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權力場域中的「台客」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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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知識／權力場域中的「台客」文化政治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ai-ke”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Power. 研究生：林宏翰指導教授：邱德亮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2) 知識／權力場域中的「台客」文化政治學生：林宏翰. 指導教授：邱德亮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摘要「台客」一詞的爭議性是它唯一沒有爭議的地方。本世紀初以來，在學術研究與文化商品的創作中，「台客」無疑是一個熱門的主題。而「台客」的爭議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它所具有的歷史脈絡或社會結構意涵，更加是經過文化生產場域中各方勢力的闡述與交互引用，所產生創造真實的效果。本論文試圖利用「台客」一詞本身具有的叛逆性格，回頭檢視文化生產與學術場域之中的「台客」專家們，如何透過演述「台客」而取得象徵性的權力地位。在諸多關於「台客」的迷人說法之中，不僅是個人歷史層次的私密情感表達以及創作才華、分析概念的操演，更加是個別作者在場域條件的規訓之下尋求生存的競爭籌碼。「台客」是否真實存在，「台客」指的究竟是什麼，「台客」意味著污名歧視或是榮耀翻轉，都成了一般文化生產與學術場域之內爭論計較的焦點。在知識／權力的支配之下，個別作者為了將上述問題演述得正當而權威，均無意地利用了「台客」的叛逆情調表達對場域規則的效忠。「台客」拙劣模仿的寓言無處不提醒著我們，文化創作與學術書寫中最有能力表現叛逆情調者，其實是知識／權力的支配之下最為馴服的一群人。關鍵字：台客、文化政治、象徵權力、文化場域. i.

(3) 目錄摘要 ................................................................................................................................ i 目錄 ............................................................................................................................... ii 第一章前言............................................................................................................ - 1 第二章文獻回顧 .................................................................................................... - 3 一、以文化關注「台客」 ............................................................................. - 4 二、符號製造真實 ........................................................................................ - 6 三、系譜學權力觀 ........................................................................................ - 8 四、文化場域分析 ...................................................................................... - 13 五、小結：文化生產裡的妒恨、欽羨或屈尊 ............................................ - 18 第三章「台客」學院風 ...................................................................................... - 22 一、「台客」研究的問題意識 ................................................................... - 22 (一) 「台客」是主體焦慮 .................................................................... - 22 (二) 「台客」是他者建構 .................................................................... - 26 (三) 「台客」是次文化 ........................................................................ - 30 (四) 「台客」是媒體再現 .................................................................... - 33 (五) 「台客」是文化霸權 .................................................................... - 35 (六) 小結：權力效應的遍佈與鬥爭抵抗的離散 .................................. - 43 二、學術場域內的「台客」作者 ............................................................... - 45 (一) 「台客」迎向作者 ........................................................................ - 46 (二) 研究生的身體 ................................................................................ - 47 (三) 「台客」加了引號 ........................................................................ - 49 (四) 學術場域內的象徵鬥爭................................................................. - 51 (五) 文化生產與學術場域的交融 ......................................................... - 54 (六) 小結：新一代知識份子................................................................. - 63 第四章「台客」文藝搖滾風............................................................................... - 65 一、美學先鋒派的文化特權 ....................................................................... - 66 二、電視文化人的叛逆動能 ....................................................................... - 70 三、從非主流到創造流行 ........................................................................... - 73 四、「台客盟主」的捨我其誰 ................................................................... - 79 五、小結：製造「台客」的文化價值........................................................ - 83 第五章結論.......................................................................................................... - 85 「台客」寓言──學得不像的時刻 ............................................................... - 85 引用書目 ................................................................................................................. - 90 -. ii.

(4) 第一章. 前言. 鳥要把花戴在牠的頭上，你覺得花很重會把牠壓垮，但是那隻鳥覺得自己很浪漫。所以台客要戴一個金項鍊那麼大條很俗、很醜，但是他覺得那很浪漫，他喜歡這個樣子。──伍佰有人說，現實世界裡「台客」並不存在──就像在自然界中我們不曾看見這隻頭上戴花的鳥。「台客」與伍佰的這隻鳥，其實存在於我們的浪漫想像之中。從 2003 年第一篇「台客」研究論文出現，一直到 2005 年以來的「台客文藝復興」運動，幾年間關於「台客」的嚴肅分析或浪漫想像，逐漸興起於學術領域與文化商品的生產－消費之中。就如同我們將在本論文裡看到的，這個世紀初以來各種研究論文、研討會、座談，演唱會、電視節目、文化分析，展開一張綿密而細緻的論述網絡，試圖捕捉「台客」 ──這隻頭上戴了花的鳥。這篇論文並不打算參與這場圍捕運動，為「台客」添加更多的意義。有關於「台客」的意涵闡述已經過剩超載，使人厭煩的程度不輸你在街頭、舞廳遇到的「台客」。或許頭上戴花的鳥沒有壓垮自己，但旁人對牠的嘮叨詮釋卻嚇壞了牠。再多一本以「台客」為名的研究論文，正好就是一種「台客」作風的學院演繹──在這已經不嫌少的「台客」論之中，再堆上一個自以為是的分析姿態，一疊包夾著「台客」的學術用語。說真的，誰也受不了這麼多認真的「台客」。與其說「台客」是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倒不如說，我們藉著「台客」這個詞語在文化領域內的超人氣，試圖讓眾多圍繞著它絮叨不已的演述者現身。更有甚者，我們不僅要看到是誰在試著捕捉「台客」，還要將他們編織的羅網看個仔細。事實上，找出「台客」的作者並非難事，在學術領域與文化生產領域內，署名是作者的義務也是權利；令人困惑的是，「台客」的作者們經常隱身於他們用頭銜、地位、魅力、天賦所布置的精巧偽裝之後，總能將「台客」說得正當合理又權威，讓人幾乎忘了作者先於「台客」的存在。我們引用場域的概念用以區分，「台客」的學術著作以及文化商品，兩者不同的生產環境。場域的概念能使我們稍微離開各個作者迷人的名號與頭銜，分別看待他們欲透過「台客」追求的場域內特殊價值。在第二章的文獻回顧中我們將說明，用場域的概念來進行文化分析，能揭露關於文化生產場域當中一種特殊的遊戲規則──訴求文化的價值來對世俗「功利性」的否認。而系譜學式的知識／權力觀將使我們考慮到權力支配／抵抗的弔詭與遍佈，使我們能夠回應在「台客」研究中經常看到的主題──關於象徵符號領域中的權力作用。在第三章中，我們呈現「台客」學術研究裡，包圍著這個研究對象的各種分析工具──問題意識。接著我們不僅要揭露隱身於學術語言背後的 -1-.

