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 萬名新增病例，佔了全球罹癌人數的 10.9% (Ferlay, Shin, Bray, Forman, Mathers, &
Parkin, 2010)。
對於病人而言，癌症的診斷通常也宣示著痛苦、失落、以及死亡威脅的到來。醫療過 程的痛苦不堪、療程效果的不確定性、社會角色的轉換、以及長時間對於病症復發的擔心 與焦慮，使得病人除了面對身體上的苦痛，更要面對一連串心理社會的擔心、畏懼以及挑 戰，影響了病人的自尊以及個人存在的意義。Cordova 與 Andrykowski (2003)認為，癌症 的診斷與治療對患者而言是一種極端強烈的壓力經驗，通常伴隨著強烈的情緒。一般而言，
癌症的診斷對病患而言是非預期，且是突如其來，對身、心理健康帶來威脅。種種關於癌 症病患社會心理適應的研究顯示，癌症病患除了必須承受生理上的痛楚，亦要面對沉重的 心理壓力。在治療階段，患者同樣必須承受著憂鬱、焦慮等的心靈磨難 (Bower et al., 2006)。
Van’t Spijker、Trijsburg 和 Duivenvoorden (1997) 整理乳癌診斷後心理症狀之盛行率，發現 病患於手術後 3 個月，罹患憂鬱症的比例為 5%至 46%，而達到焦慮症的標準為 8%-45%。
癌症病患，不管是在診斷的當下還是治療期間所面臨的心理困擾，使其心理調適受到了極 大的挑戰。
除此之外，癌症的診斷本身也是一件具有潛在創傷性質的事件，可能使得患者的生命 以及安全受到威脅。美國精神醫學協會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1994)開始將具有生命威脅的疾病診斷，納入為其中 一種可能引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壓力因子。此外，
Cordova 等人(1995)的研究亦同樣指出，在已完成癌症治療的倖存者的自評當中亦普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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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侵入性思考、逃避行為等類似創傷後壓力疾患的症狀，且有 5%至 10%的樣本可能 符合 DSM-IV 中 PTSD 的診斷。流行病學研究的結果顯示，出現與癌症相關的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的患者，在癌症患者當中佔了 5%至 35% (Kangas, Henry, & Bryant 2002)。然而，癌 症所帶來的創傷經驗，與一般天災人禍所帶給人們的心理創傷，依然有性質上的不同。其 中，以癌症的「擔憂將來」為最顯著的差異(Brennan, 2001)。確實，癌症的診斷，只不過 是這一連串壓力事件的起端，後續療程更為患者帶來一連串的生理與心理負擔，形成慢性、
長期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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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心理歷程，包括有『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 (Tedeschi & Calhoun, 1996)、『存有成長(existential growth)』(Spiegel & Classen, 2000; Yalom, 1980)、『壓力相關 成長(stress-related growth)』( Park, Cohen, & Murch, 1996)、『益處發現(benefit finding)』(Affleck & Tennen, 1996)、『知覺正向意義(perceived positive meaning)』(Bower et al., 2005)、
『知覺益處或建構益處(perceived benefits or construing benefits)』( Tennen, Affleck, Urrows, Higgins, & Mendola, 1992)、『正向心理改變(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nges)』(Yalom &
Lieberman, 1991)、或是『逆境成長(adversarial growth)』( Linley & Joseph, 2004) 。雖然所 用名稱各異，但都指涉負面壓力事件下正向的改變或是成長的概念，概念之間的差距也還 未有一致的共識。為了簡明一致，本研究以「益處發現」來統稱所有正向改變相關的詞彙。
創傷的事件可以為人們帶來正向的成長與益處。而過去學者的研究也顯示，這樣的創 傷事件是多元的，包含喪親及分手、兒童性虐待、成人性虐待、颱風、大屠殺或者是空難 (Affleck & Tennen, 1996; Davis, Nolen-Hoeksema & Larson, 1998; Frazier, Conlon & Glaser, 2001; Frazier, Tashiro, Berman, Steger, & Long, 2004)。雖然創傷事件的起因不一，但皆有可 能為受難的人們，帶來相對於以往更好的改變或成長。而在醫療領域，相關的研究亦不少，
益處發現相關的研究包含有中風病人(Thompson, 1991)、心臟相關疾病倖存者(Affleck, Tennen, Croog & Levine, 1987)、脊椎傷害倖存者(Bulman & Wortman, 1977)、不孕婦女 (Abbey & Halman, 1995; Stanton, Tennen, Affleck, & Mendola, 1991)、以及慢性風濕病等 (Affleck, Pfeiffer, Tennen, & Fifield, 1988; Liang et al., 1984)。
與其他創傷事件相似，在乳癌患者當中，自陳從其癌症經驗當中，自覺獲得益處及正 向改變的人其實亦不在少數，在不同學者之間的研究樣本當中佔了 53% (Taylor, 1983)到 83% (Sears, Stanton, & Danoff-Burg, 2003)不等的比例。就實務工作而言，掌握創傷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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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創傷之後所能夠得到的啟發與成長，有助於實務工作者將工作的思維，從了解個體 的負面改變、降低心理困擾逹至更好心理適應的「壓力-適應」的模式，轉而探討創傷經驗 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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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益處發現與心理調適的關係不一致
然而，患者從癌症的創傷經驗當中所知覺到的益處與成長，究竟是否有助於患者增強 自我對於創傷後生活的適應？這個問題在實徵研究上的結果，尚未有定論。有些研究指出，
益處發現與正向心理社會結果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如較低的抑鬱(Fife, 1995; Ho, Chan, &
Ho, 2004)、較高的自尊與低焦慮(Lewis, 1999)、更好的心理福祉 (Carpenter, Brockopp, &
Andrykowski, 1999)、更多的正向情緒(Carver & Antoni, 2004; Tomich & Helgeson, 2002)以及 生活滿意度(Curbow, Somerfield, Baker, Wingard, & Legro, 1993)。但是，有的研究卻也得出 益處發現與心理社會結果之間出現負相關的結果，如抑鬱或是較差的生活品質(Tomich &
Helgeson, 2004)，另有研究發現兩者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 (Fromm, Andrykowski, & Hunt, 1996)。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不一致的現象，便成為一個值得探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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