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場域分析

對比於 Foucault「權力無所不在」的宣言，在 Bourdieu 這裡，自從他將社會學的 眼光介入教育、文化、語言、美學的領域後，著實也揭露出權力除了涉及傳統定義上 物質經濟的分配或國家行政的統治之外，權力的意義更要深思於更廣泛也更不被察覺 的文化面向，特別是這種權力運作的邏輯能夠直接影響到人的世界觀，直接引導著人 對世界的感知與行動；既在可見的社會機制上運作，更施加且創發於心靈思想與肉體 習性。因此，Bourdieu 說：「我們無可逃地都在文化的戲局（the game of culture）之中 」， 對社會學家來說，除非我們先將自己正在玩的這場遊戲搞清楚，才能據此認識到如羅 網般四散籠罩的文化與權力的運作邏輯。這是他反思社會學的雄心，據此社會學家或 是文化研究，才能在一個有限度的場域基礎捍衛我們的自主性。

由此出發我們可以發現，Bourdieu 與 Foucault 對的權力闡釋，同樣是一種流動且 四散的網絡，並且在兩者的理論裡都強調權力在真理、知識與身體習性上的構鑿。

Bourdieu 的著作裡或許容易使人有過度強調社會結構的印象，光是瀏覽的那本列為社 會學經典著作的 Distinction，見著裡頭的社會空間圖式，很難不使人聯想這僅是一種 對於社會結構的僵化劃分。事實上，用這種圖式將社會結構端上台面，本身已經足以 使人驚恐了。若是學界中人，更難免激起某種社會學家的叛逆反骨，說，這樣無法指 出社會的變遷與行動者的能動性，甚至文化的創造性。然而，Bourdieu 的社會空間的 概念並不指向一個外在於分殊複雜的社會行動，統合於一個僵化的社會結構系統。跟 Foucault 一樣，Bourdieu 所描繪的社會圖像，是動態衝突的。所使用的分析概念也在 一個程度上是模糊有彈性，具有脈絡的權宜性，更重要的是必需在此特定研究脈絡下 對這整組的概念工具進行關係性的思考，才不置於斷章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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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會空間的概念還要與場域、習癖、資本等概念擺在一起看，作為一組中介 的概念手段。例如他對習癖與場域的暫時性定義，就突顯出這樣的斤斤計較：習癖既 是社會結構的結果，也創造生成著另外一個層次的結構化作用。場域既是可見的規則、

機構，更是抽象的遊戲感，發揮著類似教會組織那般的信仰連結。結構在 Bourdieu 的 著作裡，就跟權力在 Foucault 的著作裡一樣，在一種含混模稜的層次上使用著。Bourdieu 強調它所創造的這些概念組，或許看似於實證社會科學中的中程理論，但這些概念的 功用絕非僅止於用來框架社會現實，作為實證資料的背景敘事。Bourdieu 在一個模糊 彈性的限度下使用著他的概念組，閃躲的正是各種現成的流派與立場之分，結構主義

／現象學，結構／能動，客觀主義／主觀主義，量化分析／質性方法。

因此本論文題目中突出的場域概念要延續著這樣的模糊，用場域的概念包含活動 其中的行動者與他們身上所擁有的習癖能力。場域不是僵化的結構，也不能化約為可 見的規則、機構、儀式，場域是提供遊戲的場所，它存在的先決條件是行動其中的遊 戲者，只有行動者的行動場域才得以維繫或轉換。場域畫出了界線，制訂了遊戲規則，

也對其成員施加管束，但場域並不是決定性的存在，將行動者的表現化約於此。一如 Foucault 權力網絡的概念，場域在對行動者施加陶塑的同時，也賦予了該成員進行遊 戲的習性與能力，預見了超越與抵抗之可能。此時的超越或抵抗絕非在真空之中產生，

它生自場域也將回頭作用於場域。

Bourdieu 除了用場域與習癖幾個較為有名的概念，另外也在不同的文脈裡談象徵 暴力（symbolic violence）、誤認 (mis-recognition)、偽信 (make-believe)、通俗意見（doxa）， 對象無非是存在於社會生活中一切不被深思而通俗接受的話語、知識、制度，甚至具 體社會空間的配置。他以鬥爭為基礎的權力觀，帶出的後設理論可以說，針對象徵性 支配統治中，招致誤認與魔法的神奇魔力，一切掩飾了利益鬥爭與資源瓜分的符號表 象。這個理論視角對我們所身處並試圖探究的文化生產場域具有重大的揭露效果，特 別能掌握幾經操弄把玩的象徵符號如何能從單純的字句篇章、圖像影音，引發出各種 的真實效果、神聖魅力或使人遵循服從。文化生產在象徵性支配的作用下，利益與權 力的爭奪與保存累積變得無私無我、普遍自然化，甚至蒙上了一層神聖的光輝。這是 個人魅力的來源也是所有的光環、榮耀的來源；它既不全然封存於象徵符號的層面，

也不全然歸因於經濟與政治的勢力，它是來自場域與社會行動者力量的交纏折衝，並 且在社會現實當中使事情成真，賦予行為意義。

誤認的概念對於理解「象徵暴力」的內涵很重要（Webb et al., 2002: 25）。Bourdieu 用象徵暴力一詞，強調受支配者把自己的受支配狀態當作合法合理的狀態加以接受。

