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乳癌病患正向意義、脆弱性感受與各項心理適應指標之分佈情形.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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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共搜集 280 位乳癌婦女有效樣本資料，採縱貫性重複施測收到 1400 份有效問卷。
依據研究的目的以描述性及推論性統計分析，分別描述。
第一節 乳癌病患正向意義、脆弱性感受與各項心理適應指標 之分佈情形
在本研究中，乳癌患者於術後一週內、術後三個月、術後六個月、術後一年以及術後 二年接受正向意義與脆弱性感受以及各項心理適應指標之測量。心理適應分為憂鬱與焦慮 兩種心理症狀以及正負向情緒兩種情緒指標。正向意義、脆弱性感受、焦慮、憂鬱、正向 情緒、負向情緒之平均值、標準差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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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病患正向意義、脆弱性感受、心理症狀和正負向情緒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N = 280)
變項 術後一週內(T1) 術後三個月(T2) 術後六個月(T3) 術後一年(T4) 術後二年(T5)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正向意義 24.31 5.91 23.42 5.82 23.13 5.96 23.37 6.19 23.61 5.78 脆弱性
感受
11.92 3.79 11.16 3.76 11.18 3.58 10.81 3.67 10.36 3.56 焦慮 15.44 4.14 13.15 3.63 13.31 3.79 13.29 4.14 13.12 4.18 憂鬱 10.27 3.23 9.83 3.58 9.66 3.26 9.43 3.34 9.63 3.39 正向情緒 2.40 1.47 2.55 1.60 2.68 1.50 2.82 1.55 3.02 1.50 負向情緒 1.27 1.42 0.97 1.29 0.89 1.28 0.87 1.31 0.86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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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性感受間皆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此結果與 Bower 等人(2005)的研究結果相符，代表罹患 癌症的個體，因為癌症而改變的人生觀與展望越大，其對於身體健康以及癌症復發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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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術後一週內的測量顯示初診斷乳癌病患是否進行化療與放療，與其正 向情緒、脆弱性感受與各項心理適應變項沒有顯著的正相關。
表 4-7 術後一週內背景、臨床變項與各研究變項相關分析
正向意義 脆弱性感受 焦慮 憂鬱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年齡 -.194** -.059 -.076 -.072 -.152* -.026 教育程度 .244** .016 -.027 -.123* .329** -.106 有無結婚 .128* .055 .022 .057 .046 -.051 癌症期數 -.034 -.041 .118* -.048 -.108 .056 有無化療 -.024 -.013 .006 .009 -.032 .024 有無放療 .017 -.003 .048 -.080 -.039 .003 注：*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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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婚姻狀態與癌症期數，放入階層二的個體間分析。 個體內(within-person)階層 的變項及個體間(between-person)階層的變項如表 4-8 所示。表 4-9 列出階層一中正向意義、
脆弱性感受、心理適應指標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最大與最小值以及階層二中年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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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著以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的階層一分析計算正向 意義與脆弱性感受對心理症狀、正負向情緒的預測。與過去研究所採用的一般迴歸不同的 Curran & Bauer (2006)的建議，使用 HLM 雙向交互作用網頁程式繪出交互作用圖。我們將 脆弱性感受的程度，依其平均值以及平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區分出高度、中度與低度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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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正向意義與脆弱性感受預測焦慮的交互作用圖 正向意義
