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意識
經歷過「以農養工」的時期，進入後工業社會，一方面農村不再只是供給糧 食，而是發展出結合觀光遊憩等多元經營型態，也有越來越多有志青年投入農業 創新，呈現豐富的生產面貌；但另一方面，本土農業仍常常受到都市擴張、土地 開發、資源分配不均等結構因素威脅，甚至有農民開始走上街頭爭取權益，加上 當代對食品安全、有機農業的新思維，不論從何種面向來看，「農」已然重返當 代顯學，似乎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農村的既有本土社會科學研究，在建構「農村」的過程當中，往往趨於 總體範疇的討論，而少將人與自然的複雜關係作為研究核心。從柯志明（1990）
談日治台灣農村商品化與小農經濟結構的鞏固，李登輝（1989）討論台灣在殖民 地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的過程中，透過提高農業剩餘，加上各項扶植工業的政策，
達成工業化社會的轉型，晚近則有蔡培慧（2009）從農業結構轉型分析農民角色 的變化（李登輝，1980；柯志明，1990；蔡培慧，2009）。上述農村研究的共通 點，都是針對國內外不同權力交織下，較大尺度的「社會結構」如何影響農村與 農民，即便是如謝國雄（2003）、楊弘任（2014）從小範圍的農村田野考察出發，
也都少了對於「自然」的討論（楊弘任，2014；謝國雄，2003）。如何在當代農 學復興、有機風潮興起的脈絡中，用社會科學的進路，再次從農村生活中設想「自 然」，或許是一項重要課題，因而本文試圖以人與自然的關係性視角，重新切入 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探究，從「種茶」之「隱性自然營造」（latent nature making）
實作的考察，導引到由環境護生倫理引導、反身性之「顯性自然營造」（manifest nature making）的新概念趨勢，展開的象徵鬥爭動態。
進到城鄉所不久，經由學長引介，我開始參與城鄉所在坪林從事的茶業推廣 及社區營造活動。當地的種茶與製茶技藝，多半來自家學淵源或拜師習得，因而 各家各戶可能都有自己的獨門技術，但在農會體系、茶改場的輔導下，品質、技 術也多少隨時間產生了一些質變，當中最明顯的關鍵，便是直接決定價格的「優 良茶比賽」；然而，茶改場既推廣技術，又主宰了茶比賽的品評，這也讓部分茶 農對茶改場又愛又恨。另外，隨著「有機」風潮興起，除了茶行、茶農自行轉作
或接受茶改場、農會產銷班輔導之外，近年來從事有機認證、通路活動的非政府 組織「慈心基金會」亦以「淨源茶廠」介入坪林的茶業生產，還有不少茶農兼營
「茶園觀光」，不但產生出多元的生產地景，更讓茶業場域不只是種植、加工出 好茶，也開始將要將包含茶園在內的「自然」，也納入營造的對象之中，進而形 成一種整體性、反身性與理念先行的「顯性自然營造」實作觀點。另一方面，為 了供應大台北地區的用水，政府頒訂禁建、禁止耕地擴張等策略，一方面是通過 消極管理的手段，盡量保育當地的自然環境，並提供當地生態觀光的資源，一方 面也不難看出坪林在城鄉不均發展下，受到國家力量管制，不斷為都市輸送天然 資源的處境。對於當地茶農而言，「都市」既是城鄉關係中的剝削主體，又是主 要的客源，也使坪林的城鄉關係呈現微妙矛盾。
雖然我因為曾經參與環境友善茶的推廣行銷，在都市消費者面前總是盡力宣 揚有機、友善農業對自然的好處，但在幾次與慣行茶農的對話中，我才驚覺自己 對慣行農業一點都不了解，對「自然」、「安全」、「友善」的想像，也迥異於當地 實際從事生產的茶農。慣行茶農還對我抱怨，對外都是「邊緣的」有機、環境友 善茶農掌握了輿論資源，各種有機論述對於慣行農業的否定，暴露在都市的傳播 媒體中，對他們的生計儼然構成一大威脅；相反的，從有機茶農聽到的經驗，往 往都是農會力挺主流的慣行班，使得有機產銷班如「無父孤兒」，甚至在市集等 場合受到慣行茶農挑戰。
人與自然的關係，銘刻在場域行動者（可能是農民、技術官僚或在地商家）
的身體之中，而身體性的營造實作、象徵性的論述文本，又會不斷再生產出人與 自然的關係形態。因此，在行動者「觀念」、「象徵」層次的自然意識，與「身體」、
「實作」之間，實是存在不可分割的關係。從更廣泛的尺度看來，在地域社會中，
不同行動者也會各據自身利益，透過各種實質、象徵層次的鬥爭，爭取己方在場 域內的支配地位，進而形塑場域運作的秩序；「自然」既是構成在地經濟的「生 產環境」，也具有與營造實作相互建構的「象徵性質」；自然資源既是鬥爭的目標，
也是鬥爭的籌碼（stakes），本文探討的「種茶」與「自然營造」，亦是多種利益與 鬥爭交織的動態場域，最後則形成一種人與環境、社會關係與自然的秩序。
回應社會學界「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基本問題，在當代對人、技術、環 境的跨域思考之下，關於「秩序」的場域及作用對象，已經不能限縮在「人類社 會」的分析範疇，而必須納入與自然的關係討論。本文以「自然營造」的概念，
