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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相似長相，其中指涉「現實」的能力則消解掉網路空間固有的「虛擬實 在」，並於後來加入的「直播」功能進一步實現「實時」與「自發性」（spontaneous）
的「現場性」，這些意涵有效地組構出類電視的媒體邏輯；是以，電視固有的產 物及效果能成立於 Facebook 直播平台，新聞、球賽、記者會、推銷等內容類型 不過新瓶舊酒，「網紅」則同享電視名人的目光與光環，而電視影像所帶來的疏 離感，同樣發生於一名在使用 Facebook 直播當中猝死於一歲兒子面前的婦人，
吸引線上千人「圍觀」，卻沒有一位觀看者試圖報警為其求援（Brennan, 3 January, 2017）。
總結上述，儘管UGC 並非固有的電視產製類型，卻隨著平台本身於日後開 展出來的能供性，諸如平台介面、演算法、直播等（取決於平台所有者的經營策 略），而重申、再現了電視經驗的角色：或者由使用者的觀看型態召喚出電視經 驗，彰顯於電視體制邏輯（規則）的介入，而衝擊到原初Web 2.0 的使用者自製 精神；或者是在內容形式上重現了部分的電視格式特徵，其有效地混生於個別平 台上公私流動、去中心化、各人展演等新場景中，是能延續並且更新電視美學中 的某些經驗意涵。此處重點在於，各種UGC 媒體的發展形塑著可能的觀看型態，
而電視的媒介邏輯如何始終坐擁一席之地。
第二節、視聽媒體的接收脈絡
閱聽人研究可以也應該回到一些早期的指導性問題。諸如Morley（1986）、 Gray（1992）、Bausinger（1984）及 Lull（1990）等學者提供了典範
（canonical）描述，比方 Morley 稱其為「客廳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sitting room）。但今日 Netflix 帳號、宿舍寢室電視及 iPhone 應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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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政治又是什麼（Gray, 2016, p. 82）？
上一節文獻從媒介性質來捕捉影視媒體的變化，接下來則是「觀眾」（viewer）
本身——首先遭遇的問題，似乎得先指認出這些「觀看的人們」，才好進一步討 論到「這些人」（大眾／閱聽人／消費者／使用者）是如何使用這些影視媒介／
觀看這些影視內容——合先敘明，這種檢視當下影視接收脈絡的框架唯恐自封於 自傳播端到接收方的古典預設，但筆者確實有意透過該過程來重新思考此架構的 合法性——也就是說，過去「電視觀眾」的相關概念與理論是否得類推適用？亦 即，「閱聽人研究」領域可能如何處置這些影視觀看？依循這些提問來進行以下 文獻討論的同時，將帶著自既往學理歷程來參照「看電視作為一種經驗」的可能 企圖，進一步嘗試回應本研究問題意識。
一、電視觀眾的身影
歷史上來看，學界對電視的社會角色與影響產生興趣，是驅動於媒介普 及性及其將外部世界帶入家庭，從而藉「閱聽人」這個概念將虛擬空間 中不同個體彼此連結的能力（Grindstaff, 2015）。
爬梳「閱聽人研究」自上半世紀以來的發展，「電視觀眾」實際作為該領域 觀察與分析的核心對象，並且構成其中理論與方法進展的里程碑（Jensen, 2002／
陳玉箴譯，2005，頁 277-283）；從早先行為主義的規範典範（normative paradigm）
到日後互動論的詮釋典範（interpretative paradigm），牽涉媒介科技條件與學理思 路的更迭，循而建立起迄今為止所謂「電視觀眾」的意涵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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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始自量化視角：指認「閱聽人」
Ivala（2007）爬梳「電視閱聽人」的概念流變。最初閱聽人研究將「閱聽人」
概念化為孤立且未知個體所組成的大眾（large mass），帶出「皮下注射模式」
（hypodermic model）的效果研究，實踐為收視率（ratings）測量，該統計視角強 調 平 均 值 、 規 律 性 及 可 概 化 模 式 （generalizable patterns ） 而 非 殊異 、 特 質
