義運作之兩難……………………………………………36 第四節轉型正義途徑與建制……………………………………………41 第五節小結………………………………………………………………52. 立. 政治大. 俄羅斯與台灣轉型正義實證第一節體制確立與統治經驗……………………………………………55 第二節威權解構與民主肇建……………………………………………67 第三節政府相關措施與作為侷限………………………………………80 第四節制度與結構性約制………………………………………………86 第五節小結………………………………………………………………91. 第四章. 結論第一節俄羅斯與台灣轉型正義進程之比較分析………………………93 第二節建議與展望………………………………………………………98. ‧. ‧ 國. 學. 第三章.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參考文獻……………………………………………………………………………100. iii.

(6) 圖表目錄圖 2-1 正義概念化…………………………………………………………25.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v. i n U. v.

(7) 第一章緒論緒論為文章結構一部份，並提供讀者關於該研究議題之背景資料。緒論目的為構制一個系統，而使讀者能獲悉該研究與它等研究間之關聯1。擇定「研究問題」及建構「研究假設」為研究程序之前二階段，且兩者須連貫呼應2。本論文主要透過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new 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以探析「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行為模式之創制與發展，並循比較政治研究途徑(comparative politics approach)對俄羅斯及台灣於「轉型正義」作為之追尋、實踐等層次上，所表現之徵候、特殊性進行異同比較。.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學. ‧ 國. 立. 政治大. ‧. 爬梳人類歷史發展過程，實然不乏集體犯錯之先例，返視納粹對猶太人之殘弒，近至盧安達所衍發之大屠殺行徑，皆可窺見人類社會大規模集體過錯之跡痕，中東歐區域自轉型以降，共後時期，新政府與社會該如何面臨，前共黨統治時，對社會與人民所施加之斲傷，此舉即促發學術界廣泛之探討與反思，因然，「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ice)遂成為政權更迭，抑或政治轉型之聚焦研 3 究議題。.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當代政治民主發展歷程上，全球政治變遷濫觴於 19 世紀美國及法國革命之首波民主化起4，迄今摡括產生三波民主化5之浪潮。一般咸認，對政治轉型之定義指陳為，由一種政權型態變更為另一種政權型態之轉型期6，而此一期間政治轉型內涵則指涉:從極權轉至民主以及從威權轉至民主7。第三波民主化發韌於南歐 1. 參見 M..A.Wilkinson, The Scientist’s Handbook for Writing Papers and Dissert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ew York：Prentice Hall, 1991), p.96. 2 參見張邵勳著，研究方法 (台中:滄海書局，2000 年) ，頁 83。 3 參見葉俊榮著，轉型正義初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1 年，頁 2。 4 參見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6. 5 通常「一波民主化浪潮」指的為，在一特定之時期內，一群組國家由原先非民主狀態轉型為民主政權，並且與此同時，極為顯著地朝向民主型態轉型之國家數量將超過反向轉型之國家。而一波民主化浪潮通常亦指，在尚未達到全然民主化之政治體制所出現之自由化抑或部分民主化。參見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5. 6 參見吳文程著，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比較政治理論的檢視與批判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年 9 月) ，頁 27。 7 參見吳文程著，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比較政治理論的檢視與批判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

(8) 葡萄牙里斯本，既而短暫時間內，即有著為數眾多之國家開展了民主化之歷程。在東歐地區，威權政治體系正被民主政體所取而代之;非洲地區，由強人、私家所領導之一黨制政體，亦遭受來自甫獲政治自由之反對勢力所挑戰;拉丁美洲地區，軍事獨裁政權於數年前即已開始崩解;眾多亞洲國家中，威權政體正逐漸邁往，抑或被迫轉型為民主體制8。甫經民主轉型歷程而成立之新政權，其民主根基往往淺紮且脆弱，因而民主深化(democratic deeping)即為民主是否業已鞏固之首重課題9。而關於民主鞏固與否及能否持久存續下去，轉型後之新政權面臨若干議題，其中如何面臨、正視前威權政體之過往遺緒，而復歸國家正常化與重建歷史秩序，即如同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述對「施刑者之難題:法辦及懲罪，抑或寬恕及遺卻」(The Torturer Problem：Prosecute and Punish VS. Forgive and Forget)10之處置，此即本論文所欲探討之主題。民主轉型之後續進程與「轉型正義」所欲處置之提問內涵，往往具通同及重置項目，因而可謂「轉型正義」為承繼民主化與民主鞏固之研究脈絡所推衍。如何妥善地處置前威權政體之象徵、信條、組織、律法、文官及領導者，即為新興民主政權所須適當作出決策。而在此等問題之背後，往往隱含著若干本質問題，舉凡國家認同及政權之適法性等皆然。承繼前朝政府上台之民主政權往往尋覓機會以揭發、抑或追訴前政府官員之失職、腐化抑或欺詐之犯行。而代前威權政體以主政之民主政權，時常面臨著一個嚴肅、易受煽動及高政治敏感度之問題，此即民主政權對於侵害人權，諸如謀害、綁架抑或非經審判即監禁等由前威權政府官員之犯行，應該如何回應?為採循法辦理及懲治較為妥當，抑或予以寬恕及遺忘較為適切?此等對於過去罪行追責與否之兩難情境即為新上任民主政府所須謹慎、仔細所處置。值此同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之議題即於 11 此等政治秩序更迭之特殊情況下所出現。.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20 世紀下半葉諸多威權政體相繼歷經民主轉型過程後，對前朝政權系統性侵害人權等罪愆之施暴者與受暴者該如何處置，往往為此等轉型國家之嚴峻挑戰，而「轉型正義」即泛指此等新興民主國家面對該挑戰時所採取之各項措施12。「轉型正義」為自威權獨裁轉型至民主之新興民主國家，所共同面臨之政治及道德難 2007 年 9 月)，頁 57。 8 參見 Georg Sø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p.1. 9 關於民主鞏固(consolidated democracy) 之意涵，Juan J. Linz 認為:政治行為主要者、各政黨抑或組織化之利益團體、勢力抑或機構，其一致認同僅有透過民主程序，而無其他獲致權力之途徑，同時亦無任何政治機關抑或團體組織，擁有能夠否決經由民選所產生之決策者所採行為之權力。此等非為排除任何少數團體預謀以侵害民主之手段以挑戦抑或對民主程序之正當性予以質疑。然其卻意味著政治主要之行為者將不會靠向此少數團體，而使其在政治上仍處於被孤立之情況。易言之，即民主程序須被視為「該地唯一之競賽」。參見 Juan J. Linz,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3, no. 3 , 1990), p.158. 10 參見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11. 11 參見 Ruti G.. Teitel, Transitional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 12 參見葉浩著，「價值多元式轉型正義理論:一個政治哲學進路的嘗試」，台灣政治學刊，第 12 卷第 1 期 (台北:巨流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 年 6 月)，頁 11。. 2.

