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茶或營造自然：坪林文山包種茶業生產場域的象徵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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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種茶或營造自然：

坪林文山包種茶業生產場域的象徵鬥爭

Growing Tea or Making Nature: The Symbolic Struggle of the Wenshan-Pouchong Tea Production Field in Pinglin

江欣樺

Hsin-Hua Chiang

指導教授：王志弘博士 Advisor: Chih-Hung Wang, PhD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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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和茶樹一樣，我想我的論文也是「種」出來的，仰賴所有報導人傾囊相授地投注肥料，需要老師不時出手東修西剪，在煩雜情緒湧現時，也有親朋好友們為我一一除去。雖然要稱為「作物」，它還是有些歪歪扭扭未臻完美之處，但一棵樹的生長，卻是集結了來自各地的能量才能完成。

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王志弘老師，我不是個稱職的好學生，但老師總是做得比一位「好老師」更多，不但在第一時間不厭其煩地拆解我的困惑，更在過程中屢屢指引我研究的方向。感謝三位口試委員：楊弘任老師、洪伯邑老師與張聖琳老師諸多批評指教，讓這篇論文更加完整。另外，我想向賴守誠老師及賴曉黎老師致上謝意，是這兩位老師開啟了我的 Bourdieu 理論大門，引領我發現社會學理論的迷人之處。雖然我自認一向是個孽徒，但很幸運地，我在學習路程中遇到無數滿載知識與熱忱的良師，更要感謝 Bourdieu 讓我真正迷上了社會學。但願自己也能夠像上述諸恩師一樣，對世界、對知識繼續保持探索的熱情，也能有機會將這份感動傳承下去。

感謝在坪林認識的所有人，包含本文的報導人和受訪者、坪林長老教會莊牧師和課輔班成員。雖然大部分出現在論文中的角色無法以真面目現身，我粗淺的分析也無法完整描繪你們生命之豐富與淵博，但你們無疑是這棵小茶樹最重要的養分。感謝同期加入王老師門下的五位先進：文琪、郁婷、敬杰、家璧、皓群，

在學閥中和你們一起成長，是我在城鄉所最想留住的幸運。也感謝同門其他先進及城鄉所、社會所的好朋友們，還有帶我進入坪林的張老師與學長姐，願我們的努力都能讓坪林更好。

感謝我的爸媽總是讓我自由發揮、給予我最大的支持。感謝我的二房、北蘭新基中銅管五重奏、台大校友管樂團及台大管樂團的音樂好朋友們，有你們與音樂的陪伴，讓我享受許多不務正業的時刻，才不至於迷失在汪洋學海之中；也感謝永遠的中二板友、噗友、臉友、眾團室地縛靈、激腐城門團員、紅棗少女組、

紆屋吃施、阿忠們，還有二次元世界的諸多愛角，你們總是在我崩潰的時候發揮莫大的療癒與加持效果。感謝 E 大，你和社會學在相近的時間點，在不同意義上為我開啟了生命的奇幻之旅。

無數次的論文卡關期間，思考謝辭猶如編織「完成」的夢想，但真正下筆時，

反而不知從何組織。難以言喻的恩惠太多，在短短篇幅間，只能感謝並深深祝福。

身為耕耘知識的學徒，期許我能帶著堅強而溫柔的心，努力成長並有所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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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坪林的文山包種茶業生產場域為例，提出「自然營造」（nature making）

概念，統括人與自然的關係性實作，並指出坪林當地從「隱性自然營造」（latent nature making）到「顯性自然營造」（manifest nature making）的歷史轉折過程。

從對慣行茶農「種茶」之實作活動的考察，說明在坪林兼具水源與茶鄉的多重自然條件下，執行不同農法的茶農、在地行動者、農政機關及水源治理機關，在水源特定區、有機茶業等形塑場域的力量介入後，如何因應「顯性自然營造」的趨勢、秉持各異的實作習氣及利益，並通過不同的象徵鬥爭策略，在場域中搏取自身的正當性。

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針對慣行茶農的參與式觀察為主要軸線，旁及有機茶農、

自然農法茶農及其他行動者的深度訪談，與政府治理層次的政策文本分析，試圖由茶園管理及社會交往兩大實作場域，探討茶業生產場域內部複雜行動者的習氣基礎，並在這些習氣的衝突中，展開象徵鬥爭的張力。本文將不同的自然營造實作特質，歸結出以「身體導向的作物中心論」及「保衛自然的生態中心論」為兩端點的光譜；再以日常社交、地方組織與技術官僚系統的互動，指出當地以禮物交換為原形的社交理法，實與經濟邏輯構成的科層體制相互扞格，形成象徵鬥爭的社會矛盾來源。最後則加入地方政府、農政及水源治理機關的實作，統整出「泛有機－慣行」、「茶鄉－水源」兩大象徵鬥爭張力，以及科層化、理性化及倫理化的策略選擇趨勢，最後則以笳籬為喻，嘗試提出種茶實作圖式的認識論，並描繪複數利益結構及實作組成的茶業生產場域動態。

關鍵詞：自然營造、實作圖式、象徵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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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analysis of Wenshan-Pouchong Tea Production in Pinglin, I used the term “nature making” to include the relational practice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Pinglin has its own multiple natural character, being a critical tea production place and a water resource suppling urban Taipei, which leaded to struggles defining and making “nature”.

In this thesis, I pointed out the historical turn from “latent nature making” to

“manifest nature making”. I firstly explore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conventional tea farmers, with the method of participle observation, further described the symbolic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 in the field, on the base of diverse habitus and interests in growing tea and operating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For those conventional tea farmers, making nature was only for growing tea. Therefore, their practices of tea farm management mainly focused on tea trees. The raise of “manifest nature making”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factors: one being appointed into the Taipei reservoirs catchment conservation area, the power of natural governan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volvement of “pan-organic” tea production actors. They concerned the comprehensiv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a whole, causing the main stress in the symbolic struggle.

In conclusion, I mentioned two critical tensions of symbolic struggle in Pinglin, which are the stresses between “pan-organic—conventional” and “tea-village—water resource”, further pointed out three strategic trends—bureaucrat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ethnicization. Finally, I tried to build the epistemology to the practical scheme of growing tea, and then describe the field dynamics of the tea production in Pinglin, operated through multiple interest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nature making, practical scheme, symbolic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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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目錄

圖 1-1 分析架構圖 ... 17

圖 1-2 個體化的分析架構 ... 18

圖 1-3 行動者自然營造實作分析架構 ... 19

圖 1-4 行動者自然營造象徵立場 ... 20

圖 1-5 不同農法之人為介入程度光譜 ... 20

圖 2-1 坪林行政區域圖 ... 26

圖 2-2 最新版本的坪林區域計畫圖 ... 31

圖 2-3 台北水源特定區範圍 ... 33

圖 2-4 各項支出佔當年回饋金金額 ... 36

圖 2-5 支出項目次級分析 ... 38

圖 2-6 坪林保衛性自然治理的政策體制 ... 42

圖 2-7 2015 年 12 月「新北好茶節」中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的宣傳旗幟 ... 46

圖 3-1 坪林現代茶農家戶住宅一樓配置的常見型態 ... 56

圖 3-2 茶几周邊空間配置圖 ... 58

圖 3-3 內圈與外圈的空間分化 ... 61

圖 3-4 茶園年中作業行事曆 ... 64

圖 3-5 茶園日常管理作業 ... 65

圖 3-6 茶園前半部為等高種植，後半則為梯田 ... 66

圖 3-7 順應邊坡採取的種植方式 ... 67

圖 3-8 茶園中的藍色儲水桶，左圖可見青蛙卵泡 ... 68

圖 3-9 位於漁光國小附近的慈心有機示範茶園 ... 70

圖 3-10 茶農操作噴藥機 ... 73

圖 3-11 除草劑「年年春」包裝背面的標示 ... 75

圖 3-12 農藥「蟎效」的瓶身標示 ... 77

圖 3-13 雙人剪枝機及兩端構件 ... 80

圖 3-14 我下的肥料分布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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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種茶的實作模型（一） ... 84

