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天驄訣別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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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訣別

用「訣別」兩字來形容尉天驄與現代主義的關係，一方面是援引自尉天驄〈我 的文學生涯〉的用詞，一方面是有所時空侷限的，指的約莫是七○年代到八○年 代之間，若要將之用於現今的尉天驄是不妥的，起碼，尉天驄從現代主義習得的 藝術技巧至今仍被運用在書寫當中，另外，二○○六年十二月，其新書《棗與石 榴》發表時，曾因《家變》在「現代詩論戰」中飽受尉天驄批判的王文興便是座 上賓，由此，多少也可窺見今日他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態度。

不過，無可諱言的，七○年代是尉天驄與臺灣現代主義最為對立的階段，批 判現代主義文學也是對自己參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最嚴肅的檢討，他不但與現代 主義敵對，和純文學的關係也是岌岌可危，這個階段「文學傳播」的代表刊物是

《文季季刊》，《文季季刊》誕生於社會變動與政治衝擊，文學對尉天驄而言逐漸 演變成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與論述政治中國民族主義的載具，有脫軌文化的傾向，

反倒是與政治、社會過從甚密。就「文學創作」而言，雜文已然躍居該時期唯一 的書寫文體，時事性與批判性高過於藝術性，一場文學運動逐漸脫離文學本質而 偏走其他，強烈地暗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已臻日薄西山的境地。

第一節、尉天驄訣別現代主義

雖然尉天驄從六○年代後期就不斷對現代主義產生反思，也不斷出現文學必 須契合現實的論點，然而，無可避免的，從大學以來便致力於介紹現代主義的尉 天驄，思想依舊受到存在主義、心理分析的影響，即使是諷刺性頗強的〈動物園 的故事〉，也未擺脫現代主義據情造景的象徵手法。即便是到了一九七○年底，尉 天驄出版了《到梵林墩去的人》，欲藉此告別過去，在後序中還是肯定現代主義小 說所呈顯的蒼白能反映時代的面影與紀錄個人成長的歷程。隔年，《文學双月刊》

第一期發行，還是從這本集子中挑選了現代主義小說：〈又一個晴朗的日子〉來刊 載。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文學札記》付梓刊印，仍出現〈談文學革命運動〉、〈克 羅齊的美學思想〉、〈談詩的發展〉等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本質或推動相關的評論。

因此，要精確地道出尉天驄何時毅然告別現代主義並不容易，但從目前的文本資 料看來，最晚不會晚於一九七二年。

關於自己為何告別現代主義，尉天驄是如此解釋的：

在文學季刊上，我也寫了一些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小說，……而當時自己 也頗為自己的創作沾沾自喜。然而，沒有多久，我便在其中發現自己的虛 無和蒼白。……即：把活生生的現實問題擺在一個架空的世界裡來自欺欺 人。這種寫法只要被人追問，最後剩下的就只是依種所謂的「情趣」而已。

於是，幾經思考，我便和現代主義做了一次訣別。而促成這次訣別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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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原因，便是台灣文學對我的啟發。⁴³⁶

從這段自白透露，尉天驄訣別現代主義文學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對現代主義的 覺察」，其一是「受臺灣文學的影響」。另外，這段話也將其投入現代主義文學的 心路歷程作了大略的勾勒，證實他曾醉心於現代主義小說的創作，取捨之際亦曾 有過掙扎，以致於「幾經思考」，意味著尉天驄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態度是一種歷程 演變的結果，而考察其文學生涯，也的確印證了這樣的結果。

對於尉天驄所提的兩點告別現代主義的原因是偏向文學的、內緣的。然而，

文學只是當時臺灣社會中所擅場的現代主義之一部份，現代主義所面臨的時空因 素必然也左右著文學場域的發展。七○年代的臺灣局勢對現代主義的發展是一個 轉折，尉天驄等現代主義的參與者無一能倖免於時局衝擊，看似外緣因素，但這 卻是多數知識份子反現代主義的內驅力，這點是尉天驄所未提及的，卻必要一提 的。日後，尉天驄在《文季季刊》發刊詞就義正嚴詞指出：「『文季』是一個文學 刊物，但是創辦它絕不是為了消閒。因為，當歷史的腳步經過長期的失望、悲苦、

非人化的日子，把人類正推向一個互相關心的世紀，當中華民族的命運在這種奮 鬪的過程中正面臨史無前例的考驗、全國上下正努力於開創一個新局面的時候，

如果還有那麼一種人仍然高蹈於現實之外，以一種貴族的姿態自詡著個人的吟風 弄月可以給予人們以永恆的安慰，無疑地那不僅是在自欺欺人，而且也是對藝術 的一種姦污了。⁴³⁷」正是所證。

筆者認為尉天驄告別現代主義文學的因素有三，除了尉天驄自述的兩項外，

另一個因素則為「政治現實的衝擊」，本節將分別就此三點進行論述，試圖交待尉 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決裂的歷程。

