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指引，「經驗」居於其中不過作為「脈絡」的述及與補強（如家庭主婦收視肥 皂劇《朱門恩怨》（Dallas）的經典案例）；換言之，一旦試圖以「電視經驗」來 連結當下的影視收看，本研究即構塑了電視研究的前提設定，擴大為「此前的收 視經驗」以及「更廣義的媒體載具」，將分析對象轉向「閱聽經驗」為主，「影視 內容」則相對成為脈絡部分的補充。
第三節、研究關切
一、借用「媒體生態學」觀點的問題落點
綜前爬梳調查數據與近期影視使用趨勢，揭露出電視閱聽注意力或移轉或分 散的現在進行中，始終維繫的是，閱聽人未曾間斷且豐沛的影視觀看需求，造就 收視行為與經驗的本質延續，行諸擴散並變形。如此說來，其後的「觀看行為」
並非憑空而生，而是有跡可循。這種脈絡考察亦貼切體現出「媒體生態學」（media ecology）的命題背景：
沒有任何一種傳播媒介起源於或者存在於真空中，⋯⋯，我們需要確定 一種傳播媒介的物質形式和符號形式是何時建構的，它們是為何建構的 也需要確定（林文剛，2006／何道寬譯，2010，頁 40）。
本研究試圖回應媒介進展，面對不再單一媒介的使用情境，有意識地將影視 觀看行為放回閱聽人的歷時脈絡；具體而言，是如何自過往電視收視脈絡抵達當 前紛雜的閱聽環境，即在多元影視媒體及裝置的援用下，形構出此際觀看影視的 總體經驗，其中的「轉換」意涵於焉確立於閱聽人；這樣的影視閱聽人如何因應，
研究者方能理解其間猶新若舊的觀看意涵。是以，值此之際，像是回頭般追問「現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在的人如何看電視」，並非僅是探究閱聽人如何「觀看」這個媒介，而是如何「看 待」這個媒介——目的並非框範「電視」的界線，而是透過在界線上提問，理解 轉換的意涵。
事實上，這種提問方法能與麥克魯漢理解媒體的思路邏輯相通，即在他「媒 介即訊息」的預設結論裡，強調媒介作為人類感官的延伸，感知狀態／形式亦在 幾經更迭的大眾媒介中轉換，其意涵成為了理解媒介本質與其衝擊的關鍵。往後，
立基並涵蓋於其理論的「媒體生態學」，建立起「以媒介為環境」的研究取徑，
視傳播媒介為一種感知環境，藉由「感知到的資料來建構外部世界，以便我們能 夠理解（林文剛，2006／何道寬譯，2010，頁 35）」，凸顯出「媒介固有的物質結 構和符號形式扮演著界定特性的角色（頁38）」。
普遍以來，美國為首的傳播研究向來由兩個典範所主導，一是對大眾媒體內 容的影響研究，二則是相對之而朝向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研究（林文剛，2006／何 道寬譯，2010，頁 16-17）；聚焦至上世紀的電視閱聽人研究，則可再劃分出三個 階段：40-60 年代的效果研究，觀測電視對觀眾的直接影響力，60-80 年代「使用 與滿足」（use and gratification）模型凸顯觀眾的需求，及 80 年代以降接收分析的
「解碼」（decoding）途徑，是將觀眾放回社會脈絡以「解讀」節目內容的意義
（Abercrombie, 1996／陳芸芸譯，頁 152-156）。這些架構取徑，總是對於經驗主 體定點取用訊息或文本的分析（王宜燕，2012）。
誠然，這個傳統沿襲下，查看近年新媒體相關研究，許多是著眼於閱聽人／
使用者「使用」或「接收」網路影音、社群媒體等特定項目或個別媒介的趨勢，
提出像是媒體多工（media multitasking）、第二螢幕（second screen）、閱聽碎片化
（fragmentation）等新現象（如張郁敏，2015；Giglietto & Selva, 2014；Riles, Pilny
& Tewksbury, 2017），或者因應數位環境更新批判理論的辯證（如 Fuchs, 201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等。筆者認為，當前新媒體研究的困境在於，先以「新現象」排除了行為本身的 因緣討論，形同設若閱聽人主體能動全然仰賴於科技的許諾；即有論者指出，新 媒體研究至今，有理論性弱（atheoretical）、歷史感欠缺（ahistorical）及脈絡缺乏
（context-free）的三大短缺（魏然，2015）。
不過，媒體生態學是更偏向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分析對象是長遠的政治經濟 進程，就廣泛的資訊取用的時代理解；編年史方式梳理媒體的長時演化，以個別 媒介為特定物種，大尺度標定其起源與發展序列，探究總體影響。差異在於，本 文分析對象係此際閱聽人的「經驗」內涵，其時間向度的關照，並不追溯至媒介 出身淵源那樣的幅度，而是相關媒介如何因緣匯聚地帶入個體生命——對出生在 21 世紀的人而言，數位科技的接觸得以同時甚至早於廣電、印刷產品，「體驗」