圖 3-16 種茶的實作模型（二） ... 85

圖 3-17 被撈進噴藥桶的蝌蚪 ... 87

圖 3-18 技術物、人類勞動力與自然力之間的關係 ... 90

圖 4-1 產銷班於漁光國小附近設立的導覽圖 ... 100

圖 4-2 茶改場文山分場的試驗茶園一景 ... 107

圖 5-1 淨源茶廠 2015 年春季金萱茶的收益及成本分配狀況 ... 124

圖 6-1 笳籬與種茶實作的認識論框架 ... 127

圖 6-2 茶業生產中自然、社會與場域的關係 ... 128

圖 6-3 坪林自然營造場域內部行動者分布 ...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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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目錄

表 1-1 文本分析內容及要點 ... 23

表 1-2 參與式觀察報導人及深度訪談受訪者名錄 ... 24

表 2-1 回饋金預算編列分析 ... 37

表 2-2 坪林保衛性自然治理模式分析 ... 45

表 3-1 2015/7/20-24 活動日程表 ... 51

表 3-2 坪林文山包種茶主要樹種性狀比較 ... 63

表 3-3 茶園命名與茶業生產實作比較 ... 70

表 3-4 茶樹剪枝工作類別 ... 79

表 3-5 茶園管理作業中使用之技術物 ... 88

表 3-6 不同行動者的種茶實作型態及象徵論述立場 ... 92

表 4-1 2015 年坪林區農會茶葉產銷班第二次幹部會議內容分析 ... 101

表 4-2 現行農藥販售證明二聯單範例 ... 109

表 5-1 場域行動者的象徵鬥爭邏輯 ... 121

表 5-2 2015 年新北市文山包種茶比賽會建議售價表 ... 123

表 6-1 報導人及受訪者綜合比較 ... 129

表 6-2 場域利益與行動者的實作傾向 ...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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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論

問題意識

經歷過「以農養工」的時期，進入後工業社會，一方面農村不再只是供給糧食，而是發展出結合觀光遊憩等多元經營型態，也有越來越多有志青年投入農業創新，呈現豐富的生產面貌；但另一方面，本土農業仍常常受到都市擴張、土地開發、資源分配不均等結構因素威脅，甚至有農民開始走上街頭爭取權益，加上當代對食品安全、有機農業的新思維，不論從何種面向來看，「農」已然重返當代顯學，似乎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農村的既有本土社會科學研究，在建構「農村」的過程當中，往往趨於總體範疇的討論，而少將人與自然的複雜關係作為研究核心。從柯志明（1990）

談日治台灣農村商品化與小農經濟結構的鞏固，李登輝（1989）討論台灣在殖民地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的過程中，透過提高農業剩餘，加上各項扶植工業的政策，

達成工業化社會的轉型，晚近則有蔡培慧（2009）從農業結構轉型分析農民角色的變化（李登輝，1980；柯志明，1990；蔡培慧，2009）。上述農村研究的共通點，都是針對國內外不同權力交織下，較大尺度的「社會結構」如何影響農村與農民，即便是如謝國雄（2003）、楊弘任（2014）從小範圍的農村田野考察出發，

也都少了對於「自然」的討論（楊弘任，2014；謝國雄，2003）。如何在當代農學復興、有機風潮興起的脈絡中，用社會科學的進路，再次從農村生活中設想「自然」，或許是一項重要課題，因而本文試圖以人與自然的關係性視角，重新切入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探究，從「種茶」之「隱性自然營造」（latent nature making）

實作的考察，導引到由環境護生倫理引導、反身性之「顯性自然營造」（manifest nature making）的新概念趨勢，展開的象徵鬥爭動態。

進到城鄉所不久，經由學長引介，我開始參與城鄉所在坪林從事的茶業推廣及社區營造活動。當地的種茶與製茶技藝，多半來自家學淵源或拜師習得，因而各家各戶可能都有自己的獨門技術，但在農會體系、茶改場的輔導下，品質、技術也多少隨時間產生了一些質變，當中最明顯的關鍵，便是直接決定價格的「優良茶比賽」；然而，茶改場既推廣技術，又主宰了茶比賽的品評，這也讓部分茶農對茶改場又愛又恨。另外，隨著「有機」風潮興起，除了茶行、茶農自行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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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接受茶改場、農會產銷班輔導之外，近年來從事有機認證、通路活動的非政府組織「慈心基金會」亦以「淨源茶廠」介入坪林的茶業生產，還有不少茶農兼營

「茶園觀光」，不但產生出多元的生產地景，更讓茶業場域不只是種植、加工出好茶，也開始將要將包含茶園在內的「自然」，也納入營造的對象之中，進而形成一種整體性、反身性與理念先行的「顯性自然營造」實作觀點。另一方面，為了供應大台北地區的用水，政府頒訂禁建、禁止耕地擴張等策略，一方面是通過消極管理的手段，盡量保育當地的自然環境，並提供當地生態觀光的資源，一方面也不難看出坪林在城鄉不均發展下，受到國家力量管制，不斷為都市輸送天然資源的處境。對於當地茶農而言，「都市」既是城鄉關係中的剝削主體，又是主要的客源，也使坪林的城鄉關係呈現微妙矛盾。

雖然我因為曾經參與環境友善茶的推廣行銷，在都市消費者面前總是盡力宣揚有機、友善農業對自然的好處，但在幾次與慣行茶農的對話中，我才驚覺自己對慣行農業一點都不了解，對「自然」、「安全」、「友善」的想像，也迥異於當地實際從事生產的茶農。慣行茶農還對我抱怨，對外都是「邊緣的」有機、環境友善茶農掌握了輿論資源，各種有機論述對於慣行農業的否定，暴露在都市的傳播媒體中，對他們的生計儼然構成一大威脅；相反的，從有機茶農聽到的經驗，往往都是農會力挺主流的慣行班，使得有機產銷班如「無父孤兒」，甚至在市集等場合受到慣行茶農挑戰。

人與自然的關係，銘刻在場域行動者（可能是農民、技術官僚或在地商家）

的身體之中，而身體性的營造實作、象徵性的論述文本，又會不斷再生產出人與自然的關係形態。因此，在行動者「觀念」、「象徵」層次的自然意識，與「身體」、

「實作」之間，實是存在不可分割的關係。從更廣泛的尺度看來，在地域社會中，

不同行動者也會各據自身利益，透過各種實質、象徵層次的鬥爭，爭取己方在場域內的支配地位，進而形塑場域運作的秩序；「自然」既是構成在地經濟的「生產環境」，也具有與營造實作相互建構的「象徵性質」；自然資源既是鬥爭的目標，

也是鬥爭的籌碼（stakes），本文探討的「種茶」與「自然營造」，亦是多種利益與鬥爭交織的動態場域，最後則形成一種人與環境、社會關係與自然的秩序。

回應社會學界「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基本問題，在當代對人、技術、環境的跨域思考之下，關於「秩序」的場域及作用對象，已經不能限縮在「人類社會」的分析範疇，而必須納入與自然的關係討論。本文以「自然營造」的概念，

統括以農業生產為核心、人與自然的關係性實作，並區分出實作邏輯導引的「隱性自然營造」，及反身倫理取向的「顯性自然營造」，進一步探問在坪林文山包種茶的生產場域中，各種對自然的想像，如何由技術實作與論述文本展現、再生產出來，且持續導引著當地的實作，形成各自不同的自然認識論與倫理觀，並表現為行動者的多元「習氣」（habitus）與「利益」（interest）。在茶業生產的場域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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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的習氣與利益必然產生衝突，是故行動者會持續在實作、技術、論述等層次，