(5) 這些論文作者，更要在第四章中，看看一般文化生產領域內的不同創作者為「台客」添加了什麼樣的精神。流傳於通俗言談裡的「台客」，既獻身於學術訓練培養的問題意識，同時又是文化創作者保持原創精神的題材。問題意識與創作精神，分別代表著學術場域與文化生產場域中寶貴的象徵性資產，能夠提供學位頭銜或是證明創作者的天才魅力。然而，諸位受到「台客」吸引目光的演述者，並非在一種現實功利的直接驅使之下邁向「台客」。學術研究與文化生產場域裡運行著與外在世界經濟交換對反的邏輯，「台客」在一種超越意識的層次上驅動著諸位演述者，他們與「台客」的遭遇首先是個人歷史層次的情感觸發。在「台客」論文裡散落的反思片段，我們看到作者在習得學術語言之前，「台客」詞語觸發的情感動機。文化評論家、電視文人或搖滾歌手於報刊的特寫訪談中主動表白的出身與經歷，則隱約看出他們試圖在「台客」上頭所尋找的叛逆情調。當然，書寫「台客」論文與舉辦「台客」演唱會都將獲得實質的回報，不管是學位的取得或創作者魅力的加分，甚至兌換為經濟收益；但是我們認真地在演述「台客」的當下，同時也否認著這種功利性的目的。學術論文與文化創作的價值只能在否定功利性的前提下確立。「台客」的學術研究或文化價值的演繹，畢竟經過精準的估量商榷，縱使不同的演述者之間時有爭議的火花，總也顯得正當而權威。且讓我們想像研討會上發表「台客」論文的研究者，以及站上演唱會舞台、十足「台客」情懷的搖滾客。然而弔詭的是，文化與學術場域裡頭的行動者，將最為精鍊細緻的話語施加於「台客」這麼一個代表鄙俗難堪的字眼上頭，不免遭到「台客」這個字本身所具有的反諷意涵所傷。縱使所有「台客」的演述者都施行著一種對功利性的否定，透過「台客」在場域內追求學術價值或文化價值，不過若抽取「台客」的極端意義──過度的誇張虛矯、自己為是、對品味的盲目無知、學得不像，我們其實可以從「台客」的這些「污名貶意」之中借取一些批判的寓意。回頭思想這些積極與「台客」接近的學者、文化人，如何把「台客」的叛逆反骨說得那麼天經地義、正當自然，他們憑藉的並非創作天才、理念靈感，而是每個行動者在學術、文化場域內的積極學習、努力爬升，對場域規則的熟悉與自身資本的累積。「台客」的奔放逾矩越，被說得越是精妙深奧，越是顯得這些「台客」作者在學習論文寫作、音樂創作或文化評論的功夫時，對文化體系的乖順臣服。接下來你看到的將是這麼一個以「台客」為名的文化事業。. -2-.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台客」作為爭論的焦點，本身即是一個具爭議性的詞語概念，來自各方的勢頭均試圖在這個爭論的焦點上添加闡釋，形成一個既豐富又相互競爭的「台客」語境。在下一章，我們將檢視現有以「台客」為直接主題的研究論文，歸納出幾個相互區隔的問題意識；並且在這幾個問題意識的基礎之上，提出現有「台客」學術研究的論述分析。在本章之中，我們要暫且離開種種對於「台客」的解釋，展開本論文的中心問題：文化領域之中的政治問題。在文化政治的問題之下，詞語所具有的指涉效果，都必須受到質疑──特別是那些具有正當性基礎的命名，發揮的真實性效果的命名。在詞語所構成的命名之中，是什麼讓這一切仿若天生自然？若有人指著你說：「你真是天生的□□」，這句話是你的榮幸或恥辱？讓你感覺榮幸或恥辱的效果，存在於這詞語之中，或者之外？如果，我欲書寫描繪的對象其實與我無關；如果，我所寫出來的篇章段落後來也都與我無關了；那麼我們爭論辯駁時所計較的一切會是如何？如果，我對「台客」全然冷漠，既沒有敵意也不羨慕好奇，我根本不在乎「台客」，如果我充滿熱情的研究動機只是我編出來騙自己；當有價值的文化研究要求一種不明說的關懷同情──不管修辭、方法上表現為客觀中立或是選擇性親近──對研究對象的刻意淡漠是否不合時宜？我的文字，我的「作品」，是我經過辛苦學習之後所獲得的財產，換作學位；如果在領到學位前，將這一疊字紙打散丟入資源回收桶，如果電腦裡的檔案遺失了找不回來了，這是一齣慘劇還是徹底的解放？我們憑什麼可以說：「我很了解台客」，又憑什麼在印出的文章上頭加上自己的名字。本論文與此時這個說話的作者之所以存在，根據的是什麼？所根據得絕對不只是我用的這台電腦、文書軟體或輸入法，所根據的也不完全是高深抽象的文化氛圍、哲學思想、理論立場。您現在看到的這位說話者的存在，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由授予學位的機構施恩，賜我以研究生之名、在系所的殿堂底下勤學苦幹，它是教育體制、學校、圖書館、學科系所的提供資源，也是教授、口試委員的教誨導引。當我寫完以後，這位焦慮拘謹卻又暗藏熱情、亟欲造反的說話者也許就與我無關了。藉著「台客」我們計較的是什麼？以上的過度自省，並非論文寫作過程中因焦慮而出現的自暴自棄（或許是）。身為「台客」的書寫者、定義者、詮釋者，同時也在學術場域裡接受訓練，計較著一種與外在世界不一樣的遊戲規則，我們如何在能談論「台客」的文化政治時，跳過在自己身上所綑綁或對外施加的知識／權力網絡呢？「台客」一詞的文化意義，無論就人類學式的田野觀察，或是媒體的建構再現而言，都是所有論文的作者與文化生產場域裡 -3-.

(7) 的創作者所賦予的。我們都直接或間接地用「文化」的概念來看「台客」，也都敏感於文化表徵裡頭關於「污名」、「建構」、「暴力」、「扭曲」、「抵抗」、「翻轉」等權力意涵。在這一章裡我們要由作者與「台客」這個書寫對象之間的曖昧關係出發，揭開文化生產之中權力運作的特殊邏輯。. 一、. 以文化關注「台客」. 對「台客」的各種關注，使我們不得不敏感於這些關注內含的命名與詮釋的大權。關注，在一般層次上可以簡單地解釋為「觀看注視」，然而這種觀看注視本身就不是中立純真的。消極的來看，關注代表著觀看角度的框限，當我們說一件事情受到大加關注時，意味著我們忽略了其他的事情。積極地來看，任何在文化表現中的關注其實都有建構與再現的意味，隱含著一種積極的書寫位置，主導這個位置的是由歷史與社會帶出的慾望與現實利益。換句話說，關注某事並非將我們與事實拉近，使我們更看清事實，因為關注的首要條件其實正是拉開距離。「台客」的例子裡，在一般層次上廣加辯論的措辭問題就涉及了這種關注的意義。「台客」意味著貶抑或褒揚，過去的歧視或現今的翻轉，是命名也是闡述，是強調也是盼望，涉及的既是觀看位置的不同，更是從各種觀看、再呈現之中誘發出來分殊的象徵性慾望與利益，具體實現在分殊的權力網絡（或場域、市場）之中。因此，無論是將「台客」視為一種文化霸權、身份認同、歧視謔稱、流行品牌、美學氣質，或說「台客」文化現象的背後有著全球化、後殖民、消費社會、後現代、階級與城鄉差異的意涵。我們所列舉的這一些分析概念以及前述的褒/貶、榮/辱措辭，都不僅止於語言形式或意涵想像的差異變化，不僅是一種語言結構的符碼區分。對我們來說，在「台客」的例子裡要去突顯的是，這些以「台客」為中心的分殊立場採取的是什麼樣的區分效果，這種區分效果一方面表現在詞語的使用，另一方面更要察覺的是這種區分效果所根據的權力網絡，這權力網絡的運作邏輯不僅是物質經濟，更是象徵文化。這場「台客」的文字遊戲裡頭，所有言之成理、信以為真的效果，依據的未必僅是呈現在「作品」中的科學步驟、資料考證、正義措辭、華麗辭藻；言之成理、信以為真的效果更多來自背後不被過問的權力網絡。權力網絡的意義不是要歸罪哪一個具體存在的依恃權力的發言者，而是指向在這個說話與聆聽的脈絡中，使話語當真的效應，既存在於說話者的權威也是接收者的順服，有時甚至更在接收者的反駁與不同意中。在信以為真效應背後的權力網絡不被過問，並不表示它不存在、不重要，只是不被承認而已。所以我們說，要去張揚這些不願承認的事是需要勇氣的，因為這要求你 -4-.

(8) 放棄對學科體制的崇拜，要否定你對於創作天分的信奉，用枯槁死灰的眼光看待所有閃耀著迷人魅力的符號作品。這些我們不願承認的事並非刻意的隱藏著，我們對它再熟悉也不過，它的重要性更關乎你的生涯──雖然我們大多時候僅在閒聊八卦時談及。若沒有了這道由權力網絡所架構的文化生產機制，我們無法想像哪裡還有真理，藝術又在何方。事實上，這些權力的記憶早就刻在我們的身體習性之中，是我們作為學術／文化人的一部份了。以我所熟悉的論文表現形式為例，最直接的就是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的審查（或背書），學院及大學研究體制的認可支持，我們不僅在紙上寫完就算，還要各種關卡的確認與監督。求學過程中接受的教誨、指導，鍛鍊對理論（其實就是流派）的敏感度，要求在論文寫作時講出自己的聲音。這一切甚至從研究生還沒進到這個研究所時就已經開始運作，即入學考試。只有我們竭盡全力認清這個束縛、引導、規制卻同時提供我們機會、給我們頭銜發問寫作的權力網絡，我們才有機會更了解這些文化權力的運作。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們將討論 Michel Foucault 與 Pierre Bourdieu 在各自的知識背景上發展出來關於文化與權力的理論意涵。這兩位理論家的發問直指的正是所有語言運作與社會過程中，「知識」、「真理」所蘊含的權力效應──文化既為權力所用，也是權力的產物。而學術「理論」也無可逃地包含其中，甚至是最具正當效應者。雖然兩位理論家所具體涵養的學術場域不盡相同，Foucault 從歷史與思想史的領域出發， Bourdieu 則是在社會學教授的頭銜下教學研究，然而兩者廣泛地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著深遠影響，在本論文的立場來看，我們試圖找出兩位理論家在文化與權力上的理論亮點，照明在重重文化構鑿與權力密網之中，我們是如何身陷其中，又如何藉此得力／利。論文題目中的「政治」一詞要談的就是權力關係，以及依此權力關係下發展出來的各種象徵策略與文化創造。我們會發現的一個事實，「台客」的文化政治就是措辭的政治，就是命名的政治，就是各種運用分析概念的政治，亦即──將「台客」納進自己的總體化敘事使其具有「信以為真」效果的政治。無論可以想像得到的「流行」、「鄙俗」或是「全球化」、「後現代」、「身份認同」、就連我的敘事裡的「政治」、「權力」等概念，都是工具性的措辭。工具性的意義在於，依此措辭所發展出來的文化表現── 包含論文、舞台、音樂、散文、口語等樣式，均無可逃地為權力所用。具體來說約略包括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學院的合法性暴力、國家的官方意識型態等。權力網絡賦予書寫／表演者這個大權，並在一種無意識的層次引導著書寫／表演者。另一方面，這裡的權力觀是 Foucault 意義的權力觀，並非是一種有方向性的壓制性的權力觀，而是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中，同時存在於機構與身體、文本與心靈當 -5-.

