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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家務工作的外包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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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過程中,可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學習如何照顧他人,以及實際付出照顧行動

(Reitsma-Street 1991)。這些不得不放棄的東西,包含了教育、工作機會與勞動 市場經驗的累積等,在放棄這些個人資本累積的機會後,女性就可能面臨對於男 性家庭成員經濟上的依賴(呂寶靜與陳景寧 1997;Reitsma-Street 1991),這樣 的依賴又導致女性缺乏與之協商照顧責任的籌碼(趙小瑜 2006)。這種因為照顧 所產生的經濟依賴,也讓女性容易落入貧窮的境地。一方面因為婚姻或家庭一旦 破滅,女性就會失去經濟支援(Reitsma-Street 1991),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目前 各種福利制度或退休制度的設計,都是和正式勞動市場的工作年資掛勾的,因此 缺乏正式勞動市場的經驗,也意味著沒有辦法獲得某些社會福利的保障(呂寶靜 與陳景寧 1997)。

透過上述文獻的爬梳,我們可以了解,照顧工作的分配對女性來說產生了許 多不公平的情況,並且可能危害女性個人的生涯發展與機會。從馬克思女性主義 來看,這代表社會享受了女性再生產所提供的好處,但卻不重視這項勞動,並且 視其為不重要的部分(Baines 等 1991),這對女性來說,是一個不公平且具壓迫 性的制度。在面對家庭照顧的問題時,我們不應該再將其視為個別家庭的責任,

然後個別家庭再將照顧工作轉嫁到少數的女性成員身上,面對日漸龐大的長期照 顧責任,唯有國家與家庭共同分擔,才有可能實現讓長者能安心與安穩度過晚年 的可能。

第二節 家務工作的外包現象

根據主計處(2010)的調查,2010 年 15 歲到 64 歲已婚婦女的就業率是 54.47%,相較於過去7明顯有所提升,顯示台灣婦女結婚後仍然有超過一半的女 性在勞力市場工作。但從上一節對於家庭照顧工作性別分化情況的陳述中,可以

7 15-64 歲已婚婦女就業率,1979 年是 32.06%,1990 年是 46.93%,2000 年是 49.73%(主計處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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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女性被視為是家庭中再生產勞動的負責人,因此女性如何兼顧勞動市場的工 作與家庭中的家務勞動就成為兩難。如同 Hill(2009)所提到的,在這樣的情形 下,開放外籍勞工就成為政府解決此一困境的方式之一,而這樣的作法所代表 的,是讓職業婦女將其「家務勞動與照顧工作」外包給其他人,使得原本的家務 勞動與照顧變成市場化的工作。

職業婦女在面對工作與家務勞動的兩難時,因為時間不足難以負荷,故透過 聘請家庭幫傭或外籍看護的方式,來幫助減輕家務勞動的負擔,以及照顧家中的 小孩或老人;這樣的現象屢見不鮮(Macdonald 1998;Yeoh & Huang 1999;Cheng 2006;藍佩嘉 2008;洪慧頻 2010)。在小孩照顧方面,伴隨著已婚婦女就業率 的增加,母親逐漸把小孩的照顧工作轉移到家庭外的機構(如幼稚園)或「外人」

身上。將小孩轉移給幼稚園,對於許多家庭來說是很普遍的外包方式,問題不大,

但讓保母照顧小孩,卻使得這些把照顧或家務工作外包的女性,面臨了許多矛 盾。雖然家務工作的外包,解決了職業婦女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的窘境,但同時 這種讓「外人」取代自己原本應該擔負的家庭工作或角色,也讓許多女性產生無 法善盡母親或妻子等角色的焦慮感,進而讓她們企圖透過各種方式來處理與應對 這些焦慮,並且讓自己仍然保有「好媽媽」或「好妻子」的形象以符合社會期待

(Roberts 1997;Macdonald 1998;Yeoh & Huang 1999;Cheng 2006;藍佩嘉 2008)。因此,在接下來的章節我們將回顧這些過往文獻,以了解在母職與照顧 工作外包的情況下,女性會透過什麼樣的因應手段來維持自身的角色,並排除「外 人」介入的壓力。

一、母職工作的外包

根據主計處(2010)的資料顯示,1979 年時已婚婦女有 83.17%表示親自照 顧小孩,但到了 2010 年已下降到 54.90%,相對應的聘請保母來照顧小孩的比例 從 1979 年的 2.36%上升到 2010 年的 9.37%。顯示了小孩的照顧工作已逐漸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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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的手上轉移出去,而這從 4 歲小孩就讀幼稚園的人數變化也或多或少可看出此 一趨勢,1976 年,台灣就讀幼稚園的 4 歲小孩人數是 3 萬 6 千多人,到了 2011 年增加為 7 萬 5 千多人8(教育部統計處 2013)。在台灣幼稚園教育並不屬於國 民義務教育的一環,因此,在 5 歲以前9其學費都必須由父母自行負擔。在這樣 的情況下,4 歲幼兒入學人數的增加,就很有可能和婦女參與市場勞動而無法自 行照顧有關,這也符合前述婦女自行照顧子女比例下降的情況。

進入工業社會以後,許多投入勞動市場的母親不得不把他們照顧小孩的工 作外包給別人,但在這個過程中所呈現的並不只是簡單的聘僱關係,還涉及了母 親對於自己無法完成「母職」的矛盾,和害怕小孩與保母過於親近等複雜的心理 壓力。因此許多母親對於保母就有許多的規範與要求,並且將「母親的工作」與

