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貳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媒介性質
數位化下，視聽媒體內容（audiovisual media content）成為媒體生態中 的液態資產（liquid asset）；其不固然綑綁於平台（platform），而是之於 經營意願，或簡單修正（remediation），或在所有可行方向調整（adaptation）
的企業策略，即得「串流」（streaming）於各種平台（Courtois, De Marez,
& Verdegem, 2014）。
早先以「電視」為影視媒體核心的觀點下，Noam（2008）區分出電視的三 世代，自最初「有限電視」（limited TV）階段到有線電視、直播衛星、家用影片 VHS 與 DVD 及數位電視環繞的「多頻道電視」（multichannel TV）階段，直至晚 近寬頻傳輸科技提升下的「個人化電視」（individualized TV）階段。然承前文論 述，匯流環境中閱聽經驗的轉變，凸顯出數位科技不再單純扮演輔助角色，未能 如同以往加入並構成「電視的邊沿」；相反地，網路科技的帶入實際衝擊著「電 視」的界線與意涵。Courtois、De Marez 及 Verdegem（2014）即以「視聽媒體」
來涵蓋，說明如今影視內容的傳佈（dissemination）得以發生於各平台之上；從 線性的廣播電視到互動電視、網路廣播（webcast）的隨選視訊（video-on-demand）
以及非法點對點（peer-to-peer）線路，其螢幕則是從電視機到手持裝置、個人電 腦；法律規管上，歐盟亦早於 2007 年頒布「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來取代 1989 年制定的「電視無疆界指令」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
回應上述媒介環境的條件進展，Evans（2011）勘查跨媒體敘事型態的實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分別就產業與閱聽人兩端應對，聚焦其中與「電視」的關聯意涵，並統合於「跨 媒體電視」（transmedia television）一詞；她認為，若要探究閱聽人如何接受這些 變化，需結合他們自身對跨媒體文本、產業的指認與討論，並且檢驗科技變革如 何（不）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對「電視」的理解（Evans, 2011, p.66）。 筆者認為，該作法的確有效延續電視「以文本為核心」的解讀取徑，同時關照到 媒介本身的性質意涵；惟本文前往以「閱聽經驗」為核心的影視研究前提，將不 再因循過往緊繫「內容」而困乏於「單一或個別媒介」來拆解眼前「視聽媒體」
的作法，唯恐掛一漏萬於日新月異的媒介形式，以及「閱聽人」趨近中心的實踐 位置，因此直接訴諸「人的理解」——自從前「傳播者／閱聽人」至今日共存而 角色混雜的「使用者」——換言之，本文將試圖掌握這些人究竟挪用了何種更為 後端且連貫的「影視媒體」概念，支應並持續豐富其影視觀看經驗。
一、媒體邏輯之於傳播形式
Altheide 與 Snow（1979, pp. 9-10）提到，過去以來的實證顯示，媒體掌控方
（controlling agents）的意圖實現並非理解媒體的關鍵因素，刺激／反應的條件模 式顯然誤導了對於媒體的詮釋；是以，他們倡議，在將媒體理解為一種社會力
（social force）的取徑下，指認媒體為擁其特定邏輯（logic）的一種傳播形式（form）； 如此，傳播者與閱聽人共同採用了一特定的「媒體邏輯」（media logic）來呈現及 詮釋各種現象。他們指出：
媒體格式的邏輯被傳播者與接收者兩端視為理所當然，從而被忽略作為 理解媒體的重要因素（Altheide & Snow, 1979, p. 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細究Altheide 與 Snow（1979, p. 10）的定義，「媒體邏輯」是其資訊呈現與 傳輸過程中的傳播形式（form）所組成，形式的要素包含了各類媒體與其「格式」