統括以農業生產為核心、人與自然的關係性實作，並區分出實作邏輯導引的「隱 性自然營造」，及反身倫理取向的「顯性自然營造」，進一步探問在坪林文山包種 茶的生產場域中，各種對自然的想像，如何由技術實作與論述文本展現、再生產 出來，且持續導引著當地的實作，形成各自不同的自然認識論與倫理觀，並表現 為行動者的多元「習氣」（habitus）與「利益」（interest）。在茶業生產的場域內部，
相異的習氣與利益必然產生衝突，是故行動者會持續在實作、技術、論述等層次，
不斷進行正當性鬥爭，形成場域象徵鬥爭動態，及當地人與自然關係的複雜張力。
文獻回顧
本文以「自然營造」之概念統括人與自然的關係性實作，並從「種茶」這項 農業生產活動開始，以「茶園管理」為例，探討隱性與顯性自然營造實作的象徵 鬥爭動態。茶鄉的「自然」從來不只是單純的山川茶園地景，而是有不同的經濟、
政治勢力介入其中下文由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論進路開始，再回顧台灣農業的結構 性歷史，最後導引到農業技術的象徵鬥爭；過往或有不少關於農業技術的學術專 著，但討論多集中在技術的「內容」，而較少從社會學的進路，將技術視為場域 中各據不同社會空間位置，具有不同秉性和習氣的行動者，彼此之間象徵鬥爭的 行動與結果。
反思人與自然關係：生產、建構、治理與象徵鬥爭
有鑑於「自然」概念兼具實作與象徵、結構與建構的特質，本文試圖梳理坪 林茶業場域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如何與各種細緻複雜的社會力量互動並彼此建 構。晚近對自然與社會關係的討論甚多，也都強調自然－社會人文的互相建構與 演化，但對當中機制的詮釋，則依研究取徑有不同看法。本文將自然與社會的主 要論述分為三支：首先，「自然的生產論」由馬克思主義關懷出發，以「生產」
為核心，著重於政治經濟過程；第二，「自然的建構論」則出於結構主義到後結 構主義之理論脈絡，主要是論述與符號之建構；「自然的治理論」則源於 Michel Foucault，除了討論跨國家與社會的政治性治理外，尚著重於治理體系下的知識、
論述、主體化進程，進而將治理術視為權力關係的施展。
前述三大理論，皆由不同進路討論自然與社會的互相建構，卻缺少了對人類 身體與意識層次的討論。由此，我嘗試從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的實作理 論及象徵鬥爭概念出發，循 Bourdieu 早期從卡比爾人（Kabyle people）民族誌研 究的理路，並將實作（practice）和習氣（habitus）等關鍵概念，應用於坪林當地 的茶業生產分析。在坪林的田野研究中，我發現，不論是茶農的日常生活、耕作 經驗、社會交往，或者他們捲入的政府及技術官僚治理系統，在人與自然的關係 上，權力、習氣與場域理法交織的複雜動態，皆有別於既有對自然與社會的討論 進路。儘管 Bourdieu 少有對自然的討論，本文仍可以試著將他的社會分析架構，
挪用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考察，並由田野經驗補充、調整 Bourdieu 的理論內容。
（一）自然與社會的共同創造
農業生產是建立在自然環境之上的活動，Steve Hinchliffe（2009）主張，人 類與非人類之間並非截然二分，必須關注自然的影響力，和其間遊走的政治過程；
同時，Hinchliffe 採取了一種與 Marx（1845，轉引自 Hinchliffe，2009）類似的觀 點，強調世界形成的種種可能，都影響人對自然的了解，而人對自然的了解，同 時也影響了世界的形成（Hinchliffe，2009）。比較晚近包含 STS、科學社會學的 談法，都是將自然與社會當成共同創造的「社會－自然」過程（Hinchliffe，2009）。
Bruno Latour（2004）則指出，自從「政治」（politics）一詞發明伊始，每一 種政治型態都取決於它和自然的關係，因此，政治與自然並非兩個獨立的分支
（Latour，2004）。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強調自然與社會的連帶，但「自 然」同時也是因科學而「可知」、因不同部門的網絡而「形成」，並受到各種專業、
學科（disciplines）的定義；甚至是生態學（ecology）這個字本身也和自然（nature）
沒有直接關聯，而是像所有科學學門一樣變成一種「學」（-logy）（Latour，2004）。 科學觀察本身更非中立，它同時受到了理論、社會、文化等因素的指引（李正風 等，2012），而且科學觀察與研究的結果，亦會影響社會、文化、政治的走向，
如黃之棟（2012）以環境研究為例，提到環境正義運動者運用科學分析來推廣運 動，同時也追求公民權、社會正義的實現，等於是用「科學」來理解、實踐作為 政治議題的「正義」，並以科學進行價值判斷（李正風等，2012），可見科學與政
如黃之棟（2012）以環境研究為例，提到環境正義運動者運用科學分析來推廣運 動，同時也追求公民權、社會正義的實現，等於是用「科學」來理解、實踐作為 政治議題的「正義」，並以科學進行價值判斷（李正風等，2012），可見科學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