一、國際現實的衝擊

臺灣在冷戰結構與資本主義的發展下，現代化的歷程與美國息息相關，美國 的動向自然牽動著臺灣國情。七○年代，臺灣遭逢自國府遷臺後最嚴峻的國際挑 戰。在此之前，長期受到美國政治、軍事、經濟等馳援，雖然能獲得實質利益，

卻也掣肘著臺灣的動靜。六○年代中後期，受到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世界各 地掀起學生運動與反體制狂飆運動，美國的反越戰運動便是其盪漾餘波，民眾反 彈政府既有的共產圍堵政策，加上蘇聯此時已和美國並駕為超級強權，駕馭顯得 棘手，適逢中蘇衝突日益白熱化，眼見機不可失，華府重新盤算美中臺三方既存 的外交模式。一九六七年，尼克森撰文《外交季刊》，已經蘊釀出對華新政策，一 九六八年尼克森當選總統，隔年，中美關係加速步伐，臺灣問題自此成為美中之 間的障礙，臺灣與美國的關係正悄悄響起質變的前奏曲⁴³⁸，七○年代初期，釣魚臺

436 尉天驄：〈我的文學生涯（中）〉，《中國論壇》半月刊第 17 卷第 7 期(1984 年 1 月 10 日)，

頁 67。

437 尉天驄：〈發刊詞─我們的努力和方向〉，《文季季刊》第 1 期 (1973 年 8 月 15 日)，頁 1。

438 唐耐心：《不確定的友情─台灣、香港與美國，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臺北縣：新新聞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3 月)，頁 18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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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爭議更凸顯臺灣身陷美國遠東佈局下的尷尬處境。在全球瀰漫馬克思反體制 狂飆運動的時代氛圍下，不少參與保釣運動的份子具有左傾背景，相較於國民黨 政府親長期親美，以致處理釣魚臺主權爭議的曖昧與遲鈍，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北 美又透過視訊傳播來美化，國民黨所代表的中國政權顯然令人憤怒失望，北美保 釣運動從愛國運動質變為左傾運動及統一運動，從民族意識轉向政治意識，國內 在在響應北美的保釣運動之後，帶動起知識份子的中國民族主義與逐漸釀成左翼 思想(有些知識份子本身即具備左翼背景，像陳映真、尉天驄)，為七○年代臺灣的 政治運動與文藝寫實主義回歸埋下伏筆。同年九月，聯合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為合法代表中國的唯一政權，自此以後，臺灣無不飽嘗外交挫敗，一連串的 外交和政治效應都源自於美國的親日態度和傾共政策，勢必激怒國內知識份子，

而知識份子正是臺灣接納現代主義的主力層⁴³⁹，主要從美國「進口」的現代主義思 潮遭到知識份子的圍攻與撻伐便不難想像，與現代主義息息相關的資本主義也同 樣受嚴厲批判。尉天驄的思想與文學觀同樣被時代檢驗著，如果不是這場變局，

即使尉天驄從六○年代中後期已對現代主義文學產生自我覺察，但要達到批判與 揚棄的程度恐怕是要延宕的，筆者以為該因素是具有催化關鍵的。

不過，中國近代積弱的真實時空都發生在中國本土，清季以來的種種，絕大 多數在臺灣的本省籍或外省籍知識份子未必「恭逢其盛」，但透過長期大中國主義 的教育思維以及對日本殖民的迫害記憶，知識份子對眼下的國難，輕易地便能在 心理上類比成清季以來的百年國難，因而罹患自我焦慮與集體焦慮。郭紀舟在《70 年代台灣左翼運動》中就曾提到：「伴隨七○年代初期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以 及對日斷交、反日貨運動，在在使得當時的知識份子憂慮台灣社會境遇與命運，

與中華民族近代史裡頭的苦難，有了歷史等同的聯想與聯繫。⁴⁴⁰」外交處境迍邅，

牽動潛藏在他們骨子裏的危機意識，即刻催生了圖亡禦侮的使命感，特別是受戰 亂波及而流離遷徙之輩更易感染氛圍。現代主義的美國舶來性質，下意識地激發 了他我之辨，而這個「他」，既是是外侮所在，也同樣是戰後臺灣最主要的現代化 源頭，抗禦外侮之際也形同與現代主義對立；加上其內在探索的藝術表現與疏離 特質，更讓知識份子備感隔絕，焦慮無從出口，勢必壓縮著現代主義的存在空間。

而現代主義飽受批評之際，又豈容文學全身而退呢？

觀察尉天驄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接觸歷程，六○年代末期，尉天驄不斷強調創 作與現實結合的必要性，但在揭櫫反現代主義文學旗幟的經過，不論是論述或創 作，較之陳映真、劉大任等，他並沒有取得領先的位置。因此，六○年代末期的 文學思維只是促使他反思，進而呼籲以結合現實來改革現代主義文學所呈顯的流 弊，並未產生足夠與現代主義決裂的力道。尉天驄後來回想郭楓在一九七二年未 能猜出於《台灣日報》上所刊登的批判性雜文出於己手時曾這麼說：

因為有一段時日，我是非常唯美的，在文學季刊上的作品仍然丟不掉這種

因為有一段時日，我是非常唯美的，在文學季刊上的作品仍然丟不掉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