(9) 題，並且往往導因於轉型過程迥異、道德價值不同，因而相異之新民主國家對於轉型正義通常具有不同之處置方式13。另爾，「轉型正義」在諸多轉型至民主體系之國家皆為民主化歷程之核心議題。而「轉型正義」最顯著之表現形式，即為對舊政權之罪愆進行公審動作。轉型期之起訴、審判與懲罰，可有效地劃分前、後政權，並透過公開宣示前政權違法行為之過程，以助於對建立民主政權新價值及正當性，值此同時，亦由於審判在實際層面上具促進自由之作用，而提高了法律價值，並對於憲政主義及法治同然產生貢獻。審判提供一個方式，而能夠公開譴責過去之暴行與非義，並對於新法治與憲政賦予正當性，進而成為民主鞏固之重要過程14。轉型期之國家，在面臨與處置相關「轉型正義」議題時，往往受制轉型驅使動因、政權更迭性質、民間社會力量、軍隊武裝程度及民情風俗等變因之複合交叉影響，因而於轉型國家中呈現多元並存之態狀15。第三波民主化自 1974 年發軔於葡萄牙，迄今已然超過三十年。相較 1974 年，全球僅有 39 個民主國家，智庫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 2005 年底揭櫫之最新世界各國自由調查報告中，可以窺見：全球 192 個國家之中，「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共有 122 個，並涵括 89 個「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同時亦為自由的國家；其餘 33 個國家則被評量為「部分自由」，其中，俄羅斯與台灣皆為第三波民主化浪潮時，從威權或極權政體走向民主體制之國家16。本論文之所以擇取俄羅斯與台灣兩國為研究、比較之標的與對象，導.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因於下述幾項相似處:首先，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朝向民主政治發展之政權可茲分為三個群組:一黨體制、軍事政體以及個人獨裁政權17。其中俄羅斯與台灣皆歸類為一黨體制之威權政權。再爾，俄台18兩國同由具革命傾向之政黨所建立之威權國家，既而開啟民主轉型歷程。最終，歷經民主化後，俄台兩國現今皆處於民主鞏固階段19，而「轉型正義」之行為從事即為此期間重要之措施與課題，同時亦為深耕民主價值與否之關鍵要素。因而，探究「轉型正義」在俄羅斯和台灣政治變遷過程中之導入與發展，以及兩國政府相關措施作為，即為引發筆者撰寫本篇論文之動機。.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13. i n U. v. 參見吳乃德著，「轉型正義和歷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編委會編著，思想，第 2 期 (台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年 6 月) ，頁 1。 14 參見汪平雲著，「國民黨黨產、黨國體制與轉型正義-「有轉型而無正義」的台灣民主化」，當代，第 230 期 (台北: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年) ，頁 15-16。 15 參見葉俊榮著，轉型正義初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台北：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0 年)，頁 2。 16 參見李酉潭，「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與俄羅斯的觀察」，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6 期 (台北：2006 年)，頁 33-34。 17 參見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10. 18 威權時期掌控台灣之中國國民黨，其於 1920 年代所謂之「聯俄容共」時期即曾聘請蘇聯顧問，而有過向蘇聯共產黨學習，改造為革命政黨之經歷。參見若林正丈著，許佩賢、洪金珠譯，台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 (台北: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9 年 8 月) ，頁 35。 19 Sørensen 修改 Rustow 在其著作《Transitions to Democracy》之見解後提出民主轉型之模型，並認為民主化須先具備背景條件(國家統一)，進而歷經準備階段(非民主政體之瓦解)、決定階段(開始建立民主秩序)以及鞏固階段(紮根民主於政治文化中)等三階段民主化進程，並且各階段經常發生重疊。參見 Georg Sø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98), pp.39-45.. 3.

(10) 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旨在表達「基於何等目的而進行此項研究，及希冀實現何等結果」20。研究目的主要為傳達研究之總體核心思維，且一良等之質化研究於陳述研究目的時，應與所提出研究之內容相呼應，而對所採行之研究步驟予以闡述21。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亦對研究目的產生制約，並為研究之中心指標，質化研究通常須至少一個核心問題及數個次要問題22。關於本篇論文主題研究之目的，筆者首先回溯、探究國際上已從事「轉型正義」行為國家之政治經驗與歷史記憶，並據此為論述基礎而推導出「轉型正義」之發展，及過程中所面臨之難題。再爾，將透過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new 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建構出「轉型正義」之理論及具體作為。進而透過比較政治研究途徑(comparative politics approach)分析在歷經民主轉型過程後，俄羅斯與台灣兩國政府對「轉型正義」議題之政治行為與政策產出。.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20 世紀末葉，全球歷經所謂「第三波民主化」，任一新興民主國家無可避免皆須面臨民主體制未然穩固下，前威權勢力希冀政治命脈續延之企圖與本能。順然通過政治變遷期之國家政體，為求獨裁統治而運用國家機器以壓制人民及侵害人權等之政治暴力行為記憶猶新，因此為避免重蹈覆轍，始對過往威權政體在文化、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層面之遺緒進行處置，而渠等通常皆採史實真相調查與相關責行歸屬釐清之措施，同時亦為當時受難者平反並予以賠償與彌補。順此，其目的作為即在防範威權回潮與復僻，而得以維繫與深化甫肇建之民主機制，此即為「轉型正義」行為發生之濫觴。順此脈絡，俄羅斯與台灣皆為第三波民主化浪潮下之群組國家，自威權獨裁轉型至民主政體，俄、台兩國追尋轉型正義之動機為何？採行何等途徑開展轉型正義，進而實踐？又政府機關於推展與實踐轉型正義時，其羈絆性制約為何？本論文冀圖探析轉型正義在俄羅斯與台灣之發生動因、途徑擇取與措施落實，亦即本論文冀圖比較轉型正義作為於俄羅斯與台灣開展之異同項。上述問題，亦可推衍出下列邏輯子問題：.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一) 歷經民主轉型，促使俄羅斯發生轉型正義之動因為何，採行何等途徑以進行，而實踐轉型正義時，所遭致如何之阻礙與困境。 20. 參見 F.L.Locke, W.W.Spirduso,& J.S.Silverman, Proposals that Work：A Guide for Planning Dissertations and Grant Proposals(4th ed.)(Thousand Oaks, CA：Sage, 2000), p.9. 21 參見 John 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 Approaches(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c2003), p.88. 22 參見 John 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 Approaches(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c2003), p.116.. 4.

(11) (二) 歷經民主轉型，促使台灣發生轉型正義之動因為何，採行何等途徑以進行，而實踐轉型正義時，所遭致如何之阻礙與困境。 (三) 轉型正義開展過程，俄羅斯與台灣在何等表現層面上具同質性，又於何處產生異質性徵候。.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5. i n U. v.