透過一種合謀、合作關係，象徵權力受到支配者的贊同也引出被支配者的贊同。因為，

象徵權力是「創造世界的力量」（world-making power），相對於受支配者的誤認，那些 具有個人魅力與獨特品味的支配者苦心維繫的則是一種否認(negation)。以他著名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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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研究為例，所有高尚品味的擁有者都努力維護著一個迷思，這個迷思堅決否認他們 的美感天賦、氣質素養可以經由學習獲得，用以維持他們的優越支配地位。

品味，作為 Bourdieu 社會學分析的對象，就是這種具有否認、不認帳的內在邏輯。

為挑戰這種支配階級的美感邏輯，Bourdieu 認為，品味透過傳承教育習得，而正規的 教育系統總是將社會差異當作是先天能力的差異來掩飾，正當化了這種差異。對支配 階級來說，品味教養的傳承學習是不用多加思考的必然性（necessity），社會學家要想 將他／她分析的利器指向這璀璨精緻的文化領域以及這群天生貴族氣質的人，無論如 何，都有可能像 Bourdieu 自謙的是一種鄙俗的批判。對 Bourdieu 來說，文化的概念裡 就隱含著對於社會世界的否定，是美學距離與純粹凝視的世界。然而，若我們回想 Bourdieu 的社會空間，就能稍加敏感到，文化與美感的世界──就像在個人層次的高尚 氣質，並非來自偶然的真空也非天生自然，它由具有歷史與社會意涵的文化生產場域 所調節。

在本論文中凸出場域的意義，目的正是將所有的「台客」言說者擺回各自的遊戲 場，一方面既是避免被文化魔法所惑，誤信了某些偏頗的價值，這些價值對於文化研 究的學生來說是那麼難以抗拒，例如俗豔美學、抵抗嗆聲、敢曝、次（反）文化、通 俗、民主；也免於某些架空社會意涵的主義與流派之爭，例如將某些行動者定義為「文 化菁英」，將某些論述指為「文化霸權」或說這是一種「後現代主義」式的戲法。因為 我們所發聲之處既為學院，實為廣義文化生產場域的一部份，我們的書寫與論述自然 被迫涉入到各種立場與觀點之爭──如 Bourdieu 提及：「關於『人民』的話語必是知識 份子之間的爭論」（句中的「人民」若換為「台客」一樣貼切）──因此，對於場域的 敏感是我們在此學術／文化場域內發掘創造性的一個火光。總的來說，本研究所遭遇 的是這樣狡黠又高尚、粗俗又前衛、嗆聲又掌權的研究對象，他們是文化生產者：

文化生產者擁有一種特殊的權力，擁有表現事物並使人相信這些表現的相應 的象徵性權力，這種象徵性權力還表現在文化生產者，用一種清晰的、對象 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或多或少有點混亂的、模糊的、沒有 系統闡釋的，甚至是無法系統闡釋的體驗，並通過這一表述賦予這些體驗以 存在的理由。他們也許還會提供這種權力任統治者驅使。他們也許還會依照 權力場內部的鬥爭邏輯，提供這種權力任社會場中作為整體的被統治階級驅 使。（Bourdieu, 1997: 87；粗體字為我的強調）

若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當代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已然高舉著一種美感經濟，

或如論者所言已然進入了「風格社會」，那麼此處 Bourdieu 所指的「文化生產者」其 實並不侷限在那些可見的文化生產場域裡──也就是傳統的文學、藝術領域。以一種 更加分化碎裂的社會空間來看，此處的文化生產者其實更遍及在衣飾打扮、飲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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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音樂、新興宗教等多元多樣的風格社群、品味社群當中。或繼承、或效法、或創新 著那些更具聲名地位的那些風格領導者，在各自的生活世界裡努力攫取風格與品味當 中的創造性，用以表達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Bourdieu 在他研究裡的場域界分，隨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遷或許有點過時，但背後 的象徵權力觀對我們來說仍是有用的，而且還極具創造性。在「台客」的例子來看，

就算那些最為純樸、無知、反文化的醜怪元素，其實也都被拉近這場文化戲局裡頭，

受到監控與糾正，受到雕塑、再造、重新登場。符號商品的氾濫與易得，容易讓我們 誤認了品味主體、風格主體的理所當然，無視眾多創造性背後乃是由市場邏輯所誘導 激發。在這個時代裡已經成名的文化生產者顯得親民又謙虛，而各個品味社群裡，做 為消費者的風格主體則顯得驕傲專制。我們會說，這是文化場域的細緻分化使然，文

受到監控與糾正，受到雕塑、再造、重新登場。符號商品的氾濫與易得，容易讓我們 誤認了品味主體、風格主體的理所當然，無視眾多創造性背後乃是由市場邏輯所誘導 激發。在這個時代裡已經成名的文化生產者顯得親民又謙虛，而各個品味社群裡，做 為消費者的風格主體則顯得驕傲專制。我們會說，這是文化場域的細緻分化使然，文