（idiosyncrasies）及意料之外，以之構成簡化的「電視觀眾」地圖——在於其中，
個別觀眾將得按與其相似的「典型」消費者來解讀，「觀看行為」（viewing behaviour）
是能被客觀並不含糊地（unambiguously）分類——「觀看電視」被定義為一種簡 單、單向度（one-dimensional）、純然客觀且孤立的行為；該取徑招致三種主要批 評，一是僅著眼於短期行為而未考量閱聽人在建構與部署上的意義，其次則是無 法區別社會群體（social groups）與其於電視消費所帶出的意涵，以及根本無法證 實電視預期的效果（effect）。隨後，多頻道電視時期展開，放牧式（grazing）觀 看形成，閱聽人或以遙控器預錄／時間平移（time-shifting）、轉台（zapping）、快 轉（zipping），或在觀看時做其他事、對著螢幕內容發表評論等，行諸這些戰術 操演（tactical manoeuvres）建構出自己的電視經驗；如此一來，研究者不再能假 設，「觀看」等同有在關注螢幕、觀看節目便觀看插入的廣告、觀看廣告即導致 實 際 購 買 廣 告 商 品 — — 測 量 技 術 無 論 如 何 優 化 ， 電 視 消 費 終 將 不 會 馴 化
（domesticated）於收視率研究的分類框架——亦即，儘管電視消費有其習慣性，
卻是動態而非靜態、經驗性（experiential）而非行為性（behavioural），一種複雜 的實踐，無法被分解為簡單而客觀的測量變項的活動，充斥著隨意、無法預測、
不確定的時刻，是以永難測定日常的電視使用。
詮釋典範的興起，便是主張不應將特定行動的意義視為理所當然，而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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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涉入的行動者脈絡」，從而對於「社會成員共享穩定的價值體系」這樣的假 定產生懷疑；其中，「互動」（interaction）被概念化為行動者涉入特定情境的一種 詮釋、相互樣態化（typification）的過程，強調互動中語言與符號、日常傳播、
行動詮釋及順理（making sense）過程的作用。這種互動論（interactionist）認為，
媒體對於閱聽人的效果並不能由內容面直接去影響被動的心智（passive minds）， 人們實際上得以同化（assimilate）、選擇（select from）、拒絕（reject）來自媒體 的傳播——研究方法從原先的行為分析（behavioural analysis）轉向認知分析
（cognitive analysis），如 Blumler 與 Katz 所開發的「使用與滿足模式」（use and gratifications model），援用了心理學對人類動機的分析，假設閱聽眾成員主動地 將自己連結到特定媒體，以滿足特定目標並獲取滿足感，並區分出四種主要需求：
轉移（diversion）、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s）、個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
及監視（surveillance, Ivala, 2007）。
簡單來說，效果傳統觀察「電視對觀眾做了什麼」，「使用與滿足」途徑則是 觀察「觀眾對電視做了什麼」；差別在於，前者以為觀眾成員消極地坐在電視面 前，後者則將觀眾視作積極的主體（Abercrombie, 1996／陳芸芸譯，頁 154）。兩 種模式同樣仰賴量化途徑。Rubin（1983）就歷年學界對電視收視動機（viewing motivation）與使用研究的梳理提到，各種電視使用可以被觀察與測量、動機亦可 以作為獨立且分別的相關變項，諸如 Greenberg（1974）針對兒童青少年提出習 慣、放鬆、陪伴、消磨時間、學習、刺激及逃避等七種收視動機，Eastman（1979）
