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婚姻滿意度
一、回顧西方婚姻滿意度研究
西方有關婚姻滿意度的研究自1980年開始至今，研究成果頗為豐碩
（Richard，Walefield＆Lewak，1990）。Lewis和Spanier（1979）提到婚姻滿意度 最重要的內容大致為，婚姻的穩定（marital stability），以及婚姻的品質（marital quality）此二面向。Olson和McCubbin（1983）認為婚姻滿意度概念意指個人對 於所屬婚姻的主觀評估，其涉及個人對於婚姻的需求以及期望的滿足程度。據 Schumm，Paff-Bergen，Hatch，Obiorah，Copel，Meens＆Bugaighis（1986）的研 究指出，婚姻滿意度應由1.配偶滿意度、2.婚姻滿意度及3.婚姻關係，三方面所構 成，其中「配偶滿意度」係個人對伴侶所呈現的配偶角色的滿意程度；「婚姻滿 意度」則為個人對於整體婚姻的滿意程度；「婚姻關係」則是個人與配偶間相互 的情感交流、共同扶持等親密關係的滿意程度（張冰嫈，2013）。
張思嘉（2006）在整理西方若干婚姻滿意度研究資料後，認為其中大部分研 究成果均將「婚姻滿意度」視為一種「主觀認知」，進而探討影響此主觀認知的 因素。以西方研究而言，大多數探討影響婚姻滿意度因素的研究由「社會交換」
與「互動」的觀點出發，而將焦點擺置於 1.個人、2.配偶及 3.兩人互動模式等因 素，多數研究把影響婚姻滿意度主觀感受的因素歸納為「個人特質」及「夫妻關 係」，兩類別。個人特質指性別、年齡、人格特質與就業狀況等（Botwin，1997；
Mauno＆Kinnunen，1999），而夫妻關係則指夫妻間的適配程度（compatibility），
如，宗教信仰、種族類別、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社會性的相似程度，及婚齡或 是經由夫妻互動所產生的一些關係特質（relationship properties），如，權力、關 係衝突或公平感等（引自張思嘉，2003）。
吳明燁和伊慶春（2003）在說明東西方婚姻差異時，認為西方婚姻重視情緒 面，在婚姻滿意度的面向上，切入角度為夫妻雙方帶著各自原生家庭的面貌互動
後，如何互相支持或是破壞，進而影響婚姻滿意度；而中國，於家庭功能上，重 視血緣的傳承，在婚姻滿意度面向上，切入角度往往為夫妻雙方與各自原生家庭 的角色規範；雖說在全球化社會的思維下，中國式婚姻及家庭觀念已漸受到西方 式價值觀所影響，如，傳統的家庭型態已從重視父子軸，轉向夫妻軸之家庭型態
（楊國樞，1992），然而東西方對於婚姻滿意度的理解根本上還是存在於不同，
如，張思嘉（2006）在整理若干西方親密關係相關文獻後，認為西方所指稱的親 密（intimacy）其內涵強調溫暖、親近、連結，是一種伴侶間親近的情感，同時 也是理想婚姻關係之特徵。而利翠珊（1997）以婚齡6至26年已婚夫妻為樣本，
訪問後發現台灣華人夫妻之間的親密情感，涵蓋感激、欣賞、親近與契合四個部 分，且感激之情在西方文獻中則是較少出現的概念。由此窺見，東西方在關於愛 情的理解上，並非完全一致，以下章節則探討有關華人文化的家庭或婚姻的相關 研究。
二、華人文化與本土研究
西方的世界論，大多由主客二元對立的觀點出發，將外在世界視為分離而獨 立的實體存在，因而西方的思維受體不是指向外在世界，就是指向個體本身。而 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強調天、地、人三才並立的世界觀，人與週遭環境之間的互 動關係，存在著共融性，如此地將各式環境中的素材帶入，如，多神宗教信仰，
共同形塑出華人特有的思維（張思嘉和郭士賢，2011）。
Klein 和 White（1996）指出，中國婚姻中的各種關係交互牽制，婚姻本身不 只是婚姻，而是家庭系統的一部分。從家庭系統觀點而言，婚姻代表夫妻雙方關 係的子系統，與其他子系統之間還是保持著交互而非獨立之關係，如，子女或公 婆，且受到其他外在系統的影響。與外在系統，如，子女、父母、家人甚至鄰里 社區的關係，將影響個人對於婚姻的評價，因此在中國式婚姻中，不能僅從夫妻 個人特質或雙方互動探討，必須兼顧家庭內外系統間的運作（吳明燁和伊慶春，
2003）。由此可知，在東方思維下，重視各種群體脈絡間彼此相互關係以及其所 屬的角色規範，其伴侶間的情感關係大多透過對於家庭的忠誠與責任感而表現，
重要的是完成倫理上的責任與義務，而非關注男女雙方情感相悅（Tzeng＆
Gandarillas，1992）。李良哲（2000）的研究結果訪問了 132 位年輕成年人，中年
人 131 位，老年人 119，共 382 位受訪者，發現 1.表達情愛、2.性生活美滿、3.