(9) 中的微觀權力。因此我們說「台客」的書寫者受到權力引導，另一層的意義更是這些書寫者積極主動的發揮著權力的效果。其後果所證成的未必是書寫者／表演者的盲目順服、無可奈何，也未必是書寫／表演者的魅力天才。都是也都不是。我們看見的就是這權力的詭譎。無論這個書寫／表演者多麼地警覺與反省。目前為止的「台客」學術研究無論是在哪種立場上批評或讚揚了「台客文化」，我們幾乎都同意「台客」的文化表現，有的將之歸為媒體事件，有的稱之為文化現象，或認為是一系列的創作表演。範圍可能含括：受官方認可支持的藝文活動，具有大寫的精緻文化特質；有的是大眾媒體、娛樂節目製造的話題，由流行音樂與演藝偶像引導潮流，是通俗文化的一部份；更可以用民族誌來書寫青少年在舞廳、街頭的叛逆吵鬧，指向現實群體的次文化。分析的眼光引向的無論是抽象的符號體系，說是「台客」的論述分析，或是動用民族誌旨在讓「台客」自己說話，都在「文化」的意義上承認了「台客」。所以，接下來的段落我們試著用唯名論的標籤來看如何更積極複雜地進行「台客」論述分析，我們這裡的唯名論引向的結論不僅說：「台客是論述建構」，更要問「台客的論述建構，它的限制與創造性是什麼？」對本論文來說就是權力。. 二、. 符號製造真實. Bourdieu 的主要評論者 Derek Robbins（2000：25）認為，Bourdieu 的立場比較接近唯名論（nominalist）而非唯實論（realist），也就是說所有的命名都具有真實性效果，但未必直指現實：「他相信（Bourdieu）名稱即為現實，不僅指涉現實。他相信字詞即事物，而非僅是事物的描述。」根據 Robbins 的引申，話語的溝通是動態且積極的，在這符號象徵層次的交流毋寧說具有建設性與實體化效果。雖然我們大多不去刻意過問，但我們在語言交談與感知事物的過程中，詞語概念就如一個客觀存在的物件一樣產生。詞語像是工具一樣用來定義與分類事物。Robbins 這樣來闡述：「諸概念沒有內在固有的意義。亦非對應於真實事物，然而，每當它們發揮效用，幫助我們感知事物與客體時，它們自身就擁有了客觀真實」（2000：25）。這種反語意學、反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語言觀，Bourdieu 用語言資本、語言市場、象徵權力等概念來重新解釋語言的社會使用，認為語言的社會實踐面向應該優先於任何語言學式的結構想像，反對如下的區分：語言資料庫的符號系統與由此資料庫所決定的各種實用的話語變體，這種區分雖然企圖在語言學研究裡納入所謂的社會意涵，並且廣泛地影響了人類學、文學藝術評論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科學，但在 Bourdieu 來看這無非是一匹特洛伊木馬，它用科學的表象將歷史與社會的產物自然化，賦予符號系 -6-.

(10) 統中的文本神聖性，保有了中立觀察者的地位（Bourdieu 2005: 3）。Bourdieu 更為細緻且多元的呈現了各種散布的語言市場如何對應作用於其內部的語言資本，語言市場類似他在其他作品中的場域概念，是對內部成員的規制，同時也是相對開放而互受影響的。由此所呈現的語言就不再是透明澄澈，做為中立工具的訊息，乃是使事物成真的語言，具有真實效應的語言，這種受權力引導支配的語言不僅存在那些高度儀式性的授權展演，如：就職演說、成年禮、法院的判刑，在 Bourdieu 來看，所有的語言都在此象徵權力邏輯之下運作。唯名論的評價標籤，其實也被 Foucault 的評論者使用於 Foucault 身上。Thomas Flynn（1994: 39）在簡介 Foucault 的歷史觀時用了「歷史唯名論」(historical nominalism) 這個標籤概念。他解釋這意指 Foucault 在方法學上的個別主義樣式，也就是反對各種單一整體的論點，反對任何的本質與天性的宣稱，認為歷史乃是分殊混亂的系列事例，例如「人」與「權力」的概念，其實是為了個別詮釋的意圖所編造的約簡抽象。在 Foucault 的研究裡「權力並不存在」，有的是關於宰制、操弄、規訓、教誨的種種事例，「人」在十九世紀以前也不存在，有的是人文社會科學建制成立後，各種對「人」這個概念呼呼作響的空談。這個評論者認為，若不能理解 Foucault 作品中的唯名論取向，就會像許多批評的抱怨一樣(特別來自社會科學界)，認為 Foucault 的權力概念其實是有意的模糊混淆（Flynn 1994: 39）。根據 Flynn 對 Foucault 的詮釋，歷史學家的任務是要去發現論述與非論述實踐中的多樣性與連續性，以此揭露更多的可能性場域，容納另外一種關於事件的異質集結。我們發現，由評論者標誌出來 Foucault 或 Bourdieu 作品中的唯名論，都指向一種反對普世主義、反對整體觀、反對本質論的立場。當然「唯名論」這個標籤本身即是一種對兩者學說的抽象約簡，但我們在這裡同意唯名論做為兩位作者學說的其中一個特徵，乃是試圖藉此抽取出一種可能的批判性視角，用來跟流行的「台客」談論方式拉開距離，然後穿透這種種讓人信以為真、甚至引人爭辯的論述效果，將觀察的視角指向各自分殊斷裂的場域。在這裡──同樣在 Foucault 與 Bourdieu 的脈絡中──討論的唯名論立場，有別於哲學式的認識論立場，而是一種更具脈絡應用性，更為分殊斷裂的「個別主義方法學」。我們一方面強調「語言構作真實」的重要性，但我們並不將真實寄託於語言之中，導向某種觀點主義，認為：「台客」僅是論述，並不存在「真實的台客」，在符號的虛無飄瞟處，我們能掌握的僅是關於「台客」的各種觀點。是權力的語言構鑿了真實，語言並不自動生產真實。在 Bourdieu 那裏，一個概念或一個訊息使人信服的真實效果得以發生，因各種不同社會空間當中的位置有所差異，語言並非中立透明的純淨訊息（message），語言是權力的產物，同時是權力的工具用來掩飾權力自身。這也是 Bourdieu 的作品中，知識份子、學者、文化貴族等廣義的文化生產者，或者我們稱之為特定領域的意見領袖、 -7-.

(11) 引領風潮者，佔有特定篇幅的意義。唯有在整個社會空間的圖式下，去觀察各自區隔與互動的場域，再進而討論場域內多樣的相對位置，這樣細緻而碎裂的文化場域才能超越表面的神聖性而取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樣的，我們在所謂的唯名論立場中來看 Foucault 的史學觀，並非導向一種消極的反理論、反書寫，而是積極地介入書寫，積極地講述那些體系之外的被奴役的知識，用來檢討與重新評估所有已被高舉的價值、常態化的標準、具排斥性質的聲言。他的眼光落在層層疊疊的文獻檔案，特別是被遺忘的甚至已然失落的部分，不僅於此，他藉此看到的更是種種的教誨、統治、操弄所施行之處──國家、學校、教會、醫院診所、療養院、監獄等機構，人的血肉之軀是終點也是網絡中的另一個起點。因此，嚴格說來兩者的唯名論立場可以說是種策略性的論述立場，而非教條式的教誨。Foucault 強調了非論述層次的機構組織，Bourdieu 著重場域與社會空間。Foucault 強調歷史學家在撰史過程中導入了連續性，作者發揮著「作者-功能」，Bourdieu 談論文化生產者的理智主義發揮某種誤認性質的象徵暴力。Foucault 更著重身體的規訓與服從，Bourdieu 有習癖與資本概念來指出個人層次的社會性。他們的立場並非將唯名論的反普世主義推到極致，將各種思想言談歸諸個人層次的主觀解讀，而是認為種種的思想言談受到歷史性、社會性的條件所限制，而且積極來說，也因為這些限制的存在，思想的溝通才有可能。我們談唯名論這個標籤在兩位作者的意義，僅是要突顯象徵符號層面的文化表現所具有的真實效果乃是權力的產物，它們表現出來的普遍化、總體化與現實主義傾向，經常使我們誤認了這種權力關係的運作。藉此我們再回頭來談關於「台客」的種種措辭與概念才有意義。. 三、. 系譜學權力觀. 考古學與系譜學是 Foucault 歷史、思想史研究的兩個主要取徑。在本論文裡沒有著重討論的考古學方法，乃是用來釐清論述的秩序，此論述的秩序使得思想與理念、立場與聲言得以扣連，人們藉此認識他們所處的時代。系譜學則被評論者視為 Foucault 權力研究的轉折，將先前的考古學方法綜合系譜學研究，更加強調權力的非論述機制，此機制形塑人們的世界觀並據此創造行動。例如，研究學校的課程與教材安排可以是一種考古學式的取徑，但學校的空間組織，教室的配置，則與系譜學有關。在此我們利用 Foucault 的系譜學立場來看待諸種「台客」的起源觀。Foucault 認為，起源是找尋「存在那兒」的同一性，起源高尚而不墮落，但只要系譜學家有心探究，歷史並不是如此。起源預設著真理的所在，在 Foucault 來看，所有的真理都是歷史過程中的虛構。系譜學家就是要用歷史來消除歷史書寫中起源的幻象。系譜學家用 -8-.

