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評述
第四節 對於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關係不一致的反思
影響。Davis, Nolen-Hoeksema, & Larson (1980) 在其研究當中以親屬過世的哀悼者為受訪 對象，分別在親屬過世前、過世後 6 個月、過世後 13 個月為這些哀悼者進行訪談，詢問他 心理沮喪程度上升。而 Frazier, Conlon 及 Glaser(2001)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結果。他們以性侵 害生還者為研究對象，探討遭受性侵害的婦女，在創傷後的兩週(T1)與一年(T2)所報告的 正向改變數量是否有變化。研究結果發現性侵害生還者所報告出的正向改變數量隨著時間 而增加。Frazier 等人也發現，在 T1，生還者所報告出的正向改變數量與憂鬱及 PTSD 分數 皆有負向的關係，r 分別為-.50(p < .001)及-.38(p < .001)；而在創傷後一年，生還者所報告 的正向改變數量與憂鬱有負向關係(r=-.35, p < .001)，與 PTSD 則沒有關係。 Frazier 等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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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將受試者分為「一直有正向改變」(T1 及 T2 的正向改變數量皆高於中數)、「從來沒有 正向改變」(T1 及 T2 的正向改變皆低於中數)、「獲得正向改變」(正向改變數量於 T1 低 於中數，而 T2 高於中數)、及「失去正向改變」(正向改變數量於 T1 高於中數，而 T2 低於 中數)，並探討受試者的正向改變數量變化，是否可以預測創傷一年後(T2)的憂鬱程度與 PTSD 症狀。研究結果發現「一直有正向改變」組別，比「從來沒有正向改變」組別的憂 鬱程度顯著較低，而「失去正向改變」的組別，其憂鬱程度幾乎和「從來沒有正向改變」
組別的憂鬱程度一樣高。 由以上研究可見，個體的益處發現隨著時間的演進，可能有所變 化，也因而對心理適應產生影響：益處發現程度上升，心理適應較高；益處發現程度下降，
心理適應較差。這突破了過去在探討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關係的研究，將益處發現假 定為穩定的因子來做預測及比較，忽略了在不同時間點個體益處發現可能有所不同，並且 影響到與心理適應因子的相關及預測。
除此之外，過去以相關或是迴歸探討益處發現及心理適應之間關係的統計方式，亦屬 於一種在「個體間」層次探究變項間關聯的方式。但有的學者指出，此類的統計方式並不 適用於探討「個體內」的心理歷程中不同變項之間的關聯(Curran & Bauer, 2011)。使用傳 統的相關或迴歸，我們可以找到益處發現高或低的個體，其心理適應優劣之間的關係，但 這樣的結論，並無法推論至個體內層次的心理變化，即一個人的益處發現程度上升或下降 如何影響個體的心理適應。Curran 與 Bauer 建議，要探討個體內的心理歷程改變，可以為 同一樣本進行多次重複的測量，以個體內的變異做出統計推論。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依 Curran 與 Bauer (2011)的建議，嘗試以縱貫研究，在多個時間點測量癌症患者的益處發現 以及心理適應相關變項，並且採用階層線性迴歸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來估計乳癌患者個體內益處發現變化對自己心理適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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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無可避免亦對此經驗產生負向的知覺。誠如 Tomich, Helgeson, & Nowak Vache (2005) 的研究，他們發現乳癌倖存者從其癌症經驗當中所知覺到的成長與退化(decline)皆比對照 組來的高，在成長方面的項目包含生命價值珍惜、自我成長、生活重心的重新排序、有助 人的能力以及自信；在退化方面則包含生理上的副效果以及自我形象的下降。而 Belizzi, Miller, Arora, & Rowland (2007)在調查一群淋巴癌患者身上也同樣發現正向與負向的改變，正向改變包含受試者與家人朋友的感情以及宗教信仰的增加；負向改變則有工作職業以及 經濟狀況。Bellizi 等人也發現，不管是整體亦或是感情、健康行為以及經濟狀況三個子項 的負向改變增加，都會預測個體生理與心理功能的下降。
根據學者 Brennan (2001)的想法，癌症被概念化為個體社會認知的心理轉化歷程 (social-cognitive transition)。具有震撼性的創傷事件，撼動了個體的假想性世界觀，並且造 成兼具正向與負向的改變，影響個體的生命軌跡、自我信念、依附的本質、靈性以及個體 的存在感。事件給予個體的正負向影響，都將會成為這樣促發社會心理轉換的養分。越來 越多的學者提出，心理適應與心理沮喪可能並不是彼此對立，而是有可能同時間存在的 (Folkman & Moskowitz, 2000)。也有的研究指出，正、負向的心理適應，應該是獨立的向度 (Pakenham, 2005)。因為癌症經驗所產生的正與負向的知覺，同時對心理適應造成影響，甚 至 Aldwin (2007)也認為，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成長亦必須要是正、負向情緒的平衡，兩者 兼具。
然而在過去益處發現的研究當中，少有研究同時間探討因為創傷經驗而產生的正負向 知覺經驗如何影響個體的心理適應。Frazier Conlon & Glaser (2001)的研究發現，整體而言，
在創傷事件發生之後，癌症倖存者的正向改變會隨著時間上升，負向改變則隨著時間下降。
在他們的橫斷相關分析中發現正向改變與憂鬱程度有負相關，負向改變則與憂鬱程度有正 相關，縱貫迴歸則發現正向改變減少的個體，其心理沮喪程度上升。此外，Bower 等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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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同時受到了脆弱性感受的影響。而 Bellizi, Miller, Arora, & Rowland (2007)等人的研 究當中也一樣發現負向改變會稀釋正向改變與身體功能的正相關。以上研究的結果顯示，‧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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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處發現與負向知覺皆是在創傷事件之後發生，兩者間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關，因此 在個別對於心理適應的預測上，會有遮蔽或是稀釋的效果，導致統計結果不顯著。