社會價值觀的約束、4.有共同的興趣、話題與活動、5.有共同的信仰與價值觀、
6.擁有各自的生活空間與時間、7.欣賞對方的個性、能力等七個因素是三個年齡 層受試者所共同認為是維繫婚姻關係較不重要之因素。這樣的結果呼應了上述，
東方的情感觀念大多重視倫理的責任義務而非情感上之相悅的說法，與西方所研 究之婚姻關係親密愛情成分較為相異。因此，成長於這樣一個以家族主義或集體 文化背景之下的伴侶，在其愛情關係中容易蘊含著以責任、家族利益為前提而考 量的愛情模式，進而導致忽略或壓抑個人私情的愛情觀或行為表現（卓紋君，
2004），卓紋君（2004）也強調，自上述以家族或是集體文化背景為首要考量的 價值體系，若再結合傳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那將衍伸出以如 果再結合另一個流行久遠的「門當戶對」，婚姻價值觀為優先考量，致使男女感 情終為次之的理性愛情觀點。提到「門當戶對」的婚姻價值觀，李煜的研究（1999）
則指出，個人背景變項，如，夫妻年紀差距、夫妻教育程度差距、職業、收入等 均與婚姻關係滿意程度有關（朱岑樓，1966；阮玉梅，1979；謝銀沙，1992）。
這些背景變項正是反映華人自古傳統「門當戶對」的觀念（高旭繁和陸洛，2006）。
再者，根據伊慶春和熊瑞梅（1994）的調查發現，現代台灣社會在當前「自由選 擇」的戀愛風氣擇偶過程中，子女所選擇的對象，最後仍須得到父母的首肯，婚 姻才算確定（伊慶春和熊瑞梅，1994；張思嘉，2001；蔡文輝，1998；卓紋君，
2004），倘若當得不到雙方父母認同的婚姻，其滿意度也將有所偏低。以上的研 究結果不意外地指出，重視各系統脈絡間交互關係的門當戶對觀念之中國式伴 侶，其婚姻滿意度，其中很一大部分來自兩個原生家庭的相互適配程度。
雖然中國文化比起西方更重視其原生家庭間，門當戶對的相互適配程度，然 而高旭繁和陸洛（2006）卻也提到，現今台灣社會夫妻婚姻關係，一方面承襲傳 統文化，一方面接受西方現代文化，在其家庭觀、婚姻觀及兩性觀上，東西方文 化兩相交互作用使夫妻雙方各自衍生出在傳統與現代化愛情觀向度上，不同傾向 的心理特質，且此種個人特質將具體反應婚姻中雙方的互動。如同國外研究已證 實夫妻雙方其人格特質之間的契合將有助於其婚姻滿意與婚姻適應，（Antill，
1983；Murstein＆Williams，1985；Richard，Wakefield＆Lewak，1990）本土研究 中也得到類似成果，即夫妻雙方的人格特質在華人社會中，影響婚姻滿意度上也 有一定的程度，如，丁慧靜（1984）以兩地分居夫妻作為樣本分析的研究結果指
出，兩地家庭婚姻的生活層面中，以個人對社會層面的滿足程度最高，其中以家 庭生活週期、工作滿意程度及婚姻期待等影響為大。對兩地分居之夫妻而言，家 庭內在協調能力及尋求外在力量的援助此二項個人特質，對婚姻生活的調適極為 重要。伊慶春（1991）則發現「現代或傳統的性別角色態度」對夫妻各別的婚姻 適應程度具有不同的預測力、張思嘉（1999）在研究中發現，夫妻雙方在文化傳 統對「性別」及「夫妻角色」期待上存在認知差異時，婚姻衝突極易產生，張思 嘉（1999）亦進一步說明，當夫妻雙方來自於原生家庭的價值觀（如，性別角色 態度）和生活型態不同時，婚姻衝突的可能性便提高。
除了背景變項（華人文化較好稱為「門當戶對」）與個人特質外，在華人傳 統文化中尚有一種獨有的「緣」概念，楊國樞（1982）、李沛良（1982）、Chang
＆Holt（1991）、張思嘉和周玉慧（2004），等人就曾以華人「緣」的概念，做為 研究主題，其研究結論大致同意緣份在華人人際關係中備受重視。緣的概念在張 思嘉和周玉慧（2004）的研究中，認定為一種思考歸因方式，夫妻雙方於關係期 間對一系列事件回溯及反思，以解釋親密關係中的事件，夫妻雙方在人際歷程中 出現當事人無法控制或解釋的現象時，緣分常作為解釋依據，使得緣分中的歸因 常有穩定關係的作用，並可避免疑惑而生的焦慮，得以保護自己及他人的面子。
中國式的婚姻相處不是完全建立在西方客觀指標上（如，溝通問題、性格互補或 相似、外表、聰明程度等），而是建立在關係中的當事人在現有情境條件下，是 否有意願讓關係持續下去，是一種主觀的直覺或是個人信念。這樣的歸因方式，
使得中國人較能容忍一段不好的關係，為華人與西方婚姻價值觀相比較為獨有的 思考應對方式。
由上述華人本土研究可見，在婚姻或關係滿意度上較西方更加重視各系統間 的脈絡關係，甚至還存有門當戶對的配對觀念，然而除了系統觀點，在個人特質 上也存在著因認知不同而導致不同的婚姻滿意度關係，最後，在華人較為獨有的
「緣」觀，也是一種調節婚姻或關係滿意度的歸因方式。
三、國內有關婚姻滿意度之研究回顧
（一）相關文獻綜論
林秀慧（2004）在其研究中，分析了自民國 70 年至 92 年間，有關婚姻滿意
度之國內碩博士論文共計 42 篇，其中 70-79 年間完成的論文有 11 篇、80-89 年
度之國內碩博士論文共計 42 篇，其中 70-79 年間完成的論文有 11 篇、80-8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