(12) 一種博學但嚴謹的態度看待歷史，竭盡所能使歷史保有它的四散狀態。然而，系譜學家的書寫如何有可能跳脫真理起源的追尋？就像 Foucault 曾經在課堂上自問：畢竟，從人們這樣清理出系譜學的片段起，從人們開始宣揚、流傳這樣類似的掙脫出泥沼的知識要素起，這些知識不就開始冒著被統一化與重新編碼、重新殖民的風險嗎？統一話語貶低他們之後，在它們重新顯現時無視它們之後，陷在也許已經準備好吞併它們，把它們置於統一話語及其知識和權力的效力以內？（Foucault, 1999: 10-11） Foucault 自答：「試試吧！」他沒辦法保證系譜學知識不被再次編碼，甚至已然預見系譜學知識存在著再次受到支配的風險。系譜學不要求提出任何可以與對手相呼應的系統性理論架構。系譜學真正的賭注是對權力的分析，這裡的權力不能簡化為經濟權力，而是知識的體制與效力，即科學話語的體制與效力。他在其作品採取的各種迂迴的修辭、弔詭的諷喻、或是對概念的含混鬆散、對權力運作的複雜化是其中一個切入方法。 Foucault 用血統的概念取代起源，起源乃是權力支配的論述當中著墨最深之處，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敘事的基礎。由此起源說所構鑿的是各種明確無疑的主體位置，所有對主體性的呼召都將導向一個純淨不可侵犯的起源神話，是各種關於「我們」是誰的故事。系譜學的立場促使拆解「我」在這個空洞的綜合之處，代之以大量稍縱即逝的事件的繁衍滋生。它將過去的事件保留在原有的四散狀態。因此血統的概念是對於起源神話的衝擊與嘲諷，目的並不在於建立另外一個不可質疑的論述正統，而是徹底的化外之聲，它讓原本的正統顯得可笑愚蠢：「對血統的搜尋並不是奠定基礎：相反，它動搖了那些先前認為是統一的東西，；它顯示了先前想像為保持自我一致的東西實際上是異質。」（Foucault, 2001: 122）另外我們還要浮現（emergence）的概念來框架住這個表現為起源神話的論述構鑿，浮現是「力量登場的入口」，藉此我們可以將權力的概念引入系譜學分析，更積極且細緻地揭露這種總體性起源神話的施作與接收：血統指的是本能的品質或強弱，以及本能留在身上的標記，那麼出現就特指一個對抗的場所，但不能把它想像為一個發生鬥爭的封閉的場，或敵對各方相互對峙的平面；相反，如同尼采在分析善惡時所展現的那樣，這是一個『非場所』（non-place），純屬各方面對的距離，它意味著對手們並不屬於一個共同空間。（Foucault, 2001: 125）在這「非場所」反覆上演的只有一齣戲，那就是支配。Foucault 在這裡提到，這種在系譜學裡浮出顯現的歷史時刻，內涵的權力關係與支配。但如他所說的，這種支配關係並非一種關係，就像發生的場所是非場所，意思是說，經由儀式規則與機構制 -9-.

(13) 度的中介，支配涉及的不只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強行統治，而是在這些儀式制度的施行之下，刻入了身體與記憶，將支配的作用從傳統的戰爭暴力轉化為一種內藏暴力的精心算計：這種對和平的渴望、妥協帶來的安寧以及對於法律的默默接受，根本不是某種重大的道德皈依或者是某種導致法律產生的功利性算計，而是支配的後果，並且，事實上，是支配的逆行倒施。（Foucault, 2001: 126）在此我們簡略摘要 Foucault 所引入的權力觀。他的立場反對「壓抑假說」，也就是反對一種流行的權力概念：權力掌握在權勢者手中，權力宰制人們，但知識與真理可以使人自由。Foucault 認為，知識與真理生產自（不同的場域、學科與機構之間的）權力鬥爭，且用來賦予權力的施行一種正當性與權威性，因此知識與權力是一體的兩面。藉此 Foucault 發展出「生命權力」（biopower）的概念，可以視為各種的技術，這種技術來自諸人文科學的發展，用此我們分析、控制、調節並定義人類身體與行為。（Danaher et al 2000: 64）且人文科學最易受到政治權力所用，這一個立場上 Bourdieu 發展反思社會學的目的即是在此，但不同於 Foucault 在現代理性的基礎上進行批判， Bourdieu 仍然對於一種客觀化的批判效用抱持希望，希望透過他的反思社會學計畫為社會科學裡的客觀性保持自主性。例如在某些歷史時期，我們將權力理解為國王或女王所得的神聖權力（大多是來自上帝所授與，因此無以置疑），但 Foucault 表明，從十七世紀以來權力的授與者上帝已為真理與知識所取代。這個轉變最重要的面向就是人文學科的發展，含括了所有試圖用科學方法來生產關於人的知識與真理的學科。人文科學所產生的知識與真理必緊扣著權力，因為權力藉此規約並製造正常的個人。例如，國家所施行的政策與法律，正當且合法地決定正常與異常之分，決定哪些人在心智、道德或生理上對社會有危害，而政策與法律的基礎就是學科與研究機構。（Danaher et al, 2000: 26）但是對 Foucault 與 Friedrich Nietzsche 來說，支配性的學科與論述並非單單僅是權力的授予者，更重要的意涵是，主流學科與論述的發展及其生產的知識與真理，乃是權力鬥爭的結果，它是與其他的知識、學科鬥爭過後的得勝者。得勝的訣竅部分在於宣稱自身的真理與知識乃普世且永恆可信的。生命權力的發展隨著人文與社會科學而來，將人類的身體與行為當作勢知識的客體。這些知識帶給了機構與行政技術的勃興，用以測量、規約與控制人類行為，以確保國家能從其所有的人力資源中獲取最大的效益。但 Foucault 可能留有餘地，縱使生命權力如此細緻緊密，但因有太多的理念、機構與論述相互競逐，並沒有單一的真理曾經真正奪權支配整個社會。也就是說在一定的程度上，生命權力從未制霸，因為它總是生產著抵抗。. - 10 -.

(14) Foucault 揭露西方的辯證史觀，自黑格爾以來影響馬克思為代表的現代性理論家史觀。Foucault 首先認為，辯證史觀正當化了歐洲殖民；其次，它用意識型態式的思想體系來解讀歷史，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第三，辯證史觀是一體化的巨型觀點。而 Foucault 的系譜學史觀是多元多樣的，由各種不同事件的相互衝突所組成。歷史事件包含著多重的開端、突然的爆裂、靜止與間隙。歷史因此要認識為不連續且斷裂的。我們應該摒除有序、線性、連續的觀點，事件之間可以整合套進某種模式，並將歷史理解為各種不同勢力之間持續進行中的亂鬥。這不僅是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斷裂，更是史家與他們所撰史書的斷裂。史家藉著授予他們資格的公開機構而說話，像是博物館、資料庫或大學。歷史事件不僅透過館藏的資料說話，且透過那些間隙說話，就是那些尚未被蒐集或已經軼失的資料。Foucault 除了挑戰史家的發言基礎與資料，他更直指史書撰寫中存在的單一化主體的概念。史書裡的行動者沒有別人就是那些主導歷史發展的大人物──「歷史偉人」。Foucault 說這些人也是受到當時論述與非論述力量的形塑與擺置。而這樣的撰史問題在於，這些「創造歷史」的主體使得其他的人靜默了。其他人成了配角或是大時代中的兒女，而非創造歷史的主角。如同被殖民者在殖民主的知識之中是客體的存在，史學家的大能凝視藉著機構的支持，得以穿透人類事務當中。相對於這種受到高度審查的官方史觀， Foucault 發展的「次屬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的概念，藉此來了解那些掩蓋在支配性知識底下的歷史陳跡，這些支配性的知識由科學、歷史與政府的殖民計畫所支持。在 Foucault 的取徑之下，我們將論述理解為殖民的強力，得以建立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在討論殖民主義與地緣政治時，Foucault 的取徑使我們更關心的是內部－殖民主義的問題。恰恰由於這個原因，在其歷史時刻，支配固著於儀式中，支配固著於賦予權利與義務的細緻程序。它豎立權力的印記，銘刻記憶於事物與身體，它能細數帳目。升起規則的世界。規則並不用來消解暴力，而是滿足暴力。戰爭並不在衝突中平息，並不止於終止暴力與對國內法律的屈服。相反，法律是經過算計而殘酷不已的愉悅，應許的血腥。允許不斷發生的新支配出現，反覆上演精緻的暴力場景。（Foucault, 2001: 125）從 Foucault 的權力觀來看，符號層次對「台客」的呈現根本無關扭曲、無關真假、無關褒揚或貶抑，透過「台客」在電視上的出現，這些遭受命名或者自願承認的「台客」其實就已經獲得增權，增加了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對監控機制的反面確立。所有的媒體、刊物與分析論文施行著監視、審判、呈現、述說、書寫、表演權力的效力。就如同在 Foucault 的研究裡，瘋子、罪犯的監禁隔離，兒童手淫的禁止，利益所在之處並非是他們受到排斥的事實，而是排斥的技術與程序，是排斥的機制，是監視的設施，是性、瘋狂、犯罪的醫學化，是權力的「微機制」在某一個時刻興起了，捍衛著 - 11 -.