然而 Cheng, Wong 及 Tsang (2006)對於創傷事件負向知覺與心理適應之間關係卻有 不同的主張。Cheng 等人認為，個體在創傷後所報告的益處發現，只有在同時也知覺到事 件的負向結果，才會對個體的心理適應帶來好的影響，並為未來累積個人與社會的資源。
反之，若經歷創傷的個體，在創傷後僅報告益處，卻沒有知覺到事件的負向結果，則可能 代表個體所報告的益處發現，屬於一種心理防衛，是個體扭曲自身對於事件認知的結果，
並不會帶來個人與社會資源的提升。他們以面對 SARS 風暴的香港民眾為樣本，探討個體 在經歷 SARS 風暴後所知覺的主觀益處、損害、自我防衛以及個人與社會資源之間的關係。
在他們的研究當中，他們針對受試者的訪談內容，將受試者分為「僅知覺到益處」、「僅 知覺到損害」以及「同時知覺到益處與損害」三組。研究結果顯示，在「僅知覺到益處」
的組別當中，其自我防衛最高，同時在半年後追蹤的自尊及社會支持較低；反觀「同時知 覺到益處與損害」的組別，其自我防衛較低，同時在半年後追蹤的自尊及社會支持較高。
因此 Cheng 等人提出，這樣的研究成果顯示，在過去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間關係的研究呈 現不一致的現象，可能是因為個體所報告的益處發現具有兩種不同的形式 -- 「僅知覺到 益處」及「同時知覺到益處與損害」。而只有同時知覺到益處與損害，個體才會真正的為 自己累積將來面對挑戰的資源，從而得到真實的成長，並帶來良好的心理適應。而僅知覺 到益處的個體，可能象徵的是一種心理防衛，因此並不會為個體在未來累積資源，而沒有 促進良好的心理適應。
從 Bower 等人(2005)的研究看來，益處發現對心理適應的預測，會受到脆弱性感受的 影響，出現稀釋或是遮蔽的效果。但就 Cheng 等人(2006)的觀點而言，益處發現只有在個 體也知覺到損害的情況下才更有助於心理適應的提升。因此，本研究除了想要探討益處發 現與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亦想要釐清個體在經歷創傷事件之後與益處發現同時出現的負 向知覺，其對心理適應的影響為何。更進一步，想要探討益處發現與負向知覺之間的交互 作用是否可以預測心理適應，依此來驗證 Bower 等人(2005)與 Cheng 等人(2006)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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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節變項對於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間關係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間的關係存在不一致的現象，可能來自於調節變項 對兩者間關係的影響。Lechner 等人(2006)以縱貫研究調查了兩群初期乳癌的患者，探討受 試者的益處發現以及心理適應相關因子如生活品質、正向情緒、負向情緒、憂鬱以及社交 阻礙之間的關係。Lechner 等人認為，過去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關係不一致的現象，
可能源自於不同的個體對於癌症的診斷與治療會有不同的反應特質。研究一的結果顯示，
個體的癌症期數較高者，其益處發現也較高，心理適應亦較好。Lechner 等人認為，個體 因為癌症期數較為嚴重，其投入因應創傷的心理資源更多，使個體獲得更高的益處發現，
也因而有更好的心理適應。癌症期數會調節個體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
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關係受到調節變項影響，亦在 Helgeson, Reynolds & Tomich (2006)的整合分析研究資料中顯示。他們發現創傷事件發生至今的時間、益處發現的測量 工具以及樣本的族群構成會影響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事件發生時間越久，益 處發現與心理適應具有顯著的正相關；而使用有良好信效度的益處發現相關測量工具也比 較容易讓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的相關達至顯著；在樣本族群上面，當樣本中少數民族 所佔比例越高，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就更強。此外，Sawyer, Ayers & Field (2010) 整理過去癌症以及愛滋病個體的文獻中同樣發現，事件診斷經過的時間、年紀、種族等是 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關係的重要調節變項。益處發現在事件發生後的短時間內與負向 心理健康的關係較強，但在隨著時間過去後與正向心理健康的關係則逐步增強；在年齡方
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關係受到調節變項影響，亦在 Helgeson, Reynolds & Tomich (2006)的整合分析研究資料中顯示。他們發現創傷事件發生至今的時間、益處發現的測量 工具以及樣本的族群構成會影響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事件發生時間越久，益 處發現與心理適應具有顯著的正相關；而使用有良好信效度的益處發現相關測量工具也比 較容易讓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的相關達至顯著；在樣本族群上面，當樣本中少數民族 所佔比例越高，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的關係就更強。此外，Sawyer, Ayers & Field (2010) 整理過去癌症以及愛滋病個體的文獻中同樣發現，事件診斷經過的時間、年紀、種族等是 益處發現與心理適應之間關係的重要調節變項。益處發現在事件發生後的短時間內與負向 心理健康的關係較強，但在隨著時間過去後與正向心理健康的關係則逐步增強；在年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