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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文主要關切的人與自然關係,以及開頭提出的「自然營造實作」、「社 會關係運作」及「象徵鬥爭動態」三個問題,我從茶園管理與社會交往的經驗資 料,分析坪林當地的自然營造過程中,在自然與社會兩個層次的差異習氣及交互 動態,進而由不同行動者的立場及行動,歸結出有機與慣行、茶鄉與水源兩大張 力,以及由隱性自然營造(latent nature making)到顯性自然營造(manifest nature making)的變遷趨勢中,隨自然治理及泛有機場域浮現之理性化、科層化、倫理 化的象徵鬥爭策略趨勢。在結論裡,我試圖在理論工作上更進一步,以盛裝茶葉 的「笳籬」為喻,提出種茶實作圖式認識論的可能分析架構,並結合實作傾向與 複數利益結構關係,重新在茶業生產場域空間分析中,安放不同行動者的位置,

最後則以城鄉所空間專業者的角度,提出一些實作上的反思。

譬如笳籬:朝向自然營造實作圖式的認識論

回應第一個研究問題:「茶農顯性與隱性自然營造的實作圖式為何?」,本文 由貼身的參與式觀察,通過實際參與茶農居家生活及生產工作,歸結出「種茶」

這個茶業生產環節中,由實作定著化而生的人觀、空間觀及宇宙觀。由個別茶農 的實作經驗來看,人的物質身體在自然環境中工作,形成種茶實作雙重的可能與 限制,其中又以培育作物為中心,經由日常反覆的勞動操演,形塑了對作物周遭 自然物的認知架構,進而將茶業生產的實作圖式,定著化成茶農本身的不同習氣,

以及在象徵層次上相異的宇宙觀。

慣行茶農「種茶」的自然營造實作是隱性的,它來自茶農身體內長年累積的 默會知識與實作意識,並以作物(而非自然)為中心,展開相應的實作圖式。延 續 Bourdieu 對實作圖式結構性與模糊性的考察,我嘗試使用製茶過程中用以盛 裝茶葉的工具「笳籬」,比喻茶業生產的實作圖式兼具框架與孔隙、鬆散與建構 的特質,如下圖所示:

圖 6-1 笳籬與種茶實作的認識論框架(自行拍攝、繪製)

首先,身為作物的茶葉,是所有實作活動及意見場域之中心,由此開展出了 身體導向的中心性實作,以及針對作物之「茶」的對象性特質。基於這樣的對象 性,加上茶農家族技術傳承、既有品質建構的脈絡,使種茶之實作圖式具有相對 穩定的框架與邊界,此即笳籬的約制性。然而,又因為種茶實作受限於自然條件,

又是身體導向、以身體為尺度的實作,其圖式必然存在鬆散的孔隙,猶如水分、

空氣會在笳籬的縫隙中流動,進而導致其上的茶葉發生變化,這種必然的空隙,

也成為治理策略、象徵鬥爭等社會性實作得以穿透的空間。

在反身性的顯性自然營造力量浮現後,同樣也利用了原有隱性自然營造實作 圖式的孔隙與建構性質,以保護水源環境、護生等倫理化的論述策略,建立起一 套新的品質建構標準,進而在形構泛有機茶業場域的過程中,採取科學檢驗、認 證等劃界策略,嘗試鞏固自身場域的約制性。在顯性的自然營造實作圖式裡,整 體環境取代了茶葉,成為實作活動的中心,也基於迫切的場域自主需求,採取比 隱性自然營造實作圖式更具約制性的場域策略。

如笳籬一般既鬆散又結構的認識論框架,構成茶業生產場域的條件及特殊性,

前述不同習氣的行動者,遂得以基於各自相異的利益,在既有條件之上,形成多 元行動者的意見場域,亦即象徵鬥爭發生的主要舞台,如下圖所示:

圖 6-2 茶業生產中自然、社會與場域的關係(自行繪製)

回到 Bourdieu 藉由卡比爾人民族誌研究發展出來的實作與象徵互動理論,

加上坪林茶業生產的案例分析,可以發現,茶業生產的象徵鬥爭並不是純粹觀念 層次上的產物,而是所有的抽象觀念,都立基於日常反覆身體操演的實作過程;

比如集約農作的正當性,實是與「我做故我在」的勞動存有論相互加強。再者,

實作圖式又是在充滿不穩定因素的自然環境、及變化多端的社會結構中被形塑,

實作模糊性更和場域的鬆散結構產生直接關聯,進而成為各種建構生成、鬥爭的 空間。在水源自然治理與泛有機自然營造兩股力量浮現後,場域內部的行動者差 異也日益明顯,雖然兩者皆以「保護環境」為重要訴求,但自然治理體制更直接 指向了生產關係的「水資源」,並將之用來合理化城鄉間的支配關係;相較之下,