(15) 公民的利益。根植於台字的對抗性，在台客上電視前就已然存在，所以，「台客」上電視，是一種挑釁嗎，還是一種抗議姿態的再次確立。未必是挑釁，而是察覺肯認。承認台客的古怪好笑，也承認台灣人有那麼一點的偏差可笑。這是「台客」情緒的邏輯。「台客」此時不是他者，台客上電視以後，是他者也是我們。台字的對抗性，因此更加豐富值得引伸。既是階級品味的次屬，也是族群的次屬，深具話題性。是這種對抗性姿勢的娛樂話題化，同時強化了這種對抗性的存在。「台客」的出身、血統是反歷史的。被欺壓的歷史，被看不起的過去。是一種渴求正義，需要恢復名譽的──東西，那一大堆的東西。每個人成長背景之中的反叛因子。寄託於家國之外，律法之外，標準國語之外，制服之外，乖乖牌之外；憤恨好動，揚聲叫罵；他是不良少年、黨外、獨派、好事份子、壞學生、花枝招展者。有論者這樣闡發「台客文化」的意義：「台灣社會流行文化語境當中長期以來始終處於哈韓、哈日、哈美而獨缺哈台的文化認同焦慮情緒以及隨之期望『哈台』的文化民族主義文化主體慾望」（王美珍）；「被構連的『台客』文化，與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結構所造成的階級權力運作相關」（陳冠如）。在這裡我們感受到的「台灣文化」主體性以及「從屬階級」的主體性呼求，其實也正默默地受到正在形成中的官方史觀所利用。簡略來說，就是在誘發挑動「台客」稱號底下所有可能的階級、年齡、世代、城鄉、國族的受奴役邏輯，以支撐所有「台客」論述中──不論用什麼形式表達──的嗆聲、正名、復興、翻轉、現身。反歷史的歷史正被書寫，遭遇的是迅速的收編整併，正如我們在前面引用過的：「從人們開始宣揚、流傳這樣類似的掙脫出泥沼的知識要素起，這些知識不就開始冒著被統一化與重新編碼、重新殖民的風險嗎？」。當台灣人的歷史喊得正當悲愴，當消逝的影像感動人心，當被忽略扭曲的歷史重新掌權，當被壓迫的「人民」就要站起來。電視上笑鬧呈現的「台客」反倒不是對受壓迫者的挑釁，也未必是什麼扭曲或他者化；在正統敘事的間隙，反歷史的歷史被弄得很好笑，它是挑逗戲耍，就這一點來看在電視上製造笑聲的藝人難道沒有系譜學家的意味？ Foucault 說：「並不是向統治權求援來反對懲戒，我們就可以限制懲戒權力的效力」（1999: 36）我們承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文化殖民主義的問題，或社會內部的階級、族群結構重擔，均內在於「台客」稱號之下，催生了「台客」的誕生。然而，若我們體察這些分析性論述，努力呼求著的「反歷史的歷史」，存在著的對於權力支配的敏感，存在著對壓迫效果的拒絕，那麼更不應該任由這樣原先具有系譜學破壞力的話語，獻祭給任何表現得更為誘人的權力話語當中。. - 12 -.

(16) 可以說，他是不滿足一種過度結構主義式的宰制關係的，就他的論斷來講，現代性的發展導致一種越趨精緻細密的權力支配之網。權力所在之處並非任何壓制性的肢體暴力；權力也並不在任何給定的社會結構；更不是任何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意識型態」、「資本主義」、「霸權」；權力以一種更為弔詭模稜的方式運作，在這之中，最應當警覺的反而是我們習以為常、心悅誠服的一切。在系譜學的階段 Foucault 找到一個外邊思維的角度，也就是透過系譜學家的博學眼光向過往的歷史沉積敞開心胸。歷史學家或者任何既得利益的支配者所能進行的支配手段，無不虛掩在一種線性的、邏輯的、正當合法的詮釋解釋之下。這一點很類似於 Bourdieu 對於知識、象徵暴力的思考。唯有穿透這一層的表象，也就是使誤認發生的起源觀，我們才有機會透過系譜學家的眼光，透過反思性的社會學，觸摸到隱藏在起源史觀、象徵暴力之後那一層殘酷赤裸的利益鬥爭。. 四、. 文化場域分析. 對比於 Foucault「權力無所不在」的宣言，在 Bourdieu 這裡，自從他將社會學的眼光介入教育、文化、語言、美學的領域後，著實也揭露出權力除了涉及傳統定義上物質經濟的分配或國家行政的統治之外，權力的意義更要深思於更廣泛也更不被察覺的文化面向，特別是這種權力運作的邏輯能夠直接影響到人的世界觀，直接引導著人對世界的感知與行動；既在可見的社會機制上運作，更施加且創發於心靈思想與肉體習性。因此，Bourdieu 說：「我們無可逃地都在文化的戲局（the game of culture）之中」，對社會學家來說，除非我們先將自己正在玩的這場遊戲搞清楚，才能據此認識到如羅網般四散籠罩的文化與權力的運作邏輯。這是他反思社會學的雄心，據此社會學家或是文化研究，才能在一個有限度的場域基礎捍衛我們的自主性。由此出發我們可以發現，Bourdieu 與 Foucault 對的權力闡釋，同樣是一種流動且四散的網絡，並且在兩者的理論裡都強調權力在真理、知識與身體習性上的構鑿。 Bourdieu 的著作裡或許容易使人有過度強調社會結構的印象，光是瀏覽的那本列為社會學經典著作的 Distinction，見著裡頭的社會空間圖式，很難不使人聯想這僅是一種對於社會結構的僵化劃分。事實上，用這種圖式將社會結構端上台面，本身已經足以使人驚恐了。若是學界中人，更難免激起某種社會學家的叛逆反骨，說，這樣無法指出社會的變遷與行動者的能動性，甚至文化的創造性。然而，Bourdieu 的社會空間的概念並不指向一個外在於分殊複雜的社會行動，統合於一個僵化的社會結構系統。跟 Foucault 一樣，Bourdieu 所描繪的社會圖像，是動態衝突的。所使用的分析概念也在一個程度上是模糊有彈性，具有脈絡的權宜性，更重要的是必需在此特定研究脈絡下對這整組的概念工具進行關係性的思考，才不置於斷章取義。. - 13 -.