(12) 第二節假設命題與研究架構一、假設命題「命題」(proposition)僅為表示構念間之關聯，仍尚須加以驗證。研究者往往須擇取一情境，而將命題內各構念(constructs)以操作化(operational)；「假設」(hypothesis)則為各變項(epistemcologically corresponding variable, ECV)間之對應關係。假設僅為研究問題之暫時答案，僅有經過經驗實證，方為實真23。在質化研究層次，研究者則憑藉探尋一現象抑或概念以勾勒出研究問題24。本論文認為，在政治變遷時期同然歷經寧靜革命，俄羅斯與台灣進行轉型正義之動因乃為深化與維持民主體系，並防範威權復辟之可能。從而在政治文化、威權統治經驗與民主轉型模式等複合因素交叉作用與影響下，透過新制度主義概念與比較政治分析，俄羅斯與台灣政府機關在轉型正義途徑之擇取，及實踐作為所遭受之困阻呈現若干異同表徵。. 立. 政治大. ‧ 國. 學. 上述假設命題，亦可剖析為下列邏輯相關子命題：. ‧. y. Nat. (一) 歷經民主轉型，俄羅斯發生轉型正義之動因乃為深化與維持民主體系，並擇取「祛記憶」(disremembering)25途徑以行進，在實踐作為層面則因集. n. er. io. al. sit. 體遺却與政治冷漠，而遭所侷限：. Ch. i n U. v. 1918 年成立迄至 1991 年解體，蘇聯統馭俄國長達 73 年之久，並為世上首建之共產政權，. engchi. 其核心價值即為中央集權、專制獨裁。在此一價值體系下，蘇聯共黨對異議者自始即採鎮壓、脅迫與侵害等手段以維繫單一統治模式，因然政治暴力、人權侵害與政治冤獄等恐怖行徑總為層出不窮，並於史達林主政期間達至巔峰，而深切刻畫在俄國人民心中。 90 年代，葉里欽主政下之俄羅斯，首開啟政治與經濟雙重轉型，在此一國家型態劇烈變遷時刻，為避免衍發更廣泛之社會動盪與不安，而擇取祛記憶途徑行進轉型正義進程，然由於人民對往昔慘澹印象望之卻步，及對政治抱持冷漠態度，俄羅斯在轉型正義實踐上有所侷限與制約。. 23. 參見張邵勳著，研究方法 (台中:滄海書局，2000 年 2 月) ，頁 92。參見 John 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 Approaches(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c2003), p.74. 25 若干民主轉型國家為求民主化過程平穩，且降低舊有勢力之反彈，而選擇對過往歷史所遺忘，並放棄對獨裁者及統治集團作任何追責之行為。參見 Jon Elster, Closing the Books :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4), p.62. 24. 6.

(13) (二) 歷經民主轉型，台灣發生轉型正義之動因乃為深化與維持民主體系，並擇取一類似於「真相委員會」26(Truth Commissions)途徑以行進，在實踐作為層面則受到國家認同與族群分立等情境所制約：. 國共內戰失利，國民黨政權於 1949 年避秦台灣，同然建立一中央集權之獨裁政府，且為鞏固一極化專制體系而壓制、打擊本土勢力之發展與挑戰，播遷來台之初即發生「228 事件」之軍事鎮壓，國府統治期間亦制定戒嚴法、動員戡亂臨時條款諸等侵害人權之法條，藉此箝制政治異議者，在此戒嚴時期舉凡情治偵防、不當審判與羅織罪名等「白色恐怖」政治氛圍長期壟罩著台灣人民。90 年代，國民黨政府在李登輝主政下積極推動台灣民主化，並由 2000 年政黨輪替後之民進黨陳水扁政府所續承此一民主發展，同時亦強化轉型正義行進力道，然由於台灣民主轉型之始即為威權體系執政黨所主導，且把持絕大部分之政治資源，在此政治實力懸殊情境下，為求民主轉型過程和平、穩定，在追. 政治大為層面，亦受致國民黨政府長時間中國文化、史觀教化下，台灣內部所衍發諸如國家認立同歧異、族群分立等情境制約。尋轉型正義之途徑中呈現出歷史正義缺乏，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之詭譎徵象。在實踐作. ‧ 國. 學 ‧. (三) 俄羅斯與台灣在轉型正義進程上，皆具備相似之追尋動因，然在途徑擇取與實踐作為層面，則呈現若干相異之徵候：. sit. y. Nat. al. er. io. 俄羅斯與台灣皆為深化與維持甫肇建之民主體系，且防範威權復僻而始開展轉型正義進. n. 程，然由於政治文化發展、威權統治經驗及民主轉型過程等因素，而在途徑擇取與實踐. Ch. 作為層面呈現若干程度迥異之表徵。. engchi. 26. i n U. v. 為求民主轉型過程中與舊政權勢力協商行為之平順，所作出政治上必要之妥協，以追尋歷史真相為主而非究責起訴。參見 Alex Boraine, The Morality of Truth Commissions in South Africa, in Robert I Rotebrg and Dennis Thompson eds, Truth v. Justice：The Morality of Truth Commissions (Princeton, 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43.. 7.

(14) 二、研究架構本論文將依據上述假設命題及所推衍之邏輯相關子命題，從而設計相對應之章節大綱，茲詳列如下述: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節假設命題與研究架構第三節文獻述評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 轉型正義形塑與理論建構. 政治大. 第一節轉型正義概念與意涵第二節轉型正義與民主轉型. 立. 第三節轉型正義運作之兩難. 俄羅斯與台灣轉型正義實證. ‧. 第三章. ‧ 國. 第五節小結. 學. 第四節轉型正義途徑與建制. y. Nat. 第一節體制確立與統治經驗. sit. 第二節威權解構與民主肇建. er. io. 第三節政府相關措施與作為侷限第四節制度與結構性約制. al. n. 第五節小結. 第四章. 結論. Ch. engchi. i n U. v. 第一節俄羅斯與台灣轉型正義進程之比較分析第二節建議與展望. 本論文在章節大綱之排程上，筆者將茲分為四章以對於轉型正義在俄羅斯及台灣之發展與意涵進行論述。第一章:緒論。本章將茲分為三節，以闡述本論文之問題聚焦與研究程序。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該節內文將在研究動機中對於刺激、誘發筆者研究此一議題之情境事件予以說明，並進而於研究目的中述說筆者在觀察此一情境事件後，所導發之問題聚焦。第二節:假設命題與研究架構。該節內文中，筆者將在假設命題中，對於前述研究目的所導發之問題焦點，提出相關假設之應答，並 8.

(15) 於爾後章節中所為驗證，研究架構則根據前述假設命題邏輯，從而設計邏輯相關之章節大綱。第三節:文獻述評與研究方法。該節內文中，筆者將於文獻述評中，對與本論文主題內容意涵相關之文獻進行探討與分析，並於研究方法中剖析本論文寫作所採行之途徑與方法。第二章:轉型正義形塑與理論建構。本章將茲分為五節，以闡釋轉型正義內涵，並希冀建構出轉型正義理論。第一節:轉型正義概念與意涵。該節內文中，筆者將首先就轉型正義之概念意涵作一探究與釐清，並進而勾勒、形塑出該特殊之內涵價值。第二節:轉型正義與民主轉型。該節內文中，筆者將對於轉型正義與民主化兩者之邏輯相關作一連結，並闡述轉型正義在民主化過程之角色定位，以及處於民主轉型期之國家，在落實轉型正義時所面臨之難題。第三節:轉型正義運作之兩難。該節內文中，筆者將對轉型正義機制運作時，可能面臨相關之挑戰與制約予以分析。第四節:轉型正義途徑與建制。該節內文中，筆者將論述一從事轉型正義國家可採行之具體作為，及相關制度化之措施與內涵。第五節:小結。該節內文中，筆者將對此章前述四節，關於轉型正義之脈絡發展與其理論之構制，作一簡要之歸結。.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第三章:俄羅斯與台灣轉型正義實證。本章將茲分為四節，以闡述轉型正義在俄羅斯與台灣之導入與發展。第一節: 體制確立與統治經驗。該節內文中，筆者將回溯過去在俄羅斯，前蘇維埃共黨威權政體及國民黨政權在台灣之肇建，並對人權侵害與政治暴力等非民主行為，及相關威權統治經驗進行回溯。第二節：威權解構與民主肇建。該節內文中，筆者將探析俄羅斯與台灣歷經威權政體終止與民主機制建立之政治變遷期間，民主化動因、轉型策略模式及轉型過程經驗。第三節:轉型正義模式與實踐。該節內文中，筆者將探究俄羅斯與台灣在追尋轉型正義時，擇取何等途徑以開啟，並實踐之。第三節: 政府相關措施與作為侷限。該節內文中，筆者將析論歷經民主轉型過程，領導俄羅斯與台灣之新民主政權與其主政者，從事轉型正義相關措施與具體作為時，所面臨之難題及遭致何等阻礙。第四節：制度與結構性約制。該節內文中，筆者將探析羈絆俄羅斯與台灣新興民主政府，於轉型正義工程運作之制度與結構性約制為何。第五節:小結。該節內文中，筆者將綜合前述三節之論述，而對本章節內容作一精簡扼要之歸結。.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第四章:結論。本章將茲分為兩節，以對於轉型正義在俄羅斯及台灣之發展作一綜合析論，並總結本論文之研究結果與發現。第一節:俄羅斯與台灣轉型正義發展之比較研究。該節內文中，筆者將對第二章與第三章之研究歸結作一總體比較分析，以論述轉型正義在俄羅斯與台灣兩國發展之歷程以及面臨之難題，同時對比兩國之相似處與迥異點，而推導出最終結論。第二節:建議與展望。該節內文中，筆者將依據前述論文之研究發現，而提出後續研究之相關建議，並希冀蠡測俄羅斯與台灣兩國現今與未來之發展態勢。 9.

