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文化生產裡的妒恨、欽羨或屈尊

Bourdieu 在《實踐與反思》中提過 Nietzsche，談到妒恨的概念，他說：世人對 Nietzsche 與海德格作品的推崇喜愛，追求的乃是一種逾越造反的唯美主義。Bourdieu 正用這個例子來談 Nietzsche 提過的妒恨。他說，訴求逾越美學的是這麼樣的一群人，

他們意圖將社會學意義上殘缺弱勢的現實存在轉化為卓越價值。此處我們可以回想，

有論者曾經點出，文化研究作品中隱含的一種文化民粹主義情調，或者我們曾經談過，

Bourdieu 對於「人民」、「底層」、「工人」等概念的敏感，這些概念特別容易受到知識 份子的利用，在知識分子的身上創造一種文藝介入社會的批判情調，使人暫時遺忘了 知識份子在社會地位中作為「代言人」的優勢。

Bourdieu 在 Distinction 中的一段話特別要在此引用，他說：「沒有什麼比這樣的能 力更為優秀卓越了：那就是針對那些平庸、普通的物件，授與它們美感地位。」無論 是平庸的或卑賤的人、事、物，無論它表現為一種純樸可親的俗民智慧，或者是更為 激烈反骨的不平之鳴，這些歷史的殘渣、社會的底層只要成為知識份子的關注對象，

進入了文化界，我們都要警覺到這種高昇或者現身所意味的並不僅僅是一種純真無私 的憐愛情懷。

在 Bourdieu 來看，這種情緒無意間建立起一種對於支配掌權的嚮往。他從妒恨

（ressentiment）的概念反觀學術場域中的一些既定律令或隱而未顯的情緒，即：對 Nietzsche 或海德格引用，使我們有機會帶頭對權勢者宣戰，思考推翻成規的可能，但 是這些呼召本身未嘗不是對支配的欽羨。在 Nietzsche 的道德系譜學裡，妒恨來自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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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在這系統當中，他們將邪惡的概念用來描述貴族，良善的則屬奴隸自身。奴隸 的道德就是一種對於加諸於他們身上的惡的否定，否定在奴隸的身上是一種創造性的 行動，亦即妒恨（Edgar and Sedgwick, 2002: 159）。

就像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篇章中闡述的文化場域中以「台客」為主體的文化創作，

妒恨的情緒對某些自命具有批判眼光的知識份子書寫者是很大的誘惑。無論是「台」

字所指向飽受外來權勢欺壓的台灣人、台灣文化，或是在社會結構之下階級的底層，

世代當中的青少年，城鄉差別中的「中南部」，「台客」還是所謂媒體建構的他者。作 為受到奴役、受侵害的具體人群或符號象徵，文化表現裡的「台客」主體從來都隱含 著一種 Bourdieu 稱之為逾越美學的感受性，包藏著奴隸道德的妒恨邏輯。此時，妒恨 邏輯中的邪惡一方並非奴僕者的虛構幻想，確實可以指出某些權勢在歷史時空中的暫 時分佈，然而弔詭的是，必需倚靠「台客」的對立面越顯盛氣凌人、欺壓的效果越強，

「台客」嗆聲的妒恨之心才能火光閃爍。「台客」內藏的這種邊緣弱勢、遭虐受暴意涵，

在一定程度上驅使著創作者，挑弄著創作者書寫與表演的急迫性，它們表現為「台客 美學先鋒派」、「台客搖滾」、「台客文藝復興」、「文化台風」，用嗆聲的口氣呼喚著復興、

翻轉、奪權、正名。

在此我們發現一些必然性的巧合，將妒恨的概念引進「台客」主體的論述時，會 發現其中翻轉、復興的情調，其實很能對照於 Nietzsche 用妒恨的概念對現代性進行的 批判，特別是基督教倫理。Nietzsche 筆下的奴隸道德支配著西方現代性的升起，它導 向人文科學的發展、對理性主義的追求，涵養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制欲主義，然而，

此處浮現的現代性主體這如何能與主張逾越破壞的「台客」美學扯上關係呢？「台客」

的主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後現代文化的主體，但後現代的主體並不是沒有主體或反 主體，後現代的碎裂主體因著文化生產的分化，導致的是主體及身份認同的遍佈，它 是以文化商品為依歸的消費者主體，它是由解放政治朝向生活政治的身份認同形構。

因此，文化表現中的「台客」主體，縱使標榜著一種逾越嗆聲，甚或採取各種反 諷笑鬧的形式，我們都還有理由可以指出，這種的主體建構與起源追求中，隱隱作祟 的妒恨邏輯。更有甚者，「台客」主體的妒恨邏輯除了在消費文化、通俗文化的場域中，