（format）。所謂「格式」是傳播被組織、選擇、呈現以及最終被閱聽眾識別與使 用的方式，例如戲劇、視覺化、簡要封裝（brief encapsulation）、敘事形式（narrative form）以及伴隨媒體方面提升的發展（Altheide, 2013）；作為媒體邏輯的重要特 徵，Altheide（2016）將「格式」視作一種「後設傳播裝置」（meta-communication device），指向資訊科技、各種論壇、媒體及資訊管道的結構、組織以及近用性
（accessibility），並體現為「傳播生態學」（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ECOCOM）
的一環。
在Altheide 與 Snow（1979, p. 23）的分析架構中，媒體格式（format）的要 素尚可再分出兩類，媒體的語法（grammar）以及媒體內容的定義方式／準則
（norm），這些元素（格式）的統整成為媒體呈現內容的引導邏輯：語法原意為 一組管理單詞之使用、排列（句構）及變化的規則，引申於媒體，其語法則不單 為媒體硬體（hardware）的結果，而是媒介如何運作（function）的結果；語法作 為我們詮釋現象的框架，從而影響著現象如何被感知與理解。是以，「廣播與電 視的內容並不由獨立 於媒體的文化 所組成 ；內容藉由媒體創造並量身定制
（tailored）於媒體格式（p. 23）。」回過頭言，正是透過了媒介，格式得以其外 顯與內涵的理解，將活動（activity）、表演者（actor）連結至閱聽人；在於其中，
格式反映出科技的、脈絡的、實質性、程序性諳熟以及目標閱聽眾（Altheide, 2016）。 唐士哲（2014）解釋，Altheide 與 Snow 取鑑社會學家 Simmel 以形式決定社 會現象的意義見解；即在特定社會場域內，「邏輯」足以結構化認知的大範圍文 化信仰或規範——「媒體邏輯」猶如傳播過程運作的潛規則，它定義、選擇、組 織、呈現，確認了資訊該以何種方式被呈現；對於傳播過程牽涉到的各方，媒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邏輯猶如想當然爾（taken for granted）的共識。van Dijck 與 Poell（2013）則是 指出，Altheide 與 Snow 選出了一些元素，有些是關於媒體框架現實的能力，有 些則涉及媒體對其中立性（neutrality）或獨立的宣稱。
González（2018）說明，「媒體邏輯」的概念與媒介理論（medium theory）的 傳統相契，涵蓋了Meyrowitz 提出的三組媒體隱喻：媒體作為器皿／管道（media-as-vessel/conduit）、媒體作為語言（media-as-language） 、媒體作為環境（media-as-environment ）， 這 類 觀 點 主 張 媒 體 轉 變 （ transform ） 了 我 們 對 社 會 的 感 知
（perception）與詮釋。比方，van Dijck 與 Poell（2013）指出，過去幾十年，廣 播製作人嫻熟視聽語法（audiovisual grammar）以引導集體情緒與感受，該部份 媒體邏輯迅速散及所有類型領域；其中，憑藉著諸多業已驗證的策略（strategies）
與戰術（tactics）的調動，媒體邏輯適應新的市場現實，並加劇久經侵蝕的界線：
新聞與廣告、事實與意見、公共服務與商業之間；他們寫到：
再也無法想像沒有爭奪鏡頭角度的政治選舉；相同的聚光燈框架了電影 明星與體壇英雄，同時也框架了政治訊息。沒有抗議者對大眾媒體邏輯 法則的理解，致使吸睛的血腥抗議者、發言者、以及扣人心弦的動作片 段，公民反抗的報導（從1989 年北京天安門廣場到 2010 年開羅解放廣 場）將無法有舉世影響。
廣告，娛樂，以及新聞俱融為無縫接續的影像流，界定於更短促的談話 收音，炫目鏡頭，動情特寫下的電視法則（televisual laws）。
這些脈絡表明，電視並非單純的「中介」角色，正是當初提出「媒體邏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概念背景。90 年代，Bourdieu（1996／林志明譯，2016，頁 28-29）直陳：「目 前的演變傾向是，整個社會世界不但是電視描述（décrit）的對象，而且也是受電 視要求成為如此（prescrit）。」如此，電視在現今鬥爭的決定性地位，人們益發 必要地生產出「一些本質上便可以使電視工作人員產生興趣的示威。」然而，這 些努力卻又注定片刻即逝；van Dijck 與 Poell（2013）描述，媒體邏輯將世界呈 現為事件的連續流（continuous flow of event）——「在那裡」的人事物的不間斷 串流（stream）；媒體邏輯的本質致使「事件於短時間內被飽和報導，繼而弛緩