(16) 第三節文獻述評與研究方法一、文獻述評文獻述評旨在熟稔現今既存之知識，並知曉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概念、理論及文章資料27。同時對已作過之研究作敘述，指出渠等缺漏抑或忽失之處，系統化將讀者導入筆者對此議題之觀點28，且不僅提供一建立該研究之關鍵架構，亦為一將研究成果與它述發現相比較之基準點29。筆者於本篇論文中冀圖闡釋肇發於俄羅斯以及台灣之轉型正義行動與作為，並進行比較分析研究。此一議題將涵括形塑轉型正義概念與建構轉型正義理論、俄羅斯及台灣對威權遺緒之處置、轉型正義追循途徑、政府機關相關措施作為及實踐時所遭致之困阻。本章節首先將釐清既存一般性轉型正義概念意涵，再爾，則檢視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在歷經政治變遷時期，因應國情文化、歷史背景及轉型過程經驗而具多重途徑擇取與落實之相關文獻。.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一) 一般性轉型正義概念意涵. sit. y. Nat. n. al. er. io. 探循歷史發展軌跡，「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行為之出現、發生 30 絕非僅於近代，而可回溯至古雅典時期所發軔。然時至 1995 年，經由 Neil J. Kritz 編撰，美國和平組織所出版之三大冊 Transitional Justice :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 學術專書問世，方才確識「轉型正義」此一嶄新辭稱。該書導論中 Charles Duryea Smith 即將背景置於 1980 年代末葉，共產世界分崩離析、後冷戰時期開啟之時，眾多新興民主國家亟尋民主體系構制與創見複雜之民主公民基礎，而自過往之惡中所跨越。值此同時，渠等提出，如何以最適途徑開啟人民民主習慣，並建構司法體系而推進、擁護新自由萌發之大哉問。此提問遂透露轉型正義概念即為該如何憑藉對過往遺緒之處置，而助益民主之肇建31。伴隨此一關鍵文獻資料出版，既而關於轉型正義. Ch. engchi. 27. i n U. v. 參見張邵勳著，研究方法 (台中:滄海書局，2000 年 2 月)，頁 89。參見王玉民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 (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年 12 月) ，頁 356。 29 參見 John 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c2003), pp.29-30. 30 參見 Jon Elster, Closing the Books :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2004), p.1. 31 參見 Charles Duryea Smith, Introduction in Neil J. Kritz eds, Transitional Justice :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 (Washington, D.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5)., p.xvii. 28. 10.

(17) 之主題研究即陸續發表，各學術領域所蓬勃發展，不同領域之學者、專家紛紛透過己身研究範疇而逕採多重面向、途徑所為闡釋、論述。而以「轉型正義」為主題並首採論文集型式所出版，則編撰於 A.James McAdams 所著之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ew Bemocracies。論者嘗試透過對追尋轉型正義時法治之運用，及新興民主體系萌發之基礎維繫間複雜關係之探究，而作出理解，然在文中則延續二戰後之紐倫堡模式，即強調回溯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為主之正義觀點，並指陳民主政府在對前威權政體行「轉型正義」作為時，「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之角色價值32。法律學者 Ruti G. Teitel 在 Transitional Justice 一書中，採循法理途徑而論述「轉型正義」之意涵，並於內文中即開宗明義對轉型至自由民主政體須依循普遍、理想典範之觀念予以駁斥，首先，Ruti 冀圖闡釋在驟變之政治轉型時期，律法所扮演之角色價值，並認為於此等政治變遷時刻，律法之變革具特殊且結構性意涵，從而藉對眾多律法變革之探討，以描繪政治轉型期間律法及正義之特殊意義。再爾，則認為轉型正義問題於政治秩序更迭之特殊情境下所衍發，透過探尋政治變遷時律法之轉變，而對回溯舊惡責行產生積極、正向之理解，同時亦探究律法該如何因應獨裁專制政權而變更、正義之概念及肇建一自由國體之可能33。.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al. er. io. sit. y. Nat. 至此，2000 年後諸多於第三波民主化浪潮下之群組國家，皆陸續完成民主轉型進程，並開始對過往專制獨裁時期所衍發之社會不公義、政治壓制及人權侵害等遺緒進行處置，因而關於以「轉型正義」為主題所探討之學術論著即如雨後春筍般出現。Andrew Rigby 於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After the Violence 中對寬恕與和解間進行辨正，強調時間因素在處置過往遺緒之重要性，並冀圖建構出一和解趨向文化。論者認為和解與寬恕間具相當差異性，和解可與未來作一連結，同時要求原相互敵視之各方皆能積極參與其中。對未來作出共同準備為任何和解過程之關鍵，且於此基礎上之事實當事人，無論犯行者抑或受難者，對過往之種種渠等可以不忘卻，然應寬恕，而為實現和解、一致及和諧，在和解進程中某種程度之真相、仁慈、正義與和平皆須置入。另爾，創傷之癒合、憤怒之平息及爾後受難者之寬恕皆須時間，值此同時，真相、正義與和平之獲致亦然34。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Enriquez 與 Paloma Aguilar 於所編撰 The Politics of Memory :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中，透過記憶政治面向以詮釋「轉型正義」。論者認為長時間記憶政治於政治上所缺乏，在細微部份並非為記憶不將持續形塑社會與. Ch. engchi. 32. i n U. v. 參見 A. James McAdams ed,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ew Democracies (Notre Dame, IN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7), pp.ix-xvi. 33 參見 Ruti G. Teitel, Transitional Justic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5. 34 參見 Andrew Rigby,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 After the Violence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2001), pp.12-13.. 11.