不斷進行正當性鬥爭，形成場域象徵鬥爭動態，及當地人與自然關係的複雜張力。

文獻回顧

本文以「自然營造」之概念統括人與自然的關係性實作，並從「種茶」這項農業生產活動開始，以「茶園管理」為例，探討隱性與顯性自然營造實作的象徵鬥爭動態。茶鄉的「自然」從來不只是單純的山川茶園地景，而是有不同的經濟、

政治勢力介入其中下文由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論進路開始，再回顧台灣農業的結構性歷史，最後導引到農業技術的象徵鬥爭；過往或有不少關於農業技術的學術專著，但討論多集中在技術的「內容」，而較少從社會學的進路，將技術視為場域中各據不同社會空間位置，具有不同秉性和習氣的行動者，彼此之間象徵鬥爭的行動與結果。

反思人與自然關係：生產、建構、治理與象徵鬥爭

有鑑於「自然」概念兼具實作與象徵、結構與建構的特質，本文試圖梳理坪林茶業場域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如何與各種細緻複雜的社會力量互動並彼此建構。晚近對自然與社會關係的討論甚多，也都強調自然－社會人文的互相建構與演化，但對當中機制的詮釋，則依研究取徑有不同看法。本文將自然與社會的主要論述分為三支：首先，「自然的生產論」由馬克思主義關懷出發，以「生產」

為核心，著重於政治經濟過程；第二，「自然的建構論」則出於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之理論脈絡，主要是論述與符號之建構；「自然的治理論」則源於 Michel Foucault，除了討論跨國家與社會的政治性治理外，尚著重於治理體系下的知識、

論述、主體化進程，進而將治理術視為權力關係的施展。

前述三大理論，皆由不同進路討論自然與社會的互相建構，卻缺少了對人類身體與意識層次的討論。由此，我嘗試從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的實作理論及象徵鬥爭概念出發，循 Bourdieu 早期從卡比爾人（Kabyle people）民族誌研究的理路，並將實作（practice）和習氣（habitus）等關鍵概念，應用於坪林當地的茶業生產分析。在坪林的田野研究中，我發現，不論是茶農的日常生活、耕作經驗、社會交往，或者他們捲入的政府及技術官僚治理系統，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權力、習氣與場域理法交織的複雜動態，皆有別於既有對自然與社會的討論進路。儘管 Bourdieu 少有對自然的討論，本文仍可以試著將他的社會分析架構，

挪用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考察，並由田野經驗補充、調整 Bourdieu 的理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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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與社會的共同創造

農業生產是建立在自然環境之上的活動，Steve Hinchliffe（2009）主張，人類與非人類之間並非截然二分，必須關注自然的影響力，和其間遊走的政治過程；

同時，Hinchliffe 採取了一種與 Marx（1845，轉引自 Hinchliffe，2009）類似的觀點，強調世界形成的種種可能，都影響人對自然的了解，而人對自然的了解，同時也影響了世界的形成（Hinchliffe，2009）。比較晚近包含 STS、科學社會學的談法，都是將自然與社會當成共同創造的「社會－自然」過程（Hinchliffe，2009）。

Bruno Latour（2004）則指出，自從「政治」（politics）一詞發明伊始，每一種政治型態都取決於它和自然的關係，因此，政治與自然並非兩個獨立的分支

（Latour，2004）。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強調自然與社會的連帶，但「自然」同時也是因科學而「可知」、因不同部門的網絡而「形成」，並受到各種專業、

學科（disciplines）的定義；甚至是生態學（ecology）這個字本身也和自然（nature）

沒有直接關聯，而是像所有科學學門一樣變成一種「學」（-logy）（Latour，2004）。科學觀察本身更非中立，它同時受到了理論、社會、文化等因素的指引（李正風等，2012），而且科學觀察與研究的結果，亦會影響社會、文化、政治的走向，

如黃之棟（2012）以環境研究為例，提到環境正義運動者運用科學分析來推廣運動，同時也追求公民權、社會正義的實現，等於是用「科學」來理解、實踐作為政治議題的「正義」，並以科學進行價值判斷（李正風等，2012），可見科學與政治之間存在密切關連。

延續自然科學與政治的關係，Paul Robbins（2011）主張，政治生態學並非理論，而是一組實作，強調人類與非人類的辯證關係，並重省對於「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的各種主張；而政治經濟學的目標，即是在政治與環境互相相關的基本假設下，揭露環境管理、轉型、近用等運作中的政治力量（Robbins，2011）。在不同的進路中，本文或可沿批判環境史的方法，從廣泛的當地歷史考察開始，

整理政策、預算、法律等成文論述的政治經濟學脈絡，並由微觀層次上具體的小農實作經驗研究、既有技術論述的知識與權力，整理不同行動者在場域中握有的象徵資本，以及彼此之間的鬥爭關係。

自然與社會雖存在「共構」的關係，自然環境及氣候條件，同樣也是人類自然營造實作的可能與限制，但是在很多時候，關於自然在物質與抽象層次上的性質或象徵，以及導引人與自然關係的倫理，實是社會性的「營造」過程，因此本文傾向採取人為主體的取徑，由個別茶農的種茶勞動與社會交往實作出發，探討坪林當地人與自然關係之複雜性、以及相應之社會基礎，以及不同自然倫理和象徵的鬥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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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的生產

延續社會與自然不能二分的觀點，Neil Smith 提出關係性、歷史化的自然本體論，主張所有的自然都是生產出來的（Loftus，2012）；所有的生產活動多少都需要仰賴自然資源，隨著人類在原生自然環境（第一自然）中的活動，也開展出了由社會生產出來的「第二自然」，從取之於自然的生產材料，到看似客觀中立的自然科學，甚或晚近的基因改造、種子工業議題，都可以看出「自然」已經被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投入成為資本積累的動力（Castree，2001）。

雖然當今所有的自然幾乎都已經是受人類介入的「第二自然」，但自然並不是完全被人類活動支配的客體。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探究，辯證唯物論的基本主張之一，即是相對於精神中心的唯心論，自然存在與物質才是人類社會真正的根源；

雖然有部分學者主張馬克思主義對於人作為生產之動物的假設，乃是將人與自然二分為生產的主客體，並據此批判馬克思的人類中心論，但黃瑞祺、黃之棟（2005）

則認為，從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文本看來，人既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又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存在，自然也是人的無機身體，人身為自然的一部份，為了生存勢必得不斷與自然交往，因而人與自然之間尚存在一種「互為主體」的關係，必須採用關係性的視點討論（黃瑞祺、黃之棟，2005）。

Smith 並將馬克思主義中的生產與人和自然的關係一併討論，歸納出三種生產模式（Loftus，2012:10-11）：

(1) 簡單生產：為了直接消費生產，與自然的關係明確。

(2) 為交換生產：追求交換價值的商品（commodities）、統一價值衡量基礎的貨幣（money）出現，隨著更大規模的自然生產，第一與第二自然的區辨（即客體與人造客體、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由此產生。

(3) 以世界為尺度的生產：產生廣大的資本主義社會與廣大的資產、無產階級，第一自然逐漸在第二自然之中、並作為第二自然的一部分而被生產。

Smith 將人類勞動視為自然生產的決定因素（Loftus，2012），延續「第二自然」的觀點，特別是作為人類生產活動基礎的農業，自然中的人為介入也更為直接、深刻，因此本文嘗試以「營造」觀點切入，一方面再次強調農業行動者在自然環境中從事生產，從而主動塑造自然環境的能動面向，一方面將自然與人的社會交往關係，以「象徵鬥爭」的分析概念接合在一起。再者，「生產」導向的是人類生計與經濟利益，但在坪林的茶業生產場域中，「利益」本身即具有一定程度的複雜性，有時人類會為了倫理上的目標，一定程度地退讓經濟利益，甚至物質上的經濟利益，會被倫理化的觀念利益否認，或以委婉說法（euphemism）帶過，因此利益形塑與互動的過程，同樣也是自然營造動態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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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的建構