（slack off），最終轉向其他事件（Altheide & Snow, 1979, p. 238）。」亦即，主題 在公眾眼中興衰榮枯，與其流（flow）的本質無關，乃是基於媒體本身對於不斷 更新的主題有著獨特的興趣，人們亦不斷回到這些媒體管道（van Dijck & Poell, 2013）。
往後，在取徑於體制主義（institutionalist）的論述中，「媒體邏輯」延伸為「媒 介化」（mediatization）理論中的關鍵概念，用以描述其藉大眾媒體的社會科技裝 置（sociotechnical apparatus）擴展公共對話的根本性角色；其中，以媒體邏輯來 解釋併同媒體與通訊（communications）發展的體制（institutions）及社會於宏觀 層面的變化（González, 2018）。
在社會學與制度性觀點中，媒體邏輯獲得更有系統的概念建構，Hjarvard
（2018, pp. 70-71）指出，所有制度性脈絡都有一套邏輯（a set of logics），這些 邏輯一同創造出如於體育、政治或家庭中等事物的典型「運作方式」（modus operandi）；社會學將其區別為「制度性規則」（institutional rules，正式與非正式）
與資源（resources，物質與權威）的概念表述，以社群媒體為例：正式規則是如 版權法規、非正式規則是發文與按讚（liking）的社會規則，個人檔案（profile）
作為使用者於時間推移中建立出名譽（reputation）的符號資源、社群網絡媒介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奠之資訊科技基礎建設（information-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則形成使用者的物 質資源；惟「媒體邏輯」一詞較不繁瑣，在交流意義上更為直觀，而能立足於媒 體研究。
近年隨著網路科技的應用普及，更多傳播事件位移至線上，媒體邏輯的概念 屢被提起檢驗。Haßler、Maurer 及 Oschatz（2014）即以 2011、2012 年「聯合國 氣候變遷會議」為例，比較了電視台、政黨等機構使用大眾媒體與非直接政治傳 播管道中，媒體邏輯分別於線下（offline）及線上（online）媒體的作用；van Dijck 與 Poell（2013）提出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的媒體邏輯，探究可程設性
（programmability）、 流 行性 （ popularity ）、連 結 性 （ connectivity ）、 數 據 化
（datafication）等四要素如何編入大眾媒體邏輯，並以之影響私人、企業及國家 力量的相對形塑。
爬梳「媒體邏輯」概念乃至後來應用於「媒介化」理論的文獻，González（2018）
指出，對社會中媒體邏輯的體制分析係以宏觀層面目的為主，即忽略掉其他同受 媒體影響的社會、文化生活領域；但他認為，Altheide 與 Snow 的媒體觀包容且 全面，足以涵蓋數位媒體多方面的科技發展，因此，他主張，應從「媒體作為一 種傳播形式」（media a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的理解出發，在有別於宏觀、
體制的視角下，分析其他現象及其方能見得的特定內部邏輯；他本人便是取徑社 會科技（sociotechnical），視 YouTube 為一介面（interface），援用 Bourdieu「社 會場域」（social field）與「慣習」（habitus）等概念，分析年輕電子舞者如何挪用 YouTube 媒體邏輯的文化實踐。
然而，無論是宏觀下體制主義的關照，或者微觀中文化實踐的分析，皆是檢 驗媒體邏輯如何作用於內容呈現（再現）的角色意涵。本文目的有別於此，而是 尋求論者在媒體邏輯的應用下，發掘媒介性質與閱聽人經驗的連結意涵；換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