則分析到電視收視功能與生活方式的多變項互動，Ostman 與 Jeffers（1980）更 檢視電視收視動機、生活方式特徵及電視態度的關聯來預測收視動機；在這些基 礎之上，Rubin 進而提出收視動機與收視模式的交互作用，分有放鬆、陪伴、習 慣、消磨時間、娛樂、社會互動、資訊、刺激及逃避等九種收視動機，以及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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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收視行為（收視層級與節目偏好）與電視態度（親和力與現實主義）的兩類收 視模式，再經過量化分析得出兩類收視觀眾：一類是出自習慣、消磨時間及娛樂 動機的觀眾，其電視使用強調電視傳播媒介（medium）本身，另則是出自尋求資 訊、學習動機的觀眾，電視使用強調傳播媒介的內容（content）
Ivala（2007）接著指出，「使用與滿足」取徑意識到，大眾媒體的閱聽眾會 以非傳播者意圖的方式去使用與詮釋任何特定的節目，從而強調觀眾在意義建構 上的角色，但有兩個缺陷：一是高估了訊息本身的「開放性」（openness），畢竟 一詞多義（polysemy）並不等同多元主義（pluralism）。二則是在社會心理學
（sociological psychologistic）問題意識上的不充分，不若早期研究對象為特定類 型的內容閱聽人，「現代」的使用滿足框架脫離了社會學，而傾向於尋找心理起 源之需求與滿足結構的基礎，然此結構並未能有效定位於任何社會歷史（socio-historical）的框架；此處的閱聽人仍同早先於「刺激反應模式」中被視作原子化 的大眾個體（atomized mass of individuals），即儘管「使用與滿足」研究中「個體 之內」（intra-individual）過程得以推及個體的集合（aggregates of individuals），卻 無法以任何有意義地方式轉化為社會的結構與過程。
（二）質性視角介入：標舉「詮釋意義」的閱聽人地位
80 年代以降，去管制（deregulation）趨勢促成了更多商業化形式，並延伸到 國際力量對於地方文化與閱聽人「涵化」影響的探究，而電視作為多數人愉快經 驗的來源，「愉悅」（pleasure）亦在此時重新被視作具備正當性的研究主題（Jensen, 2002／陳玉箴譯，2005，頁 287）。
延續「主動閱聽人」的觀點，文化主義論者Hall 開發出「製碼／解碼模式」
（encoding/decoding model），提出「觀看電視是一種解碼的過程」的假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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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使用與滿足」側重「需求」概念的途徑，旨在提供「觀眾解讀或詮釋電視 節目方式」的意義說明——轉變在於，閱聽人被視作一群置身社會情境的個體
（socially-situated individuals）所組成，其「閱讀」（readings）為共享文化的意義 與實踐所框架，而這些框架亦是製碼本身的框架，閱聽人正是在共同框架下解碼 這 些 資 訊 ： 實 務 上 ， 電 視 的 製 碼 過 程 是 相 互 關 聯 卻 迥 異 時 刻 的 一 種 構 連
（articulation），包括產製（production）、流通（circulation）、傳輸（distribution）
這些特定的實踐，雖為環節所必須卻不定然抵於下個時刻；於其中，意義的產製 並不能確保製碼所有可能意義的消費，因為訊號系統建構於多重突出組件（multi-accentuated components）的電視總是多義，具有多重意義的電視訊息將得以被不 同方式加以詮釋，然而這些意義並非均等，文本將由其「優勢結構」導向「偏好 意義」。總體而言，在「製碼／解碼模式」觀點中，閱聽人是能積極回應並對媒 體訊息有其主張，將來自其他生活領域所接觸到的話語與表達形式帶入他們的觀 看——重點在於，閱聽人並非「孤立地接收來自媒體的訊息」，意義則會是多重
這些特定的實踐，雖為環節所必須卻不定然抵於下個時刻；於其中，意義的產製 並不能確保製碼所有可能意義的消費，因為訊號系統建構於多重突出組件（multi-accentuated components）的電視總是多義，具有多重意義的電視訊息將得以被不 同方式加以詮釋，然而這些意義並非均等，文本將由其「優勢結構」導向「偏好 意義」。總體而言，在「製碼／解碼模式」觀點中，閱聽人是能積極回應並對媒 體訊息有其主張，將來自其他生活領域所接觸到的話語與表達形式帶入他們的觀 看——重點在於，閱聽人並非「孤立地接收來自媒體的訊息」，意義則會是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