首先，環境建構主義認為環境並不是天生自然的，從比較常援用的軟性（soft）

生態建構主義觀點看來，環境乃是由非人行動者和人類（包含科學家與在地居民）

的理念、知識導引之實作，以及客觀環境的非人行動者共同生產。

基進（radical）建構主義基於人由經驗認識世界的假設，將環境視為人類想像的發明，以故事、理念系統、慣例的形式與人類產生關連，而真實即是在社會上有權有勢的人認定為真的東西，Robbins（2012）認為這種觀點雖然提供批判性的檢驗方式，但忽略了非人行動者與過程，是兩面刃的進路；軟性建構主義則主張客觀世界獨立於人的範疇，但受到社會條件下主觀概念系統與科學方法的過濾，

關注人類對客觀事實的誤解，或科學解釋的社會偏誤，較符合政治生態學討論「不對稱」的議題（Robbins，2012）。從環境建構主義的觀點看來，人們想像非人類世界的框架，與生態科學的理解同樣重要，因而必須考察環境與政治實作和深層論述形構的關係，並採取一種相對平衡的觀點，以批判反身性的角度，看待專家與在地知識（Robbins，2012）。

基於對環境建構主義仍處在社會－自然二元論的批評，或者對二元論的「超越」，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直接分解社會和自然的分隔，改以人與非人網絡的觀點詮釋（Castree et al.，2001）。Latour 將 ANT 視為一種「次語言」（infralanguage）

而非理論，強調人和非人關係中的政治鬥爭，以及關係性、網絡性的思考（Castree et al.，2001）。如徐肇尉（2012）以 ANT 觀點分析歷坵小農復耕行動，指出該行動中由社運性質團體（農陣）、作風相對開放的民間組織（浩然）形成特殊的組織運作模式，加上當地居民自主性實踐，將各種農業環境、資材、知識透過轉譯納入網絡，樹立起小規模但具有高度反思性、自主性的行動模式（徐肇尉，2012）。然而也有對 ANT 的批評指出，ANT 傾向平坦的分析觀點，往往將網絡中的行動者力量等同視之，而忽略行動者間的作用力差異（Castree et al.，2001）。

環境建構主義中對環境、實作、論述形構的考察，可以用來豐富自然營造的分析模型，而在場域中每個行動者擁有的資本、籌碼皆不同，雖然與 ANT 一樣都有著網絡狀、互相作用的權力鬥爭關係，但就不能像 ANT 一樣採取扁平的網絡觀，而是如 Bourdieu（2012a）對社會空間的分析一樣，每個人基於各自的位置而有不同習氣和價值觀，進而展開一場追逐正當性、劃分世界之權力的鬥爭。

（四）自然的治理

Foucault 開展了從規訓（discipline）、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到治理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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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ality）的研究進路，並指出關於自然的各種科學、性質、意義都是論述性建構，而自然、環境、生態同時也是牽涉各種社會工程的治理對象及策略，

並具有正當化權力效果（Foucault，1991；Dean，1999；Darier，1999；轉引自王志弘、林純秀，2014）。有別於既有的環境治理、生態治理、綠色治理等概念，

「自然治理」統攝性地涵括了一切被人類視為自然的事物，強調將都市自然的社會生產放到治理過程與權力關係中討論，將自然當成知識／權力與治理技術之對象；治理的主體也不是狹義的政府，而是指涉公私合夥聯盟、準政府部門、水平網絡等不同組織型態（王志弘、林純秀，2014）。晚近的自然治理趨勢，則是由生態學、生態保育、環境科學、環境管理、綠色象徵與修辭等為主導論述、技術，

通過積極介入自然，將人與自然關係調整到可以維繫主流社會秩序運作的狀態

（王志弘、林純秀，2014）。

在 Foucault 對於各種權力分析的背後，真正關注的主軸，其實是人的「主體」

如何生成；Foucault 歸納出人類主體形成過程中、涉及的多種對象化／客體化

（objectification）：包含說話主體、勞動主體、藉由「區分實踐」（dividing practices）

形成的主體、以及人自我塑造成的主體等等（林淑芬，2004）。Foucault 對權力與主體的分析，似乎集中在關係性的權力，如何與主體之間相互生產，但有別於個別主體的考察，或者「自然治理」概念中有明確的治理主體和對象，本文傾向從 Bourdieu 的象徵鬥爭立場，將分析對象視為社會空間中各具資本、各占其位的不同行動者（或 Foucault 意義下的主體），基於自身在社會化歷程中養成的不同習氣，進而在自然營造與社會交往策略上，產生若干差異與衝突，最後形成場域內的象徵鬥爭動態。

坪林的茶業生產場域，不只涉及國家治理體系，還有不同農法茶農之間的鬥爭，彼此之間的權力關係相對複雜。首先，農業生產實作比起既有自然與社會的共構觀點，更強調人如何在自然環境的可能與限制下，以己身的身體勞動挪用、

擷取甚或抗衡來自自然的作用力，生產出作物並形塑自然的特定樣貌；然而，有別於自然的生產觀，在不同農法的農業生產以至國家自然治理實作中，「利益」

並不僅僅表現在個體的生計，還包含各種關於自然的特定想像，更內蘊了城鄉之間的區域不均發展關係。再者，自然的意義是建構的，但不同行動者藉反覆日常實作操演形成的「習氣」，更與多元意義形構交互加強，並在社會層次上形成場域鬥爭的動態。

在象徵鬥爭的分析中，本文將分析焦點放在經由行動者中介之實作與象徵間的互動，如何構成連結自然與社會關係的整體狀況。換言之，在茶業生產的場域分析中，面臨從種茶到自然營造的歷史轉折，必須同時考慮個別行動者的實作，

以及維繫場域運作的社會交往關係，如何形塑出不同類型的習氣（habitus），進而在利益、物質實踐與象徵觀點間，產生扞格與歧異，並藉由象徵交換甚或象徵

(18)

暴力的形式，在場域內部展開多元利益與正當性的競逐。同時，由上而下的水源、

區域與農政單位之治理體系和機制，雖然產生了形塑場域動態的象徵暴力，但並非完全支配著茶農行動者，而是與在地顯性或隱性的自然營造實作彼此糾纏。

台灣農業的結構性處境與自然營造趨勢

（一）台灣現代農業結構變遷歷程

綜觀台灣的農業發展，從日治時代到國民政府，對比官方宣傳上呈現的一片豐收榮景，隨著農民被納編為「國民」、農地劃為「國土」，農業與農民在批判論者的描述中，往往是被剝削、控制，犧牲自己成就國家工業、經濟發展的形象（吳音寧，2007）。

台灣農業的現代化可上溯至日治時期，當時在殖民地經濟結構下，尚處於農業社會的台灣，也被吸納進日本的資本主義體系；不過早期由於本土家庭農場的生產形式幾乎堅不可摧，日資並未直接介入農業生產，而是投資相對容易掌握的農產加工業，透過對產銷市場等外部生產條件的集中與控制榨取剩餘，也使得家庭式農業在公共投資中獲得革命性轉變，更有助於社會安定，可謂資本主義再造與聯屬（articulate）的新形式（柯志明，1990）。

在中國移民進入台灣之初，為了因應墾荒所需，將華南沿海的租佃至轉化成大小租之開拓組織（何欣潔，2015）；日治到戰後初期，台灣農業的主要經營型態仍是租佃，無自有耕地的純佃農和半自耕農的數量相加，有 60%以上的農戶都被捲入租佃體系之中；國民政府於 1949 年開始推動三階段的農地改革，包含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使自耕農比例在 1957 年已大幅提升到 83%

以上，而財產平均化同時也讓個人持有土地的平均面積大幅縮小，以往的土地租金轉移到設備、技術的投資，加上農戶勞動報酬增加、投入勞力更多，也使得農業的經營型態更趨集約（李登輝，1985）。土地改革的另一動機，則是在力求脫離殖民地經濟的驅力下，以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藉由提高農民所得、安定農民耕作權，加上技術、設備的現代化，使農民願意投入大量勞動增加生產，在 1965 年左右即達到史無前例的最大農業剩餘，讓工業資本得以快速積累，工業成長亦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引起農業勞動人口外移（李登輝，1980）。除了社會財富重分配的理由之外，面對國共鬥爭與西方勢力威脅，土地改革或可被視為後進國家