(18) 政治行為，然有時記憶政治與受難者平反可能遭受擱置。記憶政治衍發政治性紀念與遺跡建造，且可分為兩層次所探析；狹義面向認為政府官方抑或公共記憶由政治真相與轉型過程正義所建構；廣義面向則指陳在一冀圖建構社會記憶之進程上，關於國家社會該如何詮釋與適應過往。在個別與集體記憶間、爾後與認同，及政治抑或社會過程，特別是民主轉型上建立連結非為一易事。各種不同社會群體於追尋未來時，社會記憶之形塑，此社會與文化的記憶政治為建構一多元政治社會抑或集體認同之整體過程，同時亦對民主深化有所助益35。同於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將「轉型正義」分為狹義與廣義兩類以為分析，Naomi Roht-Arriaza and Javier Mariezcurrena 在所編撰之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Beyond Truth versus Justice 中更指陳，若要強化「轉型正義」價值意涵之廣度，即須建構一平和社會，否則致力於廣度強化將可能變得毫無意義36。. 政治大. 對研究「轉型正義」行之有年，且於各式學術期刊、研討會發表過許多論文專著的 Jon Elster，繼 Closing the Books :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Historical. 立. ‧ 國. 學. Perspective 後，在 2006 年所編撰出版之 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中，藉懲罰與補償兩面向對政體轉型至民主後之正義. ‧. 問題進行析論。論者如述，對違法犯行者之懲罰，包括將相關公務員自政府機關所革職，即為「轉型正義」之一部份。另方面，則為對受難者之補償，舉凡財產復歸、遭受損失之賠償及更多象徵性措施如平反曾受不公義之判刑定罪等進行，並認為現今研究者多聚焦於懲罰層面37。於此，Daniel Philpott 在學術論著 The. y. Nat. sit. al. er. io. Politics of Past Evil : Religion, Reconcili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中亦提出，「轉型正義」可區分為兩類價值體系：懲罰正. n. 義與和解，強調和解為一種正義關係回溯，並認為和解過程無須牽涉政府程序，而可能出現在公民社會之中38。. Ch. engchi. i n U. v. 近年出版相關「轉型正義」之著作則見 2007 年 Edel Hughs, William A. Schabas and Ramesh Thakur 所共同編輯出版之 Atrocities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ability: Beyond Transitional Justice，渠等即於內文中揭櫫，衝突之肇發，非僅為一簡單之歷程，並往往皆伴隨大規模與系統化之人權侵害行徑，因而，衝突後之社會重構，即為一最適處置模式。新興社會往往體驗一衰退經濟與劣勢政治機制等相似難題，同時，權利之普遍匱乏，亦導致確識責任歸屬之額外問題，即對犯行者之追訴行動。責任之回溯受致涵括前行之劇烈衝突、現今政 35. 參見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01), pp.37-39. 36 參見 Naomi Roht-Arriaza and Javier Mariezcurrena eds,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Beyond Truth Versus Justic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 37 參見 Jon Elster ed, 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 38 參見 Daniel Philpott ed, The Politics of Past Evil :Religion, Reconcili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c2006), p.3.. 12.

(19) 治機構之陳述，及社會對過往確認之冀求等議題所為羈絆。在歸責過程，往往衍發若干實際之讓步，從而，並非總為能夠對人權侵害者予以懲治，且排除刑事追訴取徑於外。就此，傳統、既存之探討往往聚焦於和平與正義之兩難情境，即無刑事訴責檢驗之正義，抑或雖達至和平然無涵涉正義於內，而於懲罰審判與和解間，正義之體現，真相和解委員會或為一最佳之折衷途徑模式39。Kieran McEvoy and Lorna McGregor 於 2008 年所編著之 Transitional Justice from Below : Grassroots Activ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Change 則循經跨國家間相關「轉型正義」經驗回溯，而歸結並提出「由下肇發」(from below)之觀點，包涵源自社會基層對轉型正義之追尋，及參與行動之實踐40。次年，Hugo van der Merwe, Victoria Baxter,and Audrey R. Chapman 在所編輯出版之 Assessing theImpact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 Challeng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指陳，21 世紀起始數年之時，諸多新興民選政府取代先前專制、獨裁政體，並面臨來自過往遺緒與重建社會體系之多重挑戰。轉變過程中，渠等須探尋新模式以克服，抑或至少妥善控管各團體間彼此鬥爭所衍發之新衝突，進而重建相關機制與社會結構，並致力促成此氛圍於新政治體系中，然由於若干部分未盡全功，導致衝突持續發生而在處置過往遺緒時帶來新壓力升高41。就後衝突社會之轉型正義實踐，.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Joanna R. Quinn 於 2009 年編輯出版之 Reconciliation(s):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中，提出三項與和解取徑相關之課題：. n. al. er. io. sit. y. Nat. (一) 和解論理之定義與闡釋為何，現今相關轉型正義之論述，往往皆無對和解界定一明確、特殊之意涵。 (二) 和解之本質為何，雖諸多對和解為一過程，抑或行動作為之探討，最終已達至相當之共識，而若自此觀點出發，和解可循採不同之方法取徑，以確保各階段之落實，另有一觀點，視和解為轉型正義之終階，然此見地仍須修補與充實。 (三) 和解措施操作之對象範疇為何，和解作為有可能肇發於個別民眾間，亦有可能呈現於政治層面之和解42。. Ch. engchi. i n U. v. 2010 年，最新出版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之專書中，Monika Nalepa 即透過對共後歐洲，相關轉型正義追尋與實踐經驗之檢視，而指陳該進程所可能衍發之三項難題：. 39. 參見 Edel Hughes, William A. Schabas and Ramesh Thakur, Introduction, in Edel Hughes, William A. Schabas and Ramesh Thakur eds, Atrocities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ability: Beyond Transitional Justice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2. 40 參見 Kieran McEvoy and Lorna McGregor eds, Transitional Justice from Below : Grassroots Activ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Chang (Portland, Or. : Hart, 2008), p.5. 41 參見 Hugo van der Merwe, Victoria Baxter, and Audrey R. Chapman eds, Assessing theImpact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 Challeng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Washington, D.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9), pp.1-2. 42 參見 Joanna R. Quinn, Introduction, in Joanna R. Quinn ed, Reconciliation(s):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Montreal& Kingston: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 13.

(20) (一) 何以反對黨仍續持對赦免機制之信諾。 (二) 為何及哪個契機點，此信諾將受撕毀。 (三) 何等動因驅使前專制政權之承繼者，逕行消滅該信諾之履實。並於難題提出後，Monika Nalepa 即據己對共後歐洲之研究，而指涉邏輯相對應之解釋項： (一) 轉型前階段，恰逢共黨遭受責難之際，諸多異議團體即開展組織化之作為。 (二) 轉型階段，共黨奠基於藉自由抑或半自由化選舉之開啟，並憑此以換致赦免之授賦，而始與反對勢力開啟圓桌會議之召開。 (三) 轉型後階段，已於圓桌會議所達至之協議，亟可能更趨強化抑或受致消滅43。. (二) 當代國際轉型正義經驗模式. 政治大一般咸認，「轉型正義」往往與對前政權進行懲罰及審判相關。例如在英國立與法國發生革命後即對英王查理一世(Kings Charles I)及法王路易十六(Luis 44. ‧. ‧ 國. 學. XVI)進行審判，而此種模式之「轉型正義」亦延續至當代，例如二戰後對納粹德國所開啟之紐侖堡大審及對日本之東京戰犯大審。爾後，20 世紀所發生之民主轉型，在南歐，希臘與葡萄牙之承繼政權對前任軍事政府作出審判，在拉丁美洲與非洲，阿根廷對前軍事將領及它等軍官進行審判，而中非共和國亦對前獨裁者布沙卡(Jean-Bedel Bokassa)作出追訴究責行動。值此同時，由共產統治所轉型之國家中，羅馬尼亞與保加利亞接連對前共黨高層領袖進行審判，前捷克斯洛伐克共和國在歷經政治轉型後，亦對前共黨中高階官員追訴其責。德國之起訴行動一般則與柏林圍牆之射殺有關，並對全國各階層進行審判。前南斯拉夫共和國解體後所衍發之波士尼亞爭端與暴行，既而亦舉行審判。馬克斯政權垮台後之衣索匹亞，及政治轉型開啟後之盧安達，則分別對前政權高階官員與種族屠殺事件進行審判45。.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1939 年歷經內戰後，佛朗哥將軍在西班牙建立一獨裁政體，且於獲致勝利後，佛朗哥政權對戰敗之共和主義者進行鎮壓、嚴厲制約公民自由，且衍發諸多違反人權之暴力行為。然而，1975 年在佛朗哥將軍逝世後，西班牙國內並無出現「淨垢」(purge)與報復行為，西班牙人普遍認同「集體忘却」(collective amnesia) ，且察覺到在確保和平轉型至議會民主過程中，它等皆為次要的。此種模式途徑著實與佛朗哥將軍於 1939 年上台時，非旦沒有忘記過去，而對集體. 43. 參見 Monika Nalepa,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 44 參見 Ruti G. Teitel, Transitional Justi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7. 45 參見 Ruti G. Teitel, Transitional Justic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0.. 14.