「保母的工作」做出區分,保母們做的是所謂「卑微的工作」(menial housework) 或「影子工作」(the shadow work),雖然保母可能每天照顧小孩的時數多過於母 親,但這些工作的重要性都遠比不上母親所負責的工作(Roberts 1997;Macdonald 1998)。在藍佩嘉(2008)的研究中則用「階層化的母職勞動」來描述這種母職 工作中,母親與保母的角色與工作內容差異。

這樣的工作分化在許多相關研究中都可以發現,母親為了維持自己的正當 性,並且彌補把小孩交給「外人」照顧的愧疚,因而透過各種手段來鞏固自己的 角色,接下來本文將這些研究中所提到的方式整理如下。

(一) 將保母當作外人

在 Macdonald(1998)的研究中發現,有許多母親盡量消除保母在家中的存 在感,例如不要聘請需要提供住宿的保母,這樣在家庭團聚時間保母就是不存在 的。如果不得不聘請需要提供住宿的保母,Macdonald 發現這些母親受訪者雖然 稱保母為「家人」,稱讚其對小孩的愛心與照顧,但在家庭的合照或任何角落中

8 1976 年 4 歲就讀幼稚園人數為 36621 人,2011 年 4 歲就讀幼稚園人數為 75462 人(教育部統 計處 2013 )

9 100 學年度(2011 年)開始 5 歲幼兒入讀幼兒園可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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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沒有保母身影的,這些母親還會強調保母對於小孩的重要性並不大。

在藍佩嘉(2008)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而且因為其研究對象為外籍的 保母,所以許多母親的「外人」界線畫定並不只是強調其非家庭成員,更會以種 族與文化的差異來區隔保母與小孩及其家庭的距離。除此之外,很多母親也會透 過「血濃於水」的天性來強調母親的地位牢不可破,不可能被保母所取代(Yeoh

& Huang 1999;藍佩嘉 2008)。保母為了保住工作,往往也會配合雇主降低自己 的存在感,並避免對小孩有過度的感情涉入(Macdonald 1998)。因為,當母親 發現小孩與保母的感情過於親近時,她們就可能採取更換保母或者改為自己親自 照顧的方式,重新拉近自己與小孩的距離,讓小孩與保母之間的關係斷裂,以維 持自己做為母親的地位(Cheng 2006;藍佩嘉 2008)。

透過上述文獻可以發現,對於進入家庭分擔家庭照顧工作的幫手,家庭為了 維護其原有的完整性,與家庭成員本身的不可取代性(保母不可取代媽媽),家 庭成員會透過各種論述來區隔內外的界線,讓這個幫手雖然參與在其家庭中,但 卻是不存在或透明的。

(二) 劃清母親和保母之間的界線

許多母親也會透過強調母親與保母工作之間的分界,來區隔母親與保母之 間的差異,母親才是主要且重要的照顧者,相對於保母做的「卑微的工作」(menial housework),母親所做的「精神性的工作」(spiritual housework)是專屬於家庭,

無法被市場化的重要工作(Roberts 1997)。保母照顧小孩的工作也都要透過母親 來安排,甚至某些工作只能由母親來做,例如哺乳、為小孩洗澡或管教與教育小 孩等(Roberts 1997;Macdonald 1998;Yeoh & Huang 1999;藍佩嘉 2008),這 些代表「母親的工作」是不允許保母介入的,如果保母幫忙做了這些工作,會讓 某些母親感到憤怒,或自責自己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Macdonald 1998;Yeoh &

Huan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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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母親也會劃分出所謂的「家庭時間」或「親子時間」,這些時間是專屬 於父母和小孩的,通常被認為是擁有「較高品質」的照顧與相處,保母雖然與小 孩的相處時間更長,但那些「平常時間」的照顧品質基本上是被貶抑的(Roberts 1997;Macdonald 1998;Yeoh & Huang 1999;藍佩嘉 2008)。保母還要協助營造 這些親子時間,母親也會在這個時候安排一些不同於日常保母與小孩相處的活 動,讓小孩知道和父母相處是特別而充滿驚喜的(Macdonald 1998)。

藉由與保母工作之間的區隔,母親企圖特別化與重要化自己的地位,並透過 某些「只能由媽媽做」的工作來彰顯其並非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而是只負責「重 要且有品質」的工作。即使是母親未參與到的工作,她們也會妥善安排保母的工 作時間分配,表示一切都仍然在母親們的掌握與管理之中,透過這些方式,母親 似乎才能避免產生未盡到母職的心理壓力。

二、奉養工作的外包

隨著婦女勞參率的提升,被外包出去的家庭照顧工作並不只是「母職工作」, 家中老人的奉養工作也逐漸走向此一趨勢,家庭原本被社會期待的照顧功能漸趨 不足,而使「孝道外包」或「被動孝道」的情形愈加普遍(邱怡玟 2004)。這樣 的情況從附錄一外籍看護人數的增加也可看出端倪。如同小孩照顧的外包,可以 透過選擇交給家庭外的機構(如幼稚園)或者聘請保母進入家中照顧等方式來執 行,老人的照顧外包也可以選擇讓長輩入住機構(如護理之家、長期照顧機構)

隨著婦女勞參率的提升,被外包出去的家庭照顧工作並不只是「母職工作」, 家中老人的奉養工作也逐漸走向此一趨勢,家庭原本被社會期待的照顧功能漸趨 不足,而使「孝道外包」或「被動孝道」的情形愈加普遍(邱怡玟 2004)。這樣 的情況從附錄一外籍看護人數的增加也可看出端倪。如同小孩照顧的外包,可以 透過選擇交給家庭外的機構(如幼稚園)或者聘請保母進入家中照顧等方式來執 行,老人的照顧外包也可以選擇讓長輩入住機構(如護理之家、長期照顧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