「革命性的強制現代化」過程（瞿宛文，2015），也將傳統鄉莊社會為主流的經濟模式，透過土地所有權制度確立，以產權為媒介，將耕作生產與鄉村治理現代化、納入國家的掌控範圍（何欣潔，2015）。

(19)

台灣農業現代化的驅力來源，更有部分來自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系統。

在 1960 年代，由於美國糧食（以小麥為大宗）生產過剩，加上美國佔有主導性的經濟強權，便力圖建立起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糧食供應結構，搭上美援等對台援助計畫，開啟了由營養學和現代技術共同構成的麵食推廣運動，直至 1980 年代，本土稻米生產過剩，農委會、糧食局等有關單位才又重新推廣食米（劉志偉，

2011）。

回顧台灣農業現代化的歷史，蔡培慧（2009）則以馬克思的原始積累概念分析，指出小農在國家力量與資本主義市場的介入下，被分化為兩種型態：一是自主掌握生產、生活資料，但仍無法晉升資本主義大農場主之列的小農，一是只能出賣勞動力換取生活資料的受雇工人，而將農業剩餘勞動力擠壓至工業部門，雖然實現了社會分工，但並未改變小農受國家威權剝削、農村收入始終偏低的地位

（蔡培慧，2009）。從 1980 年代後期，國家便透過各種農業政策強勢介入市場，

進行「農業結構調整」，後續不論是開放國際農業貿易市場、國內農業保價收購、

休耕補助等再分配策略，都是藉由重新調整生產關係，將農民、農業當成國家角力的祭品（蔡培慧，2009）。

在行政院農委會 1995 年頒訂的《農業政策白皮書》中，明確主張農業經濟貢獻相對低於工商業，但農業的「非經濟功能」仍無法被其他產業取代；只是，

此處政府描繪的「功能」，僅強調糧食安全、綠色景觀、生態平衡、生活空間等實質可見的「品質」，而未對農村文化的保留與推廣有任何著墨；在這份白皮書中，更重要的內容是，隨著「世局所趨」的國際經貿自由化，勢必要為了「國家整體發展」調整農業牽涉的人力、水土資源，白皮書中提出的農業政策，也明確揭示了農業、農地、農用資源「轉型」，亦即朝向國際自由貿易、土地開發、農業科技化的發展方向（吳音寧，2007）。

後續隨 2000 年《農業發展條例》在諸多抗爭聲浪中通過，農地使用、買賣規則大舉放寬，農業用地上政府、資本、農民等行動者的角力也越發明顯，如李素馨等（2012）便以地理分析模型，探討都市邊緣農地破碎化的問題（李素馨等，

2012）；楊宜靜（2012）、林敬妤等（2012）則以江子翠與宜蘭農地為田野，描繪了該地由身體實作、生活實踐創造出的農業生產地，到後來向市場妥協，重劃為住商用地，或者建地逐漸擴張的結構性變遷（林敬妤等，2012；楊宜靜，2012）；羅桂美（2008）則從當代農村的政治經濟結構剖析出發，對照美濃有機米產銷班的生產、認證、運銷歷程，特別是農會在此結構中成為「剝削的他者」、「派系再生產的工具」，而作為宗教組織的驗證、通路機構「慈心」亦是在自利的立場上與農友合作（羅桂美，2008）。

綜觀本土對農業生產地、生產者的書寫，在現代化過程中，批判論者強調資本、國家在農地開發、農業生產與運銷、農民支援等方面的剝削性運作，其戰鬥

(20)

的場域往往立基於土地與農民本身，剝削者的「武器」也多是強制性的政策、規劃、市場工具，「自然」似乎只是諸多社會、經濟、政治關係的背景與操作對象。

（二）新興農行動：以有機農業為例

近年來，隨著農藥、化肥等「石油農業」帶來的環境破壞、食品安全事件頻傳，加上環境意識興起，有機、環境友善等「回歸自然」的農業型態，幾乎成為農業生產與消費市場的一大顯學。相對於實證科學主義導向，利用農藥、化學肥料等工業化學產品管理生產環境，以維持高產量的慣行（conventional）農業，「有機」農業強調減少人為干預、合乎生態循環（黃樹民，2013）；郭華仁（2013）

則援引孔恩科學典範轉移的理論，主張應從石油農業的「機械論」，轉移到人與自然共生的「整體論」。吳品賢、王志弘（2007）則從消費面向出發，具體地採取反身性進路，將主導之有機論述分為「環保」、「護生」、「健康」三種型態（吳品賢、王志弘，2007）。

黃樹民（2013）同樣從孔恩的進路出發，不過與郭華仁（2013）的倡議相較，

黃樹民將台灣的農業典範轉移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黃樹民，2013: 9）：

(1) 1895 年以前：前現代地方本土知識為基礎的自然農法 (2) 1895-1986 年：科學主義導向的精耕小農制

(3) 1986 年以後：受環境保護主義影響的有機農業發展

由此可見，在整體農業發展上，亦出現了從隱性自然營造朝向顯性自然營造的變化趨勢。不過，黃樹民（2013）指出，有別於孔恩描繪的科學革命過程，推進台灣農業科技史上技術變遷的動力，並非基於本土社會的需求或創新，而是來自歐美等全球化核心地區的外來典範移植；比如本土常用「慣行農法」與有機農法相對立，但台灣小農家戶的生產方式，與歐美「慣行農法」高度機械化、資本密集的大農莊制大相逕庭，亦不可忽略台灣工業化、都市化帶來大量城鄉人口遷移的影響（黃樹民，2013）。黃樹民（2013）以稻作為主的田野考察經驗，總結台灣的有機農業之所以推展不順，實是出自典範移植過程中，生產規模、科技需求等問題尚處在水土不服的狀態（黃樹民，2013）。

在產銷結構上，雖然第三方驗證機構和法規的確立，使得「有機」這個抽象的概念得以具體落實（馬財專、傳晴華，2008），但小農一旦未經驗證，就無法以有機名義販售產品，轉而須以互信關係直接銷售給消費者；有機驗證門檻、成本高昂，特別是當企業以成本利潤而非生態健康觀點介入有機農業時，採用的往往是不施政府禁用之化學肥料、農藥之「最低底限」而忽略輪作、兼作等關鍵管理方法（郭華仁，2012）。

(21)

在微觀的具體勞動層次，傅晴華（2006）指出，「有機」的大旗之下，產生了健康安全、環保文化、技術專業等象徵形象，共同組成了有機農業高經濟性的結構條件，甚至在農民個別身上，透過「綠色勞動」的實作，相較於強調工具、

資材的慣行農業，有機的「崇尚自然」並非回歸原始，而是如前所述，得以塑造專業的技術性形象，體現了「高尚勞動」（傅晴華，2006）。

當代的農業實作與消費中，「有機」的意義可能是多重與模糊的。它一方面指某些與慣行農法、石油農業相對立的農業技術，一方面可能又具有返還自然、

講求健康的精神，甚至因為高經濟性而吸引農民投入，不同的意義既導引著生產與消費的實作，又可能彼此衝撞或連結；然而，在有機驗證法規通過後，「有機農業」的標準幾乎被第三方機構壟斷，形成新的競爭態勢。這些複雜動態的背後，

皆彰顯了農業從作物生產之隱性自然營造，到反身性、顯性自然營造的考量，而

「自然」本身即是結合實作與象徵的建構性概念，因而對於這些意義與行動者的競爭性分析，以 Bourdieu 象徵鬥爭概念，似乎較能掌握其全貌。

農業技術的象徵鬥爭：從現代化到身體實作

既有對農業、農村、農民之「三農」議題的研究取徑相當多樣，以農業技術來說，不論是在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領域，皆可依研究的尺度不同，粗略分為微觀的個別農民技藝描繪、中觀的區域型技術研究，以及巨觀的整體技術體系發展。其中，自然環境、農民的實作身體和生產活動，與更廣大的結構力量之間，始終存在著彼此建構的關係。