(21) 記憶所無法忘却產生相當程度之迥異46。在西班牙案例中，佛朗哥政權上台後，並無任何淨垢措施之出現，同時亦不見「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抑或對曾導致死亡、受刑及非法拘留之責任歸屬進行審查47，而此等令人驚訝之現象或許與西班牙內戰之集體記憶影響，及內戰所導致之創傷記憶深刻植入西班牙社會內部有關48。處置威權遺緒時，致力於將終結過往作為強化新興民主秩序為中東歐國家之經驗途徑。在捷克斯洛伐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GDR) ，舊國家機構迅速且完全的崩解，而新舊政權之更迭並無歷經一談判、協商過程。舊政府已然失去對國家統治與主宰意志之能力，其中一關鍵表現即為對專政工具失去絕對之控制力-軍隊及國家安全機關不再為民主鎮壓所仰賴之力量。因而，僅要新政府有意願，則即能夠對過往種種違反人權事件與其作惡者所自由處置。在波蘭，政府與團結工聯間之衝突歷經漫長過程，且情況持續發生並從未中止。最終，實際上透過談判、協商而完成權力之移轉，然共黨仍持續維持對國防與內政相關重要部門之控制權。相似情況亦出現於匈牙利與保加利亞，政權更迭皆透過協商所達致，同時均歷經漫長之時間。然舊政權之人員仍具相當之勢力，以確保通過和平方式而成就權力過渡之完成，因而，新政治菁英廣泛開展淨垢措施之可能性逐漸降低49。由於國家間比鄰而居，且具備類同之情況.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與經濟體系，中東歐國家在轉型至民主政體時擁有特殊之同質性，同時並有相似機會在彼此間相互仿效。中東歐國家提供一特殊機會對分析政治正義與行政層面「淨垢」之影響，及為何若干民主國家採審判模式對過往之犯行者進行調查與「純淨」(cleanse)國家機關，值此同時，它等國家則循寬恕抑或赦免模式50。. er. io. sit. y. Nat. al. n. 90 年代時期，面臨國際譴責與國內抗爭加劇，南非少數白人仍具有特權，然它等絕大多數人民無選舉權之統治局面已為窒礙難行。在南非所實行之種族隔離制度已不再經得起日益提升之社會衝突、國際制裁與外交孤立之衝擊。1990 年 2 月 2 日，總統 F.W.Klerk 撤銷對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及它等民族運動與組織之禁令。10 天後，曼德拉甫自監獄中所釋放，值此同時，南非為建立全民共有之未來社會，開啟一曲折談判過程51。而為以促進和解及重建，則應對與政治目的相關和過往衝突所發生之行動、無作為、過錯實行大赦。. Ch. engchi. 46. i n U. v. 參見 Andrew Rigby,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 After the Violence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2001), pp.39-40. 47 參見 Adam Przeworki, “Algunos Problems en el Studio de la Transicion Hacia la Democracia,” in Guillermo O’Donnel eds, Perspectivas Comparadas, iii (Buenos Aires: Paidos, 1988), p.101. 48 參見 Paloma Aguilar,”Justice, Politics, and Memory in Spanish Transition,” in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 Transitional J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01), pp.92-93. 49 參見 Andrew Rigby,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 After the Violence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2001), pp.99-100. 50 參見 Carmen Gonzalez-Enriquez, “De-communization and Political Justi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 Transitional J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01), p.218. 51 參見 Andrew Rigby,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 After the Violence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2001), p.123.. 15.

(22) 於此，議會將根據憲法以制定一項包括相關機制、標準與程序，甚而法庭設置之法規，並於該法頒布後，據此而實施大赦計劃52。在對過往人權侵害行為之處置上，南非設置「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以進行，積極鼓勵人民對真相與和解過程展開辯論，同時僅可能使更多人民融入其中，甫自起始，南非即設法使人民確信「真相委員會」非為復仇傾向之「純淨」行動53。「真相委員會」之存在，皆優於受限之法院及恢復染有汙點之司法體系的合法性，且藉由真相發掘過程所創建，從而透過犯行者關於真相之自白、吐露而予以赦免其刑54。上述文獻包括對轉型正義概念意涵之探討，及當代國際轉型正義經驗模式，雖尚未全然涵括，然已能大抵勾勒出相關轉型正義研究之既存論理，渠等成碩具開拓性價值與積累性貢獻，助益於未來有關研究之啟示。. 二、研究方法治. 立. 政. 大. ‧. ‧ 國. 學. 若對科學研究之性質與成果能夠正確知悉，則須先行探討科學研究之方法，而科學研究之方法可以分為方法論(methodology)及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 兩個層次55。社會科學方法論一般涉及兩個層次: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 與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研究途徑為問題與資料擇取之準則56;研究方法則為從事研究時，資料之蒐集、解讀與分析之作法57。對研究方法作分類，最適宜之方式為以研究之屬性作方法說明之前導，而通常有質化與量化兩種性質之研究58。相對於自然科學，社會人文研究範疇不能單純如觀察對象之素材抑或事實以待之，社會人文現象主要為若干符號、象徵所構成，其闡釋與瞭解廣受社會歷 59 史因素所制約，質化研究即突顯了社會人文之主體相互性。一般咸認，質化研究多應用於歸納之邏輯創建理論60。然則任一研究途徑與研究模式皆有其侷限性，若要獲悉事實發展之全貌與真相，即須廣泛應用它等途徑與方法，並進行廣角度研究分析，而為嚴謹且超然之論述。筆者將本論文所運有之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於下一章節分述並說明。.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52. i n U. v. 參見 David Thoms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South Africa：Rondebosch：Justice in Transition/Ministry, 1995), pp.1-2. 53 參見 Andrew Rigby,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 After the Violence (Boulder, Colo. : L. Rienner, 2001), p.126. 54 參見 Richard A. Wilson, “Justice and Legitimacy in the South African Transition,” in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 Transitional J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01), p.191. 55 參見張邵勳著，研究方法 (台中:滄海書局，2000 年 2 月) ，頁 4。 56 參見易君博著，政治理論與研究方法 (台北:三民書局，1990 年) ，頁 98。 57 參見王玉民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 (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年 12 月) ，頁 357。 58 參見王玉民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 (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年 12 月) ，頁 291。 59 參見韓培爾著，社會科學方法論:量化與質化 Q&A (台北:風雲論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 87 年 4 月) ，頁 41-42。 60 參見王玉民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 (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年 12 月) ，頁 298。. 16.