(17) 因此社會空間的概念還要與場域、習癖、資本等概念擺在一起看，作為一組中介的概念手段。例如他對習癖與場域的暫時性定義，就突顯出這樣的斤斤計較：習癖既是社會結構的結果，也創造生成著另外一個層次的結構化作用。場域既是可見的規則、機構，更是抽象的遊戲感，發揮著類似教會組織那般的信仰連結。結構在 Bourdieu 的著作裡，就跟權力在 Foucault 的著作裡一樣，在一種含混模稜的層次上使用著。Bourdieu 強調它所創造的這些概念組，或許看似於實證社會科學中的中程理論，但這些概念的功用絕非僅止於用來框架社會現實，作為實證資料的背景敘事。Bourdieu 在一個模糊彈性的限度下使用著他的概念組，閃躲的正是各種現成的流派與立場之分，結構主義／現象學，結構／能動，客觀主義／主觀主義，量化分析／質性方法。因此本論文題目中突出的場域概念要延續著這樣的模糊，用場域的概念包含活動其中的行動者與他們身上所擁有的習癖能力。場域不是僵化的結構，也不能化約為可見的規則、機構、儀式，場域是提供遊戲的場所，它存在的先決條件是行動其中的遊戲者，只有行動者的行動場域才得以維繫或轉換。場域畫出了界線，制訂了遊戲規則，也對其成員施加管束，但場域並不是決定性的存在，將行動者的表現化約於此。一如 Foucault 權力網絡的概念，場域在對行動者施加陶塑的同時，也賦予了該成員進行遊戲的習性與能力，預見了超越與抵抗之可能。此時的超越或抵抗絕非在真空之中產生，它生自場域也將回頭作用於場域。 Bourdieu 除了用場域與習癖幾個較為有名的概念，另外也在不同的文脈裡談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誤認 (mis-recognition)、偽信 (make-believe)、通俗意見（doxa），對象無非是存在於社會生活中一切不被深思而通俗接受的話語、知識、制度，甚至具體社會空間的配置。他以鬥爭為基礎的權力觀，帶出的後設理論可以說，針對象徵性支配統治中，招致誤認與魔法的神奇魔力，一切掩飾了利益鬥爭與資源瓜分的符號表象。這個理論視角對我們所身處並試圖探究的文化生產場域具有重大的揭露效果，特別能掌握幾經操弄把玩的象徵符號如何能從單純的字句篇章、圖像影音，引發出各種的真實效果、神聖魅力或使人遵循服從。文化生產在象徵性支配的作用下，利益與權力的爭奪與保存累積變得無私無我、普遍自然化，甚至蒙上了一層神聖的光輝。這是個人魅力的來源也是所有的光環、榮耀的來源；它既不全然封存於象徵符號的層面，也不全然歸因於經濟與政治的勢力，它是來自場域與社會行動者力量的交纏折衝，並且在社會現實當中使事情成真，賦予行為意義。誤認的概念對於理解「象徵暴力」的內涵很重要（Webb et al., 2002: 25）。Bourdieu 用象徵暴力一詞，強調受支配者把自己的受支配狀態當作合法合理的狀態加以接受。透過一種合謀、合作關係，象徵權力受到支配者的贊同也引出被支配者的贊同。因為，象徵權力是「創造世界的力量」（world-making power），相對於受支配者的誤認，那些具有個人魅力與獨特品味的支配者苦心維繫的則是一種否認(negation)。以他著名的品 - 14 -.

(18) 味研究為例，所有高尚品味的擁有者都努力維護著一個迷思，這個迷思堅決否認他們的美感天賦、氣質素養可以經由學習獲得，用以維持他們的優越支配地位。品味，作為 Bourdieu 社會學分析的對象，就是這種具有否認、不認帳的內在邏輯。為挑戰這種支配階級的美感邏輯，Bourdieu 認為，品味透過傳承教育習得，而正規的教育系統總是將社會差異當作是先天能力的差異來掩飾，正當化了這種差異。對支配階級來說，品味教養的傳承學習是不用多加思考的必然性（necessity），社會學家要想將他／她分析的利器指向這璀璨精緻的文化領域以及這群天生貴族氣質的人，無論如何，都有可能像 Bourdieu 自謙的是一種鄙俗的批判。對 Bourdieu 來說，文化的概念裡就隱含著對於社會世界的否定，是美學距離與純粹凝視的世界。然而，若我們回想 Bourdieu 的社會空間，就能稍加敏感到，文化與美感的世界──就像在個人層次的高尚氣質，並非來自偶然的真空也非天生自然，它由具有歷史與社會意涵的文化生產場域所調節。在本論文中凸出場域的意義，目的正是將所有的「台客」言說者擺回各自的遊戲場，一方面既是避免被文化魔法所惑，誤信了某些偏頗的價值，這些價值對於文化研究的學生來說是那麼難以抗拒，例如俗豔美學、抵抗嗆聲、敢曝、次（反）文化、通俗、民主；也免於某些架空社會意涵的主義與流派之爭，例如將某些行動者定義為「文化菁英」，將某些論述指為「文化霸權」或說這是一種「後現代主義」式的戲法。因為我們所發聲之處既為學院，實為廣義文化生產場域的一部份，我們的書寫與論述自然被迫涉入到各種立場與觀點之爭──如 Bourdieu 提及：「關於『人民』的話語必是知識份子之間的爭論」（句中的「人民」若換為「台客」一樣貼切）──因此，對於場域的敏感是我們在此學術／文化場域內發掘創造性的一個火光。總的來說，本研究所遭遇的是這樣狡黠又高尚、粗俗又前衛、嗆聲又掌權的研究對象，他們是文化生產者：文化生產者擁有一種特殊的權力，擁有表現事物並使人相信這些表現的相應的象徵性權力，這種象徵性權力還表現在文化生產者，用一種清晰的、對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或多或少有點混亂的、模糊的、沒有系統闡釋的，甚至是無法系統闡釋的體驗，並通過這一表述賦予這些體驗以存在的理由。他們也許還會提供這種權力任統治者驅使。他們也許還會依照權力場內部的鬥爭邏輯，提供這種權力任社會場中作為整體的被統治階級驅使。（Bourdieu, 1997: 87；粗體字為我的強調）若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當代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已然高舉著一種美感經濟，或如論者所言已然進入了「風格社會」，那麼此處 Bourdieu 所指的「文化生產者」其實並不侷限在那些可見的文化生產場域裡──也就是傳統的文學、藝術領域。以一種更加分化碎裂的社會空間來看，此處的文化生產者其實更遍及在衣飾打扮、飲食、流 - 15 -.

(19) 行音樂、新興宗教等多元多樣的風格社群、品味社群當中。或繼承、或效法、或創新著那些更具聲名地位的那些風格領導者，在各自的生活世界裡努力攫取風格與品味當中的創造性，用以表達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Bourdieu 在他研究裡的場域界分，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遷或許有點過時，但背後的象徵權力觀對我們來說仍是有用的，而且還極具創造性。在「台客」的例子來看，就算那些最為純樸、無知、反文化的醜怪元素，其實也都被拉近這場文化戲局裡頭，受到監控與糾正，受到雕塑、再造、重新登場。符號商品的氾濫與易得，容易讓我們誤認了品味主體、風格主體的理所當然，無視眾多創造性背後乃是由市場邏輯所誘導激發。在這個時代裡已經成名的文化生產者顯得親民又謙虛，而各個品味社群裡，做為消費者的風格主體則顯得驕傲專制。我們會說，這是文化場域的細緻分化使然，文化、美感邏輯的高昇與普及，意味的可能是更細微無所不在的監控與支配，而非一個文化民主的「風格社會」時代已經降臨。弔詭地，有創造性的消費者可能解放，但這種解放更是市場監控的勝利；風格社會是象徵權力的下放，也是各種掙扎鬥爭的細緻化。而在 Bourdieu（1984）這裡，我們身為文化戲局裡的一員，能作的就是對這些鬥爭的敏感，並且反思自己在場域中佔有的地位：「文化的戲局無可逃；我們唯一將此戲局的本質客觀化觀看的機會，就是盡我們所能，完整地客觀化所有我們為達成此客觀化所責無旁貸去採用的一切方法。」用場域的概念來看待文化生產，不僅使我們認清文化生產的基礎與發言位置，更能解釋其中的行動邏輯，這包含前述提及的支配階級對於自身利益的否認所維護的神聖性。然而，這樣的觀點若未經闡明，可能會招來功利主義或經濟決定論的質疑，甚至導向一種理性選擇論，認為社會行動者的一切行動可以化約成物質經濟、效益算計與自覺的意圖。就我們討論過的，場域與習癖概念裡，其實已經隱含了對這種質疑的拒絕。也就是說，社會行動基本上發生於具體的歷史與社會脈絡，行動者對於其身處的社會世界其實是再清楚也不過，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正是因為他為這世界所捕捉，深植其中，他感覺在這世界如家一般自在。這是習癖的作用，也是習癖這個概念所欲揭露的，社會行動並非全然都是經過深謀遠慮，而是一系列在場域與習癖之間的調適與即興演出，涵括著看似「無所用心」的無意識面向。然而，我們並不總是隨遇而安，樂天知命，在 Bourdieu 的社會圖像裡，社會行動者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場域之間，無不存在著權力鬥爭的關係。其中有維繫生命溫飽的經濟、物質資源的鬥爭，更有理念思想、文化詮釋權的象徵鬥爭。如文化資本、象徵權力，就是在指出非物質的利益形式，這個層次的象徵鬥爭激烈程度與重要程度，其實不亞於物質資源的鬥爭，因為它更關乎個人或群體的情感、尊嚴、榮辱以及身份 - 16 -.