（一）「看得見」的現代化支配

區域不均發展不只表現在地理上的城鄉差距，在農業實作上，「主流」的政治經濟勢力亦夾帶「現代化」的論述，強勢主導、形塑相對弱勢的農業生產。張瑋琦援用生態人類學的觀點，指出：「現代化不只是產業科技化，也是人類對自然環境及社會身體進行規訓與馴化，以支持這套生產模式的歷程」（張瑋琦，2012:

251）；張瑋琦（2012）對原住民有機農業的研究中也提到，阿美族的傳統農耕文化是以「粗放」為主要型態，然而在非政府組織為協助部落脫貧，於部落創設有機農場後，原先順應自然的粗放農耕，反倒被現代化的有機耕作技術「馴化」，地方知識遭到揚棄、原有的食物主權喪失，且有機農產品消費者多為漢人高受薪階級，部落農民更必須順應新的認證系統、監控機構與商業規則的介入，被規訓成服膺現代化規範的生產者（張瑋琦，2012）。雖然在坪林，茶農多半經過了綠色革命的洗禮，但面對產銷履歷等各種驗證、監控系統時，也和張瑋琦筆下的部

(22)

落農民處境類似。

延續現代化的討論，翁俊發（2006）的研究則以南投松柏坑茶區的烏龍茶製作為例，指出現代化的製茶機具引進後，儼然掀起一股「慢革命」，如剪茶機雖然節省了以往手工採茶的人力，卻使得當地為了順應機械操作而種植特定茶種，

且因為無法達到一心二葉的傳統採摘標準，機採茶反倒被與低等茶畫上等號；而剪茶機引進後產量驟升，又改變了傳統茶區內的分工狀態，進而造成領日薪的師傅必須趕工製茶，只好降低製茶工序標準，細微的技藝遂因此流失（翁俊發，2006）。

相較於上述兩篇研究，農民多半是配合現代化技術改變的客體，但在劉家銘

（2013）對埔里筊白筍生產技術、楊弘任（2014）對蓮霧從引進到創新「黑珍珠」

的探討中，農民（或楊弘任所稱之「師傅」）長久以來累積在身體實作中的「地方知識」，反而成為專家系統（農業試驗所）合作、取材的對象，積極參與新技術的生成（楊弘任，2007；劉家銘，2013）。

（二）「看不見」的身體實作

楊弘任（2014）以黑珍珠蓮霧栽培技術之創新及改良為例，指出技術官僚或學術單位提出的大量研究數據與報告，往往遺漏了真正實作場域的演變，以及在田間實作與鄉民生活中確實創新的農民行動者；如前所述，農民的形象往往被掩蓋在「菜金菜土」價格與產量的浪潮之下，成為受制於自然、產銷結構的被動角色，甚至遭到「產業升級」、大規模機械化的「進步農業典範」貶低，而「看不見」小農以身體勞動寫下的技術發展史（楊弘任，2014）。這些長年自我訓練、

掌握了一定栽植「技術」的蓮霧師傅，其累積、銘刻的身體實作經驗，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栽培哲學和知識，既走到了理性的極致，卻又保有農民各自獨特的「手路」個性；而農業試驗所的專家，也從中取得了猶如「師傅與徒弟」的獨特社會關係及對等的互動方式（楊弘任，2014）。

在楊弘任（2010）關於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研究中，「善行」的倫理觀直接導向對「安全」的追求，並經由核心決策之「準師傅義工」，導引負責基礎工程的「準義工師傅」，及大量在現場付出主要勞力的「一般義工」，偕同三種不同類別的義工，才能完成「行善造橋」的實作（楊弘任，2010）。而相較於尖端專家系統經由工程實驗得到的知識系統，長年在營造現場生成的地方知識，反倒更能掌握造橋實作中種種不確定的自然因素；並且，現代化的造橋知識，也能透過師傅實作式、模式化，由「準義工師傅」們在反覆操演中熟練技術，與常民的身體技術接軌，達成「技術移轉」（楊弘任，2010）。楊弘任的觀點提醒我們，作為技術主體的「專家」與「常民」之間存在多元角色；兩種知識系統亦同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通過抽象語彙與身體實作彼此轉譯。

(23)

楊弘任（2014）進而將抽象的「技術」概念，與常民生活使用的語彙連結，

指出農民可以在生活中的分析時刻（analytical moment）區辨出「種」、「管理」等技術層次，並且不同的常識性概念如「經驗」、「工夫」、「技術」、「學問」、「理論」

等，都會構成特別的價值階序，只是位居最高階序的「理論」對農民來說往往過度抽象，不時成為消遣的目標（楊弘任，2014），這點也和我在坪林的田野觀察不謀而合。楊弘任（2014）進一步將上述概念的價值階序，排列到由「與身體不可分割」以及「親近言語、書寫等表述方式」兩種特性展開的光譜中；並且技術首先具有「身體性」、「整體性」（包含其中的偶然、變異、不確定）的前提，才能達到「不易複製性」、「擴散遞減性」（楊弘任，2014）。楊弘任對技術與行動者、

常民社會生活的觀察透徹，而他在同一研究中，也清楚地爬梳了當地的派系歷史；

楊弘任將農業技術與在地政治、社會網絡的考察緊密結合，進而導引出社區營造的動力，較偏重探索社會關係，相較之下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著墨較少。不過楊弘任的理論框架中可見不少 Bourdieu 實作觀的影響，在此可將其對技術實作的觀點，簡化為「身體性」與「論述性」，以供自然營造的實作分析模型借鏡。

簡言之，既有田野研究皆著重現代化技術引進後造成的結果，或農民積極以在地知識、技術與專家系統合作或對抗，產出新技術的過程，而較少細究現代化技術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以及體現在技術之上的場域鬥爭。

分析架構與核心論點

從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二元對立，到政治生態學、ANT 等各種超越、化解二元論的「社會自然」觀，特別是在農業、農村研究中，將人與自然關係整合討論，已然變成必須處理的關鍵。既有文獻較多採用田野研究或操作指南的方式，

描繪茶業生產的技術「內容」，或者整體社會生活的面貌，而對其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形式、自然的象徵意涵少有著墨。在坪林的茶業生產場域中，不同行動者對於「自然」的想像大異其趣，且在地方上握有權力、位居主流的慣行茶農，反而在有機風潮興起的消費端受到貶抑；相對地，在媒體上擁有較高曝光度的有機茶農，反而在當地是被排擠的邊緣族群。再加上政府機關跨尺度的治理分歧，坪林當地的隱性自然營造實作，更進一步受到顯性自然營造趨勢影響，成為不同行動者交織的鬥爭場域。茲以坪林的茶業生產場域為田野，整理本文研究發問如下：

1. 既有不同茶園管理策略，如何構成農民顯性或隱性的自然營造實作圖式，

進而形塑行動者的差異習氣？

2. 場域內部不同權力在社會交往層面如何運作？不同行動者間的習氣或利益衝突由何而來？如何調節？

(24)

3. 在顯性／隱性兩種自然營造習氣，與「自然治理」的差異關懷下，不同行動者在人與自然關係的意見場域中，如何基於各自多元利益，運用各種象徵鬥爭策略，取得自身正當性？

本文以「自然」（nature）為分析對象，乃是取其兼具物質與象徵意涵的特性。

和學理上偏重生物動態系統的「生態」（ecology）、以及人類生存之原始或建成「環境」（environment）相較，「自然」既是生活化的語彙，又隨之具有高度的實作與建構特質。因此，若要同時考慮到種茶及各種自然相關的實作隱含之象徵面向，