憂 鬱
高脆弱性感受
(t = -2.4642, p = 0.0139)
中脆弱性感受 (t = -1.697, p=0.09)
低脆弱性感受
(t = -0.2265, p = 0.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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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析正向意義、脆弱性感受對心理症狀及正負向情緒的預測關係之外，我們也在 分析當中加入了背景與臨床變項，探討這些變項是否會調節正向意義及脆弱性感受與心理 適應指標的預測關係。我們從本研究中的相關分析與過去研究所得出的結果，篩選出年齡、
教育程度、婚姻狀態、與癌症期數放入 HLM 中的階層二進行後續分析。
我們的分析結果顯示年齡與教育程度的調節作用不顯著。而婚姻狀態則在正向意義預 測憂鬱、脆弱性感受預測憂鬱、以及交互作用預測憂鬱中達到顯著。我們的結果發現，相 較於沒有結婚的個體，有結婚的患者其正向意義與脆弱性感受對憂鬱的正向預測效果更強。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婚姻狀態對交互作用及憂鬱程度預測關係所產生的調節作用，我們將有 結婚及沒結婚的患者分為兩組，分別探討其正向意義、脆弱性感受及交互作用對憂鬱的預 測。我們的結果發現，僅有在有結婚的病患上，正向意義與脆弱性感受的交互作用才可以 預測憂鬱的下降。然而後續簡單斜率分析都不達顯著，因此無法判定有結婚個體在不同程 度脆弱性感受上，正向意義與憂鬱的預測效果是否有顯著差異。
另外一個顯著的調節變項是乳癌患者的癌症期數。癌症期數在脆弱性感受預測憂鬱以 及交互作用預測憂鬱上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相較於疾病嚴重度較低的病患，
高疾病嚴重度病患的脆弱性感受正向預測憂鬱的效果更強。為了更進一步了解癌症期數對 交互作用及憂鬱程度預測關係所產生的調節作用，我們後續將癌症患者分為「1 期及以下」
以及「2 期及以上」，分別探討其正向意義、脆弱性感受及交互作用對憂鬱的預測。我們 的結果發現在期數 1 期及以下的癌症患者，其脆弱性感受與憂鬱有正向的預測，即脆弱性 感受越高，憂鬱程度越高。而在 2 期及以上的患者當中，正向意義與脆弱性感受的交互作 用可以在預測憂鬱上達到顯著。後續的簡單斜率分析發現，2 期及以上患者中在經歷高脆 弱性感受時，其正向意義負向預測憂鬱的效果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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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婚姻狀態對正向意義與憂鬱間預測關係的調節作用 有結婚
(t = 3.6859, p = 0.0002)
沒有結婚
(t = 2.3116, p = 0.021) 憂
鬱
正向意義
有結婚
(t = 2.7715, p = 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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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婚姻狀態對脆弱性感受與憂鬱間預測關係的調節作用 沒有結婚
(t = 5.3044, p = 0.000) 憂
鬱
脆弱性感受
有結婚
(t = 4.391, p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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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有結婚與沒結婚乳癌患者正向意義、脆弱性感受、交互作用對憂鬱的預測結果
圖 4-4 有結婚病患，正向意義與脆弱性感受預測憂鬱的交互作用圖
有結婚 (n = 229 人) 沒結婚 (n = 50 人) 預測
變項
憂鬱 憂鬱
β SE β SE
正向 意義
.106* .042 -.027 .067 脆弱性感受 .619*** .117 .207 .180 正向意義*
脆弱性感受
-.014*** 0.004 -.0005 .007
正向意義 憂
鬱
高脆弱性感受 (t = -1.0284, p = 0.304)
中脆弱性感受 (t = -0.5286, p=0.5972)
低脆弱性感受 (t = 0.0003, p = 0.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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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疾病嚴重程度對脆弱性感受與憂鬱間預測關係的調節作用 脆弱性感受
憂 鬱
高疾病嚴重度 (t = 6.0109, p = 0)
中疾病嚴重度 (t = 5.3456, p = 0.)
低疾病嚴重度 (t = 4.6194, 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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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癌症期數「1 期及以下」與「2 期及以上」乳癌患者正向意義、脆弱性感受、交互 作用對憂鬱的預測結果
圖 4-6 2 期以上乳癌病患，正向意義與脆弱性感受預測憂鬱的交互作用圖.