(20) 地位。而 Bourdieu 指出，文化層次的象徵鬥爭經常受到蒙蔽，乃是因為文化場域的遊戲規則隱含了一種超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這種超功利性即是我們在前面提過的，文化貴族對於社會現實的否定，是美感距離與純粹凝視的世界。有 Bourdieu 的評論者指出，他的權力觀與有部分可以連結到 Nietzsche 的權力觀，雖然 Bourdieu 本人在眾多作品中很少表達他對 Nietzsche 的評論，我們在這裡作權宜的討論。「Bourdieu 有關利益與權力的 Nietzsche 式感受，使他發展出分析權力關係的工具。」（Webb et al., 2002: 12）對 Nietzsche 來說並不存在純真而不涉利益的行動。任何人類活動（包括知識生產）都在一定程度上與私利有關，權力即各種化身為普遍性、一般性的具體偽裝──Nietzsche 稱之為「權力意志」。Webb 等（2002）點出 Bourdieu 理論中的 Nietzsche 因子：在一個不顯眼的層次，Bourdieu 運用 Nietzsche 的系譜學理念，克服研究者用各種形式重製『常識』的傾向……對 Bourdieu（同樣對 Nietzsche）來說，科學研究的任務就是發現『灌輸常識』所採用的政略。在此我們重新回到 Bourdieu 的語言觀，Nietzsche 與 Bourdieu 的類似之處在於：他們都認為語言並非是既定現實的鏡像反射，語言是「創造世界」的實踐，或至少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每一個場域（醫藥、哲學、法律、政治、經濟）均有各自的論述言說與語言風格，而這不只決定哪些被看見（例如哲學排斥社會，醫藥排斥抽象），同時決定哪些有價值，該問什麼問題，可以想的念頭又有什麼。語言「創造世界」的第二個方法屬於語言「用來意味」什麼。即便所有的語言都有自身的歷史（它們之所在與它們的意義沿革），在一個意義上來說，語言空無內容：是場域裡的權威人物間（如政治人物、教授、宗教家），不同的團體間（如商人、工會、社福人員），相互競爭尋求賦予語言意義。語言在社會實踐中才決定我們如何觀看、如何理解。Webb 等(2002) 在他的反身社會學理念中闡述 Bourdieu 與 Nietzsche 系譜學的關連：這種激進的質疑與系譜學分析的綜合，提供科學研究一種工具，藉此研究者不只得以探問與揭露一個社會的具體內涵，此內涵發生與自然化的方式，而且還包括在這過程中誰得勢、誰失利。 Bourdieu 的反身性科學與 Foucault 在「何謂啟蒙」一文中闡釋的認識論相當接近。啟蒙提供學者「一種態度、一種情懷……透過它，我們對自身之所是的批判同時亦是針對加諸在我們身上的侷限的歷史分析，以及超越這些侷限的可能性試驗。」（引自 Webb et al.，2002）對 Bourdieu 來說科學的反身性表現出同樣的功用因為它具有喚醒意識的可能。從此 Foucault 談起了支配與暴力，這是一個引向 Bourdieu 的切口。Foucault 從 Nietzsche 系譜學中領悟的權力觀，在此可以與 Bourdieu 的象徵暴力理論取得連結， - 17 -.

(21) 對於知識與權力的反思，對於支配與合法化的質疑。在 Bourdieu 這裡著重在將所有的社會行動視為一種資本的累積、換取與象徵鬥爭的過程，也就是在無意識中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不管 Foucault 或 Bourdieu 的思路，都企圖「對一切價值重新評估」。在這裡我們從 Foucault 與 Bourdieu 的權力觀中，拉出一條來自 Nietzsche 的線索，藉此我們得以重新看待存在於文化領域內的種種文化構作，試圖反思其中的論述基礎與權力運作，它所要針對的並非哪幾位具體的權力菁英，也非塊狀整體的論述霸權，而是在這歷史時空與社會脈絡中分散流動的權力網絡。在無意識與對自身的否認之中，標定、命名與闡述的是何等的主體性，藉以劃分「我們」與「他們」，藉以訴求起源、呼召正義與價值。思考的對象不止指向抵抗或翻轉，更是回想書寫者自身對某些價值的馴服與悅納。在象徵符號燦爛閃耀的文化界，只有這樣的思路能夠點出某些發生在我們身上不願承認的矛盾。在鋪天蓋地、流竄蔓延的權力網絡之中，既是層層的規訓與教誨，又無處不充滿著超越與創造的瞬間。. 五、. 小結：文化生產裡的妒恨、欽羨或屈尊. Bourdieu 在《實踐與反思》中提過 Nietzsche，談到妒恨的概念，他說：世人對 Nietzsche 與海德格作品的推崇喜愛，追求的乃是一種逾越造反的唯美主義。Bourdieu 正用這個例子來談 Nietzsche 提過的妒恨。他說，訴求逾越美學的是這麼樣的一群人，他們意圖將社會學意義上殘缺弱勢的現實存在轉化為卓越價值。此處我們可以回想，有論者曾經點出，文化研究作品中隱含的一種文化民粹主義情調，或者我們曾經談過， Bourdieu 對於「人民」、「底層」、「工人」等概念的敏感，這些概念特別容易受到知識份子的利用，在知識分子的身上創造一種文藝介入社會的批判情調，使人暫時遺忘了知識份子在社會地位中作為「代言人」的優勢。 Bourdieu 在 Distinction 中的一段話特別要在此引用，他說：「沒有什麼比這樣的能力更為優秀卓越了：那就是針對那些平庸、普通的物件，授與它們美感地位。」無論是平庸的或卑賤的人、事、物，無論它表現為一種純樸可親的俗民智慧，或者是更為激烈反骨的不平之鳴，這些歷史的殘渣、社會的底層只要成為知識份子的關注對象，進入了文化界，我們都要警覺到這種高昇或者現身所意味的並不僅僅是一種純真無私的憐愛情懷。在 Bourdieu 來看，這種情緒無意間建立起一種對於支配掌權的嚮往。他從妒恨（ressentiment）的概念反觀學術場域中的一些既定律令或隱而未顯的情緒，即：對 Nietzsche 或海德格引用，使我們有機會帶頭對權勢者宣戰，思考推翻成規的可能，但是這些呼召本身未嘗不是對支配的欽羨。在 Nietzsche 的道德系譜學裡，妒恨來自奴隸 - 18 -.

(22) 價值。在這系統當中，他們將邪惡的概念用來描述貴族，良善的則屬奴隸自身。奴隸的道德就是一種對於加諸於他們身上的惡的否定，否定在奴隸的身上是一種創造性的行動，亦即妒恨（Edgar and Sedgwick, 2002: 159）。就像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篇章中闡述的文化場域中以「台客」為主體的文化創作，妒恨的情緒對某些自命具有批判眼光的知識份子書寫者是很大的誘惑。無論是「台」字所指向飽受外來權勢欺壓的台灣人、台灣文化，或是在社會結構之下階級的底層，世代當中的青少年，城鄉差別中的「中南部」，「台客」還是所謂媒體建構的他者。作為受到奴役、受侵害的具體人群或符號象徵，文化表現裡的「台客」主體從來都隱含著一種 Bourdieu 稱之為逾越美學的感受性，包藏著奴隸道德的妒恨邏輯。此時，妒恨邏輯中的邪惡一方並非奴僕者的虛構幻想，確實可以指出某些權勢在歷史時空中的暫時分佈，然而弔詭的是，必需倚靠「台客」的對立面越顯盛氣凌人、欺壓的效果越強，「台客」嗆聲的妒恨之心才能火光閃爍。「台客」內藏的這種邊緣弱勢、遭虐受暴意涵，在一定程度上驅使著創作者，挑弄著創作者書寫與表演的急迫性，它們表現為「台客美學先鋒派」、「台客搖滾」、「台客文藝復興」、「文化台風」，用嗆聲的口氣呼喚著復興、翻轉、奪權、正名。在此我們發現一些必然性的巧合，將妒恨的概念引進「台客」主體的論述時，會發現其中翻轉、復興的情調，其實很能對照於 Nietzsche 用妒恨的概念對現代性進行的批判，特別是基督教倫理。Nietzsche 筆下的奴隸道德支配著西方現代性的升起，它導向人文科學的發展、對理性主義的追求，涵養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制欲主義，然而，此處浮現的現代性主體這如何能與主張逾越破壞的「台客」美學扯上關係呢？「台客」的主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後現代文化的主體，但後現代的主體並不是沒有主體或反主體，後現代的碎裂主體因著文化生產的分化，導致的是主體及身份認同的遍佈，它是以文化商品為依歸的消費者主體，它是由解放政治朝向生活政治的身份認同形構。因此，文化表現中的「台客」主體，縱使標榜著一種逾越嗆聲，甚或採取各種反諷笑鬧的形式，我們都還有理由可以指出，這種的主體建構與起源追求中，隱隱作祟的妒恨邏輯。更有甚者，「台客」主體的妒恨邏輯除了在消費文化、通俗文化的場域中，指向「哈日、哈韓、哈美」，「台客」的消費主體，仍然與是現代性支配的民族主義及其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之下，「台灣性」的妒恨邏輯相互唱和。這「台客」美學的素樸天真、活力滿溢，乃是我們當代文人的一種精緻偽裝，在學科的、文藝的或者娛樂的產業下，遂行著其反文化的革命，從未脫離權力關係。呼喊要奪權、要復興的是台灣通俗文化產業中的藝人歌手、官方化的台灣文化、邊緣的文藝青年，或是主導社會科學階級觀的學者，在「台客」大名下，虛掩了他們對權勢的欽羨與順服。「台客」主體是解放之處，也是綑綁之處。. - 19 -.