泛有機論述的水源,則是被挪用到倫理化象徵鬥爭策略,成為抽象的倫理指涉。

回到場域:複數利益結構與行動者的實作傾向

由前述自然、社會與場域的關係,本文在討論茶業生產的象徵鬥爭時,嘗試 跳脫僵化的資本存量、場域公式分析,而以流動性更高的實作圖式、社會交往關 係開始論證;因而在報導人及受訪者的取材上,也以世代、社會條件相對接近的 對象為主,強調自然營造本身超越有機、慣行二分的多元樣貌。茲整理本文中分 析的主要行動者資料如下表:

表 6-1 報導人及受訪者綜合比較(自行整理)

本文主張,行動者的實作傾向(包含身體性與論述性的實作),不只由個人 所持的社會條件、或曰社會空間中的位置構成,特別因為茶農報導人彼此在文化 資本的差異不大,更能從社會生活及種茶實作的習氣比較出差異。在此,場域內 的利益,既是象徵鬥爭爭奪的目標,也決定了場域的性質;但在第五章的分析結 果中可以發現,利益本身具有複數性,亦即單一場域內部,也可能產生複數利益 間的策略性挪用,甚至通過對經濟利益的委婉與否認,建立起自身的象徵資本,

再將觀念利益轉換為經濟上的物質利益。延續前述經濟合理性與道德優越性的分 析,可以將行動者的觀念圖式分為「商品經濟」及「象徵理法」兩種關於利益的 觀念圖式,並對照實作傾向整理如下表:

表 6-2 場域利益與行動者的實作傾向(自行整理)

觀念圖式 商品經濟 象徵理法

利益性質 物質利益 觀念利益

實作傾向 自然營造 世俗化 神聖化

社會交往 行銷經營 互惠交換

必須注意的是,表格中提出的類別並非全然獨立,比如商品經濟式的社會交 往實作傾向,同時也具有少部分互惠交換的特質,只是在行動者的策略選擇上,

會更著重於成本效益的衡量與評估。其中,慣行及部分茶農之身體導向的作物中 心論,較易將自然環境設想為可分類挪用之資源庫(resource base)(van der Ploeg,

2013),進而產生以商品經濟價值為衡量標準的範疇分化,及世俗化的自然觀,

導致相對隱性的自然營造策略;另一方面,以有機陣營為首的道德優越性論述,

則操持著「保衛自然的生態中心論」,標舉神聖化的自然觀,主張保護整體生態 環境,減少干預,強調人類退守,「禮讓」予其他生命,形成顯性的自然營造實 作。在社會交往方面,商品經濟式的考量強調行銷經營,雖符合當代的治理與消 費趨勢,但商業習氣及明確物質化的利益觀點,與傳統奠基於象徵理法的互惠交 換產生衝突,進而成為拒斥、貶低的對象。

結合觀念圖式、利益性質和實作傾向的分析,我們可以用社會交往和自然營 造的實作為兩道分析軸線,將主要行動者的場域位置大致安置如下圖:

圖 6-3 坪林茶業生產場域內部行動者分布(自行繪製)

由圖中可知,對慣行及兼營茶農等隱性自然營造的行動者來說,自然環境無 非是維繫生計的重要生產來源,因而自然中的萬事萬物,也會基於他們身體導向 的作物中心論被分門別類,化為可用資源或需抵抗的限制;在社交上,他們仍維 持相對傳統的禮物交換理法,強調人情、互惠等觀念利益,因而在正式科層組織 或外來行動者等不同習氣介入時,會產生比較劇烈的拒斥反應。農政單位亦是在 將自然視為資源的基礎上,以科學理性尋求人與自然的共生之道,並積極參與當 地正式與非正式的社交網絡,試圖由偏向象徵理法的社交實作,爭取在地茶農的 信任與配合。

在光譜的另一端,則是帶著宗教護生理念,採取顯性自然營造之姿介入在地,

並以組織經銷、傳播媒體再現等策略,不斷擴大有機影響力的推廣人員;在他的 論述中,自然是被高度神聖化的保育目標,但這項保育敘事,除了原先的宗教觀 外,還有跳脫主流茶業品質建構、建立新象徵體系的「品牌化」目標,是以對自 然環境的積極保護,以及維護產品及理念一致性而生的各種管控、檢驗措施,都 成為品牌結構的重要組成元素,更是與慣行茶之間象徵鬥爭的核心戰略。

相較之下,與有機組織關係密切,卻獨立產銷,經營野放與自然農法的茶農 阿永,雖然基於外地工作的習氣養成,在經濟觀上高度科學化、抽象化,論述層 次仍然展現為「反璞歸真」的委婉態度。不過也正是因為他熟知在地的社交「眉 角」,平時還是使用傳統的象徵理法經營社會關係,更成為調和外來行動者與當 地茶農之間衝突的要角。在他心目中,保衛甚至還原原始的自然生態規律,幾乎 已成至高無上的信仰,其倫理也使他迥異於集約化的有機農業,採取高度粗放的 種茶實作。

對肩負在地經濟重任的地方政府及茶商來說,自然並不是特別獨立出來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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