到多元媒體併存的生活型態，而非媒介種類的歷史分期——如此，廣泛而抽象的 媒體生態學模型將難以嵌入，亦無能具體掌握多樣變數構連的個人經驗。基於分 析單位的落差，媒體生態學的取徑作法勢必不符使用，因此本文僅是借用其立論 觀點，廓清問題意識的座標落點。其一是側重媒介性質，連結其「感官」意涵來 掌握傳播形式，是以這點來涵攝影視閱聽人的「觀看經驗」；其二是維持於科技
／文化「連續體」的解釋維度（頁41），兼容個體能動與科技／媒體性質的視野；
其三則是能以整體「媒體環境」來理解閱聽人的處境機緣，回應數位匯流的時空 脈絡。
二、核心關懷：「電視經驗」的橋接角色
近些年，「千禧世代（Millennials）12不看電視了」的觀察，時不時被有心人
12 Pew 研究中心定義「千禧世代」（millennial generation）為 1981 至 1996 年間出生人口，俱已 成年。資料來源：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s/millennials/
‧
創業潮，Netflix 以實體 DVD 租用起家——寄望連結「全球資訊網」（WWW），是能向廣土眾民的美國境內推行線上租片服務——為了因應熱門片總是庫存不 足、冷門片乏人問津，該「電商」發展出「月租」形式、「你可能也會有興趣」
的推薦機制14（Keating, 2012／譚永樂譯，2016）；大家都聽說了後來的故事，巨 獸「百視達」（Blockbuster）2013 年倒下，挾演算法優勢的串流「媒體」Netflix 插旗全球，並憑藉自製影集與電影，在艾美獎（Emmy Award）上與 HBO 勢均力 敵15、在爭議聲中踏上坎城、奧斯卡的紅毯。
13 相關討論如「世界經濟論壇」（WEF）官網文章：「Have young people killed television?」
（Jezard, 30 May, 2018）。資料來源：https://bit.ly/2LUKczL
14 Netflix 於 1999 年 10 月推出「帳篷方案」（marquee program），消費者可以每月 15.95 美元選 擇並收到四部影片（頁84）。2000 年 1 月導入影片推薦系統「CineMatch」（Keating, 2012／譚 永樂譯，2016，頁 84-87）。
15 參閱「HypeSphere 狂熱球電影資訊網」〈神話終結！NETFLIX 中斷 HBO 連 17 年艾美獎入 圍最多紀錄〉（2018 年 7 月 15 日）一文。資料來源：https://www.hypesphere.com/news/15642
16 詳見 Netflix 官網「說明中心」頁面：「使用者可讓不同家庭成員根據他們喜歡的節目和電 影，而擁有個人化的Netflix 體驗。您在單一 Netflix 帳戶中可擁有多達五位個人使用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毫無疑義地被歸類為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直至近年，論者開始憂心其「電 視化」走向，原因是面臨極端主義、假新聞的侵入，YouTube 自 2017 年始加強 對內容的管控，在「闔家歡」的標準下，「平台上出現更多的深夜脫口秀或音樂 節目等傳統型節目」（譚宥宜，2019 年 4 月 29 日）。詫異其似曾相似，廣告收益、
頻道編排、名人光環、日常對話等長相，同步於電視邏輯的YouTube 變成了電視 嗎？
戴上新媒體的面貌，「電視」似乎找到了出路。到頭來，竟也沒有什麼真正 的不同；這種領悟導向一個可能成立的假設，閱聽人的影視觀看之所以能夠順利 轉換到新媒體環境，「電視經驗」始終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像是一組潘洛斯階梯
（Penrose stairs），觀眾永遠是那顆坐困其中而哪裡也沒去成的「沙發馬鈴薯」
（couch potato）。
因此，為探究在新媒體環境中，「電視經驗」如何成為閱聽人形成其「轉換」
的關鍵因素。文獻回顧部分，延續本章帶出的討論方向，即從前電視研究所拆解 出的經驗意涵，延伸至網路、行動裝置等視聽媒體：從媒介性質出發，繼而分解 新舊影視媒體的敘事型態、閱聽狀態；接著重回閱聽人研究，確認觀眾的位置與 概念立場，如何延續於當前的媒介環境，建立起本研究的策略與方向；並於最後 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