1 期及以下 (n = 141 人) 2 期及以上 (n = 139 人) 預測
變項
憂鬱 憂鬱
β SE β SE
正向 意義
.024 .053 .119* .051 脆弱性感受 .373* .146 .658*** .133 正向意義*
脆弱性感受
-.006 .005 -.016** .005
正向意義 憂
鬱
高脆弱性感受
(t = -2.8556, p = 0.0045)
中脆弱性感受 (t = -1.9836, p=0.0478)
低脆弱性感受 (t = 0.1098, p = 0.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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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負向知覺的遮蔽。但 Cheng 等人(2006)卻對此有不一樣的主張。Cheng 等人認為缺乏 負向知覺的個體，其益處發現只不過是自我防衛的錯誤知覺，無法真正為個體帶來良好的‧
程度的效果最好。這樣的證據，顯示我們的資料較為支持 Cheng 等人(2006)的主張，即認 為只有在同時知覺到益處與損害的個體，才能真正地為自身累積未來面對挑戰的資源，從 而帶來良好的心理適應。因此正向意義是在個體也經歷高脆弱性感受時，對憂鬱有較強的 負向預測力，而非 Bower 等人所預測的低脆弱性感受。這樣的結果，在 Aldao 與Nolen-Hoeksema (2012) 的情緒調節策略效果研究當中亦得到支持。他們在探討適應性與非 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對心理病理的預測關係中發現，非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與心理病理有
根據 Taylor (1983)所提出的認知調適理論，益處發現可能是一種正向的錯覺，是一種 個體在面臨創傷壓力時所使用的自我強化與維護的心態。雖然錯覺面向的益處發現可以被 當作是一種短期的適應性緩和策略。但是若個體一味地以認知逃避策略表面去思考創傷相 關的議題，這種逃避必然不利於適應。因此 Cheng (2006)等人提出，個體在經歷創傷之後 所產生的益處發現可能具有兩種面向：1)僅知覺到益處、2）同時知覺到益處與損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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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正向情緒的預測卻沒有達到顯著。Helgeson, Reynolds 與 Tomich (2006)的整合分析當中，雖然發現益處發現與心理福祉及憂鬱的相關皆達至顯著水準，但益處發現與心理福祉之間 相關的效果量就大於益處發現與憂鬱之間相關的效果量。學者們一般上認為，益處發現的 本質可能還是與正向的心理適應指標較為接近。換言之，益處發現的測量，比較能夠反映 出個體在經歷創傷後所知覺到的正向結果，而並非心理痛苦的減少。而脆弱性感受等負向 知覺，才比較容易反映出個體在負向心理適應上面的變化。情緒調節策略與心理病理間關 係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果。Aldao，Nolen-Hoeksema 與 Schweizer (2010)在一篇整合分析 研究中發現，非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與心理病理之間關係的效果量，大於適應性情緒調 節策略與心理病理之間的關係。同時作者們也強調，情緒調節策略與心理病理之間的關係 極有可能會因策略的選擇以及心理病理的種類而改變。而益處發現對憂鬱及焦慮的預測形 態不同，可能也因為這兩種心理症狀所涉及的心理歷程有所相異有關。Helgeson, Reynolds 與 Tomich (2006)的整合分析結果發現益處發現與憂鬱具有顯著的負相關，但與焦慮則沒有 顯著關聯性。王韋婷(2014)以群體軌跡模式的分析方法探討益處發現與心理症狀之間發展 軌跡的關聯性研究結果認為，益處發現與焦慮之間應該具有類似曲線的關係，而與憂鬱則 有負向的關係。焦慮與憂鬱的心理歷程在訊息的處理上其實涉及不同形態的認知內容與注 意力偏向(Mineka & Sutton, 1992)。其中，焦慮比較與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有關。而如同 Tedeschi 與 Calhoun (2004)的理論提出：創傷事件必須要有足夠的威脅性才會產生益處發現。
適度的焦慮可能有助於提升個體的益處發現；但過高的焦慮則可能會使個體過度投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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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適應造成好的影響。益處發現無法預測焦慮是否與學者研究中認為兩者間具有曲線關 係，則需要在未來研究中驗證。
除了正向意義與脆弱性感受對心理適應的預測，在本研究中，我們也在分析中加入了 背景與臨床的變項，希望能夠探討，個體在經歷創傷事件後益處發現對心理適應預測的內 在心理歷程，是否會為個體間的背景或是疾病相關因素所影響。我們的研究顯示，在台灣 的初診斷乳癌患者中，婚姻狀況及癌症期數是重要的調節變項。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結
除了正向意義與脆弱性感受對心理適應的預測，在本研究中，我們也在分析中加入了 背景與臨床的變項，希望能夠探討，個體在經歷創傷事件後益處發現對心理適應預測的內 在心理歷程，是否會為個體間的背景或是疾病相關因素所影響。我們的研究顯示，在台灣 的初診斷乳癌患者中，婚姻狀況及癌症期數是重要的調節變項。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