(23) 三、研究途徑 (一) 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new 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 80 年代國家論再興，使得學界重新思考制度之影響，一方面強調制度形成之歷史與結構制約，另方面亦重視政治人物對制度擇取之動機與利益，而衍發一波新制度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潮流61。相對它等研究途徑，制度主義最顯著之相異處，即在對「制度」概念之關切上62。現今關於制度意涵之相關文獻實然汗牛充棟，有論者如述，「制度」既能賦予規範之意涵，亦能定義為一種機構抑或政府部門之組織或系統63。制度濫觴於特定並已確立之法規中，無論為人們明示抑或暗示之忠誠表達，一旦違反此規範則將受所控制64，此亦即歷經制度化，規則方成為一種制度。制度化為一種過程，而藉由此等過程，規則抑或規範方能為眾人所接納，同時若違侼此等規則，則將受制裁65。制度意涵所指陳的，即為包括體制、家庭、經濟、宗教與文化等眾多穩定之跨組織關係66。新制度主義者.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則指涉制度為一穩固且重複出現之行為模式67，譬如非正式規範、價值及權力結構等68。普遍咸認，一種牽涉社會、政治與經濟行為之經濟規範，亦即凡可用於制約人類行為之規則即為制度69。在政治體系層面，相異之歷史結構與制度排程皆有其重要性，制度不僅為影響個體行為之主要來源，更甚之，政治活動中之真正行為者即為制度己身70。制度研究途徑為一涉及政府法規、程序與正式組織之論題，並運用法學與歷史學之技術而以闡釋政治行為、民主效能所能負載之制約 71 。相對行為主義與理性抉擇論歸結制度為個體偏好之簡單匯集，新制度主義之發生乃為政治領域中主導研究途徑之低度社會化徵候之一反動表現72。新制度主義亦為一種對各式簡約化觀點之反動，並冀圖透過非政治因素之方式，而以闡釋. n. er. io. sit. y. Nat. al. 61. Ch. engchi. i n U. v. 參見彭懷恩著，政治學理論與方法論 Q&A (台北:風雲論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年 3 月) ，頁 313。 62 參見 H. Keman and P. Pennings, Manag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flict in Democracies : Do Consensus or Corporatism Mat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1995), pp.271-281. 63 參見 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 Performance and Outcomes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 p.24. 64 參見 D.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with a new afterword)(Cambridge , MA : Hae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p.51. 65 參見 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 Performance and Outcomes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 p.3. 66 參見 R. R. Alford and R. Friedland, Powers of Theory: Capitalism, the Sate, and Democr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6. 67 參見 R. Goodin, “Institutions and their Design,” in R. Goodin eds.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Desi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2. 68 參見郭承天著，「後現代政治經濟學與新制度論」，社會科學論叢，第 3 卷第 1 期 (台北：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年)，頁 16。 69 參見王躍生著，新制度主義 (台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年 11 月) ，頁 10。 70 參見 Peter Evans,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Overview,” in Robert E. Goodin and Han-Dieter Kling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12-319. 71 參見 R. Rhodes,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8. 72 參見 Vivien Lowndes,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91.. 17.

(24) 政治制度之運作73。相對傳統制度主義採用描述性歸納法，而藉由實證勘察獲致結論，新制度主義由制度運作方式之理論假設著手，並運用演繹研究途徑以為實驗操作74。關於新制度主義自傳統制度主義研究途徑中析離，可憑藉下述六項連續分析光譜75所知悉: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聚焦自組織移轉至規則; 正式制度意涵移轉至非正式制度意涵; 靜態制度移轉至動態制度意函; 價值信奉趨向移轉至價值批判趨向; 整體論制度意涵移轉至個體式制度意涵; 獨立性移轉至鑲嵌性;. 制度研究途徑隨著制度主義之演變發展，亦逐漸出現增生分化之趨勢，而推導出三種不同之典範論述76:理性抉擇制度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歷史制度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與社會制度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亦有論者據此而推演出七種屬性之新制度主義77。新制度主義視為一種廣泛政治學研究途徑，而與制度為闡釋大部分. 立. 政治大. ‧ 國. 學. 政治行為之變項，同時己身亦為須被闡釋之因素，此等論述所相匯聚78。. ‧. n. al. er. io. sit. y. Nat. 20 世紀末葉，俄羅斯與台灣皆於第三波民主化浪潮開展時，由威權體制轉型至民主政體，並逐漸自轉型初期進入民主深化與鞏固階段，俱此同時，建構一良臻之民主體系為首要課題，而設計出完備之轉型正義機制以深化民主化進程，並重置正義價值於社會之中亦為一刻不容緩之項目。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將助益於建制轉型正義相關之論述、規範與運作架構，而實踐於新興民主國家中。. Ch. engchi. i n U. v. (二) 比較政治研究途徑(comparative politics approach) 二戰後，國際社會態勢趨向民主陣營與共產陣營間之抗衡，同時美國國力逐漸興盛，並在世界權力版圖與民主陣營獲致主導地位，比較政治領域即在此情勢下，約莫於 1950 年代，所興起於美國政治學界79。而比較政治學科領域發展則可 73. 參見 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 Performance and Outcomes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 p.27. 74 參見 Vivien Lowndes,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95. 75 參見 Vivien Lowndes,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97. 76 參見李英明著，新制度主義與社會資本 (台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4 月) ，頁 13。 77 參見 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London: Printer,1999). 78 參見 G..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Printer, 1999), p.150. 79 參見吳文程著，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比較政治理論的檢視與批判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年 9 月) ，頁 3。. 18.

(25) 回溯至亞里斯多德在當時所提出之諸多問題意識與研究方法80。對照傳統比較政治研究，現今研究趨向側重在變遷動態，並從政治多面向度所檢視，而非僅侷限於法制與形式之研究途徑81。通常此領域之研究者，視比較政治為具任何政治性質事物之研究82，並基於仿效其他國家、區域之發展、幫助克服種族中心主義與理解國家變遷模式及國家存續型態等因素始開展83。比較政治者，冀圖理解與掌握當代世界所持續發生之重要事件，並呼應與觀照實存之政治發展，而非僅為烏托邦式建構與抽象形式之論述，當前己身所處環境脈絡，即為比較研究者所為關切之迫切性議題，並認為分析政治現象須進行清晰透徹之比較84。比較政治研究之主流仍以實證主義為核心，且藉比較研究法對(抑或冀圖對)理論化之因果關係運用，而進行可重複性之查驗85。1990 年代以來，比較政治研究為涵括過往之研究方法，其分析形式可分為眾多國家、若干國家及個別國家之研究86，而此三者皆致力於對全球可觀察之政治現象作闡釋與理解87。其中值得注意為，若干國家之比較研究法可分為「高同質性系統設計」(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 ;MSSD) 及「高異質性系統設計」(Most Different Systems dDesign ;MDSD)兩種模式88。.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高同質性系統設計」為在強調其他各按時能抵銷些許差異性，而嘗試對具若干共同徵候之政制進行比較研究，並冀圖確認再相似國家中所各自具有之關鍵相異處，而此等差異則能夠闡釋所觀察之政治結果，通常高同質性系統設計運用在以區域研究為主題之相關研究上89。「高異質性系統設計」具有一至兩個解釋項因. n. al. er. io. sit. y. Nat. 素對政治結果之衍發至為關鍵，然較無法自被解釋之政治結果外獲致任何共通之徵候，該設計模式冀圖藉由確認相異國家間之相同處，而敘述與闡釋特定之結果。同時研究者可藉此模式而萃取出具較佳解釋力之各群組國家間共同擁有之成分組成90。高異質性統設計亦為一種典範之比較研究，而亟欲確認舉凡革命、軍 91 事政變、民主轉型、抑或新興工業國家之經濟奇蹟等將受解釋之結果。茲此， 80. Ch. engchi. i n U. v. 參見 Harry Eckstein, “A Perspectiv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Past and Present,” in Harry Eckstein and David E. Apter,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ad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 p.3. 81 參見 Howard J. Wiaeda 著，李培元譯，比較政治的新趨向 (台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0 年) ，頁 313。 82 參見 Ronald H. Chilcote 著，蘇子喬譯，比較政治與政治經濟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 月) ，頁 3。 83 參見彭懷恩著，政治學理論與方法論 Q&A (台北：風雲論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年 3 月) ，頁 387。 84 參見 Mark Irving Lichbach, Alan S. Zuckerman 等著，蘇子喬譯，比較政治 : 理性、文化與結構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頁 4-5。 85 參見 Jonathan Hopkin,”Comparative Methods,” 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eds.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266. 86 參見 Todd Landman,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3), p.24. 87 參見彭懷恩著，政治學理論與方法論 Q&A (台北:風雲論壇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年 3 月) ，頁 391。 88 參見 Todd Landman,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3), p.29. 89 參見 A. Przeworski and H.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1970), p.33. 90 參見 D. Colli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A. Finifter eds.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3), p.112. 91 參見 B. Geddes, “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s Analysis, 2, 1990, pp.134-141.. 19.

