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案子，那就等於一來一往，案件負擔還是一樣啊，因為我們知道審前 如果也要合議，那其實綁合議的時間還是很長，而且如果審前也要綁合
7.11 審前空間之強化
審前法庭空間為法院之門面，不應過於簡便、狹隘，俾使當事人感受最 起碼之莊重與威嚴。
至於將來採行「觀審制」時，審前中心是否更應落實準備程序之爭點整 理功能？本文則持保留看法。實則，一如前述，理想中之審前中心應界定在
「功能性」之角色及任務，即攔砂壩之截流作用，其目的設定在「快速過濾 案件」，並「迅速審結無爭執之案件」，至於準備程序之爭點整理，只有在 被告否認且有爭執時，方能顯現其價值，此種繁疑準備程序之爭點整理極為 複雜，承審法官須深具技巧性及洞察功力，亦即，法官必須依案情狀況之需 要，運用訴訟指揮權，「有計畫」地在前階段踐行事實、證據及法律上之爭 點整理程序，並適時予以闡明，且應致力於簡化爭點，如此方可助益訴訟雙 方限縮、擴增或撤回事實，或避免提出無實益之事實、法律主張或證據聲 請，而有利於促成後階段審理程序之審理集中化（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至第 279 條、第 293 條）91，並能於日後集中於已整理過之爭點，為調查證據與
91 併參邱聯恭，爭點整理方法論，頁 9-57（2006）。又刑事訴訟法第 273 條之修法理 由略謂：刑事審判之集中審理制，既要讓訴訟程序密集而不間斷地進行，則於開始 審判之前，即應為相當之準備，始能使審判程序密集、順暢；又案件如符合第 273 條之 1 或第 449 條第二項之規定時，即可嘗試瞭解有無適用簡式審判程序或簡易程 序之可能，以便儘早開啟適用之契機，避免耗費不必要之審判程序；另當事人於準 備程序中，經由起訴及答辯意旨之提出，必能使案件及證據重要爭點浮現，此時再 加以整理，當有助於案情之釐清；當事人對於卷內已經存在之證據或證物，其證據 能力如有爭執，即可先予調查，倘法院依本法之規定，認定該證據無證據能力者，
即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之，以節省勞費；如當事人有提出證物或可為證據之文書必 要時，即應命其提出，俾供調查、審判之用，以免臨時無法提出，影響審判之進 行。可見準備程序及集中審理，均是以促進訴訟為目的，否則宕延過久，未免有悖
事實及法律之辯論，即進行有計畫之審理。甚且，亦應考慮在於準備程序時 未主張之失權效問題92。由此可知，上開繁疑案件準備程序之「實質有效」
爭點整理，必須增加法官甚多時間及精力，此項工作應由審後承辦該案件之 法官進行為妥。換言之，此一「在準備程序進行實質有效爭點整理」之額外 任務，本非審前中心成立時所設定之關鍵績效指標之一，否則，審前中心將 因必須投入過多時間、精力進行實質準備程序爭點整理，而拖垮上開 8 項關 鍵績效指標之達成，況審後法官亦未必完全採認審前法官所整理之爭點，有 時不免仍須重新整理爭點，此舉反造成司法程序及資源之重複浪費。
另外，本文亦發現，新竹地院刑事庭實施案件流程管理制度後，審後之 平均終結一件判決所需日數，由試辦第一年即2009 年之 180 日，延長至試辦 第三年即 2011 年之 255 日（均以成立審前中心以後之終結日數作比較，與 2009 年以前之數據無涉），並未因審前中心之持續運作而下降，呈現不降反 升現象。本文藉由質性訪談所獲致之答案為：此與審後更審慎面對繁疑案 件，因而耗費諸多時間於交互詰問，及諸如鑑定等其他調查證據之工夫上有 關。並且，自2011 年起，審前與審後「共用辦案期限」，此亦為增加審結案 件日數之重大影響因素。然此一現象，不可曲解為不符合迅速審判之憲法要 求，其理由在於，審後法官所處理之案件，大抵為被告對案情「有爭執」之 繁疑案件，必須不斷進行交互詰問及調查其他證據，始能形成有罪或無罪之 心證，且判決書亦必須反覆論證，並詳細交代認事用法之理由，此乃自 1999 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以來，增強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而由檢察官負實質 舉證責任並行交互詰問，及繁疑案件在事實審改由 3 位法官全面合議，所必 然導致之訴訟耗時結果，此無疑是呼應「疑案慎斷」之司法最新浪潮訴求。
不過，審後法官終結一件案件平均所需日數「不降反增」之現象，雖尚非遲 延案件，仍頗值關注，尤其將來倘採行「觀審制」時，此種平均終結一件所 需日數增加之現象，應是必然之回應，司法當局宜進一步思考改進之道。
於保障人權之思潮。
92 關於刑事準備程序失權效問題，參見司法院刑事廳，前揭註 79，頁 12。
惟應加說明者，此一制度之運行仍有其侷限性，蓋案件流程管理目前僅 在第一審有其適用，無解於各界對於上訴審（尤其是最高法院）不時發回更 審，導致案件久懸未決之批評，雖最高法院日前發布新聞資料表示，其發回 率在2011 年已降為 18.67%，2011 年 1 月至 4 月更降至 15.96%93。惟在幾個 重要關鍵案件，例如蘇建和等強盜殺人案、黃志成盜匪案、綁架殺害學童陸 正案、徐自強擄人勒贖殺人案、邱鎮北收賄案、羅紀雄收賄案、味丹少東楊 世銘販毒案等，最高法院動輒發回更審，致案件纏訟多年無法定讞，則是不 爭之事實。對於上級審上開問題，並非本文研究所能解決，仍待上級審正視 此長期以來的問題，以消除民怨。
另外，本文僅針對刑事案件作研究，不及於「民事」案件之流程管理，
故關於部分受訪律師對於民事案件辦理流程管理之不歡迎，仍有待實務或學 界提供此領域之實證研究以評估。
最後，本文須進一步強調者，此一在地方法院成立「刑事審前中心」之 機制，司法行政在
無法增加員額之窘境下
，必須相應地提供能力範圍內之 人力、物力及奬勵措施加以支援，例如在「對內調整事務分配」方面，法院 內部之民、刑、少年、簡易等審判庭應確實統計、分析應分配之適當人力，儘量避免刑事庭人力過於吃緊，而讓其他類型審判庭人力有閒置、過剩之情 形；另在「對外尋求配合」方面，宜責由檢察官、律師、調解委員等適度居 間協助94；並且處理案件流程管理工作之人員，在考績及其他奬勵措施方 面，應給予從優待遇；在辦案成績考核方面，上級審不能將之與「僅承辦少 數案件而有較充裕時間辦理審後案件之法官」一起比較，必須因為其等「特 別犧牲」而特別看待。此外，辦理刑事審前中心之法官，並應妥善結合各項 司法資源，例如有效利用和解、調解等訴訟外解決方式（ADR），以疏減訟 源，均屬此一制度是否長久運行之衷心建議，爰一併提出供司法當局酌參。
93 參見最高法院新聞稿，「對吳巡龍檢察官的行為深表遺憾」，2012 年 6 月 4 日。
94 參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11 條：「法院為迅速審理需相關機關配合者，相關機關應優先 儘速配合。」第12 條：「為達妥速審判及保障人權之目的，國家應建構有效率之訴 訟制度，增加適當之司法人力，建立便於國民利用律師之體制及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