以及不同的象徵如何透過社會關係，在場域中彼此競逐正當性，進而塑造人與自然關係的特定秩序，採用 Bourdieu 的「象徵鬥爭」分析概念，相對較能清楚掌握場域中的權力動態。

從 Bourdieu 的場域與實作觀來看，互動本身的形式（form）受行動者的秉性、習氣影響，行動者又受社會結構所塑造，而且當事人在關係中的相對位置，

也是由客觀結構分配；亦即行動者相互的所有遭遇，都是在所屬團體相對關係之客觀結構界定出來的互動之中，而這些習氣也將進一步塑造行動者的客觀結構。

（Bourdieu，2009: 168-169）若能從技術的「生成」面向出發，由具體可觀察的身體實作、論述文本，加上行動者透過反身性觀察、詮釋反應的認知結構分析，

最後再導引至整個自然實作的象徵鬥爭關係，整理出 Bourdieu 理論中，以「世界營造」（world making）為目標的象徵權力圖像。

是故，在坪林的茶業場域分析中，我嘗試以人為主體、邏輯模糊、持續進行且變化的「種茶」活動，對應 Bourdieu 的實作觀，一方面補充 Bourdieu 實作理論及象徵概念中，較少出現的人與自然關係討論；一方面與現有邏輯明確、結構清楚，卻難以更細緻描繪社會關係動態的人與自然理論對話。其次，在具體分析層次，我首先以「自然營造」（nature making）的概念，統括人與自然的關係性實作，進而在坪林茶農種茶及茶園經營的活動中，發現了一股由傳統身體性的種茶，

到抽象性、理念先行及反身性的顯性自然實作趨勢；前者在家戶製茶傳統中，沿襲並養成了習慣性的生活節奏與身體實作，進而形塑關於自然的相應心態與習氣，

屬於「隱性自然營造」實作；後者則是受到宗教及環境等倫理觀影響，使茶農開始反身性地全面思考人類種茶實作與自然環境的關係，進而積極採用泛有機農法，

朝向整體自然環境（而非專注於作物之「茶」）的「顯性自然營造」實作習氣。

本文提出「自然營造」概念，指涉這項從隱性走向顯性的歷史趨勢，並不表示既有慣行茶農就不完全考慮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因素。相反地，自然是茶業生產的可能性條件與限制，對自然（如氣候、土壤、草相、病蟲害）的觀察及因應，

實是種茶活動中的重要環節，人類行動者對自然環境的調節與介入，同樣也可視為自然營造的過程，只是在習氣上，借 Anthony Giddens（2002）所言，傳統種茶的自然營造，乃是出於「實作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泛有機陣營則是採

(25)

取「論述意識」（discursive consciousness）進行積極的自然營造（Giddens，2002）。因此在分析上，本文將慣行習氣導引的隱性自然營造具體稱為「種茶」，反身性的顯性自然營造則以「自然營造」指稱。然而，這股由種茶到自然營造的歷史趨勢，實是受到水源特定區的自然治理框架形塑，因此自然治理與兩種自然營造的關係，也是本文必須處理的重點。

從實作到象徵鬥爭

在坪林，不論是以作物為中心的「種茶」，或者維護、重建特定自然環境整體的「自然營造」活動，都涉及一連串可見或不可見的實作與概念圖式。Bourdieu

（2012）將實作視為在特定時空範圍中、隨時客觀可見的社會現象，雖非以完全意識的方式被組成，但有一套從經驗當中不知不覺習得、充滿彈性的理路支撐，

並將這種客觀結構與內化結構的符合稱為「定信」（doxa）（Bourdieu，2012）。葉啟政（2006）引用 Richard Jenkins 的評論指出，Bourdieu 藉由此實作觀，一方面串連了自由與限制，一方面將實作策略（而非規則）視為人們自幼連續學習得來的產物（葉啟政，2006: 444-446）。實作是體質化、鑲嵌在身體的，Bourdieu 用下列公式表達實作的內涵架構（Bourdieu，1984: 101；葉啟政，2006: 447）：

｛（習氣 habitus）（資本 capital）｝＋場域 field＝實作 practice

然而，有許多論者引用 Bourdieu 理論時，多拘泥於上述簡化、僵固的公式，

而無法呈現 Bourdieu 由人類學田野研究出發的完整理路（賴曉黎，2013）；

Bourdieu 的實作觀是關係性、流動性的，可見於 Bourdieu 對習氣（或譯為「慣習」、「習性」）的說明如下：

由約制性的臨場發揮，經長久建置而形成的孕生型原則，其所產生的實作，

會將產生此類原則的客觀條件內含之規律予以再製，同時又能依情勢客觀潛在需求調整；而且，這些需求乃由塑造習性的認知和動機結構界定。

（Bourdieu，2009: 162）

如同前述的習得討論，習氣作為一種「內在律」（immanent law），是生產實作與對實作進行感知與評價的圖式（基模），也是施為者透過社會世界中某個位置上的持續經驗（如從小的教養灌輸），所獲取而來的認知與評估結構，也是協調的先決條件（Bourdieu，2009: 165-168；2012: 245）；在這樣長期培養的共同法則下，習性的一大效應，便是產生一個具有共通意義甚至看起來具有自明性的「常識世界」（commonsense world），基於其均質性，同一團體內的眾人得以快速互作調整，卻將之視為理所當然（Bourdieu，2009: 165-168；2012: 245 -246）。

行動者透過場域中的社會化歷程，一方面習得場域中的秉性（disposition），

(26)

一方面也養成了服膺於自己社會位置的習氣（Bourdieu，2000）。在社會關係的養成中，人同樣也會尋求他人的認可，透過從他人眼中觀看自己，成為被感知的

（being-perceived）存有，進而能辨別主體與對象；也因為象徵資本只藉由尊嚴

（esteem）、認可、信念、信用、對他人的信任等「無償」（gratuity）、非功利的媒介存在，透過「否認」獲取場域中的資本正當性，因而能使宰制與依賴的關係形式成為可能（Bourdieu，2000，2012）。比方在有機、環境保護等論述中，往往將作為對象的「自然」，形塑為非功利、甚或如 John Gray 的「蓋亞後人文主義」

（Gaian post-humanism）中，超越性的「大地之母／蓋亞」（Gaia）形象（Barry，

2007），據以批評慣行茶業為求產量、收入而「破壞自然」，掩蓋坪林在地的環境保護論述之下，由水源地相關政策持續再生產的城鄉不均發展關係。

此外，象徵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亦存在一定的轉化關係，在 Bourdieu 對卡比爾人（Kabyle people）社會的考察中，支配關係不是來自公開的經濟「債務」，就是由慷慨餽贈帶來情感依附與「道德債務」的「禮物」，後者即是一種經過審查、委婉化的「象徵暴力」，其中審查、委婉化的行為即是對於暴力的「否認」

（Bourdieu，2012），並通過社會性和身體性的雙重自然化（two-fold naturalization）

維持象徵暴力關係（Bourdieu，2000）。

茶業生產作為鬥爭的場域

茶業生產作為一種「場域」（field），其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一方面形塑著技術、技術物的生成與操持、一方面也因不同的實作展開各自特殊的經驗；如《秀異》（Distinction）中對階級文化品味的考察（Bourdieu，1984），Bourdieu 雖然認為實作有個別差異，但最後也只是體現一個人在場域（特別是階級）中的位置（葉啟政，2006: 448）。

在場域中，始終存在一種宰制與被宰制的不平等關係，內部不斷鬥爭以改變或保存這個立場、行動者（agent）佔領各自陣地，每個人的力量也決定其在場域中的位置及競爭策略（Bourdieu，2002: 60）。場域是受結構的社會空間（Bourdieu，