指向「哈日、哈韓、哈美」，「台客」的消費主體，仍然與是現代性支配的民族主義及 其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之下，「台灣性」的妒恨邏輯相互唱和。這「台客」美學的素樸天 真、活力滿溢，乃是我們當代文人的一種精緻偽裝，在學科的、文藝的或者娛樂的產 業下，遂行著其反文化的革命，從未脫離權力關係。呼喊要奪權、要復興的是台灣通 俗文化產業中的藝人歌手、官方化的台灣文化、邊緣的文藝青年，或是主導社會科學 階級觀的學者，在「台客」大名下，虛掩了他們對權勢的欽羨與順服。「台客」主體是 解放之處，也是綑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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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恨邏輯之下的「台客」主體，是對權勢的欽羨也是對解放的欽羨，都寄託於「台 客」的大名之下。它懷念並追討著書寫者離開並已然切割的過去，渴望著一種不被體 系束縛的身體、不知羞恥的身體、雜種醜怪的身體。這種渴望表現出某種對現實體制 的批判性，但也更加反應出書寫者對於這些體制的敏感。這些書寫者正為體制所綑綁，

被學院的監視審查所綑綁，被全球化的新殖民文化商品流通體制所綑綁。我們在體制 中討生活、爭立場，或者期待著說出／演出各種解放的時機，在那些時機裡創造著「台 客」嗆聲的靈光。無論最終所指的究竟是民族主義的國族想像，還是某種階級壓迫、

城鄉差距的敘事。這些表演者無疑的都身處在場域之中，無可逃地玩著文化的戲局。

我也如此，在選取「台客」做為論文題目的那一刻起，就與人競爭，就掙扎折衝著各 種不一的觀點或理論立場，就費盡心力地尋找自己的與眾不同之處。然而所有屬名的 精闢之見，沒有不是經過對學院規則與訓育一番的調適與內化。粗俗來說，有能力寫 出／演出叛逆「台客」的人均經過一場馴服，無論你對這馴服的過程有多少知覺，在 這馴服中仍是竭盡心力的試圖表達出某種微妙的創造性。

由「台客」二字所激起的對權勢的妒恨與欽羨，當然要有所應許，要帶領我們這 些書寫者找到出路。只是，我們在「台客」的呼喊中走向的究竟是歧視壓迫的退散、

台灣主體的豎立或復興，或者它僅有的意義只剩我們手裡的書寫權，自我受洗為文化 場域裡引領潮流的傳教士。事實上，在論述與書寫間，在舞台與紙頁間，我們才能找 到「台客」應允的激進、反骨、俗豔與叛逆，也才能找到翻轉、復興、奪權的時刻，

在此之外僅是歷史的塵埃。而這些也將成為歷史塵埃的事件與檔案堆中，如果「台客」

引起的妒恨／欽羨情緒存在著什麼樣的「核心精神」，對我們來說就是對一切既存價值 的質疑。趙剛用過妒恨的概念來解構台灣民族主義，並以此反思當代台灣的社會運動 如何不被民族主義收編利用。他對 Nietzsche 的詮釋在此處是有用的：

對 Nietzsche 來說，一切欲將現實的解釋定於一尊，並謀求制度化此解釋的努 力，都是退化與頹廢的徵候。Nietzsche 認為不確定性、多元詮釋正是一個成 長的與有力量的現象，而只有僵死之物（如主體哲學下之主體）才需要齊一 之整體與一元論。（趙剛，1998：251）

我們不應該滿足於「台客」之中妒恨邏輯的主體追尋，「台客」主體所能激發的──

就如本論文所欲貢獻的，更是逼使我們好奇那些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束縛；它不僅是一 種向他者開放的態度，更要求對自己的反思，承認那些我們不願承認的事。

對「台客」文化感興趣的研究者來說，「台客」的妒恨邏輯多麼迷人，我們怎麼捨 得不多看它幾眼，怎能忍的住不寫它幾筆，我們怎麼有能力抗拒一個交到我們手上正 在興起的權勢。面對身邊文化領域外的同胞，心存文化民主理念的文化研究者反身看 待自己對於文化與風格的著迷時，怎能不感到愧疚，怎能不心生關懷同情。然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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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已經呈現的，超利益邏輯指導之下的文化場域，這些同情與關懷，何嘗不是一 種屈尊俯就、紆尊降貴。當我們有機會在刊物上發表文章評論那些「台客」，當我們站 上舞台表演「台客」，當我們寫著「台客」的學位論文時，這關懷同情更是對兩者之間 關係的宣告。說話者表面上是拉下了身段，謙虛又卑微，骨子裡則是他自己也不願承 認的鄙視。它是暗藏的高傲，有詭計的謙卑。讓我們想像：公司老闆在尾牙變裝跳舞，

對照：愚人宣告自己為王，我們就能明白是誰在笑鬧中宣示自己的權威，誰僅一場鬧 劇。這種屈尊降貴的確保，不僅是得勢者所圖，更多的時候得勢者的這種表現更是來 自於那些下位者的期待，人們期待這透過這種行為表現或者言談書寫，暫時使雙方都 忘卻了現實的地位高低、利益多寡。對雙方來說，其實也知道這是在玩什麼把戲，畢 竟活在謊言中或許是比較幸福的。權力的現實更加不可違逆，一個可親又肯拉下身段 的得勢者，其實是雙方心照不宣的默契。

什麼時候一個命名同時是個侮辱，又同時是個尊敬？什麼時候我們會先試圖弄清 楚對方指的究竟是褒是貶？更多時候我們並不懷疑，因為我們在那上下文之中交談，

我們在交談之前都先探清了對方的底細──即使在對方是完全的陌生，仍然有跡可尋。

我們在交談之前都先探清了對方的底細──即使在對方是完全的陌生，仍然有跡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