(26) 有論者將比較政治研究內涵區分為五種類型92，分述如下: (一) 對 X 國採行個別國家之政治敘述，而無論 X 為哪一國家; (二) 導因於某項分析性理由，擇取一動數額之國家，而分析其政治過程與制度構成; (三) 對國家抑或次國家發展型類學抑或它等分類架構，並據此對一群組國家作比較，而呈現政治體系內各項政治運作; (四) 將自世界上某些國家所獲取之數據資料進行統計抑或敘述分析，並根據其地理抑或發展程度而則取個案，以為驗證樣本國家內不同變相關係之假設; (五) 進行對世界上所有國家之統計分析，並以發展模式與檢驗各政治體系之變項關係;. 政治大. 時至今日，比較政治論述觀點大抵統合為，承續霍布斯、亞當斯密與柏雷圖所開展出之理性抉擇論、依循孟德斯鳩、韋伯及莫斯卡論述之文化論以及建構於馬克思理論基礎與韋伯思維上之結構論93，並皆致力於知識脈絡化. 立. ‧. ‧ 國. 學. (contextualize)、區隔分類(classification)、假設檢驗(hypothesis-testing) 與作出預測(prediction)等四項目標之追尋94。比較政治研究者藉由知識脈絡化而得以窺知它等國家之相似性，並進行區隔分類以降低政治複雜性，而能有效提供由經驗性證據所組成之「資料載台」(data containers)95予研究者，進而運用假設檢驗以消除特定事件、行為者、結構與他等相關變項之對比解釋，並建構通則化論述，最終，經由國別間比較而推導出之通則化論述，則能賦予比較研究者預測力，從而致使尚未進行比較研究之國家能獲致相似結果，抑或憑藉已確知因 96 素對未來可能發生之結果進行推論。.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威權獨裁轉型至民主體系過程，諸多因素影響著俄羅斯與台灣民主轉型之表現與成果，同時在推動與實踐轉型正義時亦然，國情背景、歷史軌跡、政治文化、威權統治遺續與黨國體制解構過程等自變項皆會對俄羅斯與台灣轉型正義進程之依變項，導衍各別發展脈絡。比較政治研究途徑將助益於觀察俄羅斯與台灣政治發展之動態變遷，並透過政治多面向度檢視與同義關係(equivalence)97探析， 92. 參見 B. Guy Peters 著，陳永芳譯，比較政治的理論與方法 (台北: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 年 11 月) ，頁 10。 93 參見 Mark Irving Lichbach, Alan S. Zuckerman 等著，蘇子喬譯，比較政治 : 理性、文化與結構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頁 7。 94 參見 Peter Burnham 等著，何景榮譯，政治學硏究方法 (台北: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 年 3 月) ，頁 80。 95 參見 G. Sartori, “Concept Misin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1970, p.1039. 96 參見 Todd Landman,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3), p.4. 97 一特定研究中，理論性構念與代表此等構念之指標於多重背景脈落下能否具備一致性之意涵，而指標意涵與量測方式，則因背景脈絡而各自具有相對性意義。參見 C. L. Mayer, Redefin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20.

(27) 而對於俄羅斯與台灣行進轉型正義時，所發衍之政治現象進行分析比較，最終，辨正與歸結兩國之異同處。. 二、研究方法「研究」所指陳的為，應用系統化方法與步驟，進而追尋問題之答案98。「方法」則泛指研究進行時，一套資料蒐集、剖析及解讀之計畫、程序與原則性作法 99 。因而「研究方法」即為，社會科學領域中作研究之應用工具，並藉科學方法對欲探討之某一特定現象抑或問題，而追尋合理客觀之狀述、闡釋與預測100。質化研究通常發生於自然環境中，然因所面臨之情境常為非可預知、始料未及，往往採用多重方法以收集相關文獻資料，並均運用歸納法與演繹法而對研究主題進行全面性、反思性之闡釋101。本篇論文之研究方法主採文獻分析法及歷史研究法，並以中、英文為主要資料參考來源。. 立. 政治大. (一) 文獻分析法(Documents Analysis Method). ‧ 國. 學. ‧. 文獻分析法為途經文獻資料而進行之研究方式，此等研究方法助益於研究者知悉過往、剖析現勢與推導未來，從而利於研究過程之行進102。其研究過程即為蒐集既存之資料，而對於過往已發生之事件，經由客觀、系統化之界定、鑑識並綜括證實，以獲致確真性與結論；另爾，同時蒐集渠等已作之相關研究，分析其研究結論與建議，而指陳尚需驗證之假設論述103，此等文獻之分析利用不僅提供研究者初期構思之價值參酌，同時並成為研究者驗證假設之實際資料，抑或提供 104 探索性研究之應用。文獻視為具歷史價值之知識總體，其資料來源大抵區別為：私人之書信、日誌、回憶錄與傳記等；正式書案與官方文件；於傳媒、學術刊物所發表之論述亦或文章等三類105。.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本篇論文中，若要對俄羅斯與台灣之轉型正義進行研究，即須探析俄、台兩國在從事轉型正義行為措施時，新民主政府關於此政策推動之內涵與具體作為，亦須觀察政府當局與過往威權反動勢力之態度互動及政策攻防，而循此脈絡以從中. Promise versus Performa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89), p.57. 98 參見張邵勳著，研究方法 (台中:滄海書局，2000 年 2 月) ，頁 82。 99 參見王玉民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 (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年 12 月) ，頁 278。 100 參見王玉民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 (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年 12 月) ，頁 11。 101 參見 John W. Creswell, Research Design :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c2003), p.205. 102 參見葉至誠、葉立誠著，研究方法與論文寫作 (台北:商鼎文化出版社，2000 年) ，頁 138-140。 103 參見楊國樞著，社會及行為科學研究方法 (台北:東華書局，1990 年) ，頁 51。 104 參見韓培爾著，社會科學方法論：量化與質化 Q&A (台北:風雲論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年 4 月) ，頁 232。 105 參見余炳輝著，社會研究的方法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年) ，頁 151。.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