2002: 60），由此可和「社會空間」概念進行對照。相對於實際可見的物理空間，

社會空間是以資本總量和資本類型組成兩條軸線為座標畫出的空間，個人隨著自己文化與經濟資本的總量和組成，在社會空間中佔據不一樣的位置，形成不同的群體。

Bourdieu 指出，社會空間的建構來自於佔據相似或鄰近位置的行動者（agent）

會被置於相似的條件下、衍生出相似的實作（practices）。社會上的每個行動者，

都會對自己在社會空間中「現有」（present）及「可能」（potential）的位置（place），具有一定的實作和身體知識，此即「個人的位置感」（sence of one’s place）（Bour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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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在社會空間中位置相近的人，也會透過「象徵鬥爭」取得自身群體在社會上的地位，自成一個掌握劃分觀點的階級。象徵鬥爭可分為兩種不同形式：客觀上可藉由個體或集體表現出的行動，來展現或利用某些實在；主觀上則可試圖改變社會世界的感知與評價範疇、認知與評估的結構。社會中總是存在象徵權力之間的衝突，目的在強加正當的劃分觀點、建構群體，成為製造世界的權力

（Bourdieu，2012: 238-254）。

研究架構與論點

延續 Bourdieu 的實作觀，本文的基本認識論假設亦是建立在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實作和客觀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之上，且實作與習氣皆是在生命經驗當中被形構出來，而延伸出本文的理論架構與分析層次如下圖所示：

圖 1-1 分析架構圖（自行繪製）

首先，經由坪林的歷史脈絡回顧，梳理出當地的地方特殊性，以及身為茶鄉、

水源、遊憩地景等多元交錯的自然場域樣貌；其次則由個別茶農的茶園管理實作及社會交往關係出發，梳理出當地人對「自然」與「社會」兩大範疇的差異認識、

實踐與習氣，進而補充謝國雄（2003）由當地人的社會政治生活，論及「整體社會範疇」，但較少著墨的人與自然關係；最後梳理場域內不同行動者各自分化、

相互衝突的習氣與利益，歸結出「象徵理法」和「商品經濟」兩種習氣及利益形式，藉此分析行動者在正當性鬥爭中採取的各種策略，描繪出當地隨有機場域帶來「自然營造」概念後，以「倫理化」、「科層化」及「理性化」為三種主要形式的象徵鬥爭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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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象徵鬥爭同時建立在差異的種茶實作及社會交往的雙重習氣之上，

因此絕不僅限於論述或敘事等文本再現之象徵，更多是在長期身體化、日常化的銘刻過程中，行動者物質身體操演的結果。儘管實作具有模糊的特徵，不如邏輯嚴謹的「結構」（structure），但基於策略上的一致，仍像「圖式」（scheme）般具有大致的規律，因此可以將個別行動者的分析架構再嘗試拆解呈現如下圖所示：

圖 1-2 個體化的分析架構

分析架構中呈現是單一行動者的空間關係，一旦社會空間中出現不同的觀念、

習氣各異的行動者，彼此之間便會在物質到抽象的層次上，展開正當性的象徵鬥爭。因此，在「自然」這個模糊的象徵概念之下，實是反映了農業生產場域中，

從微觀個人農業實作經驗與技術論述，到社會空間中，不同行動者間各異的習氣、

資本、利益關係交織，形塑「技術」的生成與實作，進而形構巨觀農業生產場域的象徵系統。

在農業實作分析部分，本文從行動者（以茶農為核心）個人的茶園經驗考察出發，分析茶農在茶園中進行的作物管理實作。實作包含身體的物質勞動與精神上的認知、詮釋，由他們所經驗並加以主觀詮釋的現象，可以進一步推導出原本隱而不顯的實作邏輯、時間與空間的行動規律和互動策略，亦即作為內在律的「習氣」，如相關行動者內部的互動規則、相關實作的隱性規範等；加上考量個人所擁有、同時也形塑著習氣的「資本」（如社會、經濟、文化等可供轉化的資源），便可以試圖定位出茶農等行動者在社會空間中所佔的位置。將各行動者的營造實作案例套用到初步分析架構，並加入自然的象徵光譜，則可進一步列出更細緻的分析內容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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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行動者自然營造實作分析架構

根據我和幾位坪林茶農接觸的經驗，目前茶農之間仍粗略地以「有機」、「慣行」分類自己的農業生產形式，而由於坪林當地耕地破碎、分散，同一位茶農也可能在不同茶園兼作有機或慣性農法；形塑他們自然營造實作的象徵觀點，則主要來自於對環境的想像。據此，本文將坪林地區文山包種茶業生產的象徵鬥爭，

在自然營造的立場上分為兩條主軸，分別針對茶鄉／水源的「環境治理目標」和慣行／有機的「農業生產形式」，但兩者皆非截然區別的二元對立，而是連續的光譜，行動者在其間亦非佔據單一的「點」，而是猶如領域一般，較彈性、流動的「範圍」。以兩條象徵鬥爭軸線為基準，將主要行動者在自然營造場域中的領域大致標定，則會呈現如下圖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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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行動者自然營造象徵立場

環境治理目標光譜的兩端，可分為偏重經濟生產的「地方生計」，以及將環境視為必須共同保衛之地的「國土保育」兩個部分，大部分參與在茶業生產中的行動者，在立場上都比較偏重生計考量，然而佔據區域管理要角的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以及土地所有者立場涉入生產場域的林務局，仍是偏重「水土保育」、「退耕還林」，因而與當地居民的期待產生衝突，成為象徵鬥爭的主要軸線之一。

另一條軸線則是關於實際的「農業生產形式」，坪林當地的茶業生產大略可分為慣行（使用農藥、化學合成肥料）和泛有機（不使用農藥，改用有機質肥料）

兩端，依照人為介入的集約程度，可以畫出如下圖的光譜：

圖 1-5 不同農法之人為介入程度光譜

黃樹民（2013）指出，除了社會頂端的菁英、知識分子在廣泛接觸西方經驗下，了解工業化帶來的危害，進而選擇、倡導有機農業外，農村社會基層的農民，

亦有不少人基於實際經驗，了解工業產品對農地、健康的傷害，選擇性地生產自

種茶或營造自然：坪林文山包種茶業生產場域的象徵鬥爭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種茶或營造自然：

坪林文山包種茶業生產場域的象徵鬥爭

Growing Tea or Making Nature: The Symbolic Struggle of the Wenshan-Pouchong Tea Production Field in Pinglin

江欣樺

Hsin-Hua Chiang

指導教授：王志弘博士 Advisor: Chih-Hung Wang, PhD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February 2016

謝辭

摘要

Abstract

Keywords: nature making, practical scheme, symbolic struggle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 1

第二章 坪林茶產業變遷與自然治理格局 ... 26

第三章 「種茶」的實作圖式 ... 50

第四章 象徵鬥爭的社會基礎 ... 94

第五章 自然營造的象徵鬥爭 ... 112

第六章 結論 ... 126

參考文獻 ... 134

附錄一 坪林歷史年表 ... 141

附錄二 坪林常用防治資材一覽表 ... 145

圖片目錄

表格目錄

第一章 導論

問題意識

文獻回顧

反思人與自然關係：生產、建構、治理與象徵鬥爭

（一）自然與社會的共同創造

（二）自然的生產

（三）自然的建構

（四）自然的治理

台灣農業的結構性處境與自然營造趨勢

（一）台灣現代農業結構變遷歷程

（二）新興農行動：以有機農業為例

農業技術的象徵鬥爭：從現代化到身體實作

（一） 「看得見」的現代化支配

（二） 「看不見」的身體實作

分析架構與核心論點

從實作到象徵鬥爭

茶業生產作為鬥爭的場域

研究架構與論點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第一章導論 ... 1

第二章坪林茶產業變遷與自然治理格局 ... 26

第三章「種茶」的實作圖式 ... 50

第四章象徵鬥爭的社會基礎 ... 94

第五章自然營造的象徵鬥爭 ... 112

第六章結論 ... 126

附錄一坪林歷史年表 ... 141

附錄二坪林常用防治資材一覽表 ... 145

第一章導論

（一）「看得見」的現代化支配

（二）「看不見」的身體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