(23) 妒恨邏輯之下的「台客」主體，是對權勢的欽羨也是對解放的欽羨，都寄託於「台客」的大名之下。它懷念並追討著書寫者離開並已然切割的過去，渴望著一種不被體系束縛的身體、不知羞恥的身體、雜種醜怪的身體。這種渴望表現出某種對現實體制的批判性，但也更加反應出書寫者對於這些體制的敏感。這些書寫者正為體制所綑綁，被學院的監視審查所綑綁，被全球化的新殖民文化商品流通體制所綑綁。我們在體制中討生活、爭立場，或者期待著說出／演出各種解放的時機，在那些時機裡創造著「台客」嗆聲的靈光。無論最終所指的究竟是民族主義的國族想像，還是某種階級壓迫、城鄉差距的敘事。這些表演者無疑的都身處在場域之中，無可逃地玩著文化的戲局。我也如此，在選取「台客」做為論文題目的那一刻起，就與人競爭，就掙扎折衝著各種不一的觀點或理論立場，就費盡心力地尋找自己的與眾不同之處。然而所有屬名的精闢之見，沒有不是經過對學院規則與訓育一番的調適與內化。粗俗來說，有能力寫出／演出叛逆「台客」的人均經過一場馴服，無論你對這馴服的過程有多少知覺，在這馴服中仍是竭盡心力的試圖表達出某種微妙的創造性。由「台客」二字所激起的對權勢的妒恨與欽羨，當然要有所應許，要帶領我們這些書寫者找到出路。只是，我們在「台客」的呼喊中走向的究竟是歧視壓迫的退散、台灣主體的豎立或復興，或者它僅有的意義只剩我們手裡的書寫權，自我受洗為文化場域裡引領潮流的傳教士。事實上，在論述與書寫間，在舞台與紙頁間，我們才能找到「台客」應允的激進、反骨、俗豔與叛逆，也才能找到翻轉、復興、奪權的時刻，在此之外僅是歷史的塵埃。而這些也將成為歷史塵埃的事件與檔案堆中，如果「台客」引起的妒恨／欽羨情緒存在著什麼樣的「核心精神」，對我們來說就是對一切既存價值的質疑。趙剛用過妒恨的概念來解構台灣民族主義，並以此反思當代台灣的社會運動如何不被民族主義收編利用。他對 Nietzsche 的詮釋在此處是有用的：對 Nietzsche 來說，一切欲將現實的解釋定於一尊，並謀求制度化此解釋的努力，都是退化與頹廢的徵候。Nietzsche 認為不確定性、多元詮釋正是一個成長的與有力量的現象，而只有僵死之物（如主體哲學下之主體）才需要齊一之整體與一元論。（趙剛，1998：251）我們不應該滿足於「台客」之中妒恨邏輯的主體追尋，「台客」主體所能激發的── 就如本論文所欲貢獻的，更是逼使我們好奇那些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束縛；它不僅是一種向他者開放的態度，更要求對自己的反思，承認那些我們不願承認的事。對「台客」文化感興趣的研究者來說，「台客」的妒恨邏輯多麼迷人，我們怎麼捨得不多看它幾眼，怎能忍的住不寫它幾筆，我們怎麼有能力抗拒一個交到我們手上正在興起的權勢。面對身邊文化領域外的同胞，心存文化民主理念的文化研究者反身看待自己對於文化與風格的著迷時，怎能不感到愧疚，怎能不心生關懷同情。然而，就 - 20 -.

(24) 如我們已經呈現的，超利益邏輯指導之下的文化場域，這些同情與關懷，何嘗不是一種屈尊俯就、紆尊降貴。當我們有機會在刊物上發表文章評論那些「台客」，當我們站上舞台表演「台客」，當我們寫著「台客」的學位論文時，這關懷同情更是對兩者之間關係的宣告。說話者表面上是拉下了身段，謙虛又卑微，骨子裡則是他自己也不願承認的鄙視。它是暗藏的高傲，有詭計的謙卑。讓我們想像：公司老闆在尾牙變裝跳舞，對照：愚人宣告自己為王，我們就能明白是誰在笑鬧中宣示自己的權威，誰僅一場鬧劇。這種屈尊降貴的確保，不僅是得勢者所圖，更多的時候得勢者的這種表現更是來自於那些下位者的期待，人們期待這透過這種行為表現或者言談書寫，暫時使雙方都忘卻了現實的地位高低、利益多寡。對雙方來說，其實也知道這是在玩什麼把戲，畢竟活在謊言中或許是比較幸福的。權力的現實更加不可違逆，一個可親又肯拉下身段的得勢者，其實是雙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什麼時候一個命名同時是個侮辱，又同時是個尊敬？什麼時候我們會先試圖弄清楚對方指的究竟是褒是貶？更多時候我們並不懷疑，因為我們在那上下文之中交談，我們在交談之前都先探清了對方的底細──即使在對方是完全的陌生，仍然有跡可尋。但是如果交談／表演抽離了脈絡，變裝搞笑的總統與自稱為王的瘋子，有何差別？對我們來說，說話者的權力位階當然要質疑，因為這決定了說話內容的有效性。這麼說當然不是通俗所說的「因人廢言」，但「勿因人廢言」這個論斷本身就十足的屈尊，有能力這麼說的人本身就是一種對自身地位的自傲，地位本身能夠賦予說的話一種神聖性的斷言功能。更有甚者，地位高的人還可以巧妙地運用某種失言，某種不按牌理出牌，某種遊走規則間的花招，來掩蓋自己的地位，例如政治人物的行腳探訪，或古代皇帝明查暗訪的逸事。我們藉著本章所提出的理論觀點，用來鋪陳本論文分析「台客」論述與場域的取徑。從 Foucault 的系譜學式權力分析以及 Bourdieu 的文化場域分析中，我們提出文化領域中的知識／權力效應的運作邏輯，並以此設想以上幾種書寫「台客」這樣在文化位階中處於弱勢的題材時，作者與場域邏輯所可能觸發的動機心態。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進入具體的「台客」論述，及其座落的學術與一般文化生產場域，比較不同的「台客」作者採取的論述策略以及場域位置。. - 21 -.

(25) 第三章一、. 「台客」學院風. 「台客」研究的問題意識. 文化生產領域中「台客文化」的浮現，對本論文及其他以「台客」為主題的論文研究者來說，是首要面對的論述對手與觀察對象。在學術場域內的研究生，同樣身為文化產品的生產者，面對不同的產品價值的標準，並不能完全不受影響，這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要求。我們並非純粹的自然科學，大部分的人文學科訓練要求我們在書寫中試圖解析文化現象、回應社會的問題，甚至提出方案與建言。所以這是「台客文化」的研究生所面臨的難題：該怎麼在相同的議題之中與其他的書寫者區分你我，並且在參與者、觀察者以及書寫者的角色之間標定自己。本論文與其他的「台客」論文研究者，共同經歷並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作為文化生產的「台客文化」運動。「台客文化」的論述不斷地在我們的發問點上產生調節與重整的效果。對比於文化生產場域內「台客文化」宣稱的浮現，若我們檢視國內以「台客」為主題的碩士論文，可以發現在時間點與論述觀點上的相近與微妙的區辨。在此我們看到了文化生產場域與學術領域裡的文化研究之間的界線並非僵固，研究生作為文化生產的預備人選，學術理論作為文化生產領域中的論述資源，雙方是友善又保持距離地互動與辯論著。在本章的第二節，我們將詳細闡述文化場域與學術場域之間，對於一種新形態的知識份子身份的需求。在此，我們欲檢視截自目前為止以「台客」作為研究主題的碩士論文。在這些論文裡，「台客」既成為研究的主題、論文題目，又是分析、研究的客體對象。針對學術場域內以「台客」為主題的研究論文進行分析性討論可以發現幾個主要問題意識的浮現，包括發生於文化生產場域中作為污名歧視命名的「台客」，以及隨後浮現的具翻轉意義的「台客文化」，個別的研究者採用一系列相關或殊異的分析概念，試圖尋找其所依據的社會條件與文化意涵。. (一). 「台客」是主體焦慮. 幾位以「台客」為主題的碩士論文作者（蔡曜先，2004；賴以婷，2006；王美珍， 2007）都在他們文獻回顧的章節中共同談及，國內第一篇以「台客」為研究主題的論文是朱百鏡（2003）的《「台客」是現代性焦慮的武裝：台北南門口計畫》。賴以婷（2006： 19）如此評介這本論文的意義：「第一篇發現『台客』，進而